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法院之后，坐车前往一座新房子。那是保镖穆尔塔扎和他全家生活的地方。跟哈吉·萨尔曼的宅邸比起来，穆尔塔扎的房子显得寒酸不少，只有一层楼。不过跟我长大的那间屋子比，这房子还是要气派许多。我心想，既然我皈依了伊斯兰，或许哈吉·萨尔曼会对我仁慈一些，说不定会告诉我亲人们的下落。于是我向他乞求道：“求求你，带我去找凯瑟琳、妮斯琳和罗伊安吧。我只想知道她们是否平安。”

令我惊讶的是，哈吉·萨尔曼说他会试试看。他告诉我：“我知道她们会在哪里。我会打个电话问问的。你也许会和她们见上一面，但我们现在必须待在这里。”

我们穿过厨房门进了屋子，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妇人立刻前来迎接我们。她自我介绍说是穆尔塔扎的母亲。穆尔塔扎告诉她：“娜迪亚是个异教徒，但她已经皈依了。”她便张开双臂，热情地向哈吉·萨尔曼表达祝贺。她还对我说：“你生在雅兹迪人家不是你的错，是你父母的错。从今往后，你会过上幸福日子的。”

我自从来到摩苏尔之后，还是第一次在室内和外族女人打照面。我打量着穆尔塔扎的母亲，希望从她的眼里寻找一丝同情怜悯的目光。我固然是个雅兹迪人，她固然是个逊尼派阿拉伯人，但她毕竟是一位母亲，母亲的天性理应超越民族和信仰的隔阂。她是否知道前一天晚上哈吉·萨尔曼非礼我的事情？她是否知道，等我经期结束，他就要强占我的身子？就算她对这些不知情，起码我是被绑架而来这件事，她应该是了解的。她也应当知道我被迫和家人失散，知道科乔村的男人被赶尽杀绝。她并没有向我表现出任何温柔或同情，她的脸上唯一的神情是喜悦——因为我被迫改信伊斯兰，伊拉克又少了一个雅兹迪人。

我对她十分厌恶。这不仅是因为她坐视“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登堂入室，更因为她对“伊斯兰国”的男人们百依百顺。在“伊斯兰国”治下，女性根本无法参与社会。男人们加入“伊斯兰国”的动机很明显：他们渴望财富、权力和性。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懦弱至极的家伙，除了暴力之外，他们想不到任何其他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一路上遇到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都是以他人痛苦为乐的渣滓。“伊斯兰国”向他们灌输了许多东拼西凑的中世纪伊斯兰教法，他们因此认为，即使是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也要完全臣服于他们。

然而我无法理解，像穆尔塔扎的母亲这样的女性，为何也会加入这群圣战者的行列，堂而皇之地为他们奴役女孩的行为歌功颂德。伊拉克的女性不论信仰何种宗教，都必须为每一项权利艰苦斗争——无论是议会席位、生育权还是大学名额，都是伊拉克女性经过长时间斗争之后取得的结果。要对付恋栈高位，抗拒变革的男性，唯有靠强有力的女性领袖发起斗争，夺回本应属于女性的权利。即使是艾德琪当年坚持要开拖拉机那样的小事，也是伊拉克女性争取平等，挑战男性地位的大潮流的一个缩影。

可是，当“伊斯兰国”入侵摩苏尔的时候，像穆尔塔扎母亲这样的女性却纷纷表示欢迎；甚至在“伊斯兰国”禁止她们自由出门，并且奴役我们这些外族女性的时候，她们还为这些残酷的法令拍手称快。城里与逊尼派共处已逾上千年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民众被恐怖分子赶尽杀绝的时候，她们也是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她自愿留在摩苏尔，自愿看着他人死走逃亡，自愿接受“伊斯兰国”的统治。

如果换作是我，要是在辛贾尔亲眼见到“伊斯兰国”继续他们在科乔村的罪恶行径，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不仅是我，我们一家，无论男女，都不会如此怯懦。很多人都以为雅兹迪女人软弱，因为我们贫穷，而且远离城市。我还曾听一些人说，加入“伊斯兰国”的女战士其实也是在男性的队伍中展现女性的力量。可是这些人也好，穆尔塔扎的母亲也好，甚至自杀炸弹袭击者也好，都不及我母亲万分之一的坚强。我的母亲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活到今天，都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女人被贩为奴隶，无论她信什么教。

