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基尔库克拦了一辆出租车，那出租司机年过40，热情直爽，问我们要去哪里。纳塞尔和我面面相觑，最后还是纳塞尔说：“载我们去库尔德斯坦。”那司机朗声大笑：“你们可不就在库尔德斯坦！”然后他重新问了一遍：“你们具体想去哪个城市？埃尔比勒？还是苏莱曼尼亚（Sulaymaniyah）？”

纳塞尔和我不免相视一笑。我们俩谁也没有来过库区，根本不熟悉这里的地理。纳塞尔问：“哪个地方离这里近？”

“苏莱曼尼亚。”司机回答道。

“那就去苏莱曼尼亚。”我们俩一齐说道。我们俩上了车之后，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纳塞尔和我都已经十分疲倦，两人竟然谁也没想起按照和赫兹尼的约定，给我的侄子萨巴赫打电话。

天色渐晚，从我们所在的环城公路上望去，基尔库克只不过是远处一团房屋和路灯组成的光晕。我从小到大都以为，辛贾尔会成为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城市和街道也有一部分属于我。库尔德斯坦能够在2003年后建设得如此兴旺，让我也感到与有荣焉。这一带的安全十分有保障，美军士兵休假的时候就常来这里放松，而全世界的企业家也都希望在这里开设分支。我们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库尔德人庆祝诺鲁兹节（Newroz），也就是他们的新年。电视上的库尔德人成群结队绕着篝火跳舞，在草木复苏的群山脚下忙着烤肉吃。我还很小的时候无比羡慕他们，常常牢骚道：“库尔德斯坦的日子真好，可我们就只能住在这个穷村子里面。”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训斥我说：“他们当年被萨达姆害得很惨，娜迪亚。如今他们能过上好日子是应该的。”

然而对我来说，库尔德斯坦仍然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这里有哪些城镇，也不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什么样。我在基尔库克或者苏莱曼尼亚都没有朋友。尽管萨巴赫在埃尔比勒的酒店上班，萨乌德在杜霍克附近的建筑工地工作，但他们和那些来库区讨生活的孟加拉或者印度劳工一样，单纯是为了挣钱才来到这里，并没有把埃尔比勒或者杜霍克当成自己的家。或许无论我身在伊拉克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是一个异乡人。我不可能再回留下过血泪记忆的摩苏尔，而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巴格达，提克里特或者纳贾夫（Najaf），更没有参观过什么博物馆或者古代遗迹。整个伊拉克我唯一真正熟悉的地方就是科乔村，可科乔村却被“伊斯兰国”占领了。

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是个非常自豪的库尔德人，他沿途一直用夹杂着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的话，向我们指点沿路的各种地方。他总想和纳塞尔聊上几句，向他打听打听摩苏尔的情况。“摩苏尔整个城都被‘达埃什’占领了？”他一边摇头一边问道。

“对。”纳塞尔答道，“很多人都想逃出去，但逃出去很困难。”

“咱们的子弟兵一定会把他们赶出伊拉克的！”那司机十分肯定地说道。纳塞尔没有作声。

坐在出租车里的我则感到更轻松了一些。尽管基尔库克尚未正式归属库尔德斯坦，前方也许会有库尔德斯坦本土边境的检查站，会对纳塞尔多盘问几回，不过有希沙姆的那个辛贾尔老战友在，通过应该问题不大。希沙姆的那个老战友很显然如今在库区颇有地位，而眼下的我起码也不用被“伊斯兰国”的车辆吓成惊弓之鸟，也不用担心这里的人私底下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那个司机向纳塞尔一侧的车窗伸出细细的手指问我们：“你们看见那些山脚下的屋子没有？”在我们的右手边，伊拉克的东部山脉巍峨耸立，而山脚下正建设着规模宏大的住宅楼群。路边还竖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未来这里竣工的模样，骄傲地向来往车辆宣传着这片新楼。

司机告诉我们：“这里建成以后，即使跟美国人的公寓楼比，也差不了多少。以后这里会非常非常漂亮。咱们库尔德斯坦如今可是日新月异哩。”

司机又朝后视镜里看了看我，问道：“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苏珊。”纳塞尔用我假证件上的名字答道。

“苏珊！”司机回应道，“这名字真好听。那我就叫你苏苏吧。”他一边说，一边使劲朝我微笑。之后他每次向我们介绍某个地方，都要带上我的名字。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苏苏！那片湖你看见没有？春天的时候那湖可好看了！”或者“苏苏！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镇子，那里的冰淇淋味道绝对一级棒！”。

