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车离开摩苏尔的路上，经过许多曾经的战场。之前曾矗立在路口的小型政府军检查站被废弃之后，如今已是一堆烧焦的瓦砾。一辆巨大的卡车报废在路边，形如一堆破铜烂铁。我以前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政府军丢下检查站撤退之后，武装分子们会将那些检查站付之一炬。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他们似乎热衷于破坏，并且根本不需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即使让一个年轻的羊倌骑着一头慢吞吞的驴，赶着一群羊经过这片饱经战火的地方，整个景象也仍然无比凄怆。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检查站，这里只有两个“伊斯兰国”的人把守，而且这两个人似乎比上一个检查站的武装分子们还要懒散，看上去根本不是很在意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地。他们草草地问了与之前差不多的问题。我同样也能越过开着的门看到他们的岗亭，但这一回我没有发现照片。他们没过几分钟，就挥手放我们过去了。

从摩苏尔到基尔库克的路很长，而且在乡村间不断蜿蜒曲折，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却很窄，窄到在两条车道上相向而行的车辆几乎有相撞的危险。这条路上出过的交通事故不计其数。开小轿车的司机总是想一脚油门超过庞大而缓慢的卡车，他们不断给前面的车打闪光灯信号，逼前面的车靠边给他们让道；而那些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行驶的时候，不免洒下些砾石，划伤后面的车子和它们的挡风玻璃。有些路段的路面十分崎岖不平，让人感觉行驶在上面几乎颠簸得像要飞下山崖一般。

伊拉克的城市之间都是依靠许多类似这样的道路彼此相连的，这些道路虽然危险的程度不一，但都十分拥堵。“伊斯兰国”兴起之后，就事先对占领城市之后如何控制交通作出了规划。他们很快切断道路，将可能会逃脱掌控的民众孤立在城市中。随后“伊斯兰国”便兴建了许多检查站，方便他们抓捕任何想要逃跑的人。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一个人想要逃亡，唯一的选择就是公路。无论是在开阔的平原野地，还是在沙漠之中，逃亡之中的一家人都很难找到栖身之所。如果把城镇比作伊拉克的内脏器官，那么道路就像是伊拉克的血脉。“伊斯兰国”掐住这些血脉之后，便可以掌握任何人的生杀之权。

我望了一会儿车窗外的风景。外面是一片干涸的平原荒漠，多有沙石，和我深爱的辛贾尔那一带天差地别。春天的时候，整个辛贾尔都会换上草木花卉的新装。如今的我恍如置身某个陌生的国度，而某种程度上说，我想也确实如此。毕竟，我们还没有离开“伊斯兰国”的控制区。然而，当我仔细看时，我发现外面的景观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单调。沿路的岩石越来越大，直至变成小山崖，随后又化作沙土；沙土中生长着枝叶锋利的植物，有时还会有一两棵枯瘦的树木。偶尔我还能看见油井来回摇摆的钻头，或者一片泥砖瓦房组成的村子。我一直望着窗外，直到我实在禁不住晕车发作才作罢。

我的头又开始犯晕，因此在车里摸索着纳塞尔离开米娜家时给我备用的那个塑料袋。很快我就忍不住吐了一车。我早晨本来因为担惊受怕没有吃过东西，胃里空空如也，可吐出来的稀薄汁水很快让车厢里充满了酸臭味。我看出司机有些不忿，他不得不打开车窗忍耐，可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随着车外的热空气不断刮到他脸上的沙子。他不无关切地对纳塞尔说：“你跟你老婆说一声，要是她难受，下回就直接告诉我，我可以停车。”纳塞尔点了点头：“这味儿确实闻着很难受。”

几分钟之后，我就得向司机请求停车。很快我下了车，路上的其他车辆疾驰而去，扬起一阵风，将我身上的罩袍吹得仿佛一只气球。我不想让司机看清我的脸，尽量走得离车子远一些，才撩起面纱吐起来。我一直吐得嗓子和嘴唇火辣辣地疼，路边传来的汽油味又让我一阵阵干呕。

