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难民营的道路是一段泥巴路，很狭窄，让我想起科乔村里铺路之前的模样。当天早上，我们抵达难民营的时候，我一直努力想说服自己认为，眼前便是我们的新家。可是，周围的一切任何能让我们感到熟悉的事物，都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生活已经离我们多么遥远。我只能感到心情越来越沉重下去。
远远望去，能看见难民营里成百上千个白色的集装箱房子沿着伊拉克北部的平缓山坡，像垒起的墙砖一样层层排开。每一间集装箱房子四周都用一道泥路隔开，那泥路里通常都积满了雨水、洗澡水以及临时厨房里排出的脏水。难民营四周建起了层层围墙，负责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然而我们已经发现，围墙的地基已经被孩子们掏出好几个洞，方便他们去外面找回踢飞的足球。在营地的入口，有供救援组织和政府人员办公的集装箱办公室，还有一个诊所和一间教室。
我们是12月份搬进的难民营，当时伊拉克北部已经开始渐渐降温。即使集装箱房子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冬天的严寒，我还是想找回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集装箱里面很宽敞，有好几个并排而立的房间。我们将其中一个用作卧室，另一个用作客厅，还有一个则辟作厨房。
难民营并没有为伊拉克北部的气候变化做好充足的准备。冬天到来的时候，集装箱周围的步道便满是冻住的淤泥，我们花费了好一番功夫才避免这些泥弄脏我们的屋子。难民营里每天只有一小时供水，而且每家只能有一台取暖器，我们几个人轮流取暖，才能在集装箱屋子里住下去。没有暖气的时候，外面的冷空气会在墙上凝结成水，滴到我们的**来。因此我们只能枕着洇湿的枕头入睡，每天被霉菌的刺鼻气味熏醒。
我和我的哥哥们同住一个集装箱，很快我们规划了每个人的生活安排。难民营里面的居民想尽办法，在营地里试图过回自己曾经的生活。如果能重新做一些在家乡做过的事情，对我们这些难民来说，即使只是走走形式，也是莫大的慰藉。在杜霍克的难民营里，每个人的生活规律都和在辛贾尔时一模一样。女人们忙忙碌碌地清扫房间，准备饭菜，仿佛她们只要足够细心，就能够穿越回到曾经的村子里，和已经死在乱葬岗的丈夫们重新团聚，回到过去的日子。营地里的女人们忙活完一天，做完面包并且将拖把放回墙角之后，很难不想起自己已经无家可归，早早守寡的现实，并且为此日复一日地大哭不止，震得我们住的集装箱都微微发颤。科乔村往日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和往来嬉戏的孩子，可如今的营地里恰恰相反，一片死寂。我们甚至开始怀念起往日村里人在家里吵架的声音，当年的吵架声回想起来，竟如同音乐一般美妙。我们在营地里根本找不到工作，也没法念书，只能每日悼念死去的亲人，担心下落不明的同胞。
对于男人们来说，难民营里的生活尤其难熬。营地里面没有工作，他们也没有车子，不能去城市里打工。他们的妻子、姐妹和母亲眼下都被关在“伊斯兰国”的据点里，而他们的父兄早已归天。我的哥哥们加入民兵或者警察部队之前，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伊拉克政府发给的补贴，还有一些救援组织的救助。这些救援组织里最有名的叫“雅兹达（Yazda）”，是科乔惨案发生之后组建起来的，经常会给种族屠杀的幸存者提供援助。他们来发放救济粮的时候，我们也会跑过去争抢，有时也会因此错过前来的卡车。他们有时会来到营地的这一头，有时又会去营地的那一头。他们发放的食物有时也是早已变质了的，我们有几回下厨做饭的时候，常常抱怨下锅的大米饭闻着像垃圾一样刺鼻。
夏天到来之后，我决定自己解决粮食的问题。我在附近的农田里找了一份帮农的工作，那片农田的主人是个库尔德人，正招募难民们替他收获甜瓜。他答应前来应征的难民们：“只要你们干上一天，我就管你们晚饭。”此外他还会发给我们一笔微薄的工资，因此我便每天在地里卖力地将沉重的甜瓜从藤蔓上摘下来，一直干到太阳将要下山才作罢。可是当晚饭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却差点呕了出来。盘子里正是营地里发放的那些变质大米，色泽苍白，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我知道了那个农场主的用意之后，不禁哭了出来。他一定是以为，我们这些难民既然十分贫困潦倒，无论他给我们吃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对他感恩戴德。
