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巴塔特直到车子抵达摩苏尔，才停止骚扰车里的女孩们。我们的车停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面前，挡风玻璃上方的钟上显示此时是凌晨两点。那建筑物规模恢宏，我以为必定是属于某个巨富家庭的寓所。大巴车停在了这宅邸的前门处，而那些武装吉普车则开进了一间车库。只见那宅邸的大门忽然打开，阿布·巴塔特嚷道：“快！下车！”我们便拖着脚步离开自己的座位。我被阿布·巴塔特**的那半边身子仍在作痛。我暗想，大巴车既然已经停下，阿布·巴塔特应该没道理再纠缠我，可我又错了。我们排成一列陆续下车，每个人都紧紧抱着仅剩的一点行李，阿布·巴塔特则倚在车门边，对每个下车的女孩上下其手。轮到我的时候，他几乎从头到脚，把我的身子摸了个遍。

我们从车库门进了宅子。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华丽的屋子，里面开阔宽敞，客厅和厨房都很大，屋里的家具也一应俱全，我估计足可供五六家人使用。科乔村没有一户人家有这么好的屋子住，就连艾哈迈德·贾索他们家，也比不上这里。这宅子里还有不少钟表和地毯，我猜测这些都属于这里原来的住户。我还注意到，有个武装分子喝水时，用的是一只镶着一张家庭合照的酒杯。我不由想这宅子的原主人如今安在。

“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分布在宅子各处，他们穿着制服，手里拿着不断响动的无线电。他们把我们分成三组，关进了三个不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开着一点，方便他们监视。我和凯瑟琳还有其他几个姑娘坐在一起，可以透过门缝望见别的房间里的状况。所有的妇女和姑娘们都神情恍惚，不停地扫视周围的人，寻找不曾和自己坐同一辆大巴车的亲人和朋友。每个屋子里都挤满了人，我们都依偎着彼此坐在地板上，想不睡过去都困难。

屋子里仅有的两扇小窗子是关着的，窗帘也被拉了起来。幸而屋里装了一台沼泽冷却机，这种机器和空调差不多，比空调个头大得多，也便宜得多，在伊拉克很常见。经这机器过滤过的空气，呼吸起来也稍轻松些。屋里并没有家具，只有几张床垫堆在墙角。客厅的洗手间传来一股刺鼻的臭味。有人交头接耳地传播着消息：“有个女孩偷偷带了一部手机，那些人搜她身的时候，她想把手机冲进马桶里去。我在车上听他们提过这个事。”洗手间的门口也堆着一叠头巾，就像当时索拉格的学校门口那样，铺在镶着瓷砖的地面上，仿佛一捧凋谢的花瓣。

三个房间坐满之后，一个武装分子指着我坐着的地方命令道：“跟我来。”他说完便转身向门外走去。

凯瑟琳伸出细小的胳膊缠住我，拼命想阻止我站起身来：“不要走！”

我不知道他们又有什么企图，但我除了遵循他们的指示以外别无选择。我告诉凯瑟琳：“如果我不走，他们也会把我拉走的。”随后我便跟着那人离开了。

那武装分子把我带到一楼的车库，阿布·巴塔特和纳法赫还有另一个武装分子正等在那里。最后那个武装分子操库尔德语，我认出他是谁之后，感到震惊不已——他是苏哈伊布，原本是辛贾尔城里几家手机店之一的老板。他的店里从来不缺雅兹迪顾客，我很确定很多雅兹迪人都把他看作亲切的朋友。这三个人都恶狠狠地盯着我，他们仍然想惩罚我在大巴车上的反抗行为。纳法赫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试图后退，可他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整个人顶在墙上。

我只好回答说：“我叫娜迪亚。”

他又问：“你哪年生的？”，我答：“1993年。”

他接着又问：“这里有没有你们家的人？”

我顿了顿。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因为凯瑟琳或是其他人和我有亲属关系，就连她们也一块惩罚，因此我撒了个谎：“这里都是别家的女孩。我不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哪里。”

“你之前为什么叫？”纳法赫更加用力地拧着我的头发。

我害怕得无以复加。我从小身子就又瘦又小，被他们抓住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我告诉自己，为了能让他们放我回楼上陪凯瑟琳，我眼下只能顺着他们的问话作答。于是我实话告诉纳法赫：“我当时很害怕，你前面的这个人，”我指了指阿布·巴塔特，“他摸我。从索拉格出发开始，他一路上一直在摸我们。”

