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塞尔离开埃尔比勒之后，我一直尽力关注着他和他家人的情况。每每想到爱国联盟的录像那回事，我总是满心羞愧，以至于无地自容，只能希望那段录像不会给他们一家人带去危险。他只不过是个贫民区长大的年轻人，我和赫兹尼却担心他迟早会和恐怖分子沾染上关系。“伊斯兰国”数年以来一直在城市中安插眼线，专门煽动逊尼派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而祸乱整个国家。在“伊斯兰国”控制区生活的人们都希望那些恐怖分子会像复兴党一样夺取政权，恢复他们原本的社会地位。即使他们认清了“伊斯兰国”的真实面貌，等到纳塞尔从库尔德斯坦回去之后，那里的孩子们不久就会长大成人，他们很可能会被收编进“伊斯兰国”的军队，甚至很有可能被洗脑，成为他们最忠实的支持者。米娜的儿子们能不能躲过被送上战场的命运？直到今天，我也无从得知。

赫兹尼非常担心纳塞尔一家会出事。他对我说：“他们帮了你，要是他们为此遭到迫害，我们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他如今已是一家之长，非常认真地扮演着顶梁柱的角色。当然，远在扎霍，后来又去了难民营的赫兹尼很难为身在摩苏尔的他们真正帮上什么忙。赫兹尼和希沙姆还有纳塞尔打过几次电话，有一天下午，他照例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线路里的声音却告诉他对方无法接通。从那以后，赫兹尼就只能依靠托人打听的方式了解纳塞尔一家的情况。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伊斯兰国”确实发现了纳塞尔帮助过我，并且逮捕了巴希尔和希沙姆，但是他们两人说服前来的“伊斯兰国”分子相信，这件事是纳塞尔一人所为。

2017年伊拉克政府军打响夺回摩苏尔的战斗时，纳塞尔一家仍然在城中，他们的消息也越来越难传到我们这里。赫兹尼从别人那里听说，2017年“伊斯兰国”和伊拉克政府军为争夺摩苏尔与瓦迪哈贾尔（Wadi Hajar）之间的道路而发生战斗，纳塞尔的一个兄弟因此丧生，但我们并不清楚具体的缘故。纳塞尔一家位于摩苏尔东区，当年的战役打响之后，东区是最先得到解放的城区，因此他们有可能得以成功逃脱，也有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我曾听说，伊拉克政府军攻进摩苏尔时，“伊斯兰国”使用平民作为肉盾，确保美军轰炸区域内的平民和武装分子绑定在一起。逃出摩苏尔的人将城里的情况描述得像人间地狱一样，我们只能祈祷纳塞尔他们平安无事。

我们出发去我姨妈家之前，先去了杜霍克的医院，赛义德和哈立德都在那里养伤。当时难民营还未完全建成，涌进伊拉克库区的雅兹迪难民只能到处寻找可以容身的地方休息。城外的雅兹迪难民挤满了尚未完工的住宅楼，他们在层层水泥楼板上支起救援组织发放给他们的帐篷。可是我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都担心高处那些尚未固定的墙板，可能会对楼里的家庭产生安全威胁。有几次，住在高层的小孩确实因为墙体不牢而摔死在楼下。然而即便是如此危险的地方，对于这些雅兹迪难民来说，也是仅有的可以安顿栖身的地方。雅兹迪人架起煤油炉子做饭，并且在医疗设施外排起长队，等待着难民营的落成。整个辛贾尔的雅兹迪人都住进了这些光秃秃的建筑，他们身上已经毫无长物。救援组织带来食物准备分发的时候，难民们争先恐后地向他们奔来，晚到一些的人也拼命试图挤进人群，领到一包粮食。做母亲的一个个撒开脚步冲向发放救济粮的地方，仅仅是为了抢一罐牛奶回去。

赫兹尼、萨乌德和瓦利德还有我姨妈都在医院等着我。我们见到彼此之后，都抱在一起大哭不止，带着哭腔一个又一个地互相问着话，过了好一阵，我们才渐渐收住眼泪，听清彼此问的究竟是什么。我简单地讲了我自己的遭遇，但仍然没有提到被强暴的事情。我的姨妈啜泣着念起了安魂经。雅兹迪人在悼念亡者的时候，会一边大声念着安魂经，一边绕着死者的遗体走，双手还要不停地用力击打自己的胸脯来表达悲痛。有时前来哀悼的人得这样持续数个小时，直到嗓子喊得声嘶力竭，腿和胸脯都麻木起来才停止。我姨妈念安魂经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动，可是她的音量却足以填满整个病房，甚至传遍整个杜霍克。

