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学校里听见了男人们被处决的枪声。枪声震天动地，持续了足足一个小时。窗边张望的几个女人说，她们甚至能看见学校后面激起阵阵尘埃。枪声平息之后，武装分子便准备对付我们。科乔村已经只剩下女人和孩子了。每个人都惊慌无助，但大家都竭力保持安静，避免激怒眼前的武装分子。母亲坐在原地，朝我低语道：“咱家的祖屋没了。”这是个雅兹迪人的俗语，用来描述丧失一切的绝望处境。母亲的语气里已经听不到哪怕一点点希望。我猜想，埃利亚斯和马苏德被押上卡车的时候，她应该还是亲眼看见了吧。

一名武装分子命令我们下楼，我们跟着他到了学校的一楼，那里已经只有“伊斯兰国”的人了。被押去处决的人群里，有一个名叫努里的12岁男孩，长得比同龄的孩子稍高些，因此和其余的男子一起被枪杀了。努里的哥哥叫阿明，本来也要被处决，可武装分子命令他举起双手时，发现他尚未长出腋毛。武装分子的首领便说：“那还是个孩子。把他带回去。”阿明回到学校之后，立刻被家里心焦如焚的婶婶阿姨们迎了过去。

我看见凯瑟琳在楼梯上弯下腰去，捡起了厚厚的一卷美元纸钞。那钱应该是从谁家的行李里掉出来的，看着足有几百块钱。凯瑟琳痴痴地盯着手里的钱，我告诉她：“这钱你留着，藏在身上。咱家别的家当都已经交出去了。”

可是凯瑟琳却没有胆子把钱藏在身上。她以为如果我们对武装分子们表现出顺从，他们就会对她和她一家额外开恩。她对我说：“说不定如果我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害我们了。”随后她就把那卷钱交给了正巧路过的一个武装分子，那人伸手把钱取走，什么话也没有说。

卡车回到学校门前时，大家都已无暇再为自家丧生的男人哭泣，而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惊慌尖叫。武装分子们推搡人群，试图将我们排成队列，但是眼前的场面早已乱作一团。每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妹。我们不停地质问他们：“你们把我们村的男人怎么样了？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武装分子丝毫没有理会我们，只顾着拽着我们的手，将我们拉上卡车的货厢。

我拼命想拉紧凯瑟琳的手，但是武装分子强行将我们俩扯开。我和迪玛尔，还有其他十六七个女孩子，被带上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红色的皮卡，而且和我以前喜欢坐的皮卡车一样，车后的货厢是露天的。同车的姑娘们无意间将我和迪玛尔挤开，她被推到了车前面的一个角落，在一群姑娘和妇女中间找了个地方坐下，盯着车厢的地板出神。我留在车厢后面，还来不及看一眼其他人的状况，车子就起动了。

卡车高速驶离科乔村，将狭窄而粗糙的村间小路抛在身后。开车的司机似乎憋着一肚子火，一心只想快点赶路，因此不断地在路上左冲右撞，车厢里的我们也少不了一次次来回剧烈翻腾，撞在同伴和车里的金属杠上。我感觉自己的背部已经撞伤了。30分钟之后，车子开始放慢速度开进了辛贾尔城近郊，全车的人这时都已经疼得叫苦连天。

辛贾尔城里如今只有逊尼派穆斯林居住，然而城里的光景一如往常，令我颇感惊讶。主妇们仍然忙着在集市上买菜，她们的丈夫则在饮茶店里抽着烟。出租车司机们沿街搜索乘客，农民们则往牧场的方向驱赶着羊群。我们的身前和身后不断来往着此地平民的车子，那些司机在经过这辆载满妇女和姑娘的卡车时，几乎都不曾投来过一瞥。我们挤在卡车货厢上，紧紧地搂着彼此哭成一团，样子在这街上无论如何都不算寻常。为什么没人帮我们呢？