我如今知道，女性恐怖分子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历史上有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加入恐怖组织的女性，她们有的甚至能在恐怖组织中占据高位。然而她们的所作所为，却和男性恐怖分子一样令人震惊错愕。人们总是以为，女性，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女性性情温顺，与暴力并无联系。然而事实是，“伊斯兰国”的队伍里就有很多女性，她们和男性武装分子同样是逊尼派穆斯林，同样仇视异教徒，同样认为加入恐怖组织是为了建立逊尼派哈里发国的伟大使命而奋斗，也同样将自己视作教派倾轧和美军入侵的受害者。那些“伊斯兰国”的女性成员相信，自己所拥护的“伊斯兰国”会让自己的家庭更富足，为自己的丈夫找到更好的工作，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在这个国家应有的地位。“伊斯兰国”以宗教义务的名义要求她们和男人们一同从军，她们也欣然接受。

我曾听说，“伊斯兰国”的女人会帮助雅兹迪人。科乔村的一个女孩曾被作为女奴卖给一名外籍“伊斯兰国”战士。那名来自西方国家的“伊斯兰国”分子为了奔赴叙利亚参加圣战，将全家人都从本国带到了那里。他的妻子原本也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所吸引，但在亲眼见证雅兹迪女性遭受的奴役之后，她很快认清了“伊斯兰国”的丑恶面目。她给了这位自家丈夫的女奴一部手机，让她通知整座屋子里的其他女奴做好逃脱的准备，并且安排人将她们偷偷带离叙利亚，送往安全地带。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听到的却是描述“伊斯兰国”的女人比男人更为心狠手辣的传言。她们或者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愤怒，或者仅仅是因为女奴好欺负，就毒打她们，并且故意让她们挨饿。这些女人和历史上很多人一样，相信自己可以为了某个伟大的目标使用暴力，或许她们因此便自诩思想前卫，甚至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类似这样的传闻，我曾听到过许多。每当我幻想将来该如何审判“伊斯兰国”种族灭绝的暴行时，我却总会对这些女人产生些许同情。我比很多人都明白，一个人把自己想象成某件事情的受害者是极为容易的。然而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坐视成千上万的雅兹迪人被卖作性奴，被**得面目全非，而无动于衷。任何真正伟大的目标，都绝不会通过这样残忍的暴行来得以实现；而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也都无法为这些惨无人道的施虐者开脱罪责。

穆尔塔扎的母亲一直在和哈吉·萨尔曼说话，试图讨他欢心。她对他说：“除了穆尔塔扎之外，我还有个12岁的女儿，还有个儿子——他在叙利亚为‘国家’（dawla，阿拉伯语tanzim ad-dawla之略，原意为‘新秩序国家’，代指‘伊斯兰国’。——译者注）作战。”她似乎想到那个儿子，脸上满是笑意，充满爱意地感叹道：“他可真是个帅小伙！真主保佑他。”

寒暄完毕，穆尔塔扎的母亲带我到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她告诉我：“你就在这里等待哈吉·萨尔曼。不要到处走动，也不要乱碰屋里的东西。”说完她便转身而去，房门在她的身后合上。

我坐在一张沙发的边上，将两只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我不知道哈吉·萨尔曼是否真心愿意寻找我的侄女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朝一日能见到她们。女奴之间通常是不会有机会彼此见面的，因为她们时常要跟随自己的主人到处旅行。哈吉·萨尔曼有可能只是为了安抚我的情绪才那样说的，好让我日后对他顺从一些。对我来说，只要我能够亲眼见到凯瑟琳还有其他人都平安无事，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在乎了。

房门突然打开，穆尔塔扎走了进来。我这才发现，他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子，最多也就比我大一岁，留着一撮杂乱的卷胡子。很显然，他在“伊斯兰国”的地位并不高，我甚至怀疑他连蓄养女奴的资格都没有，就算他有，也完全不会带在身边。由于哈吉·萨尔曼不在，穆尔塔扎胆子壮了不少，但他的威风全是装出来的，像是一个男孩穿着父亲的鞋充大人一样。

他关上身后的房门，坐在离我很近的一张**。我本能地抱住自己的双腿，将额头贴在我的膝盖上，避免迎着他的目光。他没有理会我的举动，问道：“你在这儿开心，还是逃回去找你的家人开心？”他这话完全是在嘲笑我。他理应知道，拿这个问题去问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得到哪怕一个不同的答案。

我一边祈求神明让他赶紧离开，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

他问我：“要是我帮你逃跑，你会给我什么好处？”

我早听出他这话的意思，但仍然诚实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好处给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我会打电话给我的哥哥，他会满足你提出的任何条件。”

