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敏

我与王觉同志的认识与接触，始于20世纪60年代，直到他的离世。

由于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和文化、文艺方面的同行、官员以及各个层级的领导有所往来。按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凡是写作、戏剧创作与演出，音乐创作与演出，各种绘画作品的制作和创作，医药卫生等职业，以此为生计，养家糊口等等，皆统称为自由职业者。新中国成立以后，过去的所谓自由职业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国家体制以内的从事各种各类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和建设者，成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上述职业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成了政府中文化、文艺机构、社团的官员和领导者。在我所交往、接触和共事的四川、重庆的文化、文艺方面的同行、官员和不同层级的领导中，王觉是其中印象最好者之一。

从对文化、文艺的喜爱和从事的专业而言，我与王觉同志有不少的共同话题，但彼此年龄差距较大，在学养、经验上我更是难以与他相比。王觉早在重庆解放以前就参加了地下党，只是在重庆解放前两年，由于当时的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他才离开了一段时间。重庆一解放他就又回到了重庆，直接参与了接受重庆的文化、文艺方面的接收工作和解放初期的文化、文艺的初创与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王觉不仅熟悉重庆的山川地貌，也熟悉重庆的人文生态和历史沿革。说到重庆文艺方面的故事掌故，他都相当熟悉，能说出其中的来龙去脉。关于文艺报刊，人脉关系，谁长于什么文学体裁，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等等他都能娓娓道来。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因为写文章需去查阅50年代重庆出版的《西南文艺》时，有一篇讨论写英雄人物是否需要写缺点时，一位作家发言说，怎么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就亲眼看见一劳动模范，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这不是缺点吗？后来就有个写评论的人，由此而上升成“吐痰论”，从而受到了一场小小的批判。因为我看到的文章的作者，并未写明是谁提出的，而是写“××”隐去了作家的真实姓名。王觉听了我的转述以后，立刻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作家的真名真姓，以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听了他的回答以后，当时就想，这事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又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大事，而在王觉的记忆中却记得如此清楚，真不简单。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我参加过多次由王觉主持的各种会议，作品讨论会和与重庆文学艺术相关的大小活动，他的发言，会上会下的交谈，闲谈中零星意见等等，都留下了值得回忆的印象。现在略略归纳，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王觉是当时重庆文联事实上的总管。王觉时期的重庆文联，名义上的主席是诗人方敬。方敬的主要行政职务，先是地处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西南师范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教务处长，他的日常工作范围涉及全校的半壁江山，非常繁忙，后来又升任西师的副校长，重庆文联的任职实际上是挂名而已，文联的会议，大都缺席。王觉是文联的常务副主席，又是党组书记，是实实在在的主管，真正的当家人。王觉时期的重庆村30号不仅仅是重庆作家协会的“家”的所在地，也是重庆戏剧家协会、重庆音乐家协会、重庆曲艺家协会……所有属于重庆艺术家方面的各种协会都以这里为“家”。有趣的是，王觉的妻儿老小也都住在这里，以此为家。

第二，在我的印象中，王觉是一个十足的“忙人”。在市委宣传部，王觉长期以来是管文艺的“文艺处长”，是最资深的“文艺处长”。他经常是在市委那边结束会议，就又风尘仆仆地往文联这边来。当时没有车，常常是气喘吁吁的从地一个会议出来，急急出席下一个会议。当他进入会场，看见已经座无虚席，参会者等待主持者的到来，他环视会场以后，就会带着歉意地说，对不起来晚了。然后喝口水，清清嗓子，开始他的主旨发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南大区撤销。重庆由大区所在地成立了四川省下属的省辖市。经历十年“**”以后，王觉已由中青年领导骨干成了“不惑”“花甲”之年的准老干。由于重庆城市级别的下降，又经历“**”的变迁，文联编制的缩小，经费一再减少。王觉身兼数职而他又勇于担当，他经常显得劳累而疲乏，但他从不抱怨，特别是不在公开场合抱怨。“四人帮”粉碎以后，文艺界人士显得兴奋，领头人王觉也有青春焕发之感。当《红岩》复刊，收到了令人欣喜的来稿，为了尽快让好稿件刊出与读者见面，他夜以继日地读稿、审稿、签发。他在繁忙中高兴，在高兴中繁忙。

第三，谦和平易。在重庆市宣传口和文学艺术界，王觉长期都处在领导的岗位上，是几十年一贯的老领导，这是业内的从业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同时王觉又一贯谦和平易，这也是尽人皆知的。

