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一个雨日的早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流亡政府的代表聚集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时，盟军的前景似乎和伦敦的天气一样阴郁：苏联似乎已接近失败的边缘，而美国和英国仍处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进攻后的恢复阶段。但是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卢森堡人坐在一起开会并不是为了哀叹眼下的艰难，他们确信盟军最终会取得胜利，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规划战后的未来。

这三个小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在西欧的边缘聚成一块，它们摇摇摆摆地位于两个欧洲大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和挪威一样，他们在战前诚挚地坚守中立；但也和挪威一样，德国入侵他们国家使之对中立的信守感到彻底的失望。

他们相信只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紧密联合起来，才能让他们的国家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所有西欧国家形成紧密的联系，也许可以再次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且安全可靠的防御“堡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个流亡政府决定带头发起一个新的联盟。

1944年9月，在经过多次谈判之后，他们签署了《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条约》将取消所有在他们国家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换的关税，并建立一个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共同关税。该《条约》还为最终的人工、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个于1948年生效的开创性的《条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帮助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它的未来。这是对“欧盟运动”的第一次激励。不久之后，《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就成了西欧随之而来的更加革命性步伐的催化剂。

比利时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是推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斯帕克被称为“欧洲先生”，他与法国的让·莫内特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先驱者一样，是建立“欧盟运动”的创始人。由于斯帕克的密切参与，他的家乡布鲁塞尔成为北约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多个跨国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对于一个在战争开始时犯下重大错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转变。斯帕克在战争初期所犯下的错误很多：他曾经虚妄地指责利奥波德国王叛国；他曾敦促比利时在1940年底向德国投降；他最初拒绝去英国继续他的国家的战时抵抗。但当战争结束时，斯帕克成功地带领比利时民众阻止了利奥波德国王重返王位，他再次成为国家的一根“避雷针”。当1950年国王获得全国公民投票批准恢复统治之后，斯帕克和其他左翼领导人策划了一场新的运动来阻止，这引发了一次全面的政治危机。发动的总罢工很快就转变成为暴力行动，布鲁塞尔和其他城市爆发的骚乱导致了多人死亡。面对比利时濒临内战爆发，利奥波德国王终于屈服于压力，被迫让位于他的儿子博杜安亲王。

纵观他的政治生涯，斯帕克就像是“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Dr. Jekyll and Mr. Hyde）的现代版。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是对抗和分裂的象征；但他却在战后为抚平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并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能从政治煽动者转变为国际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伦敦待了三年。由于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新的关系，他以前对世界的狭隘看法也变得更加国际化了。他甚至试着学说英语，在抵达英国之前，他是坚决拒绝那样做的。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英语。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很像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中的一个，假装在用外语说话”。斯帕克自己也曾经说过：“人们经常告诉我，我外表看上去像温斯顿·丘吉尔，但一开口说英语就像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我希望事情要能反过来。”

战时的伦敦恰好成了欧洲合作的完美温床。斯帕克与来自欧洲各国的官员以一种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工作并交往着。由于他们在英国首都长期居留，使他们过去那种仅限于本国的狭隘关注点有了很大变化，并让他们形成了紧密的个人和官方联系。当战争结束后，就从中结出了丰盛的果实。历史学家罗伯特·W. 艾伦（Robert W. Allen）写道：“如果把欧洲共同体与建一所房子相提并论，那么战时流亡政府在伦敦合作的那几年就是在打基础。”

对于斯帕克来说，他已痴迷于欧洲的融合。1944年，他注意到了一名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在被盖世太保处决前，在她牢房墙上潦草地写下的最后遗言：“我为你们打开了一扇门，任何人都不应把它关上。”斯帕克宣称：“当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必须把欧洲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毁灭我们的文明。”

然而，即便他们在为建立欧洲联盟而奔波，斯帕克和“联盟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渴望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尽管战时他们在英国遇到过极大的困难，但各国流亡政府都清楚地知道：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是英国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地。他们的国家对英国的亏欠是难以言表的。事实上，正如一位荷兰官员所说的，许多欧洲人都希望“我们最亲密的战时盟友和朋友——英国不仅能参与欧洲的合作，而且能够发起这场运动”。然而，只有当英国同意放弃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或用斯帕克的话来说，“接受自己同属于欧洲的看法”时，这种合作才有可能。

