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辛亥年出生于太平门张家凉亭，在白象街曾有七八开间门面堆栈祖业。抗战胜利，国府大还都，顿时重庆经济大萧条，父亲上半城山货海产生意倒闭，急火攻心，病入沉疴，母亲当机立断，卖房救人，总算把父亲从死亡边缘拖回来。从此我家无资产，父亲靠帮人管账讨生活，而买我们家房产的徐银清，解放后被定为“资本家”。建国初期划分成分，倒查解放前三年家庭资产，好险！我家侥幸躲过“资本家”这一劫。
在白象街里不仅有被岁月摧毁的清末有线电报局、大清邮局、海关总署等遗迹，白象街里故事多、文人巨子也多。宋育仁、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回国后提倡学习域外先进理念，力主民主共和，1897年在白象街创办《渝报》。1924年，萧楚女在白象街任《新蜀报》主笔，这是一份文学色彩浓郁的言论报，特辟“金刚钻”“社会黑幕”等专栏，鞭笞社会丑恶、揭露官场黑暗、维护弱者利益、呼吁民主自由，社会反响强烈。
陈毅元帅留法归国回川，曾暂居白象街，被《新蜀报》聘为“域外见闻”专栏主笔；陪都时期著名作家老舍，加盟《新蜀报》后不仅自己开专栏，还通过自己的人脉约请赵清阁、吴伯箫、秦牧等赐稿，在物质匮乏的岁月，老舍代表文人首倡“斗米千字文”。1938年，《大公报》迁渝，选址白象街，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卓越的老新闻工作者王芸生出任总编辑。白象街星光璀璨、文人荟萃，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郭沫若、张恨水等也择机参与雅集。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成立，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等为主席团成员。
古代重庆，一直是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政权同城，三衙门毗邻，就在白象街中段对面，老巴县衙门一侧，2010年5月22日，在旧城“老古楼”遗址上，发现八百年前抗蒙指挥所——南宋兵部尚书余玠帅府所在地。这是重庆地区已发现等级最高、价值最大的衙署考古遗存，发掘面积一万三千平方米、出土文物九千余件，这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演进、古代建筑遗迹的重要物证，这一重大发现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长江重庆段沿岸濒江六座开门，储奇门居于正中，城门上“储奇门”三字古雅遒劲，正门东南城楼上擘窠榜书“金汤永固”极具山河气度，储奇门水路交通便利，上下半城有凯旋路贯通。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扼云贵川土特产、山货、药材集散要津，药材是储奇门的主业，还没跨进地界空气中就弥漫着浓郁药香，接二连三的药材商铺、杏林医馆、堆栈托运、汇兑票行、力夫马帮一眼望不到头。
1926年6月，重庆药材同业公会成立，根据药材品种和药商籍地，把数百家药商整合成药材十三帮，规定经济人必须经公会统一考试合格，方能从事交易、报关、办税、拆借、储运，规范的市场秩序促进了药材业大发展，成为重庆商贸首屈一指的大行业。处处维护商家权益的药材业公会受到尊重拥戴，药商踊跃出资在羊子坝修建了一座中西兼容，为药材商人办事谋利、聚会议事的会所。
药材同业公会集有公股、设有专办、出有会刊，积极主动为药商提供信息、化解纠纷、信用担保、品质鉴定、头寸周转等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引来不少全国知名老药号在此建铺设仓。为解药商和雇工子女入学后顾之忧，通过资金募集在九道门建起两栋校舍，可容纳200余学生的兴华小学校。那时储奇门街上生意红火、人流接踵、货运繁忙、秩序井然，沿江船帆如林，货船往来如织，缆车客货繁忙。抗战时期，药材公会一声号召，药商慷慨解囊，多次为前方将士捐寒衣赠鞋袜，购买金灵丹、十滴水、止痢药……那时的储奇门不少药行，寒冬备姜汤，酷暑有凉茶，酬谢顾主，施惠路人。
储奇门复旦中学旁、凯旋路口联升巷那坡近200步的梯坎和桥洞，是连接上下半城的重要步道，有许多人把拱形桥洞误为这是“凯旋门”。陪都时期，储奇门是连接川滇黔公路的重要节点和口岸，为方便客货运输和减轻人们爬坡上坎劳累，于是决定在东征桥、联升巷、新火巷、三圣殿、东华观、玉带桥一带，据地形落差，建设之字拐公路。
1942年3月29日，孙立人率领青年远征军在较场口“关岳庙”前誓师后，部队赓即乘车从还没完全修好的公路下储奇门，乘汽车轮渡过江驶上川黔公路，沿黔滇缅公路，开拔印缅抗日前线。重庆十万群众含泪欢送子弟兵“祝福凯旋”，市政当局顺从民意，将1942年4月10日，新建成通车的这段公路取名“凯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重庆市设计院葛庆英团队设计，在高差五十余米、紧贴凯旋路桥洞处，建成中国首部城市客运电梯。我在重庆市总工会任基建指挥长时，曾与高工葛庆英大姐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
