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斯坦确切地说，是一片由三个省份组成的地区。直到最近，库区都只有三个省份，分别是杜霍克、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然而2014年的时候，库区政府将当年安法尔战役中最重要的目标哈拉比亚（Halabja）地区也单独划成了一个省份。

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库尔德斯坦独立的可能性，并且热衷于就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问题进行争论，然而事实是，这几个省份之间的情况天差地别，颇有彼此分庭抗礼之势。库区的几个主要政党——包括巴尔扎尼的库尔德民主党，塔拉巴尼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更晚近一些出现的新党派戈兰党（Gorran Party），以及一个由三派伊斯兰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在境内各有势力，而民主党和爱国联盟之间的分歧尤为瞩目。90年代中期，分别效忠这两个党派的库尔德群众和民兵武装就曾经打过一场内战。库尔德人并不愿意过多提及这段历史，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想让库尔德斯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脱离伊拉克，那么库尔德人民就必须团结；但即使如此，当时的那场无比惨烈的库尔德内战还是给两个党派之间留下了许多持久且难以修补的裂痕。有些人曾经希望齐心协力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能够让库尔德人团结到一起，但只要到库区各地看一看，就会发现每个省份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一样。民主党和爱国联盟都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并且都设有自己的安全和情报部门，称为“安保机关（asayish）”。

苏莱曼尼亚和伊朗接壤，是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大本营，也是其执掌者塔拉巴尼及其家人的家乡。苏莱曼尼亚比起民主党的地盘埃尔比勒要更自由开放一些。爱国联盟执政的地区深受伊朗的影响，而民主党则和土耳其结成战略盟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错综复杂，直到我被解救之后开始从事人权方面的工作，我才了解到当时库尔德民兵抛弃辛贾尔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们前往埃尔比勒路上的第一个检查站是由爱国联盟控制的，负责盘查来往车辆的则是他们的民兵以及安保机关人员。他们查看了我们的身份证之后，要求载我们的司机靠边停车，在那里等待。

我们当时是和一对形似夫妻的年轻男女拼车上路的。那个年轻姑娘听到我和纳塞尔说阿拉伯语的时候，脸色有些害怕。她问我：“你会说库尔德语吗？”当我告诉她会说之后，她感到颇为安心，渐渐放松了下来。我和那对男女一块坐在后座，纳塞尔一个人坐在前排。那对男女是库区当地的人，因此我们会被拦下来，完全是因为我和纳塞尔的身份证上写着外地籍贯。检查站的人让车靠边等待的时候，那个年轻姑娘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手里把玩着她的身份证，往窗外张望起来，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阻碍了她的行程。我生气地瞪了她一眼。

民兵指了指我和纳塞尔说：“你们俩，跟我们过来。”之后那人又告诉司机说：“你可以走了。”我俩从车上取下行李，目送车子扬长而去，然后我们跟着民兵进了检查站的办公室，这时我又感到恐惧涌上心头。我原以为进了库区地界，就不会再遇到太多麻烦。然而此刻我却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我还坚称自己是来自基尔库克的“苏珊”，那么库区的路将会非常难走。如果他们怀疑我是“伊斯兰国”的同情者，或者只是怀疑我们来埃尔比勒的动机，都很有可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进入检查站办公室之后，民兵开始盘问我们。他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们一个拿着摩苏尔的身份证，一个拿着基尔库克的身份证，却要去埃尔比勒？”那个民兵尤其对纳塞尔充满怀疑，毕竟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国”战士，跟纳塞尔的年纪差不了许多。

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心里只想着赶快去埃尔比勒找萨巴赫。我意识到唯一能够通过这里的方法，就只有卸下伪装，坦白我自己的身份。我告诉纳塞尔：“行了。我来跟他们说。”

然后我用库尔德语告诉那个民兵：“我叫娜迪亚，从科乔村来，是个雅兹迪人。我的身份证是假的。我之前被‘达埃什’囚禁在摩苏尔，逃跑的时候，弄了这么一张。”我指了指纳塞尔说：“是这个人帮助我逃脱的。”

那个民兵听了我的话震惊不已。他呆呆地盯着我们俩看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应该跟安保机关的人讲讲你们的经历。跟我来。”

他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带我们到附近的一座建筑里去。那里是当地安保机关的指挥中心，一群长官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室里面等着我们。会议室里那张很大的议事桌尽头，有两张为我和纳塞尔预备的椅子，桌子上还放着一台面向那两张椅子的摄像机。纳塞尔见到摄像机之后，立刻摇起头来，用阿拉伯语告诉我说：“不行，我绝对不能被拍。我的长相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转向那些长官，对他们说：“纳塞尔帮我逃到这里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他的全家还在摩苏尔。如果他的身份被泄露出去，他或者他的家人可能会遭遇不测。而且，你们为什么要录像？你们要放给什么人看？”我心里其实也对爱国联盟的这些安保机关人员颇为反感——他们要采访我们，还要拍录像，却根本不管我还没有做好当着大庭广众回忆摩苏尔的心理准备。

