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伊斯兰国”占领科乔村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我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出席一个由联合国组织的论坛，就少数民族问题发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述我的故事。前一个晚上，我和那个安排我发言的人权活动家妮斯琳彻夜讨论发言的内容。我很想把一切都告诉全世界——那些因为脱水而死在逃亡路上的孩子，那些被困在圣山顶上的家庭，那成千上万被“伊斯兰国”囚禁关押的妇女和孩子，还有我哥哥们经历的那场屠杀。数十万的雅兹迪人在“伊斯兰国”的动乱中受害，而我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整个社会都被瓦解，无数同胞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在伊拉克国内外避难，而科乔村如今仍然被“伊斯兰国”控制。全世界都需要倾听发生在雅兹迪人身上的悲惨遭遇。

我们前往瑞士的第一段路是坐火车旅行的，铁轨旁的树木模糊成一片，从我的窗前向后闪过。我从小在辛贾尔的山谷和田地中长大，有些害怕陌生的森林，因此很庆幸自己坐在火车上，而不是徒步穿行。不过，这片森林的景色确实很漂亮，而我也渐渐喜欢上了我的第二故乡。德国人民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我听说有普通市民专程前往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接到来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我们这些来到德国的难民能够有机会融入德国社会，而不是游离在主流之外。其他国家的雅兹迪难民运气就要稍差一些，有些难民历尽千辛万苦逃出“伊斯兰国”的血腥迫害，却发现到达的国家并不欢迎他们。此外还有很多雅兹迪人仍然被困在伊拉克，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出国避难的机会。等待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一种煎熬。有一些国家完全不接收任何难民，这让我感到义愤填膺。将一个前来寻找安全的地方生活的无辜之人拒之门外，这种行为的恶劣用任何借口都无法搪塞掩盖。我已经决定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讲述这所有的一切。

我想告诉全世界，对雅兹迪人来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在伊拉克为持少数信仰的民众建立一个安全区域；我们需要为种族屠杀行为和反人类罪行惩处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他们的领导人，还是无声支持他们暴行的普通民众；我们还需要解放辛贾尔全境。我们要帮助逃脱“伊斯兰国”掌控的女性重返社会，并且成为重建社会的力量，同时要将她们遭遇的虐待加入“伊斯兰国”的罪状之中；我们需要在伊拉克和美国的学校教授有关雅兹迪信仰的知识，藉此让世人了解，无论规模大小，保存古代宗教信仰及其信徒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让世人知道，和其他少数民族和持少数信仰的民众一样，雅兹迪人曾经为建设伟大的伊拉克付出过很多。

然而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发言。那个活动家妮斯琳要求我尽量说得简洁一些。她在我的公寓里一边嘬着茶，一边对我说：“你就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就好。”这个主意却搅乱了我的内心。我知道，如果我的故事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话，我就得一五一十地将全部真相讲出来。我得当着大庭广众讲述哈吉·萨尔曼对我的强暴，讲述我们那天晚上如何惊心动魄地通过摩苏尔的检查站，讲述我曾经目睹过的种种惨剧。然而，我最终下定决心，将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这个决定来之不易，而且回头来看，也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

我发言的时候，身体仍然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我尽全力保持冷静的语调，讲述了科乔村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始末，以及和我一样的女孩是如何被“伊斯兰国”抓走，充作女奴。我讲述了我被反复强暴和殴打的经历，也描述了我逃跑的经过。我向当时在场的听众描述了我的兄长如何被处决。全场的听众都默默地听着我的发言，我下场之后，一个土耳其妇女流着眼泪向我走来，她告诉我：“我的哥哥阿里也被杀了。我们全家至今都没有走出他被害的阴影，可我真的不知道你失去了六个哥哥，是怎么挺过来的。”

“很不容易。”我回答道，“但有些家庭失去的亲人比我们还要多。”