他大笑一阵，接着一边凑近，一边问我：“你害怕不害怕？”

“是的，我害怕。”我告诉他，“我当然害怕。”

他朝我的胸脯伸出手来：“你既然害怕，那么让我看看，你的心脏是不是跳得越来越快。”

我看准了他会朝我伸手，便不再答话，立刻扯起嗓子大叫起来。当时的我只恨自己叫得不够响，没法将墙震塌下来，把屋里的人全部压死。

穆尔塔扎的母亲出现在房门外。她狠狠盯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对他说：“离她远点。她不是你的。”穆尔塔扎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孩儿一样悻悻地走出了房间。他母亲朝他又喊道：“她是个异教徒。她是哈吉·萨尔曼的。”片刻之后，她转过身来，怒气冲天地看着我。

有那么一瞬间，我暗想，如果这屋里没有哈吉·萨尔曼，她是否还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无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支持过什么样的暴行，只要她当时承认不久之前发生的一切，哪怕只是在我身边坐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我也可以原谅她。她和我母亲年纪相仿，身材也和母亲一样丰盈饱满。哪怕她只是对我说一句“我知道你是被绑来的”，或者问我一句“你妈妈和姐妹现在在哪里”，其他什么话都不说，我也可以安心许多。我甚至幻想她陪在我身边，等到穆尔塔扎离开房间之后，握着我的手，亲切地叫我女儿，告诉我“别害怕，我是个母亲，我懂你的感受，我会帮你逃跑的”。她如果能对我这样说，无疑会在我久旱的心头洒下甘霖，让我感到一丝温暖。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径直走了。狭小的房间里又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

片刻之后，哈吉·萨尔曼进了房间。他告诉我：“我们现在可以去看凯瑟琳了。”这一句话让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毕竟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我侄女的安危。

*　*

凯瑟琳出生于1998年，是埃利亚斯的长女。从她出生的第一天起，她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埃利亚斯当年一度要迁出家门，自立门户，也是因为凯瑟琳的哭求才作罢。她非常喜欢我，而且极为敬爱我母亲。她对我母亲的感情之深，甚至几乎与我不相上下。我和她彼此分享着几乎所有东西，有时我们会打扮成差不多的模样，甚至还穿过同一套衣服。我一个表亲结婚的时候，我们俩都穿的红衣服；等到我一个哥哥结婚的时候，我们又一块穿的绿衣服。

虽然我年纪比凯瑟琳大几岁，但是晚了几年才上学，正好和凯瑟琳读一个年级。她很聪明，也有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勤劳务实，读到六年级的时候，她就辍学回家，去地里帮干农活了。比起学习来，她更喜欢和家人待在室外，也更喜欢跟在家人身边帮忙。尽管她年幼，个头小，平时也很内向，但是屋里屋外一应杂活没有她不会的。凯瑟琳经常和迪玛尔一块给羊挤奶或是为全家人做饭。要是家里有人生病，她一定会难过流泪，说自己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直到他们痊愈才展颜如故。夜里全家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几个都会讨论未来的打算。凯瑟琳曾经对我说：“我想在25岁的时候结婚。我想生很多孩子，建一个大家庭。”

“伊斯兰国”围村的时候，凯瑟琳几乎没有离开过家里的客厅。她一直坐在电视前，看着圣山顶上避难同胞的窘况而落泪。她听说自己的妹妹巴索在塔尔卡斯尔（Tel Kassr）被抓之后，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她的脸色也因为缺少睡眠和进食而一天天地黄了下去。我那时常常轻轻抚摸她的脸，告诉她：“我们要乐观。我们可以活下来的。”母亲则会告诉她：“看看你爸爸。就算是为了他，你也要变得坚强。”但是凯瑟琳很早就认了命，之后也从来不曾对任何事抱过希望。

离开科乔村的时候，凯瑟琳和我分别坐在两辆不同的卡车上。直到到了索拉格我才再次看见她。她拼命地抓着母亲的手，不愿意母亲被“伊斯兰国”的人带走。她还对一名“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央求道：“我祖母自己一个人走不了路的。”可是那人呵斥她，叫她坐下，她也只好照办。

在摩苏尔的时候，最担心我的也是凯瑟琳。她告诉我说：“不要再叫了。我知道阿布·巴塔特在干什么。他也摸了我。”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也知道我情绪即将失控，因此想让我平静下来，免于被武装分子惩罚。我们被送进摩苏尔的那个据点里等待分组的时候，凯瑟琳又告诉我：“娜迪亚，千万不要说阿拉伯语。别被他们送去叙利亚。”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被萨尔万从她身边拽走，拖下楼梯的时候，投去的匆匆一瞥。

