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执

高缨同志的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最初在《红岩》发表时，我曾粗略地读过一遍。最近，看了作者根据原作改编拍成的同名电影，读了李士文同志在《四川日报》上的《小说——电影脚本——影片》一文，看来评论界对小说和电影的改编，是有着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的。争论展开了，这就十分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思考，于是我又重读了原作，感到李士文同志对短篇小说的评价，实有大可商榷之处。这里，且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因争论对原作分歧较大，我在这里论及的，也就偏多于原作了。

一

对于一篇作品，人们不仅要求它要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同时还要求它要有相应的艺术效果。作品的质量取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这已是人所共识的道理了。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而引起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争论，表明对这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由于对生活的见解不同，对艺术的见解不同，观点就不会一致。李士文同志认为作者在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里所表现的矛盾是个人主义的矛盾，因而是没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中的人物境界是低的，所以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其中尚有若干论点，不必一一列举）。这就是说，这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大有问题了！对于作品的评价，我和李士文同志的意见是有根本分歧的，包括其中的论点，也完全不能同意。但因这些论点几乎无一不涉及文艺理论上的复杂问题，因水平有限，也因篇幅有限，这里不能详细论及。作品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怎样评价这篇作品，这就必然涉及如何理解作品中表现的矛盾和它的人物形象等问题。这是本文拟着重探讨的。

先从情节谈起。

在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里，受旧社会迫害失去女儿的汉族老头任秉清来到他生活过的凉山地区，经过人民政府的帮助，终于找到了他的女儿，而这可怜的幼女经历了许多苦难，在寄父彝族老头马赫尔哈（下文简称马赫）的爱护下却已长成一个出色的姑娘。这个姑娘——达吉跟着谁呢？小说的矛盾纠葛就从这里展开了！主人公们被陷于苦恼、困惑之中。这里，虽然父女团圆了，但达吉的处境显然是困难的，她既不愿离开那自幼抚养着她、深爱着她的马赫，又不忍让其亲生父亲失望而归。两个陌生的老人——汉彝两族的阶级兄弟，却为着达吉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端，展开了一场尖锐的冲突。如果说达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马赫和任秉清这两个老头为什么就一点也不引起人们的同情呢？就拿任秉清来说，作为一个汉族劳动人民，解放前他带着幼女生活在凉山地区，女儿被奴隶主抢走了，像许多在旧社会迫害下失去子女的父亲一样，久经骨肉分离之苦。解放后他相信得到政府的帮助，可以找到女儿的下落，于是来到凉山。他真的找到了女儿，他必须把女儿带回去。假如这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该怎样去看待呢？我想无论怎么说，任秉清是值得同情的，他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而很难说他是个人主义吧！马赫当然也有他的具体情况，他的思想、情绪，也不能说就是个人主义（因下面拟作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李士文同志认为：“作者虽然点出了旧社会的罪恶和新社会的美好，但同时却又大吹大擂的表现了矛盾是个人主义矛盾。”理由很简单，因为马赫和任秉清都是那样自私，不惜声色俱厉地为个人幸福而你争我夺，甚至几乎大打出手，以致感到“得加强思想改造才成”。在李士文同志看来，两个老头既然都争着要达吉，那就必然出发于某种私有观念，出发于自私之心，因而也就必然是个人主义了。这样，既不管别人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去分析别人的思想感情是否就是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反正他们是争起来了，这矛盾不是个人主义的矛盾又是什么呢？对于这种看法，我以为不能不说是把生活中的复杂现象简单化了，把思想感情问题上的不同性质混淆起来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作品的实际情况。

