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决定让纳塞尔陪我上路。我感到颇为开心。纳塞尔喜欢和我说话，我出发前的这几天，他也是让我觉得最温暖的人。出发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把他当作我的哥哥一样看待。

我经常发呆，而纳塞尔也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很喜欢在我发呆的时候逗我玩。我俩之间经常会开一个只有彼此才懂的小玩笑。我刚来纳塞尔家的时候，有一次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而我则漫不经心地随口回答说：“很热，很热。”当时我心里的弦还紧绷着，说不出别的话来，于是纳塞尔一个小时后又跑来找我，问我：“娜迪亚，现在你感觉怎么样？”我仍旧说：“很热，纳塞尔，很热。”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重复同样的一句话。后来纳塞尔开始学我的话，开着玩笑地问我：“嘿，娜迪亚，你感觉怎么样？是‘很热’，还是‘很热很热’？”我听出来之后，免不了被他逗得咯咯大笑。

第三天，纳塞尔将那张假身份证取了回来。那张证上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苏珊”，而“籍贯”那一栏也写着“基尔库克”。除此之外，证上的其他栏目填的都是萨法亚的信息。纳塞尔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张证上的所有信息倒背如流。如果到了检查站，他们问你出生日期，出生地点，你要是答不上来……我们可都得交待了。”

我每天每夜都在背那张身份证。我背了萨法亚的生日——她比我稍微大一些——还有她父母的名字，还有纳塞尔的生日和他父母的名字。无论是“伊斯兰国”兴起之前还是之后，在伊拉克女性的身份证上，其父亲和丈夫的信息和本人的信息几乎同等重要。

身份证的一角贴着萨法亚的照片。我们看上去并不相像，但是我并不担心检查站的守卫会要我撩起面纱露出脸。“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再怎么样，也不会当着逊尼派男人的面，要他的妻子向生人露脸，更何况她丈夫兴许也是“伊斯兰国”的人。希沙姆告诉我：“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还没有领‘伊斯兰国’的身份证，你就说你一直没时间去领。”我心中对“伊斯兰国”的恐惧仍然难以平息，因此我很快把这些信息全部深深刻在了脑子里。

我们的逃跑计划很简单。纳塞尔和我假装夫妻，假托看望家人，一路开车到基尔库克去。在基尔库克当地，“苏珊”是个很常见的名字，起这个假名，也是希望我们能比较轻松地通过盘查。一家人告诫我：“你就告诉盘查的人，自己在基尔库克待一周左右。纳塞尔会说他是陪你去的，等你到了之后，当天或者隔天就回来。”这样纳塞尔既可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带行李，也可以免于按照“伊斯兰国”的规定，为长时间离境而交一笔罚款。

他们问我：“你对基尔库克了解多少？要是他们问你住宅小区的名字，或者某个地方什么样子，你能说得上来吗？”

“我从来没去过基尔库克。”我回答道，“但是我可以问问我哥哥。”

纳塞尔又问道：“她的包怎么办？”我仍然随身带着那个黑色的棉布背包，里面装着凯瑟琳、迪玛尔和我的裙子，还有那几片藏着首饰的卫生巾，以及我母亲留下的粮卡。“这看着不像是穆斯林姑娘回家一周看望家人的时候会带的包。”

希沙姆出门片刻，带回来一瓶洗发液和一瓶护发素，还拿着几件当地穆斯林女**穿的朴素衣裙。我将这些东西一一塞进包里，心里却不免因他们为我破费而感到有些内疚。他们这一家和我家一样，并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再增添金钱上的压力。我告诉他们：“等我到了库尔德斯坦，我会给你们寄点东西的。”他们连连告诉我不必在意，但是我内心仍然过意不去。我还担心，要是他们手头的钱越来越少，可能会为了赏金把我交出去。

赫兹尼则告诉我不必多心：“那个5000美元的赏金是骗人的。‘达埃什’放出这个话，只是为了堵死女孩们逃跑的欲望。他们想让你们以为，人人都会为了一笔横财追你们追到天涯海角。可是‘达埃什’实际上并不会出这个钱。”

“不过无论如何，让纳塞尔离开摩苏尔也是一件好事。”赫兹尼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说？”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你不知道吗？”赫兹尼说，“那你去问希沙姆吧。”

那天晚上，我拿赫兹尼的话去问了希沙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纳塞尔本来就想离开这里吗？”

希沙姆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我们其实都很担心纳塞尔。他这样的年轻男人如果留在这里，‘达埃什’迟早会抓他去打仗。”

纳塞尔在美军占领、什叶派政府当权时期长大。他早年目睹过对逊尼派的清算迫害，对那段岁月愤恨难平。像他这样的人正是“伊斯兰国”征兵的头号目标，希沙姆一家人也认为，“伊斯兰国”会招募纳塞尔加入他们的警察部队。纳塞尔当时的工作，就是在摩苏尔周边的“伊斯兰国”建筑里修理卫浴设备。他的家人都担心，即使他的工作不涉及暴力，日后也难免会因此被打成恐怖分子。

他们之前就想尽办法想让纳塞尔离开摩苏尔，正巧那时我敲响了他们家的大门。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全家能够帮助一个雅兹迪女孩逃脱“伊斯兰国”奴役的话，库尔德人政府也许会批准他们进入库区。