他们回答我：“我们拍录像只是为了留存档案，而且我们会给纳塞尔打上马赛克的。我们可以按着《古兰经》发誓，除了我们和我们的长官，没有人会看到这个录像。”

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交代我们的经历，他们就不会放我们上路。我们只好同意。我告诉他们：“要我们接受采访可以，但是你们要发誓，绝不会有人通过这段录像认出纳塞尔的身份，而且除了你们民兵和安保机关之外，这段录像绝对不许外传。”他们则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于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个军衔很高的长官负责问我们问题。他先是问我：“你是来自科乔的雅兹迪人？”

我回答：“是的。我是一个来自辛贾尔地区科乔村的雅兹迪女孩。库尔德民兵撤离的时候，我们留在村子里。‘达埃什’来到我们村之后，在我们村的学校上写了几个大字——‘此地属于‘伊斯兰国’ （Dawla al-Islamiya）’”我向他们描述了科乔村的人是如何被“伊斯兰国”押进学校，村子里的妇孺又是如何被带到索拉格和摩苏尔。

“你在摩苏尔待了多长时间？”那长官又问。

“我并不十分确定。”我回答道，“我们被他们关在昏暗的屋子里，很难知道在每一处被关押的时间。”安保机关的人对辛贾尔的情况了如指掌，也知道雅兹迪男人们被处决，女孩们被运到摩苏尔后贩往伊拉克各地的事情。然而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我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我被囚禁时的经历，以及纳塞尔帮助我逃脱的来龙去脉。纳塞尔用阿拉伯语低声告诫我，这两个话题哪一个都不要多谈。他还担心起他的家人，补充说：“你不要跟他们说你来我家的时候是傍晚，也不要说我们当时坐在院子里。你就说你是半夜来的，否则他们会以为我们傍晚敢大大方方地坐在花园里乘凉，一定和‘达埃什’有关系的。”我告诉纳塞尔不必多虑。

谈到“伊斯兰国”强暴妇女的时候，爱国联盟的官员想从我这里打探一些细节，但我否认自己被强暴过。我虽然知道我的家人会一如既往地爱我，但在和他们团聚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向他们坦白自己失了身，他们，乃至所有雅兹迪同胞，会做何反应。我还记得哈吉·萨尔曼曾经在某次强暴我之后轻声警告过我，就算我能逃脱回到家乡，我的家人也会杀了我。他的话还萦绕在我耳边：“你已经毁了。没有人会娶你，没有人会爱你，你的家人也不会要你了。”连纳塞尔也对把我送回家人身边心存疑虑，并且担心他们到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爱国联盟的办公室里对我耳语道：“娜迪亚，这些人在拍录像，我不信任他们。你应该再等等看，看你的家人会怎么对你。他们要是知道了那些事，没准真会杀了你。”有人当着你的面怀疑生你养你的人会加害于你，这件事本身就让人难受；然而雅兹迪人确实民风保守，严禁婚前性行为，因此他们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不过，这种困境放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极为考验意志和同理心的事情。

一名长官给我们递来了一些水和食物。我急着想离开那里重新上路，便对他们说：“我们和我在扎霍的家人约好了见面。现在时间快来不及了。”

那些长官却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爱国联盟的官员想知道你被囚禁期间和逃跑过程当中的细节。”他们尤其对民主党民兵撤出科乔村那一节十分感兴趣。我对他们描述了摩苏尔的武装分子们如何去奴隶市场买走漂亮的女奴，但至于我自己被囚禁的经历，我没有对他们说实话。

负责询问我的那个长官又问道：“买走你的人是谁？”

“有个非常高大，虎背熊腰的男人选中了我，对我说他是我的主人。”我一边说，一边想到萨尔万的身影，就不住地发抖。“我没有跟他走，一直待在他们的据点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楼里没有警卫，就逃了出来。”

接下来轮到纳塞尔答话。

“我们一家人大约是在半夜12点半到1点左右被敲门声惊醒的。”他一边往椅背上靠了一点，一边对他们说。他那天穿着一件条纹T恤，看着年轻了几岁。“我们以为是‘达埃什’，不知道他们是否带着武器，因此惊慌失措。”接着他便讲了他们全家人是如何发现我这个形如惊弓之鸟的小女孩，又是如何给我做的假身份证，装做我的丈夫逃出摩苏尔城。

爱国联盟的民兵和安保机关对纳塞尔交代的来龙去脉非常满意，纳塞尔不仅收获了他们的谢意，还s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那些人问他“伊斯兰国”治下的生活如何，并且宣称：“我们的民兵战士们会一直和恐怖分子战斗下去，直到他们从伊拉克消失为止！”逃离摩苏尔的难民将库尔德斯坦视作避风港这件事情，让在场的那些人都颇感骄傲。他们也不忘提醒我们，当年抛弃辛贾尔的民兵，并不是他们爱国联盟的人。

“像娜迪亚这样的落难女孩在摩苏尔还有成千上万。”纳塞尔对他们说，“娜迪亚只是其中之一，我只是帮助她逃到了这里。”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将近4点的光景了。

为首的那个长官问道：“你们现在打算去什么地方？”

