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万带走了天真年少的罗伊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最恨的人仍然是他。我做梦都想有朝一日将所有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不仅是像巴格达迪这样的头目，还有他们所有的那些看守，还有蓄养奴隶的家伙，还有所有开枪打死我的兄长，让他们葬身坑谷的凶手；洗脑年轻男孩，教唆他们仇恨自己雅兹迪母亲的爪牙；还有所有开城迎接恐怖分子，为他们鞍前马后，希望靠“伊斯兰国”清洗异教徒的伊拉克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像二战时期的纳粹头目一样，在全世界的见证之下被送上审判台，逼迫他们现出自己丑陋的本相。

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头一个就审判萨尔万。我会让被关在那间摩苏尔绿色房子里的所有女孩出庭作证。我会指着那家伙控诉：“这就是那个让我们所有人无比恐惧的高个儿家伙。他曾经抽过我两个耳光。”若是罗伊安愿意，我会让她站上证人席，向法庭陈述他的种种暴行；若是她害怕，或是不愿回首曾经的创伤，那我就代她发言。我会告诉法官：“萨尔万不仅把她买走，无数次强暴她，还不分日夜地殴打她。就在罗伊安被他买回家的第一天，在她筋疲力尽，根本无暇也无力反抗的时候，萨尔万却因为发现她多穿了几件衣服，就大肆殴打她，将我成功逃离他魔掌的怒火全部发泄在她的身上。”

“罗伊安设法逃跑之后，他竟将她的生母买作奴隶，以图报复。罗伊安的母亲当时还带着一个只有16天大的婴儿，可萨尔万却野蛮地将其据为己有，全然不顾‘伊斯兰国’自己制定的所谓法律里，就禁止拆散母亲和孩子。他甚至告诉罗伊安的母亲，她将永远无法再见到那个婴儿。”（我后来了解到，“伊斯兰国”的所谓法律，很多都形同虚设。）我会将萨尔万对她的暴行一五一十地上告法庭。我还向神明祈祷，希望“伊斯兰国”崩溃灭亡的那一天，萨尔万可以被活捉归案，接受审判。

然而那天晚上，奸邪伏法，正义得彰的场景，对孤立无援的我和罗伊安来说，是再虚无缥缈不过的幻想。我们俩跟着哈吉·萨尔曼离开房子，进了院子里。我们身后仍然传来阵阵来自奴隶市场的惨叫声，甚至整个城市的上空都激**着她们的回音。我开始琢磨起摩苏尔城里的千家万户：他们正准备吃晚饭吗？还是正催着自家孩子上床休息？他们绝对不可能听不见我们的尖叫声。“伊斯兰国”是禁止民众看电视或者听音乐的，不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声音盖过我们的惨叫。或许他们乐见我们受苦受难，他们支持“伊斯兰国”的政权，便是其证据；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想过，若是伊拉克政府军或者库尔德武装发起夺回摩苏尔的战斗，他们又将如何？难道说他们相信到时“伊斯兰国”会保护他们？想到这里，我不禁脊背发凉。

我们被送上了一辆汽车。我和罗伊安坐在车后排，男人们则坐在前面。汽车驶离了身后的那栋房子。哈吉·萨尔曼朝手机话筒里说道：“我们现在回家。把家里那八个女孩都赶出去。”

汽车停在了一栋大礼堂门前。那礼堂像是用来举办婚礼的那种地方，前面开着两扇大门，四周则环绕着许多混凝土柱子，仔细看时，又有几分像清真寺。礼堂里面全是“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人数将近有300人，一个个都在低头祈祷。我们几个人走进礼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抬眼看过我们。我站在门边，哈吉·萨尔曼则从一大堆凉鞋之中抽出两双，递给我们。那些都是男人穿的皮质凉鞋，又大又硬，穿着很难走路。可是我们自己的鞋子在被送进奴隶市场之前，就被武装分子给没收了，因此直到刚才，我们一路上都赤着脚。我们穿上凉鞋，穿过那片默默祈祷的人群，走出了礼堂。我和罗伊安都小心翼翼，生怕中途摔跤。