为了搞清楚事件发生的始末，就有必要让我们回到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上来。

的确，在这篇小说里，一场激烈的争端，人物之间尖锐的冲突，被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出现在读者面前了。李士文同志已经摘引了这段情节的全文。酿成这场争端，在任秉清来说，事先是不一定估计到的，达吉的寄父——彝族老头马赫，看来倒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了。这段情节的开始是：当任秉清父女正在屋子里相认时，马赫就从外面愤怒地叫喊着冲了进来。一进门，他便粗暴地骂人，骂任秉清，也骂汉族干部，并且拔出了匕首，最后则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把达吉叫走了。谁都会感到马赫的行动是极其鲁莽的。那么，我们又怎样去理解马赫和由马赫所挑起的这场争端呢？离开了作品的实际，概念往往是不准确的。作品的具体描写则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马赫，根据作品的描述，他是从小就在旧制度压迫下过着苦难生活的奴隶。作品里边的另一个人物沙马社长介绍了他和达吉的关系：“老马赫也是‘阿候’家的奴隶，他看见奴隶主把达吉打得太惨，就疼爱她、保护她，像女儿一样的对待她。从那时起，达吉便喊马赫尔哈叫阿大，可是当着主子的面不敢喊。马赫尔哈当了五十年的‘锅庄娃子’，民主改革后收了达吉为女儿，才算有了个家……”就这样，马赫的身世，也可见一斑了。而他和达吉之间的关系，那种从患难中生长起来的，相依为命的寄父养女之情，自然是很深厚也很珍贵的了。民主改革以后，奴隶主的统治被推翻了，马赫有了个家，马赫过着人的生活了。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则是达吉能幸福地生活着。可是任秉清的出现，却给马赫思想上带来重重的顾虑和无穷的忧患。当马赫发现任秉清老是盯着达吉时，他就不安起来，愁闷起来，烦躁起来。小说开始的情节，马赫思想上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马赫想着：汉人中是不是还有坏人？是不是有什么坏人来迫害达吉，把达吉从他那里抢走而使她又陷入不幸之中？马赫不清楚任秉清是达吉亲生之父，反以为是汉人中的什么坏人来抢他的人了。这中间，由于他对达吉的爱和对达吉过去那些苦难的深厚的同情，触发了他对旧社会仇恨的怒火，以致在那场激烈的争端里，他表现了一种失去理智和常态的冲动。我想，这是不难理解的了。

马赫作为一个彝族劳动人民，他过去的苦难使他对奴隶主、对汉族统治者怀着深刻的仇恨，同时也怀着深厚的阶级同情。由于这种阶级同情，表现了他并没有狭隘的阶级观点，否则他就不会那样地爱护小达吉了！小说在这方面作了许多的描写：“在奴隶主家里受苦的时候，他偷偷地给达吉送去食物，他给达吉解开奴隶主拴上的皮索，他把自己破烂的披毡盖在达吉身上……”马赫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阶级同情的人。马赫是热爱新社会的，他积极地参加凉山的建设，在老李向达吉谈到汉区的情况时，他因满怀忧愁打断老李的话说：“往后我们凉山也会有的。”马赫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凉山会变得更加美好。但在达吉这个问题上，他却一直被错误的观念支配着，既怀疑汉族老头任秉清于前，又怀疑汉族干部老李于后。在那场争端发生以后，马赫的确知道任秉清果是达吉亲生之父了。但如果离开人物之间的关系，不从人物间的关系去考察，那就很难理解这以后马赫的思想感情了。在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马赫却被陷于更大的苦恼之中。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达吉。（为什么竟然忘记了达吉呢？）作为被两个老汉相争的女儿，达吉是人物关系的一个中心，她的思想情绪，她的苦恼，不能不给马赫以影响。“那个汉人的确是达吉的亲阿大，可是达吉跟他没有感情。她愿意跟我一辈子！”这是马赫的看法，这就是说他认为达吉离开了他是会痛苦的。别人，即使是达吉亲生之父，也不会比他更了解达吉，更关心达吉和照顾达吉的。（他一直是这样想着的，以致最后把达吉交给任老汉时，仍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他要任老汉疼爱达吉，好好照顾达吉，甚至他还生怕任老汉使达吉受到委屈。）但这也还不是决定马赫如何对待这件事情的唯一因素。恰好达吉也向马赫表示了：“是的，我决心不离开阿大。”但达吉的心情是复杂的，她打算不离开马赫了，却更加思念起任秉清来。马赫也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在他想来，达吉既然不愿离开他，为何又这样心神不安，他不能不怀疑汉族干部总是帮着汉人的，达吉一定是受了汉族干部的挑拨。于是，由马赫挑起的这场冲突仍在继续发展着，只是转向汉族干部方面来了。小说最后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们相互谅解，相互受着感染。一场风波平静下来，一场争端终于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以为实在没有必要去作过多的解释，马赫实际的思想情况，就说明了他并非出发于自私之心。当然，他舍不得离开达吉，那也是事实，而人之常情，也是难免的。再拿任秉清来说，这里却不能不提到，李士文同志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任秉清虽然是个贫农老大爷，但是他没有很好地劳动，成年在外游转，寻找女儿。”作品中已交代得很清楚，任秉清是持着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到这里来寻找因旧社会迫害而失去的女儿。如果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同情的，那就没有必要去管他的生产劳动情况如何，更没有理由因此而加上不事劳动的罪名。任秉清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写得较少，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马赫和达吉情感之深，甚至超过达吉之于自己，在他来说，其实也是很难想到的。他既不了解马赫，也不那么了解达吉，这倒是很难怪的了。但在最后，在马赫把达吉交给他的这一情节中，却使他完全理解了马赫，也理解了达吉。于是，他把手伸给马赫感动地说：“老兄弟，我把女儿交给你，死也瞑目了……”这个任秉清，我们能说他是自私的吗？