我仍努力试图保持一点希望。这城里的景象一如既往地熟悉，令我稍稍安心。我认出城里的几条街道，那里开满了杂货店和正卖着香喷喷三明治的饭馆；那些修车店门前的车道也和以前一样，总是洒满了机油；堆满五彩斑斓蔬果的菜摊，也照旧开着。说不定我们确实正是在去圣山的路上。说不定武装分子并没有向我们撒谎，他们没准只是想把我们赶得远远的，赶到辛贾尔山脚下，在那里网开一面，让我们自己爬上条件艰苦的山顶避难。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在山顶上难以久存，无论事实如何，至少我希望他们真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村庄已被占领，村里的男人已被屠戮殆尽，可起码在辛贾尔山顶上还有我们的雅兹迪同胞。若是能到山上去，我们就能找到赫兹尼，就可以有时间哀悼我们死难的亲人。也许假以些许时日，劫后余生的族人们还能在山上再组成一个聚落来。

圣山平顶而高耸的轮廓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满心祈祷卡车司机会一路向圣山方向而去。然而卡车却转了个弯，改向东面行驶，离圣山越来越远。迎面刮向卡车的风声十分凄厉，我想即使我放声尖叫，恐怕也不会有人听见。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出声。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并不是去圣山。我伸手在包里摸索那块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心里悲愤不已。为什么没有人对我们施以援手？我的兄长们现在如何？那块面包眼下已经变质发硬，上面洒满了灰尘和棉屑。那面包本是用来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无事的，如今却一点也不灵。卡车已将辛贾尔城远远抛在身后，而我也从书包里掏出了那块面包，往卡车侧面扔了出去，望着它落进路边的一片垃圾堆里。

*　*

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我们到了索拉格（Solagh）镇，武装分子们把车停在了那座镇子外不远的索拉格学校门前。学校的大楼附近影影绰绰，鸦雀无声。我和迪玛尔是最先被押下车的人之一，筋疲力尽的我俩下了车，便一屁股坐在学校的院子里，望着余下的众人在别的卡车停稳之后跌跌撞撞地走出货厢。我家的女孩们被押下车之后，双眼无神，直直地往校门处的我们俩走来。妮斯琳不住地流眼泪。我对她说：“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再等等看吧。”

科乔村的人都知道，索拉格的手编扫帚出了名的好。以前，母亲或者别的家人每年都会去一次索拉格买一把新扫帚。“伊斯兰国”进村之前不久，我就来过这里一回，那会儿这镇子里绿意盎然，一派美景，我还觉得能和家里人一起来这里是件难得的乐事。如今的索拉格在我眼里，却陌生得不能再陌生。

母亲是从最后几辆卡车上走下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她当时的模样。她的白色头巾在脑后迎风飘**，而她原本梳理整齐的中分发型，已是一团乱麻；她的围巾仅仅能盖住鼻子和嘴，白色的衣裙上落满了尘灰，被武装分子押下车的时候，她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一名武装分子朝她吼道：“快走。”说完他便一边将母亲推进院子里，一边还嘲讽着别的老太太们走不动道。母亲神志恍惚地穿过校门向我们走来，她一句话都没说，径自坐了下来，将头枕在我的腿上。母亲从未当着别的男人的面躺下来过。

一名武装分子猛砸学校紧锁的大门，大门被砸开之后，那人便命令我们进去，还说：“进去之前给我把头巾摘了，都放在门边。”

我们都照做了。人人都不得不把头发披在肩上，那些武装分子们因此更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阵，然后把我们押进了学校大楼里。整整好几辆卡车的妇女和姑娘们一个个走进那扇大门，她们有的是怀抱孩子的母亲，有的是因为丈夫被杀哭得两眼通红的年轻妻子。门边的那堆头巾里，有的是传统的白色头巾，有的是年轻的雅兹迪姑娘喜欢的彩色头巾，都杂放在一处，越堆越高。太阳就要没过地平线的时候，所有的卡车都已开到学校门口。一名留着长发，用白色头巾蒙着半边脑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把他的枪管顶在那堆头巾上，朝我们大笑道：“你们谁有250迪纳尔，就可以把这玩意儿从我这里买回去。”他知道，250迪纳尔的价钱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然而他也知道，即使是250迪纳尔这样的价钱，身无分文的我们也绝不可能出得起。