礼堂的另一头，萨尔万正倚着另一辆车等候我们。很明显他和哈吉·萨尔曼打算将我和罗伊安分开。我们俩紧紧牵着彼此的手，乞求他们不要拆散我们：“求求你们，不要让我们孤单一人。”可他们两个都无动于衷。萨尔万拉住罗伊安的肩膀，生生将她从我身边拽走。罗伊安当时年纪还很小，身形也瘦弱得很。我们俩互相喊着彼此的名字，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罗伊安的身影和萨尔万一同消失在一辆汽车里，留下我和哈吉·萨尔曼两个人。我悲痛欲绝。

哈吉·萨尔曼和我上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车上已有两人等候，一个是司机，另一个则是一位名叫穆尔塔扎的年轻保镖。我坐在穆尔塔扎身边的时候，他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要是哈吉·萨尔曼不在车里的话，我相信这家伙一定会像奴隶市场的那些男人一样对我上下其手。我紧贴着车窗，尽可能远离穆尔塔扎。

当时摩苏尔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是一片漆黑，几乎见不到人影，只有路边的几幢房子里还开着震天响的发电机，散发出一点光亮。车子行驶了约有20分钟，没有一个人讲话。四周的黑暗深不可测，仿佛我们的车子已经开到了水里似的。紧接着车子停了下来。哈吉·萨尔曼命令道：“娜迪亚，下车。”他粗暴地拉着我的胳膊穿过一扇花园门。片刻之后，我才明白过来，这里是我之前到过的第一个“伊斯兰国”据点，也就是武装分子们把一部分女孩送出国境的那个地方。我轻声问他：“你是要把我带到叙利亚去吗？”可哈吉·萨尔曼没有作声。

我们在花园就能听见房子里传来女孩的尖叫声。没过几分钟，八个裹着罩袍和面纱的女孩就被武装分子连拉带拖地带出了前门。她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纷纷转过头来盯着我。也许她们认识我。也许妮斯琳和凯瑟琳就在她们之中，她们只是太害怕，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想我也一样。无论她们是否认识我，我都无法透过面纱认出她们来。不过一会，她们就被带上了一辆面包车。那辆车很快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一个守卫将我带到一间空房间里。整个房子里并没有其他女孩的踪影。不过，和其他房子一样，所有被带进这里的雅兹迪姑娘，都被“伊斯兰国”的人收走了头巾和衣服，堆在房子里。除此之外，房子里还有一小堆燃灰，那原本都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也被“伊斯兰国”分子收了去。那堆燃灰里，还有一张部分完好的身份证，它原本属于一个来自科乔的女孩，如今斜插在灰堆里，仿佛一株不起眼的小草。

“伊斯兰国”并没有清理房屋原主人的物品，因此他们往日的生活痕迹在屋子里仍然俯拾皆是。我想，无论他们现在身在何方，都一定无比想回归曾经的生活。房里有一间屋子是用来健身的，墙上挂满了相框，里面全是一位少年的照片，我猜想他是原屋主一家的长子，照片里的他正举着大个的哑铃；另一间屋子则辟出来摆放娱乐设施，里面还有一张台球桌；可看着最令人心碎的房间是屋主孩子们的卧室，那里仍然摆满了玩具，**铺着色彩鲜艳的床单，屋里的一切都恍然如昨，似乎还在等着房间的小主人们回来歇息。

哈吉·萨尔曼出现在我面前。我问他：“这房子原来是谁的？”

他回答道：“一个什叶派的法官。”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一面追问，一面暗暗祈祷他们已经安然无恙地逃到了库尔德控制区。虽然什叶派阿拉伯人并非我的同族，但是我仍然为他们的遭遇感到伤心。和科乔村的村民一样，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没能逃过“伊斯兰国”的魔爪。

哈吉·萨尔曼答道：“他们下地狱了。”我不敢再问下去。

哈吉·萨尔曼去洗了个淋浴，当他回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他仍然穿着和之前一样的衣服。我能闻到他衣服上轻微的汗味，还有混着肥皂气味的古龙水味道。他关上身后的门，在我身边的床垫上坐下。我很快意识到了什么，语无伦次地对他说：“我来了月事。”说完我便侧过脸去。他并没有理会我的话。

他凑近我坐下，问道：“你是哪里人？”

