孩提时代，大人们晚上参加扫盲学习，我跟着去看闹热。人们用水沤后晒干的麻秆、向日葵秆、洋姜（菊芋）秆等制成的火把赶路，并且只舍得在小路上用，一上大路赶紧熄灭，以免浪费。极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打着手电筒上学，让一条山沟里几十户人家羡慕。

夜校教室里点着几盏马灯，距灯较远的人觉得光线不好，就在桌子上点一支自备的小蜡烛。在家里，人们都用桐油或菜油灯，那是一小截楠竹筒上搁一个类似饭锅的铁灯碗，倒少许油，放上灯草就行了。那时候，乡下不少人家都用自家的桐籽、菜籽榨油点灯或食用，完全自给自足。平时，晚上只点一根灯草，读书或有客人才点两根。这种灯还有一个谜语：

高山顶上有个牛滚凼，两条花蛇在里放，要死要死戳一棒。

谜语末句说的是灯要熄了，只要把灯草往上挑一下，灯光就会亮起来，那灯的气味和油烟都比较大，光线也不好，不少文艺作品中的“一灯如豆”，确实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

后来近郊土地少了，桐油灯、菜油灯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蜡烛或煤油灯。起初，煤油被叫作“洋油。”以前，那玩意儿需要进口，乡下人用不起。城里人讲究一点的，灯的上端安有玻璃灯罩，看起大方，又能避风。乡下人用的煤油灯是街上卖的极简易的那一种，端着走路都要用手小心护住火苗。不少人家干脆自制油灯：空墨水瓶去盖，扣个小铜钱，铜钱当中插一个磨穿顶端的笔帽，当中放几根粗棉线汲油。

祖父、父亲和亲友常常在油灯下聊天，时不时借用灯火点燃他们的叶子烟。祖母、母亲则在灯光下纳鞋底、补衣服，同时给我们讲安安送米、七姑下凡、熊家婆……在桐油灯、菜油灯下，我走过了童年；举着煤油灯，我跨入了少年时代，从记事时起，无论桐油灯、菜油灯、煤油灯，都照亮着我的求知欲。上世纪30年代又点上了电灯，虽然只是十几瓦的白炽灯泡，在灯下读书、写字，心中那种喜悦非亲历者是不能体会的。至于后来又有日光灯、节能灯……只能用“芝麻开花——节节高”来形容了。

“文革”期间，物质匮乏，什么都凭票，比如电灯泡，没有票，哪怕磨破嘴皮，人家也不卖给你。这时候，人们又想起了煤油灯，我们还从附近厂矿弄些废料，自制蜡烛和电石灯。那年月要啥缺啥，但有一样不缺——流言。因为个别干部反映我“记黑账”，吓得父亲卸下我屋里的灯泡，端走了小油灯、电石灯。但他的防范仍然有漏洞，我悄悄上街买来手电筒当读书灯，而且还是三节电池的，晚上关上门堵住窗户读书、习字，自寻其乐。“文革”即将结束时，我的“大学”也快毕业了。

如今，家中灯光亮如白昼，书桌上还有可调距离远近、高低，灯光强弱的台灯。这些年，灯的种类，千变万化，家也搬迁了几次，但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每晚8点过，桌上的读书灯总会亮起，或读，或写，那份愉悦，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一晃60多年了，捧着书本陪伴过桐油灯、菜油灯、煤油灯、蜡烛、电石灯、手电筒，对如今这些灯，我一直格外珍惜。因为它送来了光明，点燃了希望，我，又怎能辜负那一片真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