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语学校上学不久，一天，遇见邻居吴老先生。他对我说，你学习一段时间后应该去找个工作，比如麦当劳、咖啡馆，这样你才有机会练习说英语，不然很快就会忘的。我说，我都过了60岁了，他们会雇我吗？他答道，现在经济情况好，到处缺人，找工作容易。又说，你身体挺好，那些地方工作都轻松。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更感到这是与当地人交往，了解社会进入社会的一个途径，心想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每个星期六，华人小孩都去中文学校上半天中文课。中文学校借用当地一所中学上课，中学把能容纳几百人的咖啡厅开放作为家长的休息处。父母们多半会利用这段时间去超市采购食品或办其他事，到中午再回来接小孩，咖啡厅就成了爷爷奶奶的聚会场所。一次，我在那里与偶然坐在旁边的几位老人聊天，发现其中一位居然是我中学的老师——他当时大学毕业不久教初中，我是高中学生，所以并不认识。他已经来了好几年了。我问他在这里日常都做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个咖啡馆打工。我说你都快70岁了，他们还接受你，还有你身体受得了吗？他回答，我每天只上4小时班，任务是切西红柿和洋葱。老板说，这个工作量需要干3小时20分钟。其实我每天两个多小时就干完了，还主动帮助别人干点活儿。每天有点事儿干，生活就充实了。

这更使我跃跃欲试，于是有意无意地注意起附近商店、工厂的招聘广告。

没过多久，就看见附近一家咖啡店在门口贴出招聘广告。我那时才上学一个多月，刚进入学习状态，还不能顺利地交流。并且，这个职位上白班，无法与上学兼顾。在门口犹豫了一阵，终于没有进去应聘。

十一月，一天放学回家路过南边的工业区，见路边竖起一块大牌子，是招聘包装工的广告。包装什么？我干得了吗？我决定打听一下。于是下车走进大楼询问。前台小姐告诉我，是包装巧克力，就在这栋建筑物里上班。我问，有语言要求吗？她说能听懂工作安排就行。我又问需要工作经验吗？她答不需要。

我没有问她是否有年龄要求，因为我已经知道，加拿大招工是不能提年龄和性别要求的。最多提一句65岁以下，因为65岁是加拿大的法定退休年龄。倒是在本地华人报纸和网站上能看到招聘“女服务员”“男装卸工”及“年龄40岁以下为宜”之类“违法”广告词。当然录取以后公司会知道你的年龄，但那时公司即使认为你年龄太大，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辞退你。否则，一个“年龄歧视”的控告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前台小姐告诉我，他们不直接聘人，而由一个人力资源公司代理，并给了我那个公司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回到家，我让孩子帮助与人力资源公司联系——我的英语还达不到打电话的水平，说好第二天下午四点到那儿面试。

第二天放学后，孩子开车送我去东边工业区找到了人力资源公司。一个年轻妇女，看起来是印度人的面试官让我出示了身份证件，又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以前的职业，来加拿大后是否有工作经历，然后给我一份表格和一份试卷，要我到隔壁一间像小会议室的房间填表和答题。

表格和试题都很简单。试题是一些简单的数学、物理题，很快答了。到最后有一些有关电器、防火及化学毒品等危险物品和危险场所警告标识的辨认题，都是选择题。大部分与中国相同，画了圈；也有几个我不清楚，只好猜测一下。

把表格和试卷交给面试官，她很快地翻了一遍，说她会与那间用人公司联系，要我回家等电话。我向她说明，我每天上午到下午两点半在英语学校上课，只能下午上班，并且我希望每天只做4个小时。

回到家不到10分钟，电话就来了。通知我明天下午4点去上班，必须穿安全防护皮鞋。至于要求每天只干4小时，给带班监督说就行了。然后让我记下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明天去先找他。工资是每小时8.75加元（当时法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50加元）。

儿子正好有一双安全皮鞋。那是一种鞋面里崁有铁皮，保护脚趾及脚背的皮鞋。自备安全鞋的要求在装卸、包装、仓库管理及建筑业招工广告里常见到。这双鞋是一次儿子为一家客户新办公室安装电脑系统时，他的公司为他买的。当时那个很大的新办公室还没有装修完，他需要路过还在装修的区域，所以必须穿安全鞋。他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扔到家里的车库了。我赶快去找出来，否则还没上班就要先花钱了。