我答：“我是科乔的。”话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自己这几天以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下，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竟然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家乡和亲人。科乔这个地名唤起了许多家乡和亲友的回忆，而浮现在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我在索拉格的时候，被没收了头巾的母亲，安静地枕着我的腿躺在地上的模样。

哈吉·萨尔曼对我说：“你是知道的，雅兹迪人都是异教徒。”他的声音很轻，甚至像是在对我耳语，然而他的声音中听不出一丝感情。“真主要我们引导你们皈依正信，如果你们不肯，那么无论我们对你们做什么，你们都必须完全顺从。”

他顿了一顿，接着问我：“你家里的人呢？”

“他们基本都逃走了，被抓的只有我们三个。”我撒了个谎。

他斜靠在**，用描述美好回忆的语气对我讲道：“8月3号，我去了辛贾尔。在路上我遇到了三个穿警察制服的雅兹迪人。他们企图逃跑，但是我追上了他们，把他们全打死了。”

我盯着地板，不敢作声。

他继续说道：“我们去辛贾尔，就是打算把那里的男人都杀光。至于女人和孩子，就全部带走。不过我们并不走运，有几个逃到山上去了。”

哈吉·萨尔曼滔滔不绝地说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只能坐在床垫的一角，试图将他的话隔绝在脑海之外。他不断出言侮辱我的家乡亲人和信仰。他告诉我，他在摩苏尔的巴杜什（Badush）监狱（该监狱位于摩苏尔西北方向。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武装占领了该监狱，在释放所有逊尼派囚犯之后，对什叶派囚犯进行了屠杀，造成至少670人丧生。——译者注）坐了七年牢，无比仇恨伊拉克的异教徒。他认为“伊斯兰国”在辛贾尔所做的一切都是善行义举，他还说我应该为“伊斯兰国”清洗雅兹迪信仰感到高兴。他试图劝说我改信伊斯兰，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但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对我来说，他的话语毫无意义。他的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他才不得不中止他那些长篇大论。他接电话的时候管他的妻子叫乌姆·萨拉。

虽然我知道他对我说话只是为了羞辱我，但我却希望他一直说下去。我心想，只要他在说话，就不会碰我的身子。雅兹迪人关于男孩和女孩之间关系的约束，比其他伊拉克人要宽松一些。在科乔村的时候，我和男性朋友一起搭过车，还和班上的男同学结伴上过学，并不需要担心左邻右舍对我指指点点。那些男孩绝不会非礼或者伤害我，而在哈吉·萨尔曼之前，我从未这样单独和男性共处一室。

“你是我的第四个女奴。”他说，“前三个都已经是穆斯林了，是我让她们改宗的。雅兹迪人都是异教徒，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们。”他说完之后，便命令我脱衣服。

我哭了起来，再次告诉他：“我来月事了。”

“给我看看。”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脱我的衣服，“别的女奴也编过这样的瞎话。”

我脱了衣服。当时我确实正在经期，因此他没有强暴我。“伊斯兰国”的宣传手册上并没有规定不能和经期的女奴发生关系，但表示女奴的主人可以在女奴经期结束之后与之**，以确保她没有怀孕。那天晚上哈吉·萨尔曼没有对我硬来，也许就是因为“伊斯兰国”的这个规矩。

然而他也并没有轻易放过我。我们整夜都赤身**地躺在**，他没完没了地揉捏我的身子。之前在大巴车上被阿布·巴塔特强行捏住**的感觉重新泛上心头——凡是被哈吉·萨尔曼的手指捏过的地方，都止不住地阵阵发疼，乃至陷入麻木。我没有胆子反抗他，而且即使试图反抗，恐怕也无济于事。我身形瘦小，软弱无力，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正经东西了。如果算上之前被困在科乔的那段日子，我断粮的时间恐怕还要更久。我只有任他摆布。

*　*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发现哈吉·萨尔曼已经醒了。我想穿上衣服，但他拦住了我。“娜迪亚，去洗个澡。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他对我说。

