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左右我苏醒过来,此时希沙姆一家还在睡着,我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想办法离开这里。我告诉自己:“这里不安全。他们打算对我做什么?他们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善心,会冒险帮助我吗?”可是此时已是早晨,艳阳高照,街市敞亮,连一寸可以隐蔽的暗处都没有。我躺在**,心中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落在了纳塞尔和他们一家人的手里,我唯有祈祷他们所言非虚。
两个小时之后,纳塞尔替希沙姆向我带话。我和他们一家人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希沙姆现身。玛哈给我们做了早饭,我并没有胃口,但还是喝了一点咖啡。纳塞尔告诉我:“我们会把你送到我姐姐米娜和姐夫巴希尔的家去。他们住在城外不远的地方,‘伊斯兰国’应该不太可能追查到那里去。”
纳塞尔还说:“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巴希尔不喜欢‘伊斯兰国’,但是我们不清楚他的兄弟们看法如何。巴希尔说他的兄弟们没有加入恐怖组织,但是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还是小心为上。不过巴希尔是个好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我和希沙姆还有纳塞尔坐上了车,脸前遮着面纱,心中稍稍安稳了一些。我们一路开车前往摩苏尔郊外,向米娜和巴希尔的家而去。路边的贫民区渐渐被抛在我们的身后。我们抵达城外,下车步行时,路上也没有人投来目光。我观察到,附近的楼房都没有悬挂“伊斯兰国”的旗帜,墙壁上也找不到“伊斯兰国”的涂鸦。
米娜和巴希尔两口子在他们家的门廊上迎接我们。他们家的屋子比希沙姆家的要大上许多,并且装修精美,让我想起那几个成了家的兄长用毕生积蓄在科乔村慢慢建起的新房。那屋子是用水泥盖的,十分牢固,地砖上铺着绿色和米黄色的地毯,客厅里的沙发上还装着厚实的坐垫。
米娜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有一张白皙而圆润的脸,一对碧绿的眸子像宝石般闪闪发光,身材则和迪玛尔差不多,颇为匀称,脑后披着一头染成深棕色的长发。她和巴希尔膝下共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我进屋时,全家人都很平静地向我问好,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之前已经从希沙姆和纳塞尔那里知晓了我的身世。没有人前来安慰我,除了纳塞尔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的经历打听个没完之外,一家人仅仅是将我当作一份被托付到他们手中的责任,对此我颇为感激。我虽然需要安慰和同情,但更需要的是安静思考,以便计划如何安全脱身。此外,如果他们真的对我表现出热情来,我也不知道该做何反应。我只是对他们说了一声:“真主赐你们平安。”巴希尔应道:“真主也赐你平安。不要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一家人想出的计划是,帮我搞一张萨法亚或者米娜名义的假身份证——哪一个行事方便,就用哪一个——之后由巴希尔或者纳塞尔假托我丈夫的名义,陪我从摩苏尔一路去基尔库克。纳塞尔在摩苏尔认识专门做假证件的朋友,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们以前主营仿冒伊拉克政府发的身份证,如今也做起黑白两色的“伊斯兰国”身份证。纳塞尔告诉我:“我们会给你弄一张政府身份证。它们比‘达埃什’发的身份证看着更像真的,去库区的路上若是要通过‘达埃什’的检查站,用政府身份证也会少一些麻烦。”
巴希尔补充说:“如果你的证件上用的是萨法亚的身份,那么你就和纳塞尔走;如果用的是米娜的身份,那么你就和我走。”米娜坐在我们身边,听着我们的对话,却没有开口。她的丈夫说话的时候,她朝我眨了两下碧绿色的眼镜。很显然,她对整件事情并不那么热心,但她也没有反对。
巴希尔问我:“我们把你送到基尔库克,你看可以吗?”他可能认为,从摩苏尔出发,由基尔库克进入库区的路线是最便捷的。如果他们打算按此制定计划的话,他们应该会告诉做假证件的人,把我的出生地写成基尔库克,然后给我起一个那里常见的名字。
我茫然地问:“基尔库克是‘伊斯兰国’的地盘吗?”我从小到大,总是听库尔德政党的宣传,以为基尔库克是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天我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那里偷听来的消息,却说那一带和辛贾尔一样,是多方争夺的要地。如今对基尔库克虎视眈眈的,不仅仅是库尔德人和巴格达政府,也包括“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们已经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领土,要是他们真的已经打到了基尔库克,占领了那里所有的油田,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对他们说:“让我问问我家里人,如果那里是库尔德民兵控制,那么我就可以去那里。”
