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和美国都是移民国家。美国被称为“熔炉”，意为移民全盘接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像被“重新熔炼”一样；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被称为“马赛克”或“沙拉”，意思是移民保持着各自的文化及生活特征，好像马赛克片一样，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色彩，镶嵌在一起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或者像沙拉里的各种蔬菜：黄瓜、生菜、胡萝卜等等各自保持着原来的颜色形态和味道，加拿大则是沙拉酱。

我在四个LINC学校里上过课，前后有过十来位老师，上百位同班同学。看看这些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情况，对这个“马赛克”或“沙拉”会有一个形象的了解。

我的第一个老师叫安德鲁·泰勒，美国黑人，母亲是菲律宾人。安德鲁高个、长得挺帅，40多岁了却总宣称只有29岁。我刚上学第三天，班上练习模拟招聘面试，安德鲁和两个学生扮公司经理和人力资源职员组成面试小组，其他学生轮流扮求职者。面试完后学生们发表意见，选取自己认为最应该被录取的求职者，并比较与面试小组意见的差异。许多谈话我都还听不懂，只有一个伊朗妇女说话比较清晰，比较慢，我大部分听懂了，就选了她。同学们大都选择了一个中国同学，与面试小组意见一致。安德鲁就问我，你选她，是不是因为她很漂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安德鲁是非常受欢迎的老师，讲课诙谐幽默，课堂上笑声不断。一次，他讲词汇时说，有许多词汇有好几个含义，要全面理解正确使用，否则会闹笑话。接着他举例说，在美国有一个新移民去求职，公司让他填一个表。表上有一栏是“SEX”，他英语水平比较低，只知道这个词汇有**的意思，不知道还有性别的意思。他想，啊，美国人真管得宽啊，公司连这个也要问，于是填上了“一周3次”。大家笑破了肚皮！

安德鲁是加利福利亚人，大学毕业时他应聘并被录取为联合国难民总署去东南亚的工作人员。在印度支那他待了8年，救助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战争难民。在难民营里，他认识了一位越南姑娘，战后他们来到加拿大结婚、定居。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安德鲁还以收养的名义帮助过一个越南战争孤儿移民到美国。一次联欢活动时，他带来一本影集，是他在东南亚时的照片。有一张他与十来个越南儿童的合影，他告诉我，哪几个现在在美国，哪几个在加拿大。他指着另一个说，他回了越南，再也没有消息。说罢显得非常伤感。

教我时间较长的是5级英语班的老师德尼丝。在她的班上呆了整两学期（一学期12周，一年4个学期）。记得开学第一天和第二天她都请假没来，由一个代课老师上课。第三天，她来了，是一个胖胖的白人老太太。她解释了她请假的原因，说是她女儿病了，她在家照顾女儿。昨天女儿好了，晚上送女儿回了多伦多大学，所以今天才能来学校。她说：“我是女儿第一，学生第二。”我想她都这把年纪女儿也不应该太小，况且都上大学了，还要妈妈在家照顾，一定病得不轻。谁知她说，是感冒了。而她女儿29岁了，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马上要毕业了。虽说学生只是第二，德尼丝却是一位既敬业又热情的老师。我们每天九点开始上课，她总是在八点半以前到达教室，做教学准备。她要求发音不准的同学提前来，利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为他们纠正发音。我原来在拼读时对“V”和“W”也读得不准，她就随时对我进行纠正。德尼丝做了近20年移民英语教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说各种语言的学生语音的毛病了如指掌。她常常提醒学生这里是阿拉伯语学生的难点，那里是南美来的说西班牙语的学生该注意的地方。说普通话的中国学生和说广东话的中国学生在语音上有各自不同的难点，等等。

她是英国伦敦人，结婚后随当工程师的丈夫在巴基斯坦住过几年，后来来加拿大工作，就留下来了。她儿子也已经大学毕业，是机械工程师，娶了一个当小学教师的非常漂亮的印度人和白人的混血女孩。我们华人学生在背后都称她“伦敦老太太”。伦敦老太太对学生很“nice（好）”。比如常有学生迟到，她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什么时候来，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你的行为影响到其他人时，德尼丝可一点也不会给你面子。一次参观多伦多塔，定好了11点45分必须回到汽车上。那天可能是安排上出了一点问题，参观开始时间延后了一阵，时间就有点紧张。但是到点时除了一位妇女外，大家都回到了车上。虽然说过过时不候，不按时返回者需要自己打车回校，但实际上都会等一会儿。过了十来分钟那位妇女匆匆赶来，一上车就一连串说对不起。老太太打断她，当着全车人的面，很严厉地批评她：“全车27个人等你超过15分钟，记住这是在加拿大，记住时间！”