纳塞尔走上前来查看我的情况。他问我：“你还好吗？我们能上路吗？还是你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知道他既担心我的身体，也担心我们不得不像这样在路边耽搁一阵。路上每过一阵就会开过一辆“伊斯兰国”的军车。我非常清楚，即使我穿着罩袍和面纱，要是我总站在路边呕吐的话，一定会引人注意的。

我告诉纳塞尔“我没事”，便慢慢地向出租车走回去。我感觉全身脱水，毫无力气，身上出的虚汗洇湿了层层衣服。我甚至记不清自己上一顿饭吃的是什么。回到车里之后，我坐在后排中座合上眼，希望自己能睡上一会儿。

我们又来到了一座建在路两侧的小镇。镇上的杂货店正卖着零食，忙碌的修车铺索性直接开在了公路边上等生意。一家茶餐厅风格的饭馆打出广告，宣传类似番茄汁烤肉配米饭这样的传统伊拉克招牌菜。司机问我：“你们肚子饿不饿？”纳塞尔点了点头，他毕竟没有吃早饭。至于我，我并不想中途停下行程，但这是司机的决定，也由不得我。

那家餐馆很大，里面也很干净，铺着地砖，布置着塑料外壳的椅子。好几家人都围坐在桌边吃饭，然而桌子上都放着塑料做的简易隔断，将一张桌上的男人和女人隔开。在伊拉克民风比较保守的地方，这种隔断很常见。我在一张桌子的隔断前坐下，纳塞尔和那个司机则去取餐。我小声告诉纳塞尔：“我就算吃得下去东西，之后也肯定会吐出来的。”纳塞尔却坚持要我多少吃一点：“你要是不吃，身体会越来越虚的。”不一会儿工夫，纳塞尔就端着几碗扁豆汤和面包回来，把饭菜放在我的面前，然后转身在隔断的另一头坐下。

我将嘴边的面纱稍稍撩起，避免吃饭的时候弄脏。扁豆汤里放了扁豆和洋葱，味道很好。汤里的洋葱味道和以前我们在科乔村种的那些很相像，但更辣一些。然而我担心之后又要因为难受而不得不停车，因此只敢喝上几勺子汤。

面前的隔断让我感到有些孤独。餐馆的另一头坐着几个女人，她们离我很远，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的装束和我差不多，吃肉串和面包时，手总是要来回撩动面纱，因此吃得很慢。看上去和她们一起的几个穿白色长袍的男人们则在隔断的另一侧落座。我刚进餐馆的时候就留意过他们，他们吃饭的时候完全没有说过话，我们三个人也一样。餐馆里非常安静，我甚至感觉自己可以隐约听到女人们撩起面纱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像是呼吸声。

我们离开餐馆回到停车场的时候，正有两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朝我们走过来。一辆涂成米黄色，挂着“伊斯兰国”旗帜的军用卡车正停在我们的出租车边上。其中一个武装分子腿上受了伤，不得不拄拐行走，另外一个人则走得很慢，以免甩下同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立刻奔到了纳塞尔身边，用他的身体做掩护，避免武装分子注意到我。可当我们和那些武装分子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只是匆匆瞥了我们一眼，便走远了。

街对面有一辆“伊斯兰国”的警车，里面坐着两个警察。他们是来抓我的吗？他们是不是负责运送警力到这里巡逻，追查我和纳塞尔的下落？我担心他们下一秒钟就会注意到我们走出了餐馆，然后朝我们奔过来，用枪指着我们的头。说不定他们根本懒得问我们话，直接在停车场里就把我们杀了。

所有人都使我恐惧。餐馆里那些穿长袍的男人是不是“伊斯兰国”的人？那些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女人是他们的妻子，还是他们的女奴？她们又是否像穆尔塔扎的母亲一样支持“伊斯兰国”？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我的对头，即使是卖香烟的小贩，还是在车底滚来滚去修车的机修工，都不例外。来往车辆的声音，甚至小孩吵闹着买糖果的声音，在我耳边都和炸弹爆炸的轰响一般令人心惊肉跳。我逃也似的回到了出租车上。我想尽快到达基尔库克。纳塞尔一直跟在我后面，我能看出他也不愿在此地久留。