“你们觉得你们被带到这里是干什么的？”纳法赫又重复了一遍他在大巴车上说过的话。“你是个异教徒女奴，现在你整个人都属于‘伊斯兰国’，给我好好记住这一点。”说完，他冲着我的脸啐了一口。

阿布·巴塔特燃起一根香烟，交给纳法赫。我以前听说按照“伊斯兰国”的法律，抽烟是非法行为，因此起初还颇感惊讶。然而他们并没有打算抽烟。我开始在心里默念：“不要拿香烟戳我的脸。”那个时候，我还残存着一点在意自己容貌的心思。纳法赫拿着这支点着的香烟往我的肩上按下去，那天早上才换上的衣裙被香烟的火生生烧出个洞。那支烟一路钻下来，直到贴上我的肌肤，才熄灭。衣物和皮肤烧焦的气味十分刺鼻，可我还是强忍住，没有因为痛而喊出声来。要是我再喊出声，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然而当纳法赫又点起一支烟，戳到我的肚子上时，我实在是经受不住，惨叫了一声。阿布·巴塔特对其他人说：“这臭丫头现在知道痛，知道叫，看她明天还叫不叫得出来！”他话里的意思，是让那些人对我更狠一点。“得让她清醒清醒，让她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让她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哀求道：“放开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纳法赫扇了我两巴掌，然后松开了揪着我的手。他说：“滚回那群女奴里去，以后不许再发出半点声音来。”

楼上的房间里仍然是一片拥挤，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扯了扯肩上的头发，用手捂着肚子，不让我的侄女们看见那里的烫伤疤痕。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凯瑟琳，她坐在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女人边上。那个女人不是科乔村的，应该比我们早来这里。她的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没断奶，除此之外，她还怀着身孕。那女人把婴儿抱在胸前轻轻摇晃，让他安静下来，一边问我楼下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只是摇了摇头。

“你是不是很疼？”那女人问我。

我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可此时的我实在虚弱无力，径直倚在了她的身上，点了点头。

我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她：我是如何离开科乔村，如何与母亲姐妹分开，如何亲眼看着我的兄长被押上车带走。我还把大巴车和阿布·巴塔特的事情也告诉了她。我告诉她：“他们打了我。”接着我亮出香烟在我肩上和肚子上留下的伤疤给她看。这两处伤还未愈合，仍然疼得要命。

她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一管药膏递给我：“拿着，这是尿布疹药膏，但兴许对烫伤也管用。”

我向她道了谢，拿着药膏去了卫生间，挤出一点来敷在肩上和肚子上，疼痛稍稍缓解了一些。我又挤了一些涂在被阿布·巴塔特摸过的地方，这时我才发现我来月经了，于是便向一名武装分子要了些卫生巾。那人把卫生巾递给我的时候，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回到屋里坐下，问那个女人：“这里情况怎么样？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她叹了口气，问道：“你真想知道吗？”我点了点头。她便说：“我来这里的第一天是8月3日，大概有400个雅兹迪妇女和儿童被押送到了这里。这里是一处‘伊斯兰国’的据点，他们的武装分子就在这里起居值勤，所以这里才会有这么多他们的人。”她顿了顿，看着我，又说道：“这里将会是我们卖为奴隶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没有被卖？”我问道。

她这样回答道：“因为我结过婚。凡是结过婚的女人，他们就得等上40天，才能分给武装分子做女奴。这是他们的规矩。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把你卖给他们，但这是迟早的事。他们每次来，都要带走几个女人。他们会强暴她们，再把她们送回来，有时他们兴许会把那些女人留在身边。有时他们会直接在这里找个屋子糟蹋那些姑娘，等完事了再把她们送回到这里。”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坐在原地。被烫伤的地方又开始掀起阵阵隐痛，像是一锅慢慢沸腾起来的水，我不得不咬紧牙关。那女人问我：“你需不需要止疼片？”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不想吃药。”