“去杜霍克附近的营地，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去埃尔比勒找我的侄子。”我答道。

“你们家谁在杜霍克？”那长官又问道，“我们可不想让你们再冒什么风险。”

我把同父异母的哥哥瓦利德的手机号给了那名长官。瓦利德和其他许多幸存下来的雅兹迪男人一样，在辛贾尔惨案发生之后加入了库尔德民兵武装，一来报仇雪恨，二来也能养家糊口。我原本以为他们会信任自己的袍泽，但我没想到，这么一来他们却越发疑虑起来。那长官与瓦利德通了电话之后，转头问我：“瓦利德是民主党的民兵？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去投奔他。别忘了，当年就是民主党临阵退缩，害了你们。”

我没有说话。就算我对库区的政治再一无所知，现在我也能察觉到，此时在政党之间站队绝非明智之举。长官又接着说：“你刚才采访的时候就应该多说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必须要让全世界知道，是民主党的民兵害惨了你们。”

他又说：“你们要是留下来，我可以帮助你们。想来你们身上的钱也不够回家吧？”

我们争执了一会儿。爱国联盟的长官坚持认为，我们留在他们的领地里会更有安全保障，而我却坚持要上路。最后那长官看出我们去意已决。我告诉他：“我不管我的家人是不是民主党的人，我只是想和他们团聚。8月份到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

“好吧。”那长官终于松口，并且交给了纳塞尔一纸通行证。“你们之后在路上遇到检查站，就别用身份证了，用这个，保你们畅通无阻。”

他们雇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把我们一路送到埃尔比勒，还替我们预付了车费。临行前，他们还感谢我们花很长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纳塞尔和我上车的时候都没有说话，不过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心中只是庆幸我们终于能通过这个检查站。

之后的路上，但凡遇到检查站，我们都会出示那张证明，并且立刻获得放行。我半躺在车座上，想着在抵达埃尔比勒见到萨巴赫之前稍稍睡上一觉。附近的景色要比之前青翠不少，农田和牧场都有人悉心照料，生机勃勃。一路上我们先是经过和科乔村一样，建满泥砖瓦房，停着拖拉机的小农村；之后则经过稍大一些的城镇，再往前则经过了几座大城市，那里的大楼和清真寺金碧辉煌，比辛贾尔的任何建筑都要气派。出租车里的环境让我感到安全，即使我打开车窗，外面吹进来的风，也比之前更凉爽怡人。

没过多久，纳塞尔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是萨巴赫。”他告诉我，紧接着便开始暗骂起来，“萨巴赫说他在库尔德的电视新闻里看见了我们的采访！那帮家伙最后还是把录像发了出去。”

萨巴赫随后又打来电话，纳塞尔将手机递给我，让我接听。我的侄子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采访？就应该让你等着我去接的。”

“他们说不会发布的，还发了誓。”我向萨巴赫解释道。那些爱国联盟的人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不齿，我还担心纳塞尔因为采访的缘故，已经把自己和他家人的身份暴露给了“伊斯兰国”，也许正在此刻，武装分子们就已经敲响了希沙姆和米娜他们两家的门，准备报复他们。纳塞尔认识不少“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他们也认识他。就算爱国联盟的安保机关说话算数，给纳塞尔的脸打了马赛克，那些“伊斯兰国”的人也有可能认出他来。我实在不敢相信，之前还只有区区几个人知道我的遭遇，如今我却上了电视。我心中又一阵害怕。

萨巴赫接着咬牙道：“这是纳塞尔家和我们家的事情，那些家伙凭什么那么做！”

我僵在我的座位上，几乎要哭出来。我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那段采访似乎是对纳塞尔莫大的背叛，我对爱国联盟安保机关的那些人将录像放上电视的做法，心中也只有厌恶。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宣传民主党放弃了雅兹迪人，通过打击政敌来提高自己的形象。我告诉萨巴赫：“如果我早知道这段录像会被放出来，我宁愿自己死在摩苏尔。”这句话确实是我的心里话。爱国联盟利用了我们，拿我们当作攻击民主党放弃雅兹迪人的政治武器，完全不关心我的隐私，以及纳塞尔和他在摩苏尔家人的安危。“伊斯兰国”固然不曾拿我当人，可如今爱国联盟的所作所为，只是将我当作宣传材料，让我感觉他们和“伊斯兰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段录像让我难受了好一段时间。我的兄长们也很生气，认为我不该露脸，也不该交代自己的家人。纳塞尔则担心起他的安全来。赫兹尼训斥我说：“要是纳塞尔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打电话跟希沙姆交代？难道要我们告诉他，他的儿子为了帮你的忙丢了性命？”他们还埋怨我不该在镜头前指责民主党的民兵。再怎么说，收留雅兹迪人的难民营也是建在民主党的地盘上。我很快明白，我个人的悲惨遭遇，很容易就会被人利用成政治攻讦的武器，在伊拉克这种地方尤其如此。我必须在说每一句话之前都仔细斟酌。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人群面前，有着不同的意义。原本只属于我自己的经历，只要稍加操纵，就会成为捅向我的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