当时已过了中午，午后的阳光更加难熬。我一往窗外看，胃里就开始翻腾；可我如果想闭上眼，也会因为黑暗而感到晕眩。因此我只能直直地盯着纳塞尔座位的背面，默默想着路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自己最终的命运。恐惧的潮水一阵阵地泛上我的心头。我知道，前面的路上还会有“伊斯兰国”检查站，过了那里，更前面还有库尔德民兵的盘查。纳塞尔给我的那部手机突然振动起来，原来是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你的家人一直在给我发消息。萨巴赫会在埃尔比勒等我们。”

萨巴赫是我的侄子，“伊斯兰国”屠杀科乔村男人的时候，他正好在库尔德人的首都埃尔比勒的一家酒店工作，逃过一劫。我们计划到时投奔萨巴赫处住一两个晚上，然后我会前往扎霍（Zakho），和在那里等我的赫兹尼会合。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平安地走完眼前的这条路。

第三个“伊斯兰国”检查站的卫兵完全没有盘问我们，连我们的名字也懒得问，只是草草看了一眼我们的证件，便让我们通过了。我原以为每个检查站都会对我们严格盘查，在第一个检查站看见我的照片之后，我更确信“伊斯兰国”必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物。然而事实看来正相反，究其原因，要么是当时“伊斯兰国”还没有真正安排人手抓捕逃亡女奴，要么就是这些武装分子的组织纪律，要比“伊斯兰国”宣传的懒散很多。

通过第三个检查站之后，我们在之后的一段路上都没有说话。我知道，我们三个一路到此，已很疲累。纳塞尔也不再给我发短信，司机也不再调电台的频率或是问纳塞尔话，只是直直地望着眼前的路，用平稳的车速开过伊拉克北部的农田和牧场，一边不时从一堆纸巾中抽出一张来，擦拭一下额头上的汗。那堆纸巾很快就全湿成一团。

我抱病赶路，身体还一直很难受，但我还是担心纳塞尔是否会对接下来要通过库尔德检查站感到紧张。把守检查站的那些库尔德民兵们训练有素，非常善于辨认出想混进库尔德斯坦的逊尼派人员。然而在和赫兹尼打完那通电话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会让纳塞尔一个人回到“伊斯兰国”控制区，即使因此我得陪着他回到摩苏尔去，也在所不惜。我想告诉他不要紧张，但我答应过他一路上不能说话。至于短信，我想等到紧急时刻再用它联系纳塞尔，因此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心里默默希望纳塞尔知道，我不是那种不顾朋友安危的人。

*　*

我们来到了一个路口，一块指着基尔库克方向的路牌格外醒目。司机停下了车，对我们说：“我只能拉你们到这里了。到库尔德检查站的路，得你们自己走过去。”那辆出租车挂的是摩苏尔牌照，司机如果到那里去，有可能会被库尔德民兵盘问扣押。

“我会等在这里的。他们要是不让你们通过，那你们就回来，我们一块儿回摩苏尔。”他告诉纳塞尔。

纳塞尔谢过那司机，付了车钱。我们将随身的行李拎出了车。

我们开始向检查站方向走去，前后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身影。纳塞尔问我：“你累了吗？”我点了点头：“我太累了。”我全身的力气都仿佛被抽走了，然而我们的目的地却仍然如此遥不可及。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象最坏的结局——“伊斯兰国”追上我们，把我们带走，或者库尔德民兵扣押纳塞尔。基尔库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城市，早在“伊斯兰国”动乱以前，这里就一直是教派争斗的高发地带，我害怕即使我们能通过检查站进入基尔库克，可能也会死于汽车炸弹或者土制炸弹，何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纳塞尔告诉我：“我们先去检查站看看情况。你的家人在什么地方？”

“在扎霍。”我回答道，“离杜霍克不远。”

“从基尔库克到那里要多久？”他问我。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应该很远。”之后我们一直肩并肩地走着，沉默不语。