在凯旋路之字拐，有一座始建于元朝，由九个殿堂组成的砖木结构古老建筑——“东华观”，文史专家考查，当时总面积应该不小于2千平方米。据《蜀中名胜记》所载：城中有东华观，观后有东华18洞，洞洞皆相通，士人呼其为“神仙口”，相传东华真君于此得道。“东华观”建成近七百余年曾屡遭火焚、日本军机轰炸毁损，修公路、建粮库侵占，原有灵官、三清、三门、玉皇、邱祖等九个殿堂现在只剩下不用一钉，纯木卯隼结构的重檐歇山式“藏经楼”。1912年，首任巴县知事吴恩洪，首倡在东华观建立存书两万余册的巴县图书馆，这也是重庆地区第一家图书馆。
陪都时储奇门车渡，分民渡和军渡，民渡属公路局管、军渡受卫戍区节制，储奇门过海棠溪是咽喉要冲，川滇黔公路海棠溪为零公里，是连接印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输渝生命线。陪都时军界高官、政要、名人、绅商在南岸黄山、汪山、黄桷垭、南温泉等置有官邸和庭院，国府对副部长、参政会委员及少将以上高官座驾、运输战略物资的车辆发有特别通行证，军渡昼夜不停。持特别通行证的车辆优先，民渡军渡通用，渡口车辆插队的纠纷天天都有。
1940年5月16日，抗日名将、国民政府第33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张自忠所部为保卫宜昌、捍卫陪都。在湖北宜昌郊外被日军包围，他留下遗言“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亲临前线登山指挥，击退日寇多次进攻，不幸壮烈殉国，他是抗战以来战死沙场官阶最高的指挥官。
张将军殉国震惊朝野，山河同悲、国人怆然涕下，蒋介石严令前线部队师长黄维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张将军忠骸抢回来。铁血军人们义愤填膺，不顾性命组成敢死队，硬是从日军重兵防守中抢夺回张将军遗体。经检视，张将军身受八创，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5月28日下午，运送张自忠灵柩的“民风”轮抵达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登船扶柩执绋，军政要员和十万山城各界群众在储奇门江岸，为张自忠将军举行盛大国葬祭奠仪式，蒋介石亲自主祭并宣读勋绩，国民政府追授张自忠陆军二级上将，入祀“全国忠烈祠”。随后，国民政府在北碚梅花山为张自忠举行隆重下葬仪式，蒋介石挽词“勋烈常昭”、李宗仁挽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隶书墓碑题字“张上将自忠之墓”。张自忠殉国，夫人李敏慧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不顾亲人、蒋夫人宋美龄等出面劝慰，绝食七日而亡，遵其遗愿，夫妻二人合葬一处。
在我的记忆里解放东路靠近凯旋路口公路两边的房子都有点陈旧破烂，而且公路狭窄坑凹多，一路数过来有食品公司车队、重庆粮食局仓库、人民银行储蓄所、邮电所、庆余堂、刘草药、好又来食店、艺光照相馆、重庆义肢厂、储奇门搬运站等等。解放东路百货商店那高高的收款台，用紧绷的钢丝把多个柜台串联，买了东西售货员开票后把钱夹在一块，把挂在钢丝上的夹子使劲一推滑向收款台。坐在高台的收款员收款盖章后，又把票据和找补用夹子夹上推回柜台，售货员取下夹子复核无误，交易方完成，繁琐麻烦，你再忙也急不起来。
（三）从储奇门到南纪门
储奇门、金紫门到南纪门这段路不仅遗迹多，具有价值的历史人文非常丰厚，这一地区百姓居住密集，小街小巷更是奇葩百出、纵横交错、历史悠久，演绎着复杂而典型的川东街道结构。从行街、顺城街、羊子坝数起，沿途有联升巷、刁家巷、花街子、厚慈街、守备街、黄土坡、十八梯、月台坝、九道门、绣璧街、凤凰台、新铺巷、柑子堡、轿铺巷、川道拐、螃蟹井、永兴巷、回水沟、瞿家沟、马蹄街、宝善巷、善果巷、双巷子、汪家院、韩家院、文家院、雷家坡、石板坡等等，即使是老住民也不一定说得清楚、道得明白。
1949年11月25日，解放军占领南川，2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解放重庆的命令，27日綦江解放、28日占领木洞、海棠溪、李家沱。蒋介石见大势已去，11月30日凌晨3时，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揣着十二万个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从林园仓促赶往白市驿机场惜别重庆。11月30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分兵几路从朝天门、储奇门、南纪门等处渡江，由于朝天门、南纪门只能渡轻装部队，只有储奇门有汽车轮渡，更能体现解放军雄伟之师、威武之师的车辆、重炮等辎重便从南岸海棠溪过储奇门进入市区，当天重庆宣告“解放”。