于是她递给我一个瓶子，劝我道：“那你喝点什么东西吧。”我感激地接过瓶子，抿了几口里面半温的水。那女人的孩子已经安静下来，快睡着了。

她用温和的语气接过刚才的话头：“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把你带走的。你也免不了被他们糟蹋。有些姑娘试过往脸上抹灰抹泥，或者扯乱自己的头发，但是这些都毫无用处。无论你把自己抹得多丑，他们都会逼你去洗个澡，把你洗个白净，恢复你本来的容貌。还有些姑娘试过自杀，她们曾经在那里割过腕，”她指了指卫生间，“那里墙上的高处还留着她们的血迹。来清扫卫生间的人没有注意到那些血，因此它们一直留在那里。”诸如“不要担心”或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她一句也没有说。等她把话说完之后，我将头靠在了她的肩上。她那已经沉沉睡着的孩子就在我眼前。

*　*

那天晚上我没有合眼多久。我确实累得浑身无力，却也着实不敢入睡。当时正是夏天，太阳升起得早，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无比微弱黯淡地照进屋子时，我发现身边大多数的女孩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她们因为困倦，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一面还不断地揉着眼睛，用袖子捂着自己的嘴打哈欠。武装分子带了些大米饭和番茄汤，充作我们的早餐。他们把食物放在塑料盘子上分给我们，等到我们吃完，那些盘子便被尽数丢弃。可我实在是饥肠辘辘，管不了那许多，饭菜还没端到我面前多久，我就把它们吃了个精光。

大多数女孩前一天晚上都在暗暗啜泣，到了这天早上，不少人又开始流起眼泪来。有个科乔村的女孩儿，年纪和迪玛尔相仿，却没能够像迪玛尔一样装成已婚妇女骗过武装分子，此刻她正坐在我的身边，问我道：“我们这究竟是在哪里？”她坐在大巴车上的时候，应该一点都没认出沿途的建筑物和道路来。

我告诉她：“具体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们应该是在摩苏尔的某个地方。”

“摩苏尔啊。”她轻声地应道。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离摩苏尔并不遥远，但只有很少人真正来过这里。

这时一位伊斯兰教长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所有人都鸦雀无声。那人年纪很大，满头白发，穿着宽大的“伊斯兰国”制服，踩着一双凉鞋。尽管他的裤子短得出奇，穿着一点都不合身，但他还是盛气凌人地在屋子里来回打量我们，我猜测这一定是“伊斯兰国”的某个大人物。那人指着缩在墙角的一个科乔女孩问道：“她多大了？”那女孩约13岁。教长身边的一个武装分子不无得意地告诉他：“那丫头年轻得很。”

我能从那教长的口音中判断出，他是摩苏尔当地人。这些恐怖分子入城的时候，他很可能出了不少力。或许他是个很有钱的商人，能够资助“伊斯兰国”；或许他原本是个萨达姆当权时宗教界或者政界的头面人物，一直计划重新掌握被美国人和什叶派褫夺的权力；当然，他也很有可能真心拥护“伊斯兰国”的宗教纲领。“伊斯兰国”里有不少人都认同他们的宗教观点，即使那些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连祈祷文都不会念的人，也对我们说，“伊斯兰国”的思想是正确的，真主也站在他们一边。

那教长在人群中指指点点，仿佛整个屋子里的女孩都是他的财产一样。几分钟之后，他就选定了三个女孩，她们都是科乔村的人。那人给一个武装分子塞了一把美元，便带着三个女孩下了楼，准备在那里办理交易。

整个房间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事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了“伊斯兰国”的企图，可没人知道下一个“买家”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对待我们。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是折磨。有几个女孩子互相耳语，计划逃跑，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即使我们设法钻出了房间的窗户，也不可能躲过这个“伊斯兰国”据点里那么多武装分子的耳目，悄无声息地溜走。更何况，摩苏尔这座城市不仅无比陌生，其中的道路也蜿蜒曲折，就算是我们想出办法避开楼下那么多武装分子的注意，也无从辨认最适合逃亡的方向。当时他们选择在夜里把我们运到这里，还紧闭大巴车的车窗，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绝对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女孩很快开始谈论起自杀。我承认，一开始我的脑海里也闪过一了百了的念头。就算是死，也比前天夜里那个女人向我描述的悲惨归宿好上百倍。我和凯瑟琳还有其他几个女孩子立下约定：“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被‘达埃什’买去做奴隶。”自我了结比起屈从于武装分子的**威要体面得多，而且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反抗方式。有一个女孩将方巾拧成一股绳，绕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告诉我们她准备上吊，但其他的女孩把那块方巾从她手里夺了过去。另一些女孩则说：“我们虽然逃不出去，但如果能爬到屋顶，我们就可以跳楼。”然而我却忍不住想起我的母亲。对她来说，人不应该为任何事寻短见。每次我遇到什么难受的事情，她都会告诉我：“你要相信，神明总会保佑你的。”我在地里经过那场意外之后，母亲日夜留在医院里，陪在我的病床边，向神明祈求我平安无事。当我苏醒过来之后，她还花了一大笔钱给我买首饰。只要我能活下来，无论是什么代价，母亲都在所不惜。我没办法舍弃自己的性命。