其他老师中简是一位白人妇女，来自英国苏格兰。露西，意大利人，父亲那一代移民过来的。还有一位是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刚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再有一位是又高又壮的黑人妇女，来自非洲一个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所以才移民3年就当上了英语教师。红，一见面我就觉得她像中国人，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越南人，29年前，当她5岁时，随家人逃离越南作为难民来到加拿大。没准她们一家也得到过安德鲁的帮助呢，我猜想。后来聊天时，她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老师本，是一位50多岁的阿尔巴尼亚人，曾经是阿尔巴尼亚一个广播电视台的主任。年轻时在美国过留学，知识非常丰富。他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一次聊天，我提到阿尔巴尼亚以前的领导人霍查、谢胡。他说，谢胡被霍查杀了，认为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一次上课时他说， 是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品和高度文明，唤起了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苏醒，才发展出了现代文明。我说，可是近代中国却落后了，所以现在又努力追赶。 他说，那可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人民生活安定，缺少竞争，社会失去了活力。而欧洲分成许多国家，为了生存相互竞争，甚至上千年来战争不断，造就了他们的强烈的进取精神，所以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我在他的班待的时间最长。我在第一个学校过了英语6级后就离开了学校，因为不上班，没机会用英语，很快就忘了。我去考试中心重新考了一下，达到英语5级。于是找到本教书的学校。这个学校小，借用一个教堂的房间，学生也少。我还有另外两个没事干的老学生就赖在那里好几年。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成了朋友。

冬天，圣诞新年假期，本很喜欢去古巴等加勒比海国家避寒。一次假期结束后，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回了一趟阿尔巴尼亚。他让两个儿子到处看看，探亲访友。然后，他对儿子们说，你们已经大学毕业，回来了解了这里的情况。现在，是留下来还是回加拿大，你们自己做决定。本说，两个儿子说，感谢爸爸妈妈把我们带到加拿大。我们回加拿大去。

现在说说同学们。

伊瑞娜是来自白俄罗斯的老太太，原来是护士。儿子移民后她与当教授的丈夫退休后迁居过来。也许与中国人一样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生活过，交流起来似乎容易一些。课间休息时我们还一起唱俄语歌曲《喀秋莎》。

拉达是一位埃及妇女，老是和她在一起的一个年轻妇女则是从约旦来的。她们俩英语都说得非常流利，并且都穿着长袍，紧紧地围着头巾。来自南亚和中东的妇女中穿长袍裹围巾的妇女人数不少。在穿戴上与几位中国年轻妇女还有过一次小小的过节。那是夏天的时候，几个年轻中国妇女穿了超短裙，就有长袍围巾妇女去向学校抱怨，说看不惯。学校遂提醒那几位穿超短裙的中国年轻人。不想她们却反唇相讥，说这么热的天气，还裹得那样严严实实，我们看着都不舒服。学校只好说，都是成年人，怎么穿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瑞塔是伊拉克人，测绘工程师，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先生是IT工程师，在美国波士顿工作，但移民美国很困难，于是把家搬到多伦多来了。现在，他先生每个周末从波士顿飞过来，星期一早晨又飞回波士顿上班。有一次我问她对美国军队驻在伊拉克的看法，她说：“一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把萨达姆赶下了台，人民都感谢美国。但是现在这样长期战乱……”她难过地摇摇头。

伊朗妇女诺尔现在已经在一个服装商店上班。我说，你每天接触很多顾客，有机会练口语了。她答道，才不呢，总是尺寸、价格那几句话，顾客中英语流利的也不多。

萨曼瑞是一个年轻印度妇女。有一次老师要学生们谈谈自己个人的感受：在加拿大生活与在各自祖国生活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学生们的感受真是五花八门：气候、食品、语言、工作和交通等等。她说：“电。”原来，她来自印度一个边远山村，那里至今还没有电。当时我想，边远贫困山村还没用上电，可以理解。但是，她是怎么从那么偏僻的地方跑到加拿大来的呢？看看我们中国人，哪一个不是从大城市来的？

阿尔伯多来自哥伦比亚，40多岁，是一个“难民”。他从哥伦比亚跑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待了五年，无法取得合法身份，于是又带着一家人来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政府已经接受他一家作为“难民”，得到永久居留权。我同他聊天时，他告诉我他在哥伦比亚有一个大农场，还给我看他家的大房子，游泳池的照片。我问他，你在哥伦比亚挺富有的，为什么要到加拿大来呢？他说，在哥伦比亚有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常有遭绑架的危险。他又得罪了当地的政界人物，只好流亡国外。

白丽安娜是一个华裔，从南美的委内瑞拉移民过来。她父亲那一代就从广东去了南美洲，她出生在那里。本来也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可是现在政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没有安全感。于是一家人就移民过来了。