储奇门十字路口凯旋路电梯紧邻的复旦中学，是上海复旦大学重庆校友于1935年初，按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办学宗旨、校训集资创办的一所现代中学。1936年5月，复旦大学正式批复同意重庆复旦中学为其附属中学，1950年，陈毅为复旦中学题写校名。解放后复旦中学校名多变，曾经叫过53中、红岩三中、凯旋路中学，直到1995年，正本清源又才恢复“复旦中学”校名。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何智亚，知名书画家、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前副主席毛锡雄都曾是该校学生。
复旦中学靠较场口一侧荒芜险峻的崖壁上，“雪藏”着一处鲜为人知，每字一米见方、笔力遒劲、气势恢宏的阴刻榜书“三巴重镇”，此勒石之左上方还有“鸟游於云”四个更加书风俊朗、雄浑豪放的楷书。刻石时间不详、出处不详、文献无记载，从其风化程度推测，年岁至少三五百年吧！
这地，1962年元旦，我和郭偃去家住木货街师弟赵帮盛家蹭饭，帮盛母亲在凯旋路中学当老师，她问我家在那，我说住家在南岸下浩，站在渝中区就看得见的大大的“涂山”石刻下面。帮盛母亲说，我们学校后面石壁上就刻有好几处大字，见隔吃饭时间尚早，我们仨一块溜出去，曾爬上这个危崖“探险”。
当时不懂，而今望字思意，联想重庆乃秦时巴郡，疆域甚阔，汉唐时曾一度将巴郡一分为三，奉节为巴东郡治，阆中为巴西郡冶，重庆仍为巴郡，按这样的思路“三巴重镇”，就不难理解了。而“鸟游於云”那就更好懂了，伫立于这四个大字旁，“远山如黛、近水含烟、鸟游於云、豚逐江波”，这难道不就是当时文人墨客眼中的胜景吗？
凯旋路口、复旦中学旁解放西路14号也曾叫牌坊里的地方，陪都时有一个不挂牌、寻常百姓不知晓，建筑威严庄重、壮观大气、设施完善、布局合理、保密性强的军事机关，这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重庆行营始建于1935年初，由三幢两楼一底的清水砖勾缝、木结构建筑组成，典型的民国风格融入西方元素，修建时从安全角度考虑，在底楼就建有既可躲避飞机轰炸，又可逃遁通往储奇门江边的暗道。不过现在这栋遗迹，是在原址拆除后，向西南方向挪位三十余米重建的。
1935年11月，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亲信顾祝同任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节制渗透西南各省军政事务。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行营即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战略决策、协调美英苏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的指挥中心，蒋介石抵渝后最初的官邸就设在重庆行营内。抗战结束后，何应钦接受日本受降，国民政府重返南京，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重庆行营主任，但他一直未履职，由张群代理。
重庆行营一侧，有家厂不大、人不多的锉刀厂，抗战时一上海陈姓技师在此选房开厂，他掌控着淬火独门工艺绝技，生产的“强力牌”锉刀享誉西南。锉刀厂旁边是，1821年创立，主要生产黄酒的“允丰正”，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对人有培元固本益智之效，最受文人雅士青睐。陪都时期，大量下江人拥入重庆，尤其是江浙人特别喜好这一口，这是“允丰正”的黄金年华，当年还在成都、叙府、顺庆开设了分支机构。
当年在“允丰正”任会计部主任的刘云灿老先生，应约写给重庆工商联资料中所述：在储奇门，“允丰正”每隔十天半月，木船发运上水的是一坛坛封了“泥老壳”的黄酒，回船装的是糯米、粳米、籼米、小麦等原料。职员、掌脉师、挑水夫、送酒工有统一工装，但不同标识，“允丰正”鼎盛时，挑水夫和给酒楼饭馆、豪门大户送酒的小工就有一二十人。抗战胜利，机关团体、下江人走了，“允丰正”生意一落千丈，勉强维系，解放后被重庆果酒厂兼并，所生产的琥珀色“五加皮酒”，尚有不少老重庆记得。
民国初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的前清四品道台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对学习西方，培养救国振兴人才，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十分关心重视。1919年9月，位于夫子池，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一年补习后，经法国驻渝领事馆考试合格，1920年8月27日，84名学生取得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在太平门搭乘法商聚福洋行“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邓小平年纪最小，汪云松以私人名义特意赠给邓小平300块大洋盘缠，谆嘱好好学习，宁可钱吃点亏，人莫吃亏。