我想指着鼻子告诉他：“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过家，有过富足的生活，我们不是一文不值！”可我终于还是没有发作，默默地尽力吃下眼前的这盘令人反胃的晚饭。
回到农田里之后，我的怒火越烧越烈。我心想：“我今天会干完我的活，但是我明天绝对不会再回来给这个人干活了。”
一些在地里打工的人们开始讨论起“伊斯兰国”来。对于那些恐怖分子到来之前就逃之夭夭的难民来说，我们这些被“伊斯兰国”囚禁过的人非常令人好奇。他们总是问我们“伊斯兰国”治下的生活如何，似乎像是在打听一部动作电影的剧情。
那个农场主从我们身后走来，问道：“你们谁是从‘达埃什’的地方来的？”其他人便指着我。我停下了手头的活计，本以为他会为对待我们的态度而道歉。他如果早点知道难民营里有从“伊斯兰国”的魔爪中逃出生天的人，估计会改容相待。然而他只是想向我们宣传民兵们的英勇善战。“那些‘达埃什’一定会灭亡的。”他说道，“你们会见证民兵们把他们赶出去的。他们非常厉害。当然，为了解放伊拉克的许多地方，我们也牺牲了不少民兵战士。”
我实在忍不住，对他反唇相讥：“你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族人都死于非命。他们之所以死去，就是因为你们的民兵不战而退。”那个农场主打住了话头，转身离开了。一个年轻的雅兹迪男子面带怨色地对我说：“请你不要再说那些话了。只管干活就好。”那天傍晚，我对雅兹迪工头说我不会再为那个农场主干活。那个工头非常生气地瞪着我说：“那人叫我们所有人明天都不用来了。”
我有些内疚，毕竟我的一句话，害得所有人都丢了来之不易的工作。然而很快这段故事就在难民营里流传开来。当我离开伊拉克，向国外的人们讲述我的经历的时候，我一个名叫达乌德的朋友来到了难民营，和我的另外几个朋友抱怨说，我还是太给库尔德民兵面子了。“娜迪亚应该跟全世界说说那些民兵是怎么对我们的！”他说道。这时营地里的另一个雅兹迪人开始大笑起来：“她最早就那么说过，还害得我们所有人被炒了鱿鱼哩！”
* *
2015年1月1日清晨4点，迪玛尔也来到了难民营。她来的时候，甚至还和没睡醒的我开起了玩笑，她说：“我真不敢相信，我在外面逃命的时候，你居然在这里睡大觉！”可我只是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告诉她：“我一直等你到早上4点才睡，你迟到了！”我前一天晚上确实憋着熬夜，熬得很晚，直到自己实在抵挡不住睡意才迷糊过去。醒来的时候，我的姐姐就已经站在了我的床头。她曾经沿着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连着跑了好几个小时，腿上还因为翻过边界围栏时被铁丝网划破，一直在流血。她当然是幸运的——在那里，她很容易就会被边界守卫发现并射杀，或者不小心踩到地雷。
迪玛尔回来让我振作了不少，但是我们仍然眉头紧锁。我们两个手拉着手，一直哭到早晨10点，之后她将许多闻讯前来看望的人们迎进屋子，一屋子人坐在她身边又哭了好一阵。我们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开始聊起其他人的状况，这也是迪玛尔回到我们身边之后我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我那天早上在床垫上醒来，听见身边的迪玛尔用沙哑的哭腔问我：“娜迪亚，家里其他人都在哪里呀？”
1月的晚些时候，艾德琪也设法逃了出来。我们此前都极为担心艾德琪的安危——我们很少听说她的消息。几周之前，有一个从叙利亚逃脱的女人来到了难民营。她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叙利亚和艾德琪待在一起。我们迫切希望知道详细情况，便求她告诉我们具体的实情。她便告诉我们说：“那些恐怖分子确实相信她是个母亲，因此还没有动她的身子。”艾德琪一心只想保护我的侄子米兰的安全。那女人又说：“她告诉我，如果我愿意替她照顾米兰，她情愿自杀。我告诉她要从长计议，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完全不抱希望。”