我们所有人被押到了一个房间，里面酷热无比，难以忍受，我甚至以为自己发起了烧。孕妇们热得叫苦不迭，忙寻个靠墙的地方坐下，将两腿伸在身前，闭上双眼，仿佛在拼命忘记自己身处此地。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衣裙摆动的声音，还有捂着嘴偷偷啜泣的声音。突然，一位比母亲稍年轻一些的妇女哈拉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道：“你们杀了我们村的男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这句话，屋里的人群也渐渐被她的愤怒所感染，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哭泣或呐喊，有的是在向武装分子讨要说法，有的则只是跟着哈拉拼命地尖叫着，仿佛这样就能发泄自己的心中的痛苦。

武装分子们被人群的哭叫激怒，其中一人用枪指着哈拉，并且往她的额头上扇了一巴掌，嘴里说道：“不许哭，否则我当场杀了你。”哈拉整个人却像发了疯一般，根本止不住。有几个女人不顾那武装分子的枪口，走上前去安慰她，其中一个女人对她说：“别去想男人的遭遇了。现在我们得自己努力活下来。”

武装分子给我们发了口粮，有薯片和大米，还有瓶装水。尽管屋里的人们早晨离家的时候几乎都不曾吃过什么东西，可此时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东西。况且，我们也没胆子吃他们发的食物。他们见我们无动于衷，似乎有些恼怒，便将食物硬塞到我们的手里，命令道：“吃！”随后他们又把几个塑料袋递给年纪稍大些的男孩子，要他们负责在屋里清理垃圾。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个个都疲惫不已。母亲仍然枕着我的腿躺在地上。她来到索拉格之后就没有说过一个字，却睁着双眼，毫无睡意。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武装分子会不会允许我们睡觉，即使可以，恐怕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学校楼里挤地铺勉强过夜。我想和我母亲说说话，问问她怎么想，但看着她的样子，我实在无从开口。我真希望当时我给母亲留下些什么话。屋子里的人吃过东西之后，武装分子们便开始把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他们下令要大部分的人离开房间，分成两组，站在学校院子的两侧。他们指着房间里的一面墙朝我们呼喝着：“结过婚的女人，带你们的孩子到这里来，但只许带小孩子。年纪大的和没有结过婚的，到外面去。”

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因此不免慌成一团。做母亲的紧紧拉着自己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不肯松手。武装分子们则忙着在屋里粗暴地拆散一对对亲人，把年轻未婚的姑娘从人群里挑出来，赶到门外去。我和凯瑟琳在屋外的花园里，紧紧牵着母亲的手，而母亲则照旧坐在地上。凯瑟琳比我还害怕离开母亲，她一头扎在母亲的怀里。一名武装分子走向我们，向母亲指了指花园的南墙，嚷道：“你！到那边去。”

我摇了摇头，俯下身搂紧母亲。武装分子蹲下来扯我的毛衣，嚷着：“别找事儿。”可我并没有理他。那人扯得越来越用力，我一不留神，他便用手拎住我的胳肢窝，把我拖开，将母亲硬生生地带走了。我拼命嘶喊，他却径直把我推到院墙边。凯瑟琳也和我一样，原本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仿佛两只手长在了一起似的。她哀求那些人不要带走母亲：“让我和她待在一起吧！她身体不好。”武装分子并没理会她的哭告，也把她生生从母亲身边拽开。我俩只有哭天抢地。

我听见母亲对武装分子说：“我动不了了。我觉得我快死了。”

那人则不耐烦地催着母亲：“快点走。我们会把你们带到有空调的地方。”母亲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一步一停地跟着他们走，离我们远去了。