我至今仍然记得搭那趟出租车的旅途，并且想辛贾尔是否也能像库尔德斯坦一样，从种族迫害的苦难岁月中振作起来，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昌盛。我很希望会是这样，但我也承认这样的愿景并不现实。库尔德斯坦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是库尔德人，他们可以同仇敌忾地抗击萨达姆政府军这个外来的敌人；然而辛贾尔却是个雅兹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地方，两族的民众虽然彼此互通有无，常有往来，并且维持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辛贾尔的敌人却是从内部生根发芽的，仿佛一个不断蔓延的病毒，破坏着宿主体内每一个受到感染的细胞。即使美国人或者别的势力像当年萨达姆迫害库尔德人时那样，也对我们施以援助，我们雅兹迪人也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回报，因此他们或许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兴趣。可对我们来说，如今又该怎么恢复往日的生活，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呢？

司机又试图引起我的注意：“苏苏！你喜欢野餐不？”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你肯定喜欢的嘛！你以后有时间，就应该来苏莱曼尼亚城外的山下这里野餐。这里春天的景色好看得不得了哩！”我又点点头。

后来纳塞尔和我经常会笑那个司机，以及他给我起的那个俏皮名字。纳塞尔后来跟我说：“我们千辛万苦没有让‘伊斯兰国’逮住你，可要是我们跟那个司机再待久一点，没准他倒不愿意放你走了！”

*　*

我们到达苏莱曼尼亚的时候，差不多是早晨4点。当时城里还是一片寂静，出租车场也还关着门。我们原本计划从那里搭一辆车去埃尔比勒。我们接近苏莱曼尼亚的检查站的时候，司机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他说：“这些卫兵我都认识。”确实如他所说，那些卫兵和他用库尔德语聊了两句，就让他通过了。

“你们想在哪里下车？”司机问我们。我们却摇了摇头。

“把我们送到出租车场就可以了。”纳塞尔告诉他。

“车场还没开哩。”司机说。那司机心地善良，总是替我们操心。

“不要紧，我们等就是了。”纳塞尔说。

司机在车场门口停下了车，纳塞尔付了车钱。他对我道了一句：“苏苏，一路顺风！”随后他便开车走了。

我们走到出租车场附近的一座超市外面，倚着墙坐了下来。街上空无一人，整个城市仍在沉睡，窗户漆黑的高楼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其中有一栋高楼，通体亮蓝色，形状像一艘帆船，后来我才知道，这栋楼是按着迪拜的某一座建筑的样子盖成的。一股清爽的凉风吹过，苏莱曼尼亚周围的群山像戴在整个城市上的一条项链一样，远远望去，令我感觉熟悉又亲切。我想上个洗手间，却并不好意思向纳塞尔讲，因此我们就一直疲倦地坐在那里，等着超市开张，好买点东西吃。

“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吗？”纳塞尔问。

“没有。”我说，“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地方。”我向纳塞尔描述起电视上放过的诺鲁兹节庆典，但并没有提到萨达姆或者安法尔这两个字眼。我告诉他：“库尔德斯坦有很多水，这里的草本植物要比别处长寿许多。城里还有游乐园，还有给孩子们坐的过山车。连伊朗人都会穿过边境来这里的公园散步。这里的山也让我感觉身在家乡一样。”

我问纳塞尔：“咱们明天去哪里？”

“我们搭辆车去埃尔比勒。”他说，“我们到那里的酒店去找你侄子，然后你再从那里去扎霍，找赫兹尼。”

“你不跟我一起吗？”我问道。纳塞尔点点头。我替他感到难过，对他说：“我真希望你们一家人都能来库尔德斯坦，我不希望你还得生活在‘伊斯兰国’占据的地方。”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纳塞尔说，“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吧。”他的神情非常忧郁。

我在出租车里坐得太久，浑身疼痛不已，而双脚也因为在步行前往第一个库尔德检查站的时候而累得生疼。终于我们俩都撑不住睡了过去，但并没有睡很久。一两个小时之后，清晨的马路上重新开始热闹起来，黎明的阳光照醒了我俩。纳塞尔转头看了看我，见我睡了个安稳觉，十分开心。“你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起个床。”他对我说。