我们很快修改了彼此之间的约定。现在我们不打算自杀，而是相约尽力帮助彼此，一有机会就逃出去。在我们坐在房间里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人口贩卖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摩苏尔是何等猖獗。成千上万的雅兹迪女孩被他们从家乡劫走，并且公然被放在市场上交易，或者作为奖赏分发给高级别成员或者教长之流，运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各个大小城市。就算是有一个女孩自杀，甚至就算有100个女孩自杀，对于“伊斯兰国”来说也根本无足挂齿，他们的罪恶勾当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不仅如此，曾经发生的自杀事件反倒使得“伊斯兰国”的看守们越发警惕，就算我们割了腕乃至上了吊，看守们也不会让我们死成。

一个武装分子进了屋，要我们把身上携带的所有身份证件都交出来：“凡事写明你们雅兹迪身份的证件，都交出来。”他把收缴来的证件全部塞进一个大口袋里。武装分子们把这些口袋堆在楼下——里面有身份证，有粮票，还有出生证明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将它们全部付之一炬，化成小山似的一堆灰烬。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毁了我们的证件，就可以将整个伊拉克的雅兹迪民族全部抹杀。我把所有的证件都交了出去，唯有母亲留下的粮票，我偷偷藏在了自己的胸罩里，没有交给他们。这小小的一张粮票，已经是我唯一可以用来怀念母亲的东西了。

我在卫生间里往脸上和手臂上拍了些水。卫生间的水槽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但我没有勇气看镜子里的自己，而是一直低垂着视线。我担心会认不出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我还找到了前一天晚上那个女人讲过的血迹，那是一些棕红色的小点，附在瓷砖墙的高处。它们是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某个雅兹迪女孩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痕迹。

之后我们所有人又被分成两组，排成队伍，重新登上大巴车。我设法和凯瑟琳待在了同一组，而其他一些女孩则留在了那所宅子里，那些女孩全都是原籍科乔村的熟人。我们不曾道别。后来我知道，她们被转移出了伊拉克边境，运到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Raqqa）。我为自己尚且身在伊拉克感到庆幸。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我还在自己的国家，我应该还可以有活命的希望。

我上了车之后直奔车尾，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心想这样就可以稍稍阻挠阿布·巴塔特或者其他哪个武装分子的咸手。我们之前已经在窗帘遮蔽的房间里待了好几天，再往前还坐了很长时间的大巴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被运往一个又一个地方，如今可以在室外沐浴盛夏的阳光，反倒觉得有一些不习惯。车子发动的时候，我沿着窗帘的缝隙向外望去，看见摩苏尔城里的街道。起初我觉得这里的街道和辛贾尔城并没有什么不同，看上去都是一派寻常巷陌景象，人们或者在街边买杂货，或者步行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过，这里和辛贾尔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里到处都是“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他们或是在站岗放哨，或是坐在卡车后面，在街上来回巡逻，有些则只是在这个被占领的城市里过着全新的生活，有时在街上买菜，有时则和左邻右里聊天。摩苏尔的女人们个个都用黑色的罩袍（abaya）和面纱（niqab）裹得严严实实——“伊斯兰国”颁布了法令，禁止女性单独出门或者在室外**肌肤，因此摩苏尔的女人们只能化成一片黑云飘行街中，身形几乎消失不见。