作为领导人的王觉，他从来没有对作家艺术家们无端指责和恶语伤人，有时相遇还笑语相迎，这就在无形中传达出了一种浓浓的暖意。作为重庆文联主持发行的刊物的编审和主编，面对拟用或拟修改的稿件，他总是在认真审核和仔细体会作者意图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并以商量的口气与作者讨论之后作出修改，而不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要求作者“必须”如何、如何，“应该”怎样、怎样。

王觉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重庆文联当领导直到逝世，几十年历经几代人，皆能与之和谐相处，并得到良好口碑，绝不是偶然得来的。

下面我还说两个与王觉工作直接相关的问题，从中看出王觉的作风、思想和人品。

第一，关于重庆市文学学会。

1986年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重庆市文学学会。重庆市文学学会的主管单位是重庆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重庆师范大学的前身）。文件明确：重庆市文学学会首任会长王觉。

王觉担任重庆市文学学会会长，在当时既是当仁不让，理所当然，又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当然文学学会是一个包罗很广的学会。其范围既有古今（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又有中外（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原理研究、美学原理研究、技术美学研究、文艺美学研究、美学史研究）等等。重庆文学学会不像省级学会、研究会那样按学科二级学科划分，分别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那样，而是一揽子文学学会将一切文学研究都包括无遗。

王觉担任重庆市文学学会会长，充分利用文科师资相对强大的优势，实施放手、放权，只在宏观上进行关心和过问，从不在一些具体细节上进行干预。主管重庆文学学会的重庆师范学院专门派了中文系的强有力的干部，具体负责学会日常事务，并在物资和经费上给予尽可能的保障和支持。

重庆市文学学会，成功组织和主持过数次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文学方面的大中型的学术会议，重庆市属地内的从事文学学术的许多中青年教师，通过自己的学术论文和同行的交流切磋受到了锻炼，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档次，成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有的还成了拔尖人才。

根据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要求，重庆市文学学会还承担了四川省两年一度的社科评奖中的重庆地区中的文学类和语言类的成果初评工作。通过这个渠道，重庆市文学学会从而为四川省输送了不少优秀的社科成果，为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

第二，关于小说《红岩》署名权的风波。

被称为红色经典小说的《红岩》最初的署名为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后因刘德彬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下放去长寿湖农场劳动，进而被迫退出作者的行列，因而作品最后正式出版时的署名只有罗广斌和杨益言二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德彬彻底平反又重新回到了作家队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刘德彬正式明确提出，今后《红岩》再版时，应恢复原来的署名，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恢复名誉，彻底改正错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担任了重庆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当时为扩大小说《红岩》的影响，进一步宣传《红岩》所代表的红岩文化，阐释英雄的革命精神，重庆作协主席团决定由我牵头选编一本《〈红岩〉评论选》正式出版。很快，拟入选的文章就要定下来了。但是，最棘手的问题出来了：如何处理《红岩》作者的署名？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的。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无数次地研究，无数次地设计，都难以解决。接着去听取王觉的意见，下面就是我从王觉同志那里得到的一些看法，由此得悉王觉同志如何既从大局出发，又切合实际，使问题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

王觉同志认为，小说《红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创作的作品。重庆解放伊始，四川省重庆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就提出，应该组织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出来的革命志士中，物色几个具备写作条件的同志，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对广大青少年提供有价值、有革命思想的精神食粮，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成都、重庆地区的有马识途、沙汀等主动为之大力协助。在确定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为执行作者之后，马识途、沙汀等所给予的帮助和指导，可以说是耐心细致、无微不至，难以言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领导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提供了数不清的方便条件。小说的写作历时数年，小说的题目也几经变动，《红岩》是最后脱稿时才确定下来的书名。小说《红岩》出版后，热销热卖，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的现象。小说中塑造的许云峰、江雪琴、陈岗等英雄形象成了广大青少年的偶像，署名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也被广为传颂，成了大名人。杨益言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再回到关于《红岩》的署名问题，王觉同志认为，因为小说《红岩》有其特殊性，这就不能不作特殊的思考。按理说，刘德彬同志平反以后，恢复其原来的署名是顺理成章的。不过“顺理”所带来的可能是各种疑问和推测，其中一定会涉及对几个作者之间的利益、利害方面的争斗的分析，产生许多难以说清的负面效果。

鉴于对各方面关系的权衡分析，关于小说《红岩》的署名问题的处理应是：从大局出发，平息争论，处理好各方关系。关于《〈红岩〉评论选》的出版也不再提及。

以上就是我对王觉同志的几点回忆。因为相对来说，我与他接触的时间较短，我又不是重庆市文联机关中的成员。不过他在我记忆中还是很不错的：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2020年9月于重庆师大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