奥列格身材魁梧，一看就像当兵出身，来自乌克兰。原来他是乌克兰边防警卫队的军官，现在是商人。他跟我说他移民的原因是，为了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他现在遥控经营着一个玩具公司：从中国进货，运到乌克兰销售。他说他挺累的，常常要在下半夜工作，因为那时乌克兰是上午，中国是下午，与两边的人才能同时联系上。

巴里四十多岁，胖胖的，是从叙利亚来的巴勒斯坦人，土木工程师。他很为以后的职业发愁：在这里土木工程师很难找到专业工作，改行吧，年龄又偏大了。

山姆是伊拉克人，这是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他说，他好几次面试都很成功，但当人力资源经理记录他的原名时，所有面试官都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随后，便收到不录取通知。我问，你原名是什么？他说，奥萨玛。我感到很奇怪：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他生气地说，本·拉登就是这个名字——奥萨玛·本·拉登！在场的几个同学都大笑起来。大家希望他改名字后能得到一个好工作。记得一次上课时，不知怎么谈到阿拉伯的伊斯兰男人可以娶4个太太。大家就问一个伊斯兰中年妇女，如果她丈夫再娶一个太太，她会怎么办，她说：“我宰了他！”同学们哄堂大笑。又问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笑笑说：“我可不想惹麻烦。”大家又一阵哄笑。当时山姆没说话。后来一次聊天，他说：“如果我有钱，一定要至少娶两个太太。你知道吗？他们会竞争，争着对你好。回到家里，你会感觉像国王一样。”可怜的山姆，生存问题还没解决呢，就在梦想过国王的生活了！

伊琳娜，一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一天，她问我：“你读过贾格若格的书吗？”见我一脸疑惑，她又说：“他是一个中国作家，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写的书非常好，是真实的生活。”我请她写出这作家的名字和书名，她写下：“ Jiang Rong， Wolf Totem”——原来是“姜戎，《狼图腾》”。

金瑛美，韩国妇女。原来在韩国是电脑程序员，与一个同事结婚后来加拿大。她丈夫做电脑工程师，而她则做起了家庭妇女。他们没有小孩，为打发时间来学校学英语。我们在同一个班的时间最长，有时还打电话聊天。

同学中中国人也不少，大部分是技术移民及其配偶，也有几位像我这种老年人，不过投资移民似乎越来越多。

老刘40岁出头，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中型国企工作，逐步晋升到领导层。企业改制，他把企业买下来，成了老板。他夫妻二人都在这里上学，儿子上高中。我问他中国的工厂是否卖了？他说，没有卖，委托朋友管理。现在通讯很方便，中国企业的事在这里都能知道。没多久他就转到学校专为打算自己开办公司的学生办的一个“小生意”班去了。他告诉我，那个班专门介绍公司注册的程序手续，如何向银行申请贷款，如何寻找市场等等，很有用。

辛西娅是一个40来岁的中国妇女，她给自己取了这个英文名字。她是投资移民。她和她先生在国内经营着好几家企业。与许多投资移民相似，“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移民来了加拿大。但是国内的生意不能停，所以她先生登陆后待了两个月就回国去了，留下她和儿子在这儿坐“移民监”。所谓“移民监”，是指移民必须在加拿大住够一定的时间，才能加入加拿大国籍或保留永久居民身份，并不是真正要坐监。目前的规定是，在4年内住满3年，即可以申请入籍；5年内住满2年即可保住永久居民身份。辛西娅还差几个月就够入籍年限了。她说，入籍一旦通过，她会马上返回中国。我问：“你儿子马上该上学了。你回去，孩子怎么办？”她说：“只好先在中国上学，也许上大学再出来吧。再不回去，家都要散了。”原来，她出来前，早在公司里安下了眼线，她老公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我也见过她老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年老板。回国前她说，她叫她老公在她回去前，让他的“那些女秘书、女朋友通通滚蛋。不要让我看见她们！”

同学中还有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古巴人、阿根廷人、叙利亚人、前南斯拉夫人、阿富汗人、斯里兰卡人、约旦人，一些穆斯林妇女一年四季永远穿着长袍包着头巾。印度旁加比人，年纪轻轻就留一脸大胡子，头上盘着大包头。

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上课就像联合国开会，老师就是秘书长。但时间长了，除了觉得长相、肤色以及少数妇女的服装有些差异外，大家都一样。我看，“马赛克”也好、“沙拉”也好，最后仍然是“熔炉”效应。一位第二代意大利移民说，她的父母几乎完全保持着意大利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她很小就随父母来加拿大，基本加拿大化了，但还会说意大利语，读意大利文的书籍。她的小孩则根本没兴趣学习了解意大利，既不会说，也不会读意大利文。孩子们的话是“意大利，我才不在乎呢！”

（2007-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