当我回到德国的时候，我告诉妮斯琳，只要他们有需要，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尽我所能地提供协助。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我一段全新人生的起点。我意识到，早在我出生的时候，“伊斯兰国”的种子就已经在我身边悄然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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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德国之后，起初我和迪玛尔都觉得，和仍然困在伊拉克饱受水深火热的人民来说，我们在德国的新生活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俩还有两个表亲搬进了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搬进来之后，我们在墙上贴满了亲人的照片，他们有些已经遇难，有些还留在伊拉克。每天晚上，我都在母亲和凯瑟琳的两张大幅彩照下面入睡。我们仍然很难接受她们已经不在人世。我和迪玛尔都有很多带着字母吊坠的项链，每一条上都拼出一位遇难亲人的名字。我们常常戴着这些项链向塔乌西·梅列克哭着祈祷，希望那些下落不明的亲人能够平安无事地回来。每天晚上我都能梦见科乔村，早上醒来却想起，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科乔村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习惯的空洞感。一个人若是长久地渴望回到一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地方，自身的感觉也会变得越来越薄弱。我从事人权活动工作以来，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但是我唯一真正渴望生活的地方，仍然是伊拉克。

我们每天都会去上德语课，并且去医院检查身体，确认我们的健康状况。有几个人尝试过德国人提供的心理治疗，但是那种治疗漫长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在公寓里和以前一样，自己做饭，自己打理家务，自己清扫房间，自己烤面包。不过如今，我们烤面包用的是迪玛尔在客厅里装的一台小小的便携式金属烤箱。然而，流亡在外的我们并没有什么像挤牛奶或者种地那样真正消耗时间的活计，也不再拥有以前村子里那些关系紧密，触手可及的乡亲可以说话，因此我们每天都会有很长的空闲时间。我当初刚来德国的时候，一直求赫兹尼让我回去，但是赫兹尼总是让我再在德国待一段时间看看。他告诉我，我如今的工作很重要，雅兹迪同胞也都需要我。尽管我们仍然无比怀念着已经不在的亲人，可是我们终于感觉到，自己的新生活有了新的意义。

我被“伊斯兰国”关押的时候，感觉自己在他们面前毫无反抗的力量。如果当时母亲被“伊斯兰国”带走的时候，我身体里还有哪怕一丝力气，都会竭力试图保护她的；如果当时我能阻止恐怖分子买卖我，强暴我的话，我也一定会奋起抗争。回想起当时我踏上逃亡路的每一个瞬间——那个没有锁的门、那个安静的院子、在“伊斯兰国”支持者遍地都是的贫民区里住着的纳塞尔一家——我都不禁感到后怕。如果我当时踏错一步，等待我的就会是无尽深渊。我想，也许神明之所以保佑我逃出生天，是因为我还肩负着他给予我的使命，因此我下定决心，不会白白浪费得来不易的生命。那些恐怖分子应该没有想到，我们这些手无寸铁，软弱无力的雅兹迪女孩，竟然能从他们手中逃脱，甚至能有朝一日向全世界指控他们的罪行。我们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借此反抗他们。我每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能感觉到恐怖分子的力量又减弱了一分。

自从那次我前往日内瓦发言之后，我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之中有政治家，有外交官，有电影制作人，有记者，也有无数在“伊斯兰国”发动侵略之后，对伊拉克感兴趣的普通民众。我恳求逊尼派领导人更严厉地对“伊斯兰国”进行公开谴责，他们拥有足够大的力量，能够制止“伊斯兰国”的暴行。很多雅兹迪人和我一样，肩负起了共同的使命，努力平复同胞内心的创伤，让劫后余生的雅兹迪民族能够保存生机。我们的故事尽管无比悲惨，但在近几年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叙述渐渐开始发挥作用。加拿大已经决定收容更多的雅兹迪难民；联合国也已正式认定“伊斯兰国”对于雅兹迪人的种族屠杀事实成立；各国政府也开始讨论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收容持少数信仰民众的安全区；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权律师愿意向我们提供帮助。雅兹迪人唯一的诉求就是伸张正义，每一个雅兹迪人都为这个诉求而努力着。

留在伊拉克的艾德琪、赫兹尼、萨乌德和赛义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他们留在难民营里——艾德琪拒绝和其他姑娘一起移民德国。我每次和他们通电话的时候，思念之情总会让我沉浸在哀伤之中。他们在伊拉克举行了反抗“伊斯兰国”的示威，并且联名向库区政府和巴格达政府请愿，希望他们能够加大支援雅兹迪难民的力度。每次难民营里收到某地发现乱葬岗，或者某个女孩在逃跑时不幸遇难的消息，难民们总是无比沉痛地为死者组织葬礼。每个住在集装箱屋子里的难民，都每日每夜地祈祷自己的亲人能够平安回到自己的身边。