“我终于起床时不用提心吊胆了。”我回答道，“这地方真漂亮。”

此时我们都已经饥肠辘辘。纳塞尔提议道：“我们找点东西吃吧。”我们俩步行了一小段，在超市里买了几个夹着鸡蛋和炸茄子的三明治。三明治的味道说不上好，但是我毕竟饿得慌，三两下就吃完了。我发现自己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没有在吃完东西后反胃。

在一家餐馆的洗手间里，我换下了罩袍和凯瑟琳的裙子。那两件衣服经过一路颠簸，早已被汗水洇得发馊。我用湿毛巾仔细擦拭了我的腋下和脖子，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衫换上。我很小心地不让自己去看镜子。自从哈姆达尼亚的那个清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照过镜子，我害怕认不出如今的自己。我将凯瑟琳的裙子仔细叠好，放回包里，心里想着：“这条裙子我要一直留在身边，直到她重获自由。那个时候，我会把这条裙子还给她。”我本来差点就将那条罩袍扔进垃圾筒，可还是在最后一刻收了手。这罩袍毕竟也是“伊斯兰国”在我身上犯下暴行的一个见证。

外面的街上已经是车水马龙，许多人穿梭其间，赶着去上班或者上学。随着车流越来越密集，车喇叭的声音也开始响了起来。沿街的店铺也收起了金属的卷门，准备开张营业。阳光折射在那栋帆船模样的高楼上，我借着阳光，才看清那高楼外墙上铺满了蓝色的玻璃，楼顶还有一个圆形的天台。生活的气息让这座城市看上去更加美丽。街上并没有人看我们，而我也不再害怕生人。

我们给萨巴赫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提议道：“我来苏莱曼尼亚接你们吧。”我和纳塞尔婉拒了他的提议，我告诉萨巴赫：“不用你来，我们过去就好。”

纳塞尔一开始想让我自己去埃尔比勒。他对我说：“到了这里，你就用不着我陪着了。”可我反复劝说他留下来，最后他拗不过我，答应继续陪着我。我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又回来了，现在我还不想和纳塞尔分别。我告诉萨巴赫：“我们会一块儿来埃尔比勒。我想让你见见那个一路帮我逃跑的人。”

*　*

苏莱曼尼亚的出租车场那天早上特别忙碌，我们来到车场里，打算搭一辆车去埃尔比勒，可是一连问了四个司机，都被婉拒。他们并没有说明原因，但我们猜测是因为我们从摩苏尔来，而纳塞尔又是个阿拉伯人。每一个司机都会问我们要证件，看上一眼之后，又打量我们一下，像这样来回扫视好几遍，才问我们：“你们要去埃尔比勒？”我们点点头。

然后他们都会问：“为啥要去埃尔比勒？”

我们则跟他们说：“我们是去探亲的。”可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叹口气，把证件还给我们，对我们说：“抱歉，我已经有客人约了。你们找别的司机问问吧。”

“咱们是摩苏尔来的，所以他们害怕出事。”纳塞尔告诉我。

“他们这么做可以理解。大家都害怕‘达埃什’。”我答道。

纳塞尔又问我：“你还是不肯说库尔德语？”我摇摇头。在遇到真正的困境之前，我还没有打算亮出我真实的身份。

车场的人群越来越多，我扫视了一下周围，没有人往我们这边看。我现在胆子大了不少，但并没有像之前自己预想的那样轻松。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到达扎霍之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家很多人都要么下落不明，要么不在人世，而我即使到了扎霍，也终将无家可归，只能面对许多亲人都已不在的残酷现实。我的内心既欣喜，又感到无比的空虚，但起码眼下我还有纳塞尔可以说话，这让我感到稍许的慰藉。

我问纳塞尔：“如果‘达埃什’现在出现在这片车场，我们该怎么办？你觉得这里会变成什么样？”

纳塞尔回答道：“那这里的人一定会吓得不轻。”我想象着一个浑身黑衣，带着自动步枪的武装分子出现在这片嘈杂忙碌的人群之中的场面。

我又问：“你猜猜他们会先抓谁？咱们俩之间谁罪过更大一点——是我这个脱逃的女奴？还是你这个帮我逃出摩苏尔的逊尼派？”

纳塞尔大笑不止：“这题可不好答。”

“我来告诉你，‘达埃什’肯定会把咱俩都抓起来，咱俩都得死。”说完之后，我们俩都笑了起来，但只笑了短短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