希沙姆再三告诫我，不要在纳塞尔面前说起他为“伊斯兰国”工作过的事情，也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即使他的工作只是修理厕所。“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政府军不会管他做什么工作的。”希沙姆说，“只要是给‘伊斯兰国’做过事的，都会被他们关进大牢。”

我答应他一定不会将这件事外传。我很难想象纳塞尔会成为一名“伊斯兰国”的警察，替他们逮捕异教徒，或者那些触犯所谓法律以及反抗过他们统治的人，并且把他们交给“伊斯兰国”处决。那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和哈吉·萨尔曼在一块共事？如今我已经把纳塞尔看成朋友。在我眼里，他是个温柔而善解人意的人，绝对不可能去做那样的工作。然而我也知道，我不过认识他短短几天，而之前已有无数逊尼派民众出卖过我们雅兹迪人。我不知道纳塞尔是否曾经也认为，伊拉克除了逊尼派穆斯林以外的宗教信徒都必须皈依或者驱逐出境；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曾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夺回本属于他的国家。我曾经听我的兄长们说起过，有些逊尼派穆斯林多年以来饱受美国人、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打压，同时又受到极端伊斯兰思想的挑唆，开始加倍残害起邻村的异教徒。如今向我伸出援手的，又恰恰正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他是否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才帮助我的？而我如今思考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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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我常常想起纳塞尔和他的一家。他们当时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帮助我。“伊斯兰国”若是知道了他们收容女奴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将他们屠杀殆尽，将他家的女儿们抓走，逼他家的儿子们充军。“伊斯兰国”的耳目遍布各地，本来极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行为。纳塞尔一家的勇气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榜样。

尽管纳塞尔一家勇气可嘉，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伊斯兰国”种族屠杀的行为袖手旁观甚至鼎力支持的家庭，数目何止千万。他们有些人曾经出卖逃出“伊斯兰国”魔掌的女孩们。凯瑟琳和拉米亚曾六次逃跑，第一次是在摩苏尔，后面几次则是在哈姆达尼亚。然而她们每一次都被她们求救的对象出卖给了那些恐怖分子，每一次都落得个被恐怖分子残忍惩罚的结局。一群被“伊斯兰国”押往叙利亚的女奴原本已在半路上成功脱身，她们冲进当地的一个农家求救。可是农家的主人却立刻打电话通知了“伊斯兰国”的指挥官，使得这些女奴不得不在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芦苇**里像逃犯一样奔走逃亡，躲避“伊斯兰国”的追捕。

我们被“伊斯兰国”强奸折磨的时候，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很多家庭却仍然过着平静的日子。他们冷漠地看着我们在街上被买主拉着走，也会在“伊斯兰国”公开行刑的时候聚在街上围观。我无从得知他们每个人的心理。2016年下半年，解放摩苏尔的战役打响，这些家庭开始哭诉起“伊斯兰国”治下的民生艰辛。他们指责恐怖分子残忍嗜杀，还描述起战机飞过摩苏尔上空时，他们是多么害怕自己的房子遭到轰炸。他们声称在“伊斯兰国”治下，摩苏尔食物匮乏，电力被切断，他们的孩子也被强迫前往“伊斯兰国”开设的学校学习，并且参加战斗。他们还说“伊斯兰国”横征暴敛，税目繁多，“伊斯兰国”经常当街杀人。摩苏尔在他们的口中，简直是人间地狱。

可是，我在摩苏尔的时候，城里的生活很平静，人们的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安逸。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伊斯兰国”，支持他们建立哈里发国的主张？难道他们看不出来，“伊斯兰国”的这些所谓主张，不过是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所引发的教派倾轧的延续？如果“伊斯兰国”真的能兑现诺言，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是不是就会任凭“伊斯兰国”随意杀人？

我试图同情这些家庭。我知道，这些家庭有很多当初都慑于“伊斯兰国”的**威而不得不向他们卑躬屈膝。即使是那些最早真心欢迎“伊斯兰国”的人，在摩苏尔解放之后也对“伊斯兰国”弃如敝履，声称他们无力对抗那些恐怖分子，只能任凭其作威作福。可我却并不觉得他们真的毫无抵抗之力。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拿出武器，直捣“伊斯兰国”那些买卖女奴的据点，虽然最终可能只落得个以卵击石，但是至少这样的行动会向“伊斯兰国”，向雅兹迪人，甚至向整个世界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逊尼派穆斯林居民，都支持恐怖主义行径。

如果当初摩苏尔有人能勇敢站上街头，大声呼喊“我就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义绝对不支持你们的这些强迫行为”，那么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也许就会明白民心所向，早些下定决心攻进摩苏尔。或许潜伏在摩苏尔的那些地下网络也能够不断扩张，救出越来越多的雅兹迪女孩，而非只能像挤牙膏似的一个一个转移出来。然而这些摩苏尔的居民却个个平静自若，对我们在奴隶市场上的尖叫求救充耳不闻。

我来到纳塞尔的家之后，他们一家人曾告诉过我，他们对“伊斯兰国”统治下自己的行为有过反思，要等到我这个已经濒临绝望的女奴出现在他家门前苦苦哀求，他们才终于下定决心伸出援手。他们清楚，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没有遭遇背井离乡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默许恐怖分子的统治才换来的。我不知道如果“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之后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否还会有这样的自省。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彻底洗心革面：“我们发誓，你离开之后，我们会努力帮助更多像你这样的女孩。”

“有很多其他女孩需要你们。”我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