每一名雅兹迪难民都试着平复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创伤，为保存雅兹迪社会火种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几年以前，这些原本都还是学生、农民、商人或者家庭主妇的雅兹迪人，纷纷自发学习起了雅兹迪信仰的知识，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播雅兹迪信仰。懂得宗教知识的人在难民营里当老师，在用小型集装箱改建的教室里传授这些学问；当然，还有我这样的人权活动人士，在海外为雅兹迪人不断奔走。我们希望的只是保存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并且让“伊斯兰国”为迫害我们的暴行接受正义的审判。每一个雅兹迪人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着，这让我非常骄傲。我一直为我的民族感到自豪。

虽然我身处德国，生活安全，但我仍然非常羡慕那些留在伊拉克的雅兹迪人。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还在自己的祖国，他们还能吃上我日夜魂牵梦萦的伊拉克食物，并且和乡亲同胞为邻，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只能住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未来库尔德民兵如果允许我们进入索拉格，他们还能去祭奠离世的母亲，而若是科乔村有朝一日得到解放，他们也能够结伴还乡。赫兹尼常对我说起他营救被困女孩的经历，而艾德琪则会告诉我难民营里的情况。难民营里大多数的新闻都是令人难受的坏消息，可是也发生过一些逸闻乐事，我那活泼的姐姐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乐得直从沙发上滚下来。我无比想念伊拉克。

后来，2017年6月的时候，我从难民营收到消息，科乔村已经解放。赛义德作为伊拉克武装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Hashd al-Shaabi）”雅兹迪战斗小组的一名战士，参与了解放科乔村的战斗。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我为他感到高兴。科乔村虽然已经宣告解放，但还不太平，“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仍然残存在附近负隅顽抗，而那些撤出的武装分子则在村里到处装上了土制炸弹。然而我决意回科乔村看看。赫兹尼同意我回国，我搭上从德国飞往埃尔比勒的飞机，奔赴难民营。

我并不知道自己重返故乡的时候，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那里是兄长们遇难的地方，我们全家也是从那里开始彼此失散。科乔村的形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行人踏上了回乡的旅途。我们绕了一个远道，避免穿过战区。科乔村里已经空无一人。村学校的窗户被打得粉碎，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具残存的尸骸。我们家被“伊斯兰国”洗劫一空，甚至连房顶上的木头都被掀走。“伊斯兰国”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我用来收藏那些新娘照片的相簿已经是一堆残灰。我们在村子里抱头痛哭，哭得几乎站不起来。不过，虽然村子被毁得很厉害，但是我在村子里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家的前门。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当年“伊斯兰国”尚未进村前的时光。把守村子的战士提醒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恳求他们让我再多留一个小时。雅兹迪人会在12月斋戒，纪念赐予我们生命的塔乌西·梅列克降生。我暗暗发誓，等到12月的时候，我一定会再回科乔。

在我去日内瓦发表演讲将近一年之后，我去了纽约。联合国任命我为关注人口贩卖幸存者尊严的亲善大使。我在那里又一次受到邀请，向广大听众介绍我的亲身经历。对我来说，无论讲述过多少遍曾经的不幸遭遇，都无法摆脱它带给我的沉重记忆。每一次叙述都是当时记忆的重演。我向别人说起自己如何在检查站被人强暴，如何被哈吉·萨尔曼的鞭子透过毯子抽得满身疮痍，如何在摩苏尔的夜空下近乎绝望地寻求援手时，那些恐怖的记忆都会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然而，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发表演讲，也不会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怯场。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对抗恐怖主义最强大的武器，我会诚实地将它讲述给每一个人，也期待那些恐怖分子接受审判的时候，能够为他们的暴行作证。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有许多许多事情需要完成。全世界的领导人，尤其是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需要团结起来，保护被“伊斯兰国”迫害的人民。

演讲那天，简单的开场白之后，我向听众讲述了我的故事，随后又多说了几句话。我告诉他们，我原本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站到这个讲台上乃是命运的安排；我告诉他们，每个雅兹迪人都希望“伊斯兰国”种族屠杀的罪行得到严惩，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保护全世界受到迫害的民族出一份力；我告诉他们，我想有朝一日直视着曾经强暴过我的那些男人的眼睛，看着他们接受正义的制裁；我还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经历那些痛苦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