1949年12月8日，邓小平、刘伯承进驻重庆，尊师长、重情谊的小平同志赓即派人寻找恩人。当时汪云松的生意在上半城保安路，居家在下半城金紫门绣璧街汪宅。见三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又是公司又是私宅急着寻找，汪云松被吓得不轻，叮嘱下人推说不在，派出的人两天请不来“恩师”，小平同志便知其原委了。于是亲书邀请函，叫去请汪先生的人穿便装上门，果然在绣璧街请动了汪先生。
三十年前送走的是稚气未脱的学生，而今是一方诸侯封疆大吏，师生见面感慨万千，道声久违，便情深意浓促膝畅谈暌别经历，重庆刚解放百废待兴，小平同志虚心问计，如何稳市安民、恢复经济。汪云松从小平同志身上，看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致力建设民主富强新中国的。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身革命工作，经小平同志推荐，汪云松出席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文史馆副馆长、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1958年2月逝世，家人遵其遗嘱，将一生珍贵集藏全部捐赠国家。
解放东路、西路陪都时都叫林森路，解放西路66号，《重庆日报》大院内，自清朝咸丰年间将重庆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从太平门古楼衙署迁移至此，一直沿袭长达近百年。清晚期的镇署、辛亥革命蜀军政府，后又更名重庆镇抚所，熊克武任镇守使、张培爵任督军、杨森任商埠督办、刘湘任四川省主席、陪都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后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众多高官、名流、要员都曾在这个大院留下印痕。
在这个大院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令、军政、军法、军训、政治等部都曾在此办公。军事委员会现在唯有大礼堂相对保护完好，陪都时期有若干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均在此举行。择其重，就军委礼堂发生的大事要事，扼要介绍三件。一是：1939年2月，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国民政府提出并通过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议案。5月1日，在国统区成都、贵阳、昆明、桂林、兰州、西安等地举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集中力量、消灭日寇、胜利第一”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誓大会”。“五·一”当晚八时整，有五院院长，党、政、军、青、农、工、商、妇八个界别的代表，在军委礼堂前广场举行庄严宣誓。
二是：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背叛中华民族，甘愿做日本的帮凶汉奸，在南京举行所谓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成立。两天后的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代表，响应朝野同仇敌忾的各界人士意愿，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召开一届五次会议，通过《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案》。
三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多次在这个礼堂出席重大活动。1945年9月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了蒋介石在此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茶话会。9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应邀出席国民参政会在军委礼堂，举行在渝参政员茶话会，纪念“九·一八”。10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在军委礼堂举行盛大宴会，面对陪都军政要员、各界名流精英，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国共商谈、统一和平，建设好新中国”热情洋溢的致词。
