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执

作品的思想内容，始终是作品的灵魂，思想内容贫弱的作品，即使有着某些纯熟的技巧，也是苍白无力，不会产生内在的感人力量的。因此，当人们提出注意艺术技巧的锻炼时，还要努力提高思想，不能忽视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

近年来，从我们这里所接触到的文学现象看来，出现了不少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艺术或感染力的作品，这是主流。但也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内容贫乏的作品。前些时候，读到一篇描写农村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作者不去揭示生活的矛盾和人物的精神品质，而以大量的细节去描绘他们之间的恋情，为了掩盖其贫弱的思想内容，作者运用了通过第三者——一个农村工作干部的旁观、欣赏加以烘托的手法，这就使作品流露出一种不够健康的思想和趣味。

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一些苍白无力的作品，主要的原因应该从作者和生活的关系这方面去寻找，就是某些作者脱离现实斗争或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降低对创作的思想性的要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在理论上，为了扩大题材范围，有人提倡写“儿女情，家务事”。这是把作者引向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提高文学的思想性？还是把作者引向脱离现实斗争，创作文学的思想性？倒是值得研究的。再就扩大题材范围来讲，是扩大题材范围或是缩小题材范围？也是可以考虑的。

一篇作品思想性的强弱，并不决定于题材的大小，而是看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生活所作的评价及其社会意义如何。由于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要求从各方面去加以反映，我们提倡题材的多样化，这是为文学的特性和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扩大题材范围，对作者来说，是要求作者扩大生活的视野。早在1930年，高尔基就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估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所取得的为前人所不能及的伟大成就。从我们的情况来看，新的现实不断地给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这也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我以为这首先不是“儿女情，家务事”可不可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现实的问题。千百万群众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给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如果把文学的视野从这无比广阔的天地中拉到所谓“儿女情，家务事”的狭小圈子里来，我看这绝不是扩大文学的题材，反倒是缩小了文学的题材，同时也必然要削弱文学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为人民群众要求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他们从事伟大事业的豪情壮志和英雄业绩，从中汲取精神力量，鼓舞他们战胜困难，不断前进。

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总是深刻地了解时代的动向和社会生活的水平的，他的创作也就合于时代的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推动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考虑“儿女情，家务事”能不能写。鲁迅先生在那样一个黑暗和苦闷的年代里写过《伤逝》，我们谁也不把它看作那是微不足道的儿女之情，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生活的矛盾，提出了具有很大社会意义的问题，震撼着传统的封建制度和观念。但是，今天比起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以为摆在文学面前的，不是写不写“儿女情，家务事”的问题，应当考虑的是时代生活给文学创作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学也并不排斥描写日常生活，但如果离开了时代生活的主流，从身边琐事中找寻题材，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在一个星期日里》，写了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在一个星期日里的生活，其中虽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也可以就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但通过这些日常生活，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也让人从中看到农村的某些新的面貌。沙汀同志的《假日》也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莫不和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不是这样去看待生活，去理解生活中的矛盾，而陷于琐屑、卑微的“儿女情，家务事”，那就必然会降低文学的思想性和它的社会作用了。

作品的思想性，固然不决定于题材的大小，但某一具体题材却是构成某一具体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高低的基础。作者总是根据他对生活的认识，他的艺术趣味（也就是艺术观）去选取和处理题材的。新的生活向文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文学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人们需要扩大视野，扩大题材，满足多方面的文艺要求。但只有在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现实斗争的条件下，才能提高创作的思想性，扩大文学的视野。

扩大文学题材和提高文学的思想性是两回事，但却是需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从前些时间出现的一些苍白无力的作品来看，我认为首先应当注意文学的思想性！

载自《四川文艺》196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