有些上了年纪却从未婚嫁的女人为了活命，开始向武装分子们撒谎，说自己结过婚，还牵过熟识的小孩子来，冒称是自家的孩子。我们对武装分子的企图虽然毫无头绪，但他们看上去对已婚有孩子的女人们并不十分在意。迪玛尔和艾德琪从身边拉来我家的两个外侄，告诉武装分子说：“这俩是我们的儿子。”武装分子瞧了他们一眼便走开了。迪玛尔离婚之后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可是她的相貌举止，确实一看就是已为人母的样子。艾德琪从来没结过婚，看着也不像是当妈的岁数，却也装得非常逼真。只有人的生存本能才能激发出那种瞬间到位的演技。我还来不及向她们姐妹俩告别，她们就牵着那两个小男孩被带上了楼。

一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分入各自的组里。我和凯瑟琳、罗伊安和妮斯琳一块坐在屋外，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武装分子此时又来向我们分发薯片和水，虽然我们仍然害怕他们在食物里做什么手脚，我还是喝了两口水。在此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口干舌燥。我担心着楼上的母亲和姐妹们，不知道“伊斯兰国”是否会对她们网开一面，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如何对待她们。围在我四周的女孩子们个个都哭得脸色通红，她们都散披着头发，紧紧地握着最近之人的手。我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甚至恍惚感觉自己的脑袋要落进腔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昏过去，可即便如此，我仍然保持着最后一点希望。然而，等到学校门前突然停下三辆大巴车的时候，我知道连这最后一点希望也已经不存在了。那几辆大巴车个头大得出奇，像是旅游观光车，或者以前那些用来载伊拉克朝圣者去麦加的车子。我们都清楚，这些车就是来载我们走的。

凯瑟琳带着哭腔问道：“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虽然凯瑟琳没有说出口，但人人心里都在害怕同一件事——“伊斯兰国”要把我们带到叙利亚去。我们心知“伊斯兰国”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一度以为，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叙利亚。

我用力地抱紧自己的包。面包被我扔掉之后，那只包稍许轻了一些。我开始后悔自己扔掉那块面包。浪费面包可是一桩不小的罪过。雅兹迪人相信，神明并不会要求我们必须勤于朝圣或祷告。我们雅兹迪人不必建造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也不必在宗教学校上好几年学才能做个虔诚正直的信徒。只有家里不缺钱，还有足够闲工夫的雅兹迪人才会组织洗礼一类的宗教仪式。

我们雅兹迪人都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遵循着自己的信仰。我们打开家门收容外乡人，用钱和粮食接济穷人，亲人下葬之前，我们也会和他们的遗体坐在一起，以示哀思。我们相信，只要是好好过日子，哪怕只是在学校里好好念书，或者在家里和配偶相敬如宾，都和念经祈祷一样有功德。凡是能让我们这些穷人繁衍生息，互相扶持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都无比神圣，即使是一块面包，也不例外。

然而是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因此，每个雅兹迪人都会与族内的一名教长结成教亲，由他们来教授我们有关信仰的知识，并且在来世指引我们。我的教姊是一个比我年纪稍长些的姑娘，她精通雅兹迪信仰的各种掌故，相貌也生得落落大方。她曾经结过一次婚，后来离异，回到娘家之后，开始潜心事神，研究雅兹迪人的宗教。“伊斯兰国”迫近时，她设法从自己家逃了出去，如今平安地居住在德国。教亲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在族人死亡之后，在神和塔乌西·梅列克的面前为你一生的事迹作证明。他们会对神明说：“这人生前与我熟识。她是个好人，她的灵魂应当回归大地。”

我知道，等到我百年之后，我的教姊将要在神明的面前为我活着的时候犯下的错误作辩护——比如说，我在科乔村的杂货店里偷过糖果，有时我还犯过懒，不愿意和哥哥姐姐们一块去地里干活；而眼下，我那教姊需要为我辩护的罪责又多了一大桩——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擅自留下了那些新娘的照片；我在路上丧失了希望，扔掉了那块面包；如今我还默默登上了大巴车，任凭自己的命运受人摆布。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教姊能够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