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兹迪人相信，塔乌西·梅列克第一次下凡人间时，是出现在伊拉克北部美丽的拉里什山谷。他来到人间，为的是使地上的万民得以与神沟通。每一个雅兹迪人都会尽量多地前往拉里什山谷，向神和他的神使祈祷。拉里什山谷地处偏僻，人迹罕至。要是想去那里，你得开车经过一条在绿色山谷中蜿蜒曲折的小路，经过山谷外带着圆锥形尖顶的那些小型陵墓和神殿，再爬上山坡，开进山谷边的村子里。每逢诸如雅兹迪新年一类的重大节庆，通往拉里什山谷的路上就会涌来大批朝圣的雅兹迪人，村子的中心也会热闹非凡。不过平日里，这里就十分宁静，只有几个雅兹迪人会去幽暗少光的神殿里祈祷。

拉里什历来都是一片圣洁的土地，来访的人进入拉里什之后，都必须脱掉鞋子，赤脚行走，即使是在街上也一样。每天都有一批志愿者帮忙打扫神殿及其周围，保持整洁。他们会打扫神殿的院子，替院子里的圣树裁剪枝叶，清洗神殿前的步道。此外，每天他们都要在昏暗的神殿里穿行几次，用拉里什当地出产的一种香橄榄油点亮火烛。

我们进入神殿的时候，都必须亲吻神殿的门框和前廊，并且小心注意自己的脚步不要踩在前廊上。到了神殿里，我们会用五彩的丝绸打成一个个结，每一个结都象征着我们的一个愿望。每逢重要的宗教场合，巴巴·谢赫都会来到拉里什，在主殿里静坐，迎接从四面八方前来的朝圣者，和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向他们赐予祝福。那间主殿是雅兹迪人最尊崇的圣人之一阿迪长老的安息之所，他在12世纪曾经推动过雅兹迪信仰的传播。拉里什山谷里还流淌着白泉，那泉水一路汇进一方大理石质地的清池，我们雅兹迪人代代都要在那方池水里接受洗礼和祝福。在阿迪长老陵墓下面，还有许多阴暗潮湿，滴着凝水的山洞。我们会用那些山洞里渗出的泉水拍湿全身，再次向神明祷告。

若是要去拉里什山谷，最好是在雅兹迪人庆祝新年的4月。那时正是冬去春来，春雨洒入白泉的时候。山谷里的岩石表面也十分清凉，我们在山谷中的时候，可以畅快地往来其间；泉水也非常清冽凉爽，可以供我们朝圣的时候洗濯提神。整个山谷幽雅清丽，到处都是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

从科乔村开车出发去拉里什山谷，大约要花四个小时。雅兹迪人去一趟拉里什山谷，不仅要花油钱，还得准备路上的口粮，去朝圣的时候还不能种地，甚至有的家庭还会带上献祭用的牲畜，一趟的开销着实不菲。我们家并不富裕，因此很难常去山谷朝圣，而我在家的时候，则常常梦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去一次那里。我们的家里贴满了拉里什的照片，电视上也会播放与山谷以及住在那里的教长们有关的节目。我们还能在电视上看到前去朝圣的雅兹迪人一块跳舞的场景。拉里什和科乔不一样，水源充足，能够养活许多树木花草，整个山谷里景色非常优美。山谷里的神殿非常古老，它们都是用石材砌成，外面装饰着与我们的宗教故事相关的符号。对我们来说，拉里什山谷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曾经是塔乌西·梅列克第一次下凡，广度苍生，晓谕万民的地方。我们虽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向神明祈祷，但是拉里什的神殿是最为特殊的祷告之所。

我16岁的时候，去过一次拉里什山谷，接受洗礼。临行前，我每天都数着日子，出发前好几周，我都专心记下母亲叮嘱我的所有事项。她告诉我，一定要对其他的朝圣者礼貌相待，也一定要对山谷中的一切心存敬畏，还告诉我在山谷里的时候绝对不能穿鞋，也不能留下肮脏的东西。母亲反复叮嘱我们几个子女：“不许吐痰、不许说污言秽语，不许没礼貌，不许踩在神殿的前廊上，那是给你们亲吻的地方。”

就连最调皮捣蛋的赛义德，这时也会专注地聆听母亲的话。母亲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就是你要受洗的地方。”照片上是一方嵌入地里的石质池子，有一股白泉的清水沿着一条主干渠，如彩练一般泻入池中。我之所以直到16岁才去接受洗礼，是因为我家没什么钱。我从未因此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雅兹迪人，神明是不会因为我晚受洗礼而不满的。不过，终于可以前往山谷，还是令我非常高兴。

我和几个哥哥姐姐在白泉中接受了洗礼。一个神殿的女仆从用一只铝制小碗从泉中舀起一斛清水，浇在我的头上，接着让我一边念经文，一边将泉水拍在头部四周。最后那个女人将一片白布扎在我的头上，我则在附近的一块石头上给她留下了一点供奉钱。凯瑟琳当时和我一起受洗，我受洗的时候，低声向神明祷告：“神啊，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不会背弃你，我会永远追随你，沿着你指的路往前走。”