欧洲人期待着温斯顿·丘吉尔，那个在1940年迎接他们来到英国的人能带领他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站在一起。起初，情况看上去似乎很乐观。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他所说的“欧洲合众国”，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与他的政府成员多次讨论过围绕这个想法的各种可能性。对安东尼·伊登来说，他设想了一个由“国际警察”部队守卫的新欧洲，“国与国之间的障碍将大大减少，旅行也将不受任何的限制”。

在失去了1945年的大选之后，丘吉尔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欧洲统一的运动中。在一篇“让许多欧洲人感到有希望并热情高涨”的演说中，他说道：“当纳粹力量被打败的时候我曾问过自己，我能给我们备受**、疲惫不堪的欧洲大陆同胞们提供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我对欧洲的建议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团结！”

1949年，丘吉尔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名为欧洲委员会的多边组织，那个组织的总部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市。组织的十个成员中有英国和五个在战争中受其庇护的国家：法国、比荷卢三国和挪威。然而从一开始，委员会存在的理由就是不清晰的。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一个辩论的场所，没有权势也没有权威来采取行动。

斯帕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开始对主持批准“没有机会实施的欧洲一体化宏伟计划”那“装腔作势的庄严”的投票表决感到厌倦。1950年初，他曾大声呼吁：“我很佩服那些面对欧洲现状仍能保持冷静的人……他们过去五年来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的‘恐惧’和对美国人‘慈悲’的依赖之中。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们依然能保持冷静，好像历史就停滞在那里，好像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去耗费……抛弃自私的民族主义观点吧！”

斯帕克和“联盟运动”的其他积极分子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丘吉尔虽然说得很好，但他并不愿意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来使欧洲联盟成为现实，而且他和英国人也没有兴趣成为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丘吉尔战前在《星期六晚报》上撰写的文章中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对欧洲感兴趣并有关联，但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关注。”

正如丘吉尔所看到的那样，英国的战后命运取决于它与美国的紧密联盟。他在1944年向戴高乐发出的强硬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总是会选择公海；每当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会选择罗斯福。”

当然，他对欧洲事务的冷漠也是有原因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就一直不愿介入欧洲大陆的纠葛。同时，这也与他和他的国家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它已经在战争中破产了，帝国即将坠落。然而，当英国人的脑海中还记着它是盟军三大强国之一的时候，是不会接受任何放弃国家主权的提议的。用未来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话来说，英国无法满足欧洲要英国“放弃过去的伟大的孤立”的要求并加入欧洲大陆联盟。

此外，对英国僵硬态度的又一种解释是它对战争的态度。对于欧洲人来说， “二战”是一场永远不能再次发生的灾难。对于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被占领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国家历史上最引以为自豪的时期之一——“一个全国和解并共同奋斗的时刻，而不是撕裂政府和国家的整体结构”。马克思·黑斯廷斯曾对此评论说，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视为“他们对自己伟业的最后一次欢呼，是纠正过去多次战后失误和失望的一次历史性成就”。

不管英国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是什么，欧洲各国的领导们觉得已经受够了。意识到英国永远不会在“统一联盟运动”中发挥带头作用，他们就在1950年自己主动采取了行动。站在最前列的是具有创造性远见卓识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特。他在美国华盛顿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曾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也是促成极为成功的美国战时工业移民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

1940年时，莫内特认为戴高乐是一个“学徒辈的独裁者”，他不想与戴高乐发生任何关系。三年以后，他改变了主意，在将军的位于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里担任武器部部长。战后，莫内特作为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戴高乐重建法国经济的首席顾问。

1950年春，莫内特与法国外长、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罗伯特·舒曼联手，为欧洲引入了一个革命性的经济计划。莫内特和舒曼的提议要求将法国和德国的两个重点行业——煤炭和钢铁，在一个共同指定的中央机构之下加以整合。根据“舒曼计划”，两国将放弃对这些产业进行保护和补贴的权利，这将使两个国家都无法为武器生产那样纯粹的国家利益而使用这些材料。