我们听那女人这样说之后，便只能为艾德琪做最坏的打算。我们已经为她和我那可爱的侄子米兰进行过哀悼。艾德琪曾经是个敢于和不许自己学开车的兄弟们争个是非曲直的勇敢女孩，我原以为她当时已经不在人世，可她突然打通了赫兹尼的手机。赫兹尼挂断电话之后，兴奋至极，连忙告诉我们说：“艾德琪他们在阿夫林（Afrin）呢！”阿夫林是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区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伊斯兰国”的控制区。那里有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把守。我心想，这些叙利亚的库尔德战士曾经帮助雅兹迪离开圣山，应该也会帮助我的姐姐。
艾德琪和米兰逃离拉卡之后，被一位阿拉伯牧羊人收留在家中。那牧羊人全家保护了她一个月零两天，其间一直在商量怎样才能够万无一失地把她送出“伊斯兰国”控制区。牧羊人的女儿与阿夫林的一个男人订了婚，因此全家人便借机行事，等到女儿出嫁那天，借口送女儿去夫家，带着艾德琪一起往北而去。后来赫兹尼才告诉我们，他其实早就知道艾德琪到了那个牧羊人的家，但是他并不想提前激起我们的希望，因此才一直瞒着我们。
艾德琪从阿夫林打来电话之后两天，便带着米兰出现在了难民营。这一回，我和迪玛尔两个人一直等她等到了早上6点。我们非常害怕艾德琪问起那些已经确认死亡或是下落不明的亲人的情况，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艾德琪早就察觉到了这些情况，很快，她也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了这个狭窄而悲伤的小小世界之中。
我的姐妹们能够全数逃出，完全是一个奇迹。“伊斯兰国”势力进犯辛贾尔三年以来，雅兹迪女孩们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奴役的命运，想尽了所有办法逃离“伊斯兰国”。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得到了同情他们遭遇的当地居民帮助；有的则联系家人或者政府，或是支付一笔钱给营救人员，让他们组织救援，或是直接向“伊斯兰国”的成员支付赎金，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女孩。这些金额有时相当高昂，平均来说，通过这种手段营救每一个女孩，需要花费赫兹尼大约5000美元。这笔钱的大头会支付给组织救援行动的地下网络操盘人——赫兹尼戏称他们每一次营救“都能挣出一辆新车的钱来”。而这些操盘人之后会用在伊拉克逊尼派以及库尔德地区里掌握的人脉，协调组织救援行动。他们会负责用钱雇佣许多的中间人——诸如司机，证件伪造者以及负责具体转移的人，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而这一切的大费周章，只是为了解救区区一个姑娘。
每一个逃脱“伊斯兰国”的故事都无比扣人心弦。一个来自科乔的女孩被带去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她和一大群女性被关在一个婚礼大厅里面，等待分配。那个女孩绝望之际，尝试用打火机点燃一个丙烷气罐，引燃整个大厅，不料却被恐怖分子发现。情急之下，她强迫自己开始呕吐，一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要她到外面去吐，她和一群女孩抓住机会，直接向大厅周围的阴暗农田里跑去。后来她们被一个过路的农民出卖，但是这个女孩却走了运。几周之后，买走他的那个男人的妻子竟然帮助她离开了叙利亚。不久之后，那名妻子就因为阑尾炎而离世。显然“伊斯兰国”找不出一个能够救她性命的外科医生。
季兰在“伊斯兰国”被关了两年多，之后赫兹尼用了一个精心布置的惊险计划成功地将她救了出来。这个计划直到今天，都是最令我拍案叫绝的。季兰买主的妻子对她丈夫虐待雅兹迪女孩的行为日益不满，因此她打电话给赫兹尼，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救出季兰。季兰的买主是一个“伊斯兰国”的高官，也是日益逼近恐怖分子老巢的反“伊斯兰国”联军定下的一个斩首目标。赫兹尼酝酿好计划之后，便告诉那名妻子：“你的丈夫可能难逃一死。”那妻子表示同意说：“没有别的办法了。”