我洗过澡之后，他递给我一件黑色的罩袍和一幅黑色的面纱，要我穿在自己的衣服外面。我生平第一次穿上这种保守穆斯林女性的衣服，尽管衣服的布料很轻，我穿上之后，却发觉难以呼吸。我跟着哈吉·萨尔曼来到室外，透过面纱，我头一回看见白天的摩苏尔街景。那个什叶派法官显然颇为富有，因为我们所在的那栋房子位于摩苏尔的富人区，路边处处可见高墙内良园精舍。“伊斯兰国”的宗教宣传固然对潜在的圣战分子拥有很强的号召力，可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武装分子，他们加入“伊斯兰国”只是为了获取金钱。这些武装分子来到摩苏尔后，直奔最高档的住宅，将房子和里面留下的财物全部据为己有。至于没有离开摩苏尔的逊尼派民众，“伊斯兰国”向他们许诺，会恢复他们2003年政变之前曾拥有的权力和地位——那一年美军推翻了复兴党政府，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伊拉克的什叶派信徒。尽管如此，“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向民众收起税来也是毫不手软。在我看来，他们虽然是恐怖组织，其实不过是一群贪得无厌之徒。

“伊斯兰国”显然对占据摩苏尔城里的重要建筑颇为得意，他们把“伊斯兰国”的黑旗悬挂在城中各处。摩苏尔大学曾经是伊拉克最好的大学之一，“伊斯兰国”却将它占地颇广的校园改造成了军事基地，摩苏尔当地的机场也同样未能幸免。武装分子还冲进了摩苏尔博物馆，那里曾经是伊拉克第二大的博物馆，他们却将所有他们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物尽数卷走，一部分被毁坏，另一部分则被他们拿到黑市上贩卖，以换取维持战争的经费。就连尼尼微奥贝罗酒店也被武装分子侵占。那家酒店建于19世纪80年代萨达姆当政时期，虽然建筑造型有些畸斜，却是一家五星级酒店。“伊斯兰国”分子们住满了酒店里的每一个房间，传言那家酒店里最好的房间，是留给担当人肉炸弹的袭击者的。

“伊斯兰国”2014年迫近摩苏尔的时候，城中数以万计的居民背井离乡，在库区政府设立的检查站前排成长队，希望进入库区避难。萨尔曼和我坐车经过当时的逃亡路时，摩苏尔人仓皇躲避战火的痕迹还历历在目。路边有许多已被烧成炭黑骨架的废弃汽车，**的钢筋露在半边被碾为平地的房屋废墟之中，伊拉克警察制服的碎片散得到处都是——当时跟随人群逃亡的警察们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保全性命，纷纷将制服脱下扯烂。摩苏尔城里的领事馆、法院、学校、警察局和军事基地都已经落入“伊斯兰国”的手中，武装分子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示对这座城市的支配权。他们到处悬挂旗帜，用清真寺的广播喇叭播放充满血腥味的演说，甚至将一所小学外墙上的儿童肖像全部涂黑——他们认为这些人像不合教规（haram），充满罪孽，必须铲除。

“伊斯兰国”分子将摩苏尔城中巴杜什监狱里的囚犯释放了出来，作为交换，他们要求那些囚犯效忠于“伊斯兰国”。那些囚犯加入恐怖组织之后，炸毁了城中许多基督教、苏菲派和什叶派教堂以及圣所，其中一些地方历史非常悠久，几乎和伊拉克的山河一样古老。不过，摩苏尔的大清真寺仍然毫发未损地矗立在这座饱经岁月洗礼的城市，只是在巴格达迪站在讲坛上，宣布摩苏尔成为“伊斯兰国”的首都的那一刻，这座清真寺的光彩也已消散殆尽。到2017年，这座清真寺也终究和城中大部分建筑一样，化为一片瓦砾。

我们坐的车停在了摩苏尔法院门前。这是一栋庞大的建筑，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拥有沙黄色的外墙和细尖顶，让我感觉颇有几分清真寺的味道。“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建立新秩序的时候，这座建筑对他们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伊斯兰国”的计划之中，摩苏尔应该接受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统治，而不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法律管辖。武装分子们用“伊斯兰国”颁发的身份证取代了政府身份证，居民的车辆也被要求换上“伊斯兰国”发布的牌照。在“伊斯兰国”治下的摩苏尔，女性若想出门，都必须有男性陪同，而且必须时刻用罩袍和面纱裹住全身。“伊斯兰国”禁止民众收看电视、收听电台，甚至禁止民众吸烟。不愿加入恐怖组织的普通居民如果想要离开摩苏尔，必须向“伊斯兰国”缴纳一笔钱才能出城，而且即使出了城，也只能在城外逗留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有人长时间离城不归，他们留在城里的家人可能会被“伊斯兰国”惩罚，他们的住宅和财产也会根据所谓“背弃哈里发国”的罪名而被没收。当时城中的大小审判，有很多都是在这个法院里进行的。