哈吉·萨尔曼和我离开了穆尔塔扎的家。我们行至门口的时候，看见穆尔塔扎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用滚烫的玻璃杯在一个男人的背上拔罐——那是一种按摩的方式，据说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被拔过罐的人身上会出现红色的大圈。我向她道别：“萨尔曼在这里。我要走了。谢谢你。”我从小就被教育，到别人家做客，出于礼貌，离开时要向东家的女主人道别。我长这么大，和人以礼相待已经成了本能行为，即使是在她家遇到这么多事之后，也是一样。

她说了句：“真主与你同在。”说完，她便回头接着忙着给那个男人拔罐。

哈吉·萨尔曼和我坐车回到前一天晚上开设奴隶市场的那间房子。他对我说：“她们就在楼上。”然后他便走开了。

我奔上楼，发现凯瑟琳和妮斯琳两人孤零零地坐在诺大的屋子里。屋里的窗子照例是蒙起来的。我看出她们俩非常劳累。凯瑟琳躺在一张薄床垫上，两只眼睛几乎睁不开。另外两个女孩则坐在她的身边。我推开门的时候，忘记撩开自己的面纱。她们见我进来，只是眼神空洞地盯着我看。凯瑟琳有气无力地问：“你是来给我们念《古兰经》的吗？”

“是我，娜迪亚。”我回答道。当我撩开面纱的时候，她们一齐朝我跑来。我们抱头哭了好一阵，哭得肌肉发疼，呼吸困难，几乎要哭晕过去。她们对我说：“之前那些人告诉我们，有个女人要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处女。我们以为你是那个女人！”

凯瑟琳的眼睛周围肿得厉害，还落下不少伤痕。我在她身边坐下，她告诉我：“我眼睛看不太清楚。”

“你看着太虚弱了。”我握着她的手说。

“我在斋戒，好让神明保佑我们。”她向我解释道。我担心她会因为长时间断粮而体力不支，但我并没有说出口。按照雅兹迪习俗，每年都会有两个斋戒日（不过，只有最虔诚的人才会真的过两次斋戒）。除了这两天之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别的时间进行斋戒，以便坚定信仰，与塔乌西·梅列克的意志沟通。斋戒不会让我们虚弱，而是会给予我们力量。

“你怎么了？”我问凯瑟琳。

她答道：“一个叫阿布·阿卜杜拉的男人把我买去，带到了城里的另一栋房子里。我对他说我有癌症，叫他别碰我。他就把我打了一顿，然后重新带回了这里。我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被他打的。”

妮斯琳则说：“我试过逃跑，但被他们抓了回来，还被他们打了。”

凯瑟琳问我：“你为什么穿成那样？”她身上仍然穿着两件雅兹迪裙子。

“他们把我的衣服拿走了，只让我穿这个。”我告诉她，“我的包也丢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你的包在我这里！”凯瑟琳说着，把包递给了我。接着她脱下了穿在外面的一条裙子，也递给了我。那是一条粉色和棕色相间的裙子，买来的时间并不久。直到今天，我和迪玛尔都会轮流穿这条裙子，不仅因为它好看，也是因为它带着我们侄女的回忆。凯瑟琳告诉我：“你把它穿在罩袍下面。”我吻了吻她的脸颊。

一名看守走到门边，对我喊道：“哈吉·萨尔曼给你五分钟时间，五分钟之后，你必须下楼。”

看守离开后，凯瑟琳从裙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对耳环，交给了我：“你把它们带在身边吧。我们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

她一边牵着我的手走下楼梯，一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如果你有机会逃走的话，一定要试试看。我也会想办法逃脱的。”我们一直手拉着手，直到我们走到楼下的厨房，哈吉·萨尔曼过来拉走我为止。

我们坐车回到哈吉·萨尔曼的房子。我暗暗流下眼泪，担心着凯瑟琳和妮斯琳日后的命运，心里向神明祈求她们将来平安无事。抵达之后，哈吉·萨尔曼要我和他的一个警卫先进去，在里面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对我说。这时我开始为自己祈祷起来。

我进屋之前，哈吉·萨尔曼盯着我看了好长一阵，然后对我说：“我不管你月事完了没有。”顿了一下，他接着说：“等我回来，我就要了你，说到做到。”

“我就要了你。”他就是这么和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