“伊斯兰国”来到辛贾尔之后，我们都很担心拉里什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很担心“伊斯兰国”会摧毁我们的神殿，毕竟他们一路上没有少做那种事。逃离“伊斯兰国”的雅兹迪难民纷纷奔向拉里什避难，那里有神殿守卫把守，巴巴·谢赫和巴巴·查维什为涌来的难民们念祷祈福。他们两位教长在战争持续期间，一直待在神殿里的小屋中。拉里什和伊拉克境内的许多雅兹迪聚居区一样，并不属于库尔德人的领地，因此那里并没有库尔德民兵守卫。背井离乡来到拉里什的雅兹迪难民个个都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目睹过“伊斯兰国”屠杀的惨状，精神上饱受创伤，而身体也因为逃亡而疲软无力。他们确信，“伊斯兰国”任何时候都会打进神殿。

一天，一位逃难来此的年轻雅兹迪父亲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坐在神殿的前廊上。那位父亲很久没有合过眼，他一直想着家乡被杀害的同胞，想着被“伊斯兰国”绑走的女眷。这些记忆无比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让他无法承受。他从裤腰带上解下枪来，不等任何人上前阻止，便在神殿的前廊上当着他儿子的面举枪自尽了。在拉里什避难的雅兹迪人听见枪响，都以为是“伊斯兰国”打过来了，纷纷望库尔德斯坦而去。只有巴巴·查维什和几个神殿仆从留了下来，擦拭死者留下的血迹，将他入土为安之后，便静静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他们知道“伊斯兰国”很有可能杀进拉里什，已经做好了殉教的准备。巴巴·查维什当时说：“如果这里被他们毁了，我还留着这条命有什么用？”然而恐怖分子从来没有进过拉里什。神明护佑着这片地方。

屠杀发生之后，我们这些被“伊斯兰国”劫走的女人开始一个一个逃脱出来。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次重返拉里什的时候，那里会变成什么样子。眼下的我们很需要到神殿去，寻求信仰的抚慰。然而我们起初都不敢肯定，拉里什的神职人员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从“伊斯兰国”手中逃脱的女奴。我们当时都被迫改信过伊斯兰教，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失身。我们都是被逼无奈，因而都以为或许能够得到神的原谅。然而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这些已经足够把我们驱逐出雅兹迪人的社会。

事实证明，我们对雅兹迪人的宗教领袖还是太过小人之心了。惨案发生之后不久的八月，宗教领袖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我们的情况。很快他们就达成一致，宣布曾经被迫为奴的雅兹迪妇女都可以回归宗族，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的遭遇受到指责；并且我们不会被视为穆斯林，因为当时我们改宗的行为，乃是迫于“伊斯兰国”的**威。宗教领袖们还说，我们并不会因为被强暴而被认为失节，我们只不过是“伊斯兰国”的受害者。巴巴·谢赫亲自和逃脱到拉里什的幸存者们见了面，向她们指点人生的迷津，并且再三向她们担保，一定可以让她们正常回归雅兹迪社会。九月的时候，宗教领袖们起草了一份教令，通告全体雅兹迪人称，我们这些女奴的遭遇并非我们自己的过错，只要我们信仰仍然坚定，雅兹迪同胞们就应当欢迎我们回归宗族。宗教领袖的这番教令对我们体现出莫大的善意和理解，经此之后，我也比以往更加热爱雅兹迪民族这个集体。

然而，不论巴巴·谢赫如何通过言语和行动关心体谅我们，我们的内心都不可能真正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支离破碎。女人们想方设法净化自己的身心。许多做过女奴的姑娘都做了处女膜修复手术，希望将曾经被“伊斯兰国”强暴的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抛诸脑后。难民营的一些医生在治疗幸存者之余，也会为我们操刀进行这项手术。他们用平常的语气告诉我们，可以去找他们“接受治疗”，就像是去找他们进行普通的身体检查一样。他们还告诉我们：“20分钟就能搞定。”

我很好奇手术是否真的有效，便和几个姑娘一起去了难民营的诊所。医生们告诉我：“你们想恢复贞操的话，其实很简单。”我认识的一些姑娘决定做这个手术，但是我没有做。哈吉·萨尔曼强暴我，还有他的手下为了惩罚逃跑行为而**我的那些惨痛的记忆，真的能那么“简单”地一笔勾销吗？那些兽行并不仅仅只是伤害了我的某个部位，甚至并不仅仅是伤害了我的身体，而是击碎了我的灵魂。世上没有任何手术可以修补灵魂的创伤。尽管如此，我也能够理解其他姑娘为什么想要接受这个手术。我们都迫切地需要某种形式的安慰，如果她们接受手术之后，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嫁夫生子，那我也会为她们感到欣慰的。