为弄清大院内的办报情况，除查找资料，我曾先后两次向老总编雷勃请教。解放后，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49年12月10创刊，但此报不是陪都时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主管主办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社社长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兼任，选址解放西路66号，1952年初，新落成的苏式编辑部大楼，是西南局在重庆建成的第一栋大楼，报社是接管《中央日报》和《扫**报》印刷设备印刷出版的。
重庆当时是中央直辖市，《新华日报》涵盖的是整个大西南，重庆迫切需要一份传递党的声音、国家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热火朝天投入到经济建设中的报纸，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经请示，西南局同意创办《重庆日报》，此时《大公报》经理王文彬为使报纸新生，多次向西南局提出派得力党员干部入主报社，于是雷勃同志从《新华日报》派到《大公报》工作。
1951年底，经与王文彬商议，雷勃同志到上海《大公报》，在“总馆”向王芸生总编辑汇报工作，他将《大公报》拟交中共重庆市委主管主办的建议通报后，得到王芸生的肯定和认同。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就《大公报》交重庆市委办非常重视，一致认为既然交重庆市委办，就不能再叫《大公报》，必须更名《重庆日报》，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多次研究，反复与王芸生、王文彬沟通，说明情况达成共识，报中央宣传部获得批准。
雷勃同志通过西南局秘书长刘仰峤，恭请小平同志给新创刊的《重庆日报》题写报名，小平同志应请，在日理万机中挤出时间，一口气用毛笔认真写下五行《重庆日报》，请酌选。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正式创刊，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伯戈兼任报社社长，1954年12月，西南局撤销，《新华日报》终刊，房产、设备悉数移交《重庆日报》。
改革开放让《重庆日报》换发了生机、增强了活力，为紧跟中心、服务大局，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仅创办了《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新千年到来时，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多家报刊的加盟，不仅在新闻报道、信息传播上覆盖面更广、渗透性更深、服务性更强，向文旅、置业等领域发展，增强了活力。“华龙网”的创办，使主流媒体优质内容形成网上网下并驾齐驱，在全媒体融合探索和发展上走在全国同行业前列。
1978年，中国巨变之始，计划经济时代重庆市中药材公司一家独大、万马齐喑的岁月一去不复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曾经萧条、沉寂，拥有数百年的药材老街焕发了生机、增添了活力，经营药材的商家如雨后春笋，门店难觅。储奇门又迎来满街药香、车水马龙、嘈杂喧嚣、摩肩接踵，汗流浃背的挑夫，棒棒两头挂满大包小袋，随雇主走东家去西家选购。老街经营也从单一的“药材”走向多元，国营、股份、私企、个体在这里风云际会，服务着各自的消费群体，年销售额破百亿，位居全国前三名。
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舍得花钱买健康延寿诞，保健、食疗、药膳现在已经普及。在储奇门老街各种药材、中西成药、医疗器械、保健理疗、进口药品应有尽有，桐君阁、和平、昌野、鑫斛、唐氏、万和等药房鳞次栉比，老药商做大做强，新药商踊跃入场，储奇门实在是装不下了，拥有三百多商家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只好搬到菜元坝外滩新辟经营场地。
重庆日报社旁边，储奇门至南纪门之间的花街子，这条街藏在解放西路背后，与厚慈街、十八梯相连，站在街口吼一嗓子，街那头便听得清清楚楚，老爷子点燃的叶子烟，还没抽上两口，就走到街的尽头。自古“花街柳巷”总是连在一起，很少拆分使用，一见这四个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欢场”“青楼”。清末民初直到解放前夕，大街上药材业兴隆旺盛，而这条背街确实各业杂陈，不乏为了生计流落花街柳巷之人，也确有人来此“寻花问柳”。重庆人取地名总嫌四字拗口，减而化之就叫“花街子”，既沿袭了历史，也无明显贬低之意。