巴希尔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行。那我也问问希沙姆在辛贾尔的朋友,问问他帮不帮得上忙。纳塞尔会去取你的身份证。”
那天是我从“伊斯兰国”逃脱之后第一次打电话给赫兹尼。那通电话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俩说话都无比平静。毕竟,如果我想要活着回家,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然而,再次听见赫兹尼的声音时,我内心喜极而泣,几乎说不出话来。
赫兹尼说:“娜迪亚,不用担心。我觉得这家人应该信得过,他们会帮助你的。”
赫兹尼的语气还是老样子,透着热血和自信。尽管我一路上受苦受难,可我还是为赫兹尼失去爱妻而暗暗难过。我知道,如果自己真能蒙神明垂怜,平安无事地逃出生天,成为幸存者,恐怕也难免带着痛苦和遗憾度过余生。
我想告诉赫兹尼自己逃跑的经过,并且很为我自己的勇气而自豪。我告诉他:“赫兹尼,那一连串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反抗闹事之后,他们原本都寸步不离地盯着我,可这个家伙却竟然忘了锁门。我打开房门,翻了墙,就那样一路逃掉了。”
赫兹尼则说:“这就是神明的旨意,娜迪亚。神明希望你活着回家。”
我又对赫兹尼说:“我有点担心,这一家人有个儿子可能和‘伊斯兰国’有关系。他们这些人把信仰看得很重。”
赫兹尼告诉我,事到如今,我已经别无选择。他告诉我:“你一定得相信这家人。”我便对他说,如果他觉得这家人信得过,那我就情愿跟着他们。
我后来才了解到,赫兹尼在难民营的拖车里通过遥控指挥,营救过好几十个女孩。后来出现的很多专门营救被“伊斯兰国”囚禁的雅兹迪女孩的地下网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赫兹尼义举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而来的。这些地下网络组织的营救行动一开始显得有些混乱无序,然而在受困女孩家人的财力支援下,营救行动开始慢慢变得和商业合作一样井然有序。这些地下网络会募集负责暗中转移女孩的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大多是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以及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当地的库尔德人。他们在每次营救行动成功之后,都会获得一笔几千美元的酬劳。这些中间人有些是出租车司机,可以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将女孩带上车转移出去;另外还有一些则负责在摩苏尔或者塔尔阿法尔等地刺探女孩的消息,并把她们的下落告知她们的家人;此外还有负责在检查站向“伊斯兰国”人员交易行贿的人。在“伊斯兰国”占领地区内部参与营救行动的中间人之中,有好几名女性,因为女性可以较为轻松地与被困的女奴接触,而不用引起看守的怀疑。这些地下网络的总负责人则是几个雅兹迪男人,他们利用在逊尼派村庄的人脉,建立起新的地下网络,并且负责把控全局,保证营救行动按计划进行。每个网络都会负责一片地区的行动——有些在叙利亚,有些在伊拉克。战争时期营救女奴是一个利润颇丰的买卖,因此这些地下网络也会和其他企业一样相互竞争。
我当时逃跑的时候,这些营救女奴的地下网络还没有发展成规模,赫兹尼也还刚开始摸索该怎么安排。赫兹尼是个勇敢而善良的人,会尽全力保护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家里的女眷被“伊斯兰国”带走之后,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很多其他的受困女奴,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赫兹尼的电话就接不过来了。希沙姆当时替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赫兹尼已经在募集愿意协助营救的同仁,而且也已经和库区政府负责营救雅兹迪人的官员牵上了线,甚至在摩苏尔和其他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地区安插好了线人。很快,他便全身心地投向了营救女孩的这份工作,并且分文不取。
我准备动身前往基尔库克的时候,赫兹尼很是担心。他知道纳塞尔和巴希尔兄弟二人会有一个一路把我送到库尔德斯坦,但他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可以奏效。那兄弟俩都符合当兵的年龄,又都是逊尼派穆斯林,通过库尔德检查站的可能性不大。赫兹尼也清楚,如果“伊斯兰国”发现摩苏尔有一户人家帮助女奴逃跑,必定不会手下留情。赫兹尼告诉我:“我们不想让他因为帮助你而惹上杀身之祸。我们也要担起责任,确保他们一路上的安全。记住了吗,娜迪亚?”