归根结底，小说中的人物，无论马赫也好，任秉清也好，并不是李士文同志所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部分落后的灵魂，精神境界是低的”。小说里所表现的矛盾，也不是所谓“个人主义”的矛盾。

二

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一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这样说，是因为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独特的构思、人物的刻画去反映了生活，表现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内容。

高尔基曾经指出：“一个作家越坚决地掼斥自己的个性，他就越容易抛掉细微渺小的东西，他也越能够把周围世界里一切重要的和客观的东西体会得更广、更深。”（《俄国文学史·序言》）在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里，通过那发生在彝族地区一对汉族父女周围的故事，作者把在观察和体验生活中认为重要的东西告诉读者。但作者的观察是否正确，是否合乎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这就是值得研究的了。李士文同志把作品中的矛盾情节武断为个人主义的矛盾，从而又认为作品反映的“显然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作者没有通过他抓住生活的本质”，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这就是说在创作方法上也是错误的了。问题又是不是这样的呢？

从前面对这篇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关系所做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出，马赫不仅是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时也关系着整个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我以为这篇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殊意义，是通过马赫的形象被表现出来的。

显然，在达吉的问题上，马赫的思想情绪是复杂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他对达吉的爱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任秉清和汉族干部老李的疑虑，则可说是多余的、毫无根据的。怎样去理解马赫的思想呢？马赫的这种思想，不仅读者一时不能理解，就是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那个汉族干部老李一时也不能理解。但作为彝族干部的沙马木呷却是体会很深的。沙马木呷说：“我过去是相信鬼的，总认为人间的痛苦是鬼制造的。如今什么鬼也没有了，可是那个真正的鬼——奴隶制度留下的痛苦还没有离开凉山人的心……”

沙马木呷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作者对马赫思想的分析。看来这是理解马赫思想，也是理解这篇作品的一把钥匙。是的，罪恶的奴隶制度，曾使凉山的彝族弟兄遭受着双重的压迫，不仅受到奴隶主的压迫，也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压迫。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兄弟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后，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人民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里。从阶级感情来说，那留下的枷锁，可以引起人们对一切阶级敌人的仇恨，也可以唤起对过去苦难的回忆。从民族关系来说，在实际生活中一种新的民族关系，代替了旧的不平等的关系。可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旧的民族关系所造成的影响，还残存在部分人的思想里。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从人物心灵深处把这种矛盾，也即是这思想上的新、旧民族关系的矛盾，通过马赫被表现出来。也正是由于这种民族关系问题上的，阶级和个人感情上的种种因素，构成了马赫的复杂的心理状态，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了。如果说别人也有同样的爱和憎，但在马赫那里，却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仿佛他对达吉爱有多深，对旧制度之恨就有多深。同时，也正是因为他肯定了这种新的民族关系，那就不容许再有汉人欺侮彝人的事情发生（当然这是误解）。马赫就是这样的正直！由于马赫那样混乱的心理状态，使他在感情上特别冲动，也极端不冷静，看来马赫又是很鲁莽的了。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以把马赫的个性特征全部显示出来。我以为下面一段描写，是很重要的，时间是在达吉父女相认时的那场冲突发生后一周左右。作者用第一人称写道：