赫兹尼让那位妻子联系上了一个库尔德武装的指挥官，那名指挥官当时正和美国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境内的重要目标。赫兹尼叮嘱那位妻子说：“你丈夫一离开家门，你就马上联系那个指挥官。”第二天，那个“伊斯兰国”的高官就在坐车外出时死于空袭。一开始赫兹尼通知那位妻子她丈夫已经丧命的时候，她还不相信，问赫兹尼说：“如果他真的死了，为什么没有人谈起这个事？”她非常害怕自己的丈夫躲过一劫，并且发现她暗地里进行的秘密行动。她要求见到她丈夫的尸体。赫兹尼告诉她：“那尸体已经毁得无法辨认了。他坐的那辆车都快被完全烧化了。”
被那个“伊斯兰国”高官囚禁的姑娘们开始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而包括季兰在内的这些姑娘，后来都通过一扇小窗户离开了险境，逃到了安全地带。两三天之后传来消息，那个“伊斯兰国”高官确实已经在空袭中丧生，而其他恐怖组织成员则来到他家，想把季兰带走，卖给一个新主人。他们敲门时，那位妻子出来迎接，她强装出镇定的语气告诉他们：“我们家的女奴和我丈夫当时坐在一辆车里，和他一起死掉了。”恐怖分子们显然相信了她的话，便离开了。等他们走远之后，季兰和那位妻子都被转移到了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哨所，之后被辗转带到了库尔德斯坦。她们离开之后仅仅几小时，她们曾经所在的那座屋子也遭受了轰炸。“‘达埃什’一定都认为她们俩都死了。”赫兹尼告诉我。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我所知，2015年12月的时候，索拉格发现了一座乱葬岗。在那之前几个月，我刚和迪玛尔一起离开难民营，参加德国政府的一个援助雅兹迪“伊斯兰国”受害者的计划，去了德国。那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发现里面全是艾德琪和赫兹尼发来的消息。他们经常会打电话给我，通知我还留在难民营的那些家人的情况，尤其是赛义德的消息。赛义德后来得偿所愿，终于加入了民主党民兵武装新近设立的雅兹迪团，在辛贾尔一带作战。我打电话给艾德琪的时候，她告诉我：“赛义德现在离索拉格不远，很快我们就会知道那里的消息。”
那天我和迪玛尔本来要去上德语课的，可是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出门。我们整天坐在自己的公寓里等消息。我联系上了一个正在前线报道索拉格战事的库尔德记者，整天都能接到他的电话，当然还有赛义德和艾德琪打来的电话。没有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和迪玛尔便静静祈祷，希望我们的母亲平安无事。
那天下午，记者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很低沉，我立刻明白他要带给我的是坏消息。“我们找到了一片乱葬岗。”他告诉我，“离学校很近，大约掩埋着80具尸体，全部是女性。”我听完便默默地放下了手机。经历过那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却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将这个消息告诉迪玛尔，或者打电话通知艾德琪和赫兹尼。我的双手在颤抖。这时，迪玛尔的手机响了起来，家人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我们俩害怕得尖叫起来。
我因为悲伤而完全无法动弹。我给赛义德打了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开始哭了起来：“我在这里打仗根本没有用。我已经打了一年的仗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亲人，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我又求赫兹尼，让我回来参加母亲的葬礼，可是他拒绝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她的遗体。”他说，“军队还在索拉格，就算你过来，他们也不会让你接近那片地方的。你现在回来很危险。”我那时已经开始从事人权活动方面的工作，“伊斯兰国”每天都会向我发出威胁。