库尔德检查站门前排满了车队和人群，等待接受民兵们的盘问。从“伊斯兰国”战争打响至今，库区政府已经收留了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其中还包括一大批逊尼派民众，他们原籍大多在安巴尔省以及其他逊尼派聚居地区，那里已经完全被“伊斯兰国”控制，任何不支持武装分子统治的民众都不得不背井离乡。然而，库区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敞开大门收留他们。绝大多数逊尼派阿拉伯难民要想通过库尔德检查站，必须要有一个库尔德人作保，而办理手续的过程常常耗时许久。

基尔库克当时还没有正式归属库尔德自治区，因此城里有很大一部分居民是阿拉伯人，这也让非库尔德难民比起埃尔比勒或者其他地方来说，更容易进入基尔库克。逊尼派的学生或者每周一次，或者每天，都需要通过检查站进入城里上学，此外还有很多家庭会前来购物或者探亲。基尔库克居民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城里既有土库曼人和基督徒，也有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这里的民族多样性究竟是福是祸，难以简单说清。

“伊斯兰国”进犯伊拉克之后，库尔德人急忙挥师基尔库克，深沟高垒，将这座城市连同附近极为重要的油田控制住，避免被恐怖分子占据。放眼整个伊拉克，也只有库尔德民兵的武装力量能够保卫基尔库克不被恐怖分子染指。然而，城里的一部分居民常常抱怨库尔德人的统治，认为他们总是宣扬这里是库尔德人的，并不属于阿拉伯人或者土库曼人，一言一行都像是表明，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我们并不知道，库尔德人是否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阻止纳塞尔过关。我们是从摩苏尔来的，而摩苏尔正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首都，库尔德人多半会对我们来看望家人的说辞感到怀疑。除非我向他们坦白，我是一个逃跑来此的雅兹迪女奴，不然他们很有可能拒绝我们进入基尔库克。然而我并不打算这样做，起码眼下，我不想坦白我的身份。

辛贾尔的惨案发生之后，雅兹迪人在库尔德斯坦境内还是颇受优待的。库区政府专门设立了营地，收留无家可归的雅兹迪人。有一部分雅兹迪人对库区政府的动机有些疑虑，他们说：“库尔德人这么做，是为当年抛弃了我们而请求我们的原谅。他们不过是想要掩盖自己的丑事。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雅兹迪人当时为何被困在圣山顶上，而库尔德政府却想让全世界忘记他们的不作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库区政府此举的用意，是想让雅兹迪人留在库尔德斯坦境内，一来免去派兵夺回辛贾尔的义务，二来也可以借助雅兹迪人的支持推进从伊拉克独立出去的计划。

无论库区政府的动机如何，眼下雅兹迪人们都必须仰赖于他们的救助。库区政府在杜霍克附近建立的难民营专门收留雅兹迪人，库尔德民主党还开设了一间办事处，专门负责营救像我这样的雅兹迪女奴。库区政府慢慢地开始尝试修补与雅兹迪人的关系，恢复我们曾经对他们的信任，借此希望我们会接受库尔德人的身份，成为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然而那一天的我却丝毫不想原谅他们过往的背叛。他们本可以在“伊斯兰国”到达辛贾尔之前保护我的一家，避免我们像今天这样流散天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出于施舍怜悯才放我过关。

纳塞尔转过头来对我说：“娜迪亚，你可以跟他们说你是雅兹迪人。你跟他们说库尔德语，告诉他们咱俩的身份。”纳塞尔清楚，只要我向库尔德人坦白身份，他们一定会立刻让我通过。

我却摇了摇头说：“不行。”那些穿着制服的库尔德民兵在基尔库克的检查站前忙忙碌碌，他们的身影在我心中激起一阵怒火。他们没有弃守基尔库克，那为何又抛弃了我们？

我问纳塞尔：“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曾经在辛贾尔抛弃过我们？”我回想起当时“伊斯兰国”迫近的时候，所有的雅兹迪人都出于恐惧，试图进入库尔德斯坦避难，却被他们婉言拒绝。那些库尔德检查站的人告诉雅兹迪人：“不用担心！民兵会保护你们的。你们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如果他们本就无意出兵保护我们，起码也应该让我们进入库尔德斯坦，可他们没有这么做。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因此被杀或者被掳走，无家可归。