我在包谷地边上遇见马赫尔哈，他的目光不仅是冷淡，简直是冷酷，有如两片刀似的对着我的眼睛，他张开枯瘦的双手，不放过我去。

“耸呷（汉人）。”他用这不客气的称呼喊道。

我站住了脚，他用威胁的低音说：“你挑拨我与达吉的关系，你要把她从我身边抢走！你，你不是我们州委派来的人！你还是汉区来的汉官，专门为汉人办事。你……若是把达吉拨弄走，你就别想在这里落脚，我要把你这官老爷撵走！我要……”

我无法忍耐了……我严厉地说：“马赫尔哈，是谁说我要把达吉拨弄走，你说我是汉官，谁说的，你有什么证据？”

他不吭声了。

接着汉族干部老李说了：“你就是用刀把我的心剜出来放在秤上称一称，它也是公平的。共产党给我的心有多重，它便是多重！”马赫突然感动起来，拉住老李的手，说出了达吉的痛苦，他要求老李把达吉带到任老汉那里去。

这段描写显示出马赫的性格特征，马赫是那样一个感情冲动的，甚至极端鲁莽的人，但他却又是很明理的，老李的几句话一讲，他就不吭声了。自己错怪了人，但却并不感到有什么羞愧，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这样，你就觉得马赫是特别可爱的了。马赫的转变也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使人感到有什么突然，个性如此，这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

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通过马赫的形象，反映了在民族问题上，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部分人中的一种意识，描绘了作为一个兄弟民族劳动人民的丰富的感情世界。我以为这篇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殊意义即在于此。这里，我倒与李士文同志的看法恰好相反，这就是说我认为这篇小说绝不是个人喜怒哀乐的命运戏剧，而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社会戏剧。关于小说中的环境，从短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来看，其本质特征是没有脱离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拿马赫这个人物来说吧，马赫这个典型的形成，也正是由社会的、阶级的、个人的（包括其过去的经历和现实生活）种种因素而决定的。李士文同志认为这是偶然的现象。我们知道，对于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但对于文艺，则并不排斥偶然性的。当然有许多偶然性的情节是牵强的，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这种偶然性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某种矛盾现象（恩格斯指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是必然性的补充），经过作者周密的构思而具有说服力，那倒是很有必要的了。

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正是通过这作品中特定的环境（还特别需要指出，在民族自治州里，马赫不了解汉区的情况，就是说还不完全了解这民族关系的根本性质的变化），通过特定的故事情节（这场可以避免的纠纷，但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实际生活中和它完全一样的情节，却是不会找到的），体现了用形象化的方法去达到反映生活的目的。如果说它就负担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重大主题，那也不一定恰当，同时也没有必要去作这样的要求，但它却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去反映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我以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表现了一种阶级意识和民族心理）。我们要求文学应从多方面去反映生活，歌颂现实，也包括对生活中落后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我们也要求文学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也包括反面形象的刻画。否则，我们的文学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也就不能负担起以各种题材、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这一任务了。显然，在这里所描写的并不属于那生活中的落后现象，而表现了生活中的某种复杂的现象。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并不属于那反面的形象，而是一个独特的正面人物的形象。高尔基曾经指出过，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对于小说，“**裸的思想”是不够的（《俄国文学史·序言》）。所谓没有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我想，如果首先就忽视了生活现象的复杂性，这句话则可说是一句空话。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任秉清偶然在街上发现达吉这个姑娘就怀疑是自己多年前失去的女儿，于是便跟了去（李士文同志已谈到此点，影片的处理就很合理了）。又如任秉清的思想情绪写得太少，在那场冲突以后他对马赫应该是有矛盾的，亲生女儿得到马赫的爱护已长大成人，多少是有感激之情的。

可以看出，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在原作基础上有很大改变的。题材相同，故事情节则有所改变，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很不同了，因而他们给予观众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原作中那些曾是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部分——冲突的情节没有了，主人公一开始就是彼此谅解的，民族兄弟之间团结友爱的空气浓厚了（由于短篇小说要求更加集中，表现生活的幅度必然要受到限制，作为影片，我想即在内容情节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这种气氛也是需要加强的）。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改编，我认为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从正面去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思想内容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当然不是主题思想的全部改变），这种改变自有其另外的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也许由于作者对这种改变所要求的某些方面，比如人物的思想感情不够深，艺术的感人力量就弱一些。）但李士文同志以影片的成就而大大贬低原作的价值，则是使人不能同意的。问题还在于李士文同志对原作的批评，是用抽象的概念去代替具体的分析，结论是武断的，这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选自《四川日报》1961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