我答道:“记住了,赫兹尼。我会小心的。”我也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在“伊斯兰国”的检查站暴露身份被抓,陪同我逃跑的那个人必定会当场被杀,而我也毫无疑问会被送回去当女奴;如果我们被库尔德检查站的人拦下来的话,纳塞尔或者巴希尔恐怕也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
赫兹尼对我说:“路上保重,娜迪亚。尽量放宽心。明天他们就会给你弄来身份证。等你到了基尔库克,记得给我打电话。”
挂断电话之前,我问他:“你知道凯瑟琳的下落吗?”
“我不知道。”他回答。
“索拉格怎么样了?”我又问。
“‘伊斯兰国’还占着科乔和索拉格。”他告诉我,“我们听说那里的男人都被处决了。赛义德活了下来,跟我讲了当时的场景。萨乌德也平安无事地从辛贾尔逃到了这里。我们也不清楚索拉格的女人们的下落,可是赛义德铁了心要去参军打‘伊斯兰国’,我很担心他。”他接着说,赛义德如今总是受枪伤的疼痛折磨,每天晚上还都会梦见当时“伊斯兰国”行刑队处决的场面,因此总是睡不着觉。“我担心赛义德走不出那么大的心理阴影。”赫兹尼说。
赫兹尼和我别过,把手机递给了我同父异母的兄弟哈立德。哈立德又告诉我了些新消息:“雅兹迪人现在不再流亡了。现在很多人都住在库尔德斯坦,条件很艰苦。他们都等着开放难民营。”
“科乔村的男人们都怎么样了?”我明知故问,心里无论如何不想相信赫兹尼的消息是真的。
可哈立德还是说:“男人们都死了。女人都被带走了。你有没有见过科乔村的姑娘?”
“我见到过妮斯琳、罗伊安和凯瑟琳。”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带给我的消息比我想象得还要糟糕许多,而且仅仅是他们说的这些事情,就已经听得我肝肠寸断。我挂了电话,把手机还给了纳塞尔。我确信家人们仍然站在我的身边,因此稍稍放松了一下紧绷的神经。我平生从未感到如此疲倦。
* *
我在米娜和巴希尔家住了好几天,等着他们制定逃跑计划。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回忆着我的家人,设想着我可能会面临的种种结局。没人向我问话的时候,我也就乐得清闲。他们一家子信仰非常虔诚,一天要祷告五次,可他们却说自己痛恨“伊斯兰国”,也从来也没问我被迫改信的事,更没有要我和他们一块祷告。
我的身子仍然十分虚弱,胃里像滚着一团火,因此他们挑了个日子,把我送到了当地的女子医院看病。他们反复告诉我不必担心安全。我告诉纳塞尔的母亲:“倒一瓶热水敷在我的胃上就可以了。”可她坚持要送我去看病,她向我保证:“你只要戴上面纱,跟我们走在一起,一定不会有事的。”我的胃里实在是疼痛难忍,因此只好依了他们的话。我当时病得不轻,疼得头晕目眩,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把我抬上车,一路前往市中心。我都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去医院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不过,看完病之后,我总算恢复了不少。那之后我一直静静地待在他们的屋里,直到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是时候上路了。
那几天,我有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有的时候则是自己一个人吃。他们总是告诫我,在路上要小心,远离窗户,不要接电话。他们告诉我:“要是有人出现在门口,你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要出声。”摩苏尔和辛贾尔很不一样。科乔村的人走家串户,根本不需要敲门,村里家家户户彼此都再熟悉不过,无论是谁家,都一定会敞开大门,笑脸相迎。然而在摩苏尔,客人必须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能进家门,即使是老朋友,彼此之间也要比科乔村的人生分不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可以离开家门半步。他们家的主卫生间原本设在屋子外面的一个小棚子里,可是他们却只许我使用屋里的一个小卫生间。他们告诉我:“我们也不清楚邻居家是否有‘达埃什’的人。”我听从了他们的忠告。我绝不希望再被“伊斯兰国”抓住带走,更不希望纳塞尔和他的一家因为帮助我而惹上祸端。我很确信,万一我被抓住,他们家所有的大人都难逃一死。只要想到米娜那两个八岁上下,和她一样美丽动人的年轻女儿会因为我的疏忽而被“伊斯兰国”带走,我只能感到无比深重的恐惧。