花街子，街不长路也不宽但人口稠集，房屋陈旧破烂拥挤，似乎开街以来，都是居住着生活艰难、经济并不宽裕的底层市民，绝大多数人靠煮生卖熟的小生意，修旧补烂的小手艺，搬运装卸划船拉纤使蛮力、挑水担煤帮人洗衣、贩卖蔬菜小食品等赚点批零差。老虎灶打瓶开水街边买个馒头混一顿、四分钱一支的冰糕是小崽儿和小妹儿的最爱、烂棚棚下喝盖碗茶晚上听评书、一分钱看一本的连环画一待就是半天、两分钱一个的烧饼要排队、蹲在街沿边边吃七分钱一碗的小面、修鞋匠每天给穿皮鞋的钉钉板忙个不停、路边支个灶搭个棚张罗一家人生计、街角角下象棋打长牌围观的里三层外三层……这些市井众生相，深深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改革开放后，一些经济得到改善的人们陆续搬出了老街，进城的棒棒、手艺人、朝天门批发市场用工，填补进蜗居陋室成了主要住民，一度这里还是轧断街，重庆主城保姆、厨师、基建用工等的劳务市场。前不久，重庆日报高级编辑、著名作家曾宪国，以细腻眼光、深刻笔触、娴熟技巧、生动语言撰写的老街众生相——《花街子》，已经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从花街子徜徉过厚慈街就到了密如蛛网，七街六巷穿插分割成一块块房舍十分密集的十八梯片区，何为十八梯？资料显示上有两说：一是，上下半城高差五十余米，由190步梯坎相连，每十步修一平台，以减少路人劳累，从坡脚走上坡顶，平较场口大街，一共有十八层台阶；二是，坡脚有一口水质甘甜、清澈澄明的古井，离坡上人家来古井取水恰好十八步梯坎，于是人们约定成俗把十八梯叫出了名。历史因素、岁月使然，十八梯地区摩登洋房、官署衙门与破烂的穿逗房、吊脚楼、蜗居陋室杂陈，川道拐杀牛作坊的喧嚣、酷暑天防空洞歇凉、马蹄街火锅店的麻辣味道、神仙茶馆的乌烟瘴气与富家宅院紧邻。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1935年6月，陈云受中央委派易姓改名，从川西天全出发，取道重庆去上海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刘伯承写信让其与重庆家人秘密接头，住在位于十八梯民国初年，陕西商人吴寿庭所开“永兴典当铺”而得名的永兴巷，刘伯承母亲家中。这里地形复杂、小巷纵横、居住着五行八作，便于藏身隐蔽，在储奇门恒丰泰中药铺当掌柜的刘伯承弟弟刘叔禹机警、周密安排下，在朝天门将陈云护送上下水轮船，安全离开重庆。陪都时期，鄂苏皖豫边区司令部，第19、31集团军司令部等驻渝办事处就设在永兴巷。
十八梯还有开埠时建造的中西融合，小青瓦歇山式屋顶，法兰西浪漫情调，让人炫目的88个圆拱门窗的亮眼洋楼——法国领事馆。这栋楼法国人当初修建时，花园、露台、壁炉、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建造时大量采用中国传统工艺，垒石砌砖是糯米、石灰、人头发，木雕门窗用牛血铺麻打底，生漆照面。响水桥5号，一栋中西兼容的二层独门独户、带庭前花园、阁楼晒台、老虎窗的小院，陪都时曾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官邸——自署的“三原斋”。这栋小楼先于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前被炸成废墟，幸好于右任当天正在中山四路“陶园”，监察院办公地“议事”，从而躲过此劫。于是将宅第迁到南岸黄桷垭文峰塔侧的“渝庄”，这里茂林森森、山野静谧、松涛如歌、居高望远，日看江山如画、夜观星光万点。
1938年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经周恩来做工作，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主持文工委工作，陪都时期，郭沫若是中国进步文人的旗帜和楷模。三厅和文工委设在十八梯片区放牛巷天官府8号，原系重庆首任市长潘文华内弟，1930年构建的私宅，两楼一底清水砖及顶的、木结构的一栋小楼。三厅随国府迁渝，为方便工作及与各界联络租下这栋房子，为防空袭，尽管三厅在沙坪坝赖家桥另有办公地，但郭沫若工作太忙、社会活动太多，他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天官府。
以周恩来、郭沫若的人格魅力，在文学艺术界的威望，三厅诚邀阳翰生、胡愈之、田汉、洪琛、史东山、徐悲鸿、应云卫、叶浅予加盟并各负一责，常在一起聚集议事，天官府成了风云际会的重要场所。陪都时期老舍、曹禺、梁实秋、张恨水、夏衍、茅盾、巴金、冰心、夏云瑚等成了天官府的常客，讨论创作、演出事宜，他们大多没钱买不起“小包车”，几乎都是从较场口上下十八梯。
天官府是郭沫若人生舞台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里他把自己博大深邃、无比丰富的文史学养、政治智慧、写作天才、演说动员、社交组织能力发挥到极致。在日理万机、极其繁忙的有限时间里，抗战期间，在重庆郭沫若仅公开演讲就有六十余次，还先后创作了《孔雀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等六部历史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