母亲确认死亡之后，我只能希望我的侄女和好朋友凯瑟琳能够逃出“伊斯兰国”，和我们团聚。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姑娘，身边的所有人都非常喜欢她。此刻我也无比需要她的陪伴，来帮我消化母亲离世的痛苦。赫兹尼也很喜欢凯瑟琳，将她视若己出，她被“伊斯兰国”劫走之后，赫兹尼连着好几个月都在想方设法解救凯瑟琳。凯瑟琳在哈姆达尼亚和摩苏尔的时候都分别逃跑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成功。赫兹尼手机的语音邮箱里还存着凯瑟琳的一段录音，在那段录音里，凯瑟琳哀求他说：“叔叔，求求你，这一次一定要把我救出来，我不想再被他们那样关着了。”赫兹尼时不时就会把这段录音播放一遍，每次听完他都眼角含泪，发誓一定竭尽全力把她营救出来。
2015年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赫兹尼偶然之间接到一个哈维亚（Hawija）垃圾回收工人打来的电话。哈维亚是基尔库克城外的一个小镇，“伊斯兰国”在战争早期就占领了那里，将那里变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堡垒。那人告诉赫兹尼：“我之前去伊斯兰大夫的一栋房子里收垃圾，有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走了出来，求我给你打个电话，让我告诉你她还活着。”那个垃圾回收工非常害怕“伊斯兰国”报复，因此告诉赫兹尼别再联系他，还说：“我是不会再去那栋房子的。”
从哈维亚逃脱“伊斯兰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个小镇上起码住着10万名逊尼派阿拉伯人，而那个耳鼻喉科医生伊斯兰大夫如今则是一个“伊斯兰国”的头面人物。不过，赫兹尼在哈维亚也有线人，利用通信软件Telegram，他可以通过线人联系上凯瑟琳。那个线人告诉凯瑟琳，要她去一所医院：“那里附近有一家药店，我会在里面拿着一个黄色的档案袋等着你，你看到我之后，不要和我说话，直接往你被关的那栋房子走，我会跟着你，了解到你被关押的确切位置。”凯瑟琳答应了线人的要求。她那天按照约定去医院，快要走到目的地的时候，医院却被空袭的炸弹击中。她非常害怕，连线人都没有找，径自回了原来的那栋房子。
后来，赫兹尼又尝试联系一些被困在哈维亚，反对“伊斯兰国”的阿拉伯居民，请他们提供帮助。那些阿拉伯人在附近的村庄拥有一间房子，他们可以避开大型检查站出入那个村子。他们答应会将凯瑟琳转移到那里去。赫兹尼通过这些阿拉伯人，总算和凯瑟琳搭上了线。凯瑟琳告诉他，自从医院遭到空袭之后，伊斯兰大夫就带着她搬到了镇子里的另一所房子。她对新线人描述了自己的位置，而那个新线人则带着他的妻子去了凯瑟琳所在的那个小区，挨家挨户地敲门，佯称他们想在附近租一个房子，打探消息。他们敲开凯瑟琳被关押的那间屋子时，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名叫阿尔玛斯，也是科乔村的人，当时只有九岁。那个线人在阿尔玛斯身后看见了凯瑟琳，还有我的朋友瓦拉亚的妹妹拉米亚。她们三个都被伊斯兰大夫囚禁在这里。线人低声告诉凯瑟琳：“明天早上，如果屋里没有武装分子，你就在窗外挂一条床单。9点半之后，如果我见到毯子，就能确定你们安全，到时我会回来接你们走。”凯瑟琳虽然有些担惊受怕，还是答应了线人的约定。
那天早上，那个线人慢慢开车经过那间房子。窗外分明挂着一条毯子，于是那人赶紧下车敲门。房里的三个雅兹迪女奴——凯瑟琳、拉米亚和阿尔玛斯——一齐冲出房门，奔上他的车。一行人安全抵达邻村之后，那人便打电话给赫兹尼，而赫兹尼则给他转了一笔钱过去。
三天之后，赫兹尼找到了几个地下营救人员，他们愿意将三个女孩和帮助她们逃跑的那个阿拉伯线人一家转移到安全地带，索价10万美元。然而他们身上并没有合法证件，只能在夜里步行穿过库区边境。那些营救人员告诉赫兹尼：“我们会把他们带到底格里斯河边，然后会由另外一个人把他们带到你那里去。”那天半夜，第一个营救人员打电话告诉赫兹尼，转移行动已经开始了。我们全家都期待着凯瑟琳能够在难民营和我们团聚。