第二天上午，我告诉同班同学老黄，我要去巧克力工厂做包装工。老黄从中国来加拿大好几年了，年龄比我小一点，在国内时是中学教师。他说，包装工很累呀，你干得了吗？他又告诉我，因为没有专业技能，年纪不小了，英语又不行，他来后只能找体力工活。这几年干过好几个工作了：巧克力厂、面包厂、工艺蜡烛厂还有餐馆洗碗工。他就是在面包厂搬面包箱时扭伤了手臂，这段时间不能打工才来上学的。他说，这些都是随时可以去干的活，活重、工资低。新移民刚来不熟悉情况，有的又急于找活干，多半就是干这类活。几个月下来情况熟悉了，英语熟练了，就会去找专业活。

我想，原来是这样，不过已经报了名了，干几天试试看。

工厂设在一栋巨大的厂房里。这里的厂房都长得同一个样子：方方正正——长有几十米，宽也有几十米，高十几米，白色或浅灰色。远处看去，就像一个扁平的方盒子。只在大门处各栋厂房各不相同。工厂或公司的名牌很小，只在大门旁标出。我每天上下学都经过这里，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工厂。

我提前了一点去，按电话通知找到中间一扇小门，推门进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不是什么巧克力工厂。仓库里是一排排整整齐齐十多米高的大货架。一辆叉车正从顶层货架上叉出一个大货柜，然后沿着十多米长的立臂慢慢往下滑。我还从未见过小小的叉车竟能对如此高的地方作业。常看见招聘叉车司机的广告，看来这活儿不好干。

靠墙边空出一大片地方，有两伙人在干活：一伙人在来回搬运什么，另一伙站成一排像流水生产线——这就是我要干活的地方了，我想。

我找到人力资源公司通知我要找的人，是一个中年男人，看起来也是印度人。他问了我的名字，又问穿安全鞋了吗？我答，穿了，并抬脚给他看。他告诉我一个号码，带我到门边指着墙上的一个键盘说，上下班时各输入号码一次，然后指着一伙人说，你去那边与他们一起干。说完就要走，我连忙说，我一天只干4小时，你知道吧？他回答，这边公司不答应，他们说不好管理。你得干8小时，否则就不能做这活儿。我无奈地想，既然来了，干几天再说吧。

我们说话这工夫，干活的人都停下活，提着包下班了。又陆陆续续进来一些人，现在正是换班时间。

我随着进来的人进入一个小房间。那是一间小休息室，里面有水池、冰箱、微波炉和几张长条桌及长板凳。我学他们，把带来的食品放进冰箱，背包撂在桌子上，出来到大厅里干活。

地上摆放着好几个用叉车运来的一米见方的大箱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拆开箱子，里面是一盒盒金属盒或透明塑料盒的巧克力，又七手八脚地把这些小盒巧克力取出来，送到五六米远处，放入一些小纸箱内。原来是把大包装改成小包装。

没人告诉我该干什么，怎么干，我只好无师自通地跟着干起来。我从大箱子里取出小盒巧克力，就是那种一盒24粒的，很轻。我取了4盒，双手端着送到小箱子处放进去。走了两趟，我发现其他人每次只运送一盒，并且步履缓慢，像是怕踩死了蚂蚁！

嘿嘿，得入乡随俗。我听一个华人移民讲过，他刚来时没找到专业工作，只好到一个电器厂当装配工。工厂规定每人每班装配10件产品。“太容易了，”他说，“刚过半天就装配完了。又不好意思坐着不干活，就慢慢做。结果轻轻松松又装了6件。”后来工厂就把定额提高到每人每班15件，然后20件。这也不难，稍微动作快一点就行了。但是其他族裔的人有的吃不消，辞职了。工厂就专门招中国人——工作认真，干得快而且质量好。当定额提高到22件时，“我也有点儿吃不消，于是辞职了。”

别去打破别人的饭碗，我想。但只拿一盒似乎又太不像干活儿，于是我每次拿两盒，一只手一盒。其他人依旧双手捧着一盒巧克力，静静地、缓缓地，像是马上要把它奉献到尊贵的客人手中。20来个人像蚂蚁搬家一样川流不息地来回运送着那一盒盒小小的巧克力。

一边干活儿，我一边观察我的“同事”们：中年妇女、老年妇女和老年男人；大部分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中间休息吃饭时，又发现其中还有两对老年夫妻，并且，看起来都至少有70岁了。后来知道了，那间人力资源公司是印度人（印裔加拿大人或印度侨民）办的，所以工人中印度人居多。我们这些工人也只是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被派到物流公司干活的。物流公司按人头和工时付钱给人力资源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从我们头上提成。