我和他们家的几个女儿睡在一起。我和她们很少说话。她们并不害怕我,只是对我的事情没什么兴趣,而我也不想主动跟她们说起。毕竟她们还如此年轻,不谙世事。到他们家的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她们几个坐在卧室的镜子前,正忙着梳理睡乱了的头发。我问她们:“用不用我帮忙?我挺擅长打理头发的。”她们点点头,我便在她们身后坐下,拿起一把梳子,把她们的长发梳得整齐妥帖。我以前每天都会给艾德琪和凯瑟琳梳头,如今再次拿起梳子,我几乎感觉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屋里的电视天天都开着,供他们家的小孩们玩PlayStation游戏。家里的男孩子们每天都玩个不停,比那些姑娘们还懒得搭理我。这些男孩的年纪和我那两个侄子马利克和哈尼差不多。他们俩都被“伊斯兰国”掳走,被迫为他们扛枪卖命。8月14号那天以前,马立克都一直是一个聪明而内向的孩子,对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有着很大的好奇心。他爱自己的母亲哈姆迪亚,也爱我们这些家人。如今我并不知道他的下落。“伊斯兰国”有一套严格的洗脑机制,用来向他们掳走的年轻男孩们灌输思想。“伊斯兰国”要他们学习阿拉伯语和英语,但是他们只能学到像“枪”之类的与战争有关的词汇。“伊斯兰国”还告诉他们,雅兹迪信仰是魔鬼的信仰,而他们那些不愿皈依伊斯兰的家人都是清洗的对象。
那些男孩被“伊斯兰国”掳走时,都还是懵懵懂懂的年纪。我后来知道,有一部分男孩接受了“伊斯兰国”的洗脑。马利克后来还会给身在难民营的赫兹尼发些照片,里面都是他身穿“伊斯兰国”制服的照片。照片里的马利克脸色因为兴奋而微微泛红,他脸上挂着微笑,手里则拿着枪。他常常会打电话给赫兹尼,要赫兹尼转告母亲哈姆迪亚,让她过去与他团聚。
哈姆迪亚告诉她的儿子:“你爸爸不在了。家里没有顶梁柱,你回来吧。”
而马利克却说:“妈妈,你应该来‘伊斯兰国’。这里会有人照顾你的。”
哈尼被“伊斯兰国”关了三年之后成功逃脱。可是,赫兹尼组织人解救马利克的时候,马利克却拒绝了到叙利亚一个集市上找他的中间人。他告诉那人说:“我想要打仗。”过去科乔村的那个马利克已经消失得只剩下一副躯壳。赫兹尼后来也放弃了解救。然而哈姆迪亚收到马利克打来的电话时,仍然会接起来。她总是说:“无论如何,他还是我儿子。”
米娜是个好母亲,持家有方。她每天都忙着打扫屋子,给家人做饭,陪孩子玩耍,还要负责照料婴儿。那几天,屋里的气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压抑,我们之间也不太说话。不久之后,她的弟弟或者丈夫就要陪着我踏上前往库区的危险旅途。这本不是他们一家人应该承受的沉重负担。
有一回,我和她在客厅里遇见时,她对我的头发表示了一点好奇:“为什么你的头发梢是红的?”
我捻过一撮头发来,告诉她说:“这是我很久之前拿花染剂染的。”
“很漂亮。”她只说了这么一句,便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还有一天,午饭过后,米娜正忙着哄婴儿,让他安静下来。那婴儿还没吃东西,一直哭个不停。平时她从来没有要我帮她打理家务,可那天下午,我主动提出帮她洗碗,她带着谢意点了点头。他们家的水槽前有一扇窗,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街道,我担心可能会暴露自己。然而米娜正忙着哄孩子,无暇想到这一层,而我也很乐意替她分担一点家务。出乎我的意料,米娜突然主动开始问起我话来。
她一边在怀里轻轻摇动婴儿,一边问我:“你认不认识其他‘伊斯兰国’的人?”
“认识。”我回答道,“那些人带走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把我们拆散。”我也想问她同样的问题,但我不想失言得罪她。
她沉吟了一会儿,问我:“你离开摩苏尔之后,打算去哪里?”
“去找我的哥哥。”我答道,“他和其他雅兹迪人待在一个难民营里。”
“那个难民营什么样?”她问我。
我回答:“我不知道。活下来的雅兹迪人几乎都去了那里。我哥哥赫兹尼说那里条件很差,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没有工作,离城市也很远。但起码他们都还安全。”
她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这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并不是一句问话,我也没有应声,接着埋头洗我的碗。她也保持沉默,直到我洗完,她才接着和我搭起话来。
那时米娜的孩子已经止住啼声,在她的怀里沉沉睡去。我回到楼上女儿们的卧室,在一张毯子上躺下身去,但没有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