我们都只能噤若寒蝉地坐在车上。我在心里默默感激神明，感谢他还能让我陪在凯瑟琳、妮斯琳、季兰和罗伊安的身边。她们的存在让我多了一点力量控制自己保持清醒。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幸运。有一个科乔村的女孩当时已经落得孤身一人，她所有的亲友熟人都已经下落不明，在车上止不住地啜泣，放在大腿上的手也不断地**。她说：“你们每个人都还找得到个把亲人，我却一个都找不到了。”我们想要安慰她，但没人有这个胆子。

大约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座两层楼的绿色房子前面。这座房子要比我们之前待过的那座要小上一些，抵达之后，我们照例被武装分子推进了门。那房子的二楼有一个房间，里面那些属于原屋主的东西早已被武装分子们清理得一干二净，唯有墙上书架上的一本《圣经》，还有挂着的一个十字架还留着。这房子的原主人明显是基督徒。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屋里已经有几个姑娘在了。她们来自塔尔埃泽尔（Tal Ezeir），紧挨着彼此坐在一起。墙角堆着的薄床垫比在摩苏尔时堆得更高，房间里的窗户也要么被涂黑，要么用厚厚的毯子遮蔽起来。正午的骄阳穿透如此之厚的障碍落进屋里的时候，也只剩下无比黯淡的一缕微光。整个屋子都散发着清洁剂的味道，以前科乔村的主妇们给厨房和浴室消毒的时候，就经常用这种泛着荧光的蓝色乳液。

我们坐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一个武装分子进了屋，检查屋里的窗户是否都已遮严，确保屋内外的视线隔绝。他注意到墙上的《圣经》和十字架的时候嘟囔了几句，找了个塑料筐，将它们扔在筐里拖了出去。

他一边往屋外走，一边喝令我们去洗澡。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无比嫌恶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雅兹迪人是不是一年到头都那么臭？”我想起萨乌德从库尔德斯坦回家省亲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们，库尔德人常常取笑雅兹迪人，说我们身上总有臭味。我每次听他这么说，心里就无比生气。

然而如今“伊斯兰国”爪牙当前，我却希望自己真的臭不可闻。眼下肮脏的外表就是我们的护身符，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阿布·巴塔特之流的糟践。我希望那些色胆包天的武装分子被我们身上的臭味熏得知难而退——毕竟之前很多女孩在大巴车上，因为忍受不住炎热和恐惧而纷纷呕吐。然而那些人却把我们三三两两地推进浴室，并命令道：“把你们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我们受不了你们的那个味儿。”我们只有照做，纷纷用水槽里的水冲洗自己的手臂和脸，但没人愿意当着那些男人的面脱下衣服。

那个武装分子离开之后，有些女孩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对着一张桌子指指点点。那张桌子上有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机盖是合着的。有一个女孩子低声说：“不知道那电脑能不能用，说不定它联着网！要是联着网，我们就可以登上脸书，给网上的人发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在摩苏尔。”

我对任何电脑都一窍不通，事实上，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电脑。因此当两三个女孩大着胆子慢慢摸向那张桌子的时候，我能做的就只有站在边上围观。电脑联着网的可能性让我们的心中多了些许希望，整个屋子里的人群也稍稍为止精神一振。有几个女孩甚至不再哭泣，另一些人自打离开索拉格之后，头一次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我的心跳一阵加速，我十分希望那台机器能够派上用场。

其中一个女孩打开了电脑，屏幕发出亮光。众人有的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有的兴奋异常，还有的在门口帮忙望风，观察武装分子的行踪。那个女孩先是按了几个键，随后又用力按了几下，脸上开始浮现出挫败的神情。没过多久，她便合上电脑的机盖，低着头转向我们，用几乎要哭出来的语气说：“这电脑用不了。对不起大家。”

她的朋友围在她身边，不住地安慰着她。我们难掩失望之情。她的朋友们对她说：“没关系的，至少你尝试过。而且，要是这台电脑有网，‘达埃什’就不会把它留在这里了。”

我望向远处墙边那几个坐在地上的塔尔埃泽尔姑娘。自打我们来到这里，她们不仅一句话都没有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她们几个人紧紧依偎彼此，一眼看去，甚至难以分清她们每个人的轮廓。她们转过头看向我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写满了最纯粹的悲伤，几乎像是面具一般。我猜想我自己的脸，应该也和她们相差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