法院里有很多等待法官和办事员传唤的人。有许多武装分子在其中一个特定的房间门口排起了长队，他们身边都带着一个浑身裹着罩袍的妇女，我猜测这些女人和我一样，都是他们的女奴。武装分子们带着女奴来这里，是为了填写材料，由“伊斯兰国”当局认证他们对某个雅兹迪女孩的支配权。我们这些女奴会被强制改宗，改宗的过程也会被记录下来。然后某个法官就会宣布我们正式成为那些买下我们的武装分子的合法财产。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们强**们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而那些武装分子，包括哈吉·萨尔曼，却把这称为“婚姻”。

在法院工作的“伊斯兰国”成员望见哈吉·萨尔曼之后，便挥手示意他到队伍前面去。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在一旁偷听，因此得知了哈吉·萨尔曼在“伊斯兰国”组织里的具体职责：他为“伊斯兰国”充任法官，负责决定是否将裁定有罪的被告人判处死刑。

那个房间里只有一个胡子斑白的老年法官。他坐在一张长长的书桌后面，桌上堆满了卷宗档案。在他的身后，一面巨大的“伊斯兰国”旗帜正迎着空调的风口飘扬，而他制服的肩口上也镶着两面“伊斯兰国”旗。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已知晓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因此在心里不断地祈求神明的宽恕。我不断地默念：“神啊，我永远不会背弃你。我永远都是雅兹迪人。”

那法官名叫哈塞恩，神色严厉，办事颇有效率。他命令我：“把面纱撩起来。”我照做了，朝他露出了我的脸。他又问我：“你知道清真言（shahada）（伊斯兰教最常用的经文之一，音译“萨哈达”，常见版本的全文如下：“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安拉使者。”——译者注）吗？”我答：“知道。”这句简单的伊斯兰经文称得上家喻户晓，一般被穆斯林用来表示自己诚心祈祷，信仰坚定。我念完清真言，哈塞恩法官的脸色便和善许多。他对我说：“你刚才念得非常好。”随后，他从桌上拿起一台照相机，拍了一张我的面部照片。

接着他转向哈吉·萨尔曼，对他说：“她现在是你的女奴了，你可以任意处置。”我们便转身向法院外走去。

“伊斯兰国”通过这种“婚姻”制度，对雅兹迪女孩实施了缓慢而持久的折磨。他们先是杀死雅兹迪的男人，将我们绑架，带离我们的家乡；随后又将我们和母亲还有姐妹强行拆散。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他们都会时刻用各种方法提醒我们，如今的我们除了是他们的财产之外，什么也不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供他们猥亵强暴的——就像阿布·巴塔特在大巴车上使出拆肉碎骨的狠劲抓我的**，或是纳法赫拿点着的香烟戳我的身子那样。这所有对我们的压迫，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毁灭我们的灵魂。

然而在这一切压迫之中，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无疑是最为残忍的。离开法院之后，我感到内心坠入虚无。如果我不是雅兹迪人，那我又算是什么呢？我祈祷神明会原谅我，祈祷他们能知道我念“清真言”并非自愿。我甚至想，如果我的灵魂在饱受“伊斯兰国”摧残之后，可以在彼岸世界重回神和塔乌西·梅列克的左右，那即使我这副肉体交给了“伊斯兰国”，也不足惜。

我问哈吉·萨尔曼：“那张照片是为了给我发身份证拍的吗？”

他答道：“不是。他们拍照片是为了日后掌握你的行踪，了解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他一面说着，一面用力抓紧我的胳膊：“如果你想逃跑，他们就会把你的照片印上千万份，并且附上我的名字和手机号，贴在摩苏尔的每一个检查站。你是永远跑不掉的，就算你跑掉，你也一定会被抓起来送还给我的。”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