赫兹尼的反应并没有那么激烈。他原本十分容易感情用事，家里有人生病的话，他都会哭个没完；追求季兰的时候，他做出的种种表现爱意的举动，也足够写一部言情小说。然而他现在却只关心追问自己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我不知道神明为什么让我活了下来。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得用我的这条命办点好事。”他告诉我们。我望见他那宽阔和蔼的深色脸庞，还有他那撮小胡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赫兹尼搂着我说：“不哭，不哭。这就是我们的命。”

我走向赛义德的病床。他身上的伤让他痛苦不堪，可再多的伤对他而言，也比不上目睹屠杀现场的惊骇，以及独自幸存下来的愧疚令他饱受折磨。即使有像他这样的人从“伊斯兰国”的枪口下捡回一条命，他们也永远地背负上了不可愈合的心伤。我和我的兄长们这一代雅兹迪人心中只剩下对亲人的回忆，和对“伊斯兰国”的熊熊义愤，注定日后要迷茫并且永无凭依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赛义德已经加入了民兵武装的雅兹迪团，迫不及待地想要上阵杀敌。

我哭着抱住赛义德，问他：“妈妈在哪里？”他回答我：“我们都不知道，娜迪亚。我们会尽快从‘达埃什’手中解放索拉格，把妈妈解救出来的。”

哈立德虽然中的枪比赛义德少，可是受的伤却要比赛义德重得多。两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肘关节，因此他急需人工关节进行移植。可是杜霍克的医院并没有这种东西。至今他的一条手臂都只能僵硬而无用地挂在他的身侧，像一棵枯死的树枝。

*　*

2014年9月，我第一次到达扎霍的时候，赫兹尼仍然住在他刚从山里逃难到此时寻觅到的那间没盖完的屋子，离我姨妈的所在不远。我的姨夫和姨妈原本计划在他们的土地上为自己的儿子儿媳盖一座小屋，但是他们两口子并不富裕，只能且停且盖，等到手头有一点闲钱的时候，再慢慢地东修西补。“伊斯兰国”的战争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盖屋的计划，等我来到扎霍的时候，那座小屋是两间用水泥建成的卧室，窗户也没有装过。水泥板之间的缝隙也没有粉刷过，外面的风沙很容易顺着这些缝吹进屋去。我从来没有在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进过那间屋子。母亲不在，我的心里总是少了一大块。

我和我的哥哥赛义德、赫兹尼、萨乌德，还有我的同父异母哥哥瓦利德、哈立德和纳瓦夫一起住进了那间屋子。我们努力把里面装点出一些家的气息。救援组织来分发油布的时候，我们就拿它遮住窗户；他们来发救济粮的时候，我们就仔细地分配粮食，将收集来的食物都堆在我们辟作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赫兹尼从大屋子里拉出了很长的电线，接进了我们的房间；他还给我们房间的天花板上接上灯泡，方便照明。我们又买来一些填料堵上墙上的缝。虽然我们平时总是会聊当前的战事，但我们很少会提起让某一个人不舒服的话题。

赛义德和纳瓦夫是仅有的两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他们因此也比那些已经成家的兄长们少了些忧色。赫兹尼仍然没有季兰的消息，我们只知道她和妮斯琳都在哈姆达尼亚。我们也不知道萨乌德的妻子希琳，还有那些同父异母兄长的家室的下落。我不想告诉他们“伊斯兰国”对雅兹迪姑娘的那些残忍兽行，他们心中也许已经有了一点预感，但我绝不想去印证他们的猜想，那样只会加深他们的痛苦。我也没有问起科乔村屠杀的细节，避免赛义德和哈立德回想起当时恐怖的一幕。我们都不想让彼此更加难受。

尽管屋里住满了幸存者，可是我们难言快乐。我的兄长们曾经是如此充满活力，如今却像是行尸走肉。他们白天醒着，只是因为实在难以整天睡觉。我是这里唯一的女人，因此洗衣服做饭的事情，都是由我担当，可是这些家务活有很多我都不会做。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的姐姐和嫂子们负责做家务，我只需要认真学习即可。如今我却只会手脚笨拙地在厨房里忙活，胡乱洗洗衣服，不免自觉无用。兄长们对我还是很照顾，知道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做家务，便手把手地帮着我一起做，然而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当我学会之后，这些都将成为由我操持的责任。我的姨妈知道我不懂怎么烤面包，因此每天她都会多做一些送到我们这里来。可是烤面包也是他们希望我学会的技能之一。在学校念书的日子此时显得无比遥远。