赫兹尼整晚都守在手机边，等着那些营救人员打电话通知他，凯瑟琳已经到达库区地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凯瑟琳。然而那天晚上，他的手机迟迟没有响起铃声。第二天下午1点半左右，才有一个库尔德人拨通了赫兹尼的电话，问他凯瑟琳、拉米亚和阿尔玛斯是不是我们的家人。“她们在哪里？”赫兹尼问。
那男人告诉赫兹尼：“拉米亚受了重伤。”他们想步行穿过库尔德斯坦边界的时候，不慎踩到了一个土制炸弹，那个炸弹在他们的脚下爆炸了。拉米亚浑身上下被炸弹炸成了三级烧伤。那个男人接着说：“剩下两个已经不在了。愿她们安息。”赫兹尼颓然地垂下了拿手机的手，神情仿佛是被人开了一枪，震惊而痛苦。
当时我已经不在伊拉克了。凯瑟琳一行被转移到哈维亚附近那个村子的安全屋之后，赫兹尼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我一想到有望和我的侄女重逢，心里欣喜不已。然而那一天晚上我却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的表哥苏莱曼站在科乔村里一台正在供电的发电机旁，梦里的我正和马苏德还有母亲一起散步，我们走近苏莱曼身边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遗体边还有很多动物在吃他的肉。我惊惧不已地醒来，浑身大汗，意识到出了事。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赫兹尼，问道：“凯瑟琳她们怎么样了？”他便把情况告诉了我。
这一次，赫兹尼同意我回伊拉克参加葬礼。我和迪玛尔坐飞机，凌晨4点抵达了埃尔比勒的机场，一下飞机，我们就直奔医院看望拉米亚。她已经说不了话，脸部烧伤得十分严重。离开医院之后，我们去了基尔库克，见到了那户帮助凯瑟琳一行逃跑的阿拉伯家庭。我们想要找回凯瑟琳的遗体，以便妥善安葬。按照雅兹迪人的习俗，想要落土为安，找回死者遗体是必需的前提。可是那一家阿拉伯人却爱莫能助。他们告诉我们：“她们踩上炸弹之后立刻就没了命。我们把拉米亚扛到了医院，但我们实在没法连剩下两人的遗体也一起带上。她们的遗体现在应该在‘伊斯兰国’的手里。”
赫兹尼极度悲伤，完全听不进去任何安慰的话。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凯瑟琳，一遍遍地播放着她生前的那段录音，心如刀绞。他的手机里反复响起凯瑟琳的声音：“这一次一定要把我救出来。”至今我听着她的声音，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她和赫兹尼的脸庞，以前凯瑟琳的神情，总是那么的乐观爽朗。每每听到这段录音，我也会暗暗垂泪。
我们开车去了难民营。整个营地和我将近两年前与兄长们一起搬进来的时候，差别并不大。营地里的人们努力将集装箱屋子布置出一点家的气息。他们在门前搭出油布小篷子，好在室外乘凉，还将家人的照片贴在了屋子里。营地里的一部分难民已经找到了工作，那些集装箱屋子之间停着的车子比起以往也多了不少。
我们走近时，看见了艾德琪。她和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还有长辈们在室外，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向天空高举双手，嘴里念着经文，眼眶里不停地流着泪水。凯瑟琳的母亲阿斯玛尔哭得震天动地，以至于营地的大夫都担心她可能会哭瞎自己的眼睛。我们走进营地大门的时候，就能听见她们念安魂经的声音。来到我的家人住的集装箱屋子前之后，我也和她们一起加入了哀悼的行列。我和我的姐妹们一起绕圈踏步，拍打起自己的胸脯，痛哭流涕。我感觉到自己被囚禁虐待时，还有奔走逃亡时累积下来的内心创伤，此刻全部重新迸裂开来，使我痛彻心扉。我无法想象自己今后再也无法见到凯瑟琳和我的母亲。从那之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家庭将永远不会完整，永远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