第二天看见工人中有一个中年人很像中国人，他也发现了我。休息时他过来用普通话打招呼。他姓李，在国内是医生，移民后医生学历不被承认，转去学药剂师。后来发现药剂师工作并不好找，工资也低，而加拿大和美国护士十分缺乏，而且工资高待遇好，又改学护士。他白天上课，晚上有空时打打工。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他说，圣诞节快到了，活儿多了，所以才又招了不少人。他告诉我，这儿干活全靠自觉，没人告诉你该干什么。只要你觉得该干，干就是了。只要你在动，监督也不会管你。

我发现，这儿有两个监督。一个是妇女，管白班。管我们夜班的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他并不待在工地，只是偶尔过来巡视一下而已。

过了两天，我想去流水线上干，然后就去了。流水线实际上是一条传送带，沿带站着一溜六七个工人，每个人前面有一个货架，上面放着一种或两种巧克力球。第一个人把带有凹坑的塑料垫放进金属的或透明塑料的糖果盒里，然后放在传送带上。后边的人依次把巧克力球按品种放在规定位置的凹坑里。双手同时从货架上各取一颗，放入坑中，立即取另一个品种，放上。动作稍微迟缓一点盒子就到第二个人位置了。一开始我还有点儿手忙脚乱，过了四五盒就适应了。当然这比那边大箱分小箱要紧张，必须跟上传送带的速度，那边一切随意。

最后一个工序是盖上盒盖，把盒子放在封带机上，机器转一周用不干胶带子把盒子封上。做这个工序的是一个20来岁的印度女孩，传送带的启、停及速度也由她控制。工人中还有三个年轻人。他们都是附近谢瑞丹学院的学生，利用课余勤工俭学。

一天刚开工，觉得传送带速度似乎要快一些，只好手动得再快一点儿。这时，那个女监督还没走，在收拾那些凌乱的纸箱子。不一会儿，见她拎着手提包出门下班了。门在她身后刚关上，传送带速度突然慢下来。没人吭声，只是放慢了干活的动作。呵呵，加拿大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经验可比我们丰富啊！

胖子监督似乎更受大家欢迎。星期五晚下班时，他叫住大家说，周末了，发点糖给孩子们带回去。大家都摘下工作帽让帮胖子发糖的学生把巧克力放进去。回到家，小孩们说，有几块带薄荷味的巧克力是新产品，挺贵的。

我们又转到附近另一个仓库，也是流水线作业，不过没有传送带，是装礼品袋。每人面前放着两种巧克力，各取一或两粒放入袋中，然后递给下一个人。最后一个人用彩带把礼品袋扎好。

这不像大包装改小包装，人要来回走动；又不像传送带要跟上机器的速度，于是妇女们便边干边聊起天来。聊着聊着手就停了。胖子提醒说：“No talking. Just doing! （别说话。干活！）”但那些印度妇女并不以为意，干着干着又停下聊起来。胖子过来看见，有点火了，大声叫道：“It is my time, I pay you!（这是上班时间，付你们工资了！）”

一天，我耽误了，急匆匆赶去上班，没有换上安全鞋。我想，这里本来就没有砸伤脚背的危险，真是小题大做。不过还是小心不要让胖子发现。面前有工作台挡住，谁也看不见。休息时我看胖子不在，才溜出去。没想休息完刚回到工作台前，胖子就来了，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不穿安全鞋。我刚想解释，胖子就叫我跟他走。我想今天看来干不成了。到了办公室，胖子取出一双铁皮鞋面，叫我把它们盖在我的鞋面上，扎牢。对我说，你没穿安全鞋得告诉我。旁边一位职员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的脚受伤，他立刻会被解雇。啊，原来如此！

我把上班的情况告诉老黄。他听了说，我一直都在华人工厂打工，哪有这么轻松的。他要去了人力资源公司的电话号码，一联系，对方回答人员已够，目前不招人了。

12月中旬，一天去上班，却见一个人也没有。正奇怪，胖子来了，说，你没接到电话通知吗？今天没活儿，停工了。我问，明天呢？他答，重新开工会有电话通知。

我再也没接到重新开工的通知。看来圣诞节的糖果已经准备好了。那天我白跑了一趟，后来人力资源公司付给我4小时的工资。

（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