我竭力试图构想我自己的未来。还在科乔的时候，年幼的我满足于自己的小小世界，享受着家人的爱意。我唯一需要担心的，不过是自己的家人，而生活中的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然而现在，即使我们这些女孩都活了下来，努力地回归正常生活，可哪里还有能迎娶我们的雅兹迪男人？他们都已经被填在辛贾尔的乱葬岗里了。整个雅兹迪人的社会都因为“伊斯兰国”而被破坏殆尽，我们这些女孩年幼时畅想的未来生活，如今已经遥不可及。我们已经不奢望快乐幸福，只求生存下来，并且尽可能用我们历经劫难之后奇迹般保存下来的生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住进难民营之后几个月，有一些人权活动家联系上了我。其中一位希望得到我的罩袍，她对我说：“我正在收集种族屠杀留下的证据，日后我想建立一个博物馆，展出我收集到的东西。”另一位人权活动家在听我讲述自己经历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去英国，向那里的官员叙述我的遭遇。我答应了他。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趟旅途之后会怎样改变我的人生。

在难民营的最后几个月，我一直在为去德国做准备。迪玛尔和我准备移民到那里去，但是艾德琪不肯。“我永远不会离开伊拉克。”她告诉我们。她的脾气总是这么倔强，让我有几分羡慕。德国承诺会保障我们的安全，并且为我们提供教育，让我们有机会开启新的人生。然而伊拉克永远都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了准备移民材料，忙活了好一阵，还去了巴格达领了护照。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去伊拉克的首都，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我在巴格达逗留了12天，每天我都得去一个不同的办事处——按指纹、拍照片，为预防各种各样说不上名字的疾病打疫苗针，来来回回，总是忙不到头。9月的一天，我们收到消息，很快我们就要出发了。

我们被带到埃尔比勒。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几套衣服。之后迪玛尔和我流着眼泪，和难民营的每个人（尤其是艾德琪）道别。我想起赫兹尼很多年以前曾经试过偷渡到德国去，他当时以为，如果自己能在欧洲结结实实发一笔财，季兰的家人就没法反对他们俩之间的亲事。他半路上被外国政府遣返回来，可我如今手里却拿着一张外国政府给我的机票。对我来说，离别永远是最艰难的事情。

我们出发去德国之前，去了一趟拉里什。这片神圣村子的街上约有好几十个以前当过女奴的姑娘，她们穿着黑色的丧服，一边哭，一边向神明祷告。我和迪玛尔亲吻了阿迪长老神殿前的门框，将彩色的丝线打成一个个结，祈愿每个活在世上的落难同胞都能回到亲人身边，祈愿像我母亲那样的死者能够在来世平安幸福，祈愿科乔村有朝一日得到解放，也祈祷“伊斯兰国”有朝一日会因为他们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从白泉中掬出一捧水来，洒在自己的脸上，无比虔诚地向塔乌西·梅列克祷告起来。

那一天，整个拉里什都很宁静。巴巴·查维什当时还走出神殿，接见路上的姑娘们。这位长者生得身形高瘦，留着一绺长长的胡子，面相和善，目光深邃，能够让任何人向他敞开心扉。他在阿迪长老陵墓前的院子里盘腿坐下，身上白色的长袍在微风中徐徐歙动。他拿着一根木头烟管，绿色烟草燃烧的烟雾从烟锅里蒸腾而起，飘散在前来觐见他的那一大群姑娘的周围。

我们俩也在巴巴·查维什的面前下跪行礼，他亲吻了我们的额头，问我们：“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告诉他，之前我们都被“伊斯兰国”抓走，如今则准备前往德国。他平淡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悲伤：“很好。”他亲眼见过无数雅兹迪人离开祖国伊拉克，留在眼前的雅兹迪人越来越少，他的心里一定很不好受。但是他也知道，如今一切得向前看。

他又问了我们一些问题，诸如“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被‘伊斯兰国’抓走多久”，“难民营条件怎么样”，等等。最后，等他烟锅里的烟快抽完，太阳渐渐西沉的时候，他平静地问：“你们都失去了哪些亲人？”

之后他便坐在原地，仔细聆听坐在他周围的女人们念出或者死去或者下落不明的家人、朋友、邻居、丈夫、孩子、父母的名字。即使是那些原本不敢向他说话的内向姑娘，也一并朝他开始诉说。她们足足念了好几个小时的名字，晚风渐起，神殿的墙也随着日落西山而渐渐黯淡下去。无数雅兹迪人的名字仿佛连成了一个无休止的乐章，直入九霄，上达神听。轮到我的时候，我念出了属于我的那些名字：“我失去的亲人，有我的哥哥贾洛、皮塞、马苏德、哈伊里和埃利亚斯；我的侄子马利克和哈尼；我的嫂子莫娜、季兰、斯玛海尔；我的侄女凯瑟琳和妮斯琳；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哈吉。我还有很多亲人被带走后逃了出去，但下落不明。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无法保护我们。最后，还有我的母亲莎米。无论她在哪里，我希望她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