我已经逃出了“伊斯兰国”的魔掌，和我的家人团聚，可是回想当时，我却觉得自己即使能生存下去，未来的人生也是一片无边的黑暗。我被“伊斯兰国”囚禁的那段日子当然是沉重的苦难，可如今我生活在赤贫之中，不啻是另一种苦难。我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土地，没有羊，没有书可以念，粮食都必须仰赖于人，身边活下来的亲人也是十不足一。我们只能苦苦等待难民营建成，住进帐篷之后，再苦苦等待有朝一日能够住进集装箱改造的临时屋里，之后再苦苦等待科乔解放——我当时觉得这恐怕永远都难以实现——再苦苦等待姐妹重获自由，困在索拉格的母亲得到解救。我每天都哭个不停。我做梦的时候，总是梦见自己被抓回“伊斯兰国”，然后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救援组织发放的物资。每周会有一辆大卡车载着成袋的大米、扁豆和面条，还有一些食用油和番茄罐头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储藏柜，也没有冰箱，因此隔夜的食物总会发馊，或者引来老鼠。我们只能将整袋的糖和小麦全部扔掉。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空的汽油桶，便将它洗干净，用来储存我们的食物。倒掉不能吃的食物总是令人感到无比难过。我们并没有钱买多余的食物，因此只能少吃一些，等着卡车下一次来到扎霍。天气转冷之后，我的姨妈会给我送一些保暖的衣服，可是我并没有内衣，也没有胸罩和袜子穿。我不想张嘴求人，因此只能凑合。

赫兹尼的手机经常响，每次接到电话，他都会跑到外面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接听。我很想知道他打听到了什么信息，但是他每次只会告诉我只言片语。我猜测他是不想让我因为坏消息而感到难过。有一天他收到了艾德琪打来的电话，便走到院子里去接，回来的时候，他眼圈通红，仿佛大哭过一场。他告诉我们：“她在叙利亚。”艾德琪一路上设法和我那两个假扮她儿子的侄子一直待在一起，然而她却很担心“伊斯兰国”会发现她在撒谎，把那些男孩带走。“我试着在叙利亚联系一个营救者。”赫兹尼对我们说，“可是从叙利亚转移一个女孩出来要比在伊拉克还要难上百倍。而且艾德琪还不愿意抛下他们两个。”更加残酷的现实是，叙利亚的营救网络和伊拉克的彼此独立，因此赫兹尼想营救艾德琪，势必困难重重。

我的姨妈是第一个听我讲述完整遭遇的人，包括被强暴的那部分。她听完眼角垂泪，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很庆幸自己终于能找到合适的人一吐为快，也不再担心雅兹迪同胞们会因为我的遭遇而排挤我或是谴责我。我们有无数族人被“伊斯兰国”杀害或绑架，活下来的幸存者们无论经历过什么，聚在一起之后都只想着怎样尽可能恢复家园。不过，大多数逃离“伊斯兰国”的女奴都和我之前一样，对她们的经历三缄其口，我非常能够理解她们。她们有权将自己遭遇的悲惨经历埋在心底，不向任何人坦露。

在我之后，罗伊安是最早逃跑成功的。她某天早上两点来到了我姨妈家，身上仍然穿着“伊斯兰国”给她的罩袍。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话，她就反问我说：“其他人都在哪里？”赫兹尼只好把掌握的消息一并告诉她。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随着赫兹尼将村子和家人的遭遇一一道来，罗伊安的脸上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令人感到无比难受。赫兹尼告诉她，村子里所有的男人都已确认丧生，大部分年轻女孩被抓走当了女奴，眼下仍然被“伊斯兰国”囚禁着，至于中老年妇女，至今依旧下落不明。罗伊安听完之后，颓然地瘫坐在地上，我差点以为她会一时想不开当场寻短见，就像赫兹尼几个月前知道科乔惨案的消息之后那样。然而罗伊安后来还是挺了过来。我们都必须这样。她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便搬进了难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