“我不会告诉他们我是雅兹迪人，我也不会跟他们说库尔德语。这些都用不着。”我告诉纳塞尔。

“你冷静一下。”纳塞尔说，“现在你有求于他们，这时候要实际一点。”

我几乎朝他嚷出了声：“绝对不行！我绝对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有求于他们。”纳塞尔见状，也就不再说话。

到了检查站之后，民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上下打量了我们几眼。我并没有对民兵开口，仍然自顾自地和纳塞尔说着阿拉伯语。民兵指示我们打开包给他们检查，纳塞尔从我手中拿过我的包，给民兵看了一看。那些库尔德民兵翻了好久，一会儿举起我的裙子，一会儿又检查起洗发水的瓶子。他们并没有看我包里那些藏着首饰的卫生巾，这让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你们去哪里？”他们问道。

“我们来基尔库克看我老婆的家里人。”纳塞尔答道。

“你们打算怎么去？”他们又问。

“坐出租车去。”纳塞尔答道，“我们过了检查站，就找一辆出租车载我们去。”

民兵说了一句：“行吧。那你们站到那里去等着。”他指了指检查站办公室面前的一大片人群。那片人群之外还零零散散站了不少人。

我们就和人群一起站在大太阳底下，等着民兵放我们过关进入基尔库克。人群里有好几个一起到此的家庭，全家人带着巨大的旅行箱，拎着塞在塑料袋里的毯子被子，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而检查站门外的车上个个载着许多床铺等家具，多得几乎要压垮车子。我还看见一个小男孩抱着足球，还有一个老人手里拎着装有一只黄色小鸟的鸟笼，仿佛这些杂物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检查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信仰也不尽相同，可都同样惴惴不安地等在这座基尔库克的检查站前。我们的愿望也都是一致的——我们需要安全，需要庇护，需要和家人团聚——而把我们驱赶到这里来的，也是同一群恐怖分子。我心里暗想：“这就是‘伊斯兰国’统治下的伊拉克。我们都已经没有了家，只能等在检查站里，通过之后再住进难民营。”

终于有一个民兵喊我们过去接受盘查。我用阿拉伯语说：“我是基尔库克人，但我现在和我丈夫一起住在摩苏尔。我们这次来是看我的家人。”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纳塞尔。

负责盘查的人问：“你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些一周之内要穿的衣服。”我回答道，“还有洗发水，还有一点私人物品……”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心跳也开始不住地加速。如果他们拒绝放我们通关，我们将一筹莫展，纳塞尔也很有可能要返回摩苏尔。我们彼此紧张地对视了一眼。

“你们身上有武器吗？”他们问纳塞尔。纳塞尔回答说没有，然而民兵们还是搜了他的身。接着他们拿过纳塞尔的手机，寻找是否存有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照片或者视频。他们没有理我，也没有要我交出纳塞尔给我的那部手机。

过了一会儿，一位民兵将我们的行李交还给我们，并且摇了摇头：“抱歉，你们不能通过。”他的声音并不凶恶，却透着公事公办的语气。“每个入境库尔德斯坦的访客都需要提供一名担保人。如果没有人作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确定你们的身份。”

那民兵走后，纳塞尔对我说：“我们得打电话给我爸爸那个在辛贾尔的老战友。他路子广，要是他告诉那些民兵放我们过去，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我答道：“好吧。只要你别让他告诉那些民兵我是雅兹迪，而你是来帮我逃跑的，就行。”

纳塞尔拨通电话，将手机交给了民兵。那个民兵和电话里的人简单说了几句话，随后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来，还带着一点点不忿。他将手机还给纳塞尔，告诉我们：“你们一开始就应该让他打电话给我们。你们可以通过了。”

我们通过检查站之后，我立刻将面纱扯了下来，任晚风轻柔地吹拂我的脸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纳塞尔也微笑起来，一边还逗我说：“怎么了？你不喜欢戴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