到那时为止，法国人从未表现出有兴趣与以前的敌人和占领者和解。相反，它拒绝了任何以平等态度对待德国的想法。相比之下，莫内特和舒曼则打算把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舒曼的说法是：“两者拥抱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谁都无法后退去挥拳打倒另一个。”舒曼还说，新的煤炭和钢铁联合体将会对其他欧洲国家开放，“这代表着向欧洲联盟迈出的第一个坚实的步伐，这对维护和平是至关重要的”。由第一位战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西德政府同意参加谈判。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与西欧邻国平起平坐了。

法国政府在公布这个计划时，有意怠慢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以报复他们在战争期间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不敬。它在正式宣布前一天才通知了美国政府，并完全没有提前通知英国政府。

法国人要求有兴趣加入“联合体”的国家必须在1950年6月2日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不能加入。英国的领导人们几乎都反对这个主意，所以就拒绝了邀请。他们的拒绝将会使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 和阿泰米斯·库珀（Artemis Cooper）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对欧洲大陆领导地位的任何企求在那一刻就都完蛋了。”

1951年4月18日，西欧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随着法德之间历史性的和解，欧洲向离开持续了几百年的毁灭性的“民族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1958年，保罗?亨利·斯帕克成了欧洲联盟下一个伟大里程碑事件背后的关键人物——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在斯帕克的诸多贡献中，他主持起草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要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个国家逐步废除经济壁垒。之后不久，当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接受新成员的时候，英国再次拒绝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邀请。

然而就在两年后，英国人开始改变主意了。他们的帝国正在解体，他们的经济也很虚弱。与其他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仍然处在战时紧缩状态的恢复过程之中，它的基本食物配给一直持续到1954年。此外，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不是它们在战时和战后寻求的那种紧密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从一开始，美国就明确表示它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经济压力迫使英国停止发动英法和以色列联合对埃及进行不明智的军事入侵行动。

1961年，英国人被欧洲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所吸引，申请加入该组织。英国内阁委员会在一年前曾发出过警告：“如果我们试图继续保持冷漠，请记住与我们海外资产萎缩同时发生的是：我们将面临失去政治影响力的风险，并将无法真正行使一个世界强国的任何权力。”

然而，当英国人虽然不情愿，但准备好了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他们曾经的盟友、战时最大的“包袱”——戴高乐的阻挠。战争结束后，戴高乐曾领导过法国的临时政府，由于他与其他政治领袖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于1946年初辞职。1958年，他重新当选为法国总统，仍然没有忘记曾在丘吉尔和罗斯福那里遭受过的屈辱。当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戴高乐重提了丘吉尔当年说过的英国人总是选择美国而不是欧洲的老话，非常得意地否决了英国的申请。

在戴高乐治理法国的11年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门始终被关闭着。当它最终在1973年成为成员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农业和其他多个重大领域中的有关规定都被英国人视为是损害其利益的规定。英国广播公司（BBC）播音员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写道：“英国过度依赖美国的代价就是使这个国家加深了与欧洲共同体的隔阂。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没能赶上。到了90年代……它还是在风中被吹来吹去。”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个新的名字——欧洲联盟，欧洲联盟那时有12名成员。虽然英国仍然是扩大了的俱乐部的一员，但是许多英国公民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对“欧盟”持有怀疑的态度。

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曾说过他的国家正“处在这个疯狂的大陆的边缘”。2016年6月，大多数英国人显然还完全同意这一评估，投票离开了“欧盟”。

当然“欧盟”本身也为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批评者的“敌意”提供了理由。“欧盟”的权力和规则在不断地增强，欧元和其他经济事务发生了多次危机，在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时其措施相形见绌，成员国之间激烈争吵，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但是，对“欧盟”的抵触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成就曾经是、至今仍然是非同寻常的，这在战后的前40年中尤为突出。正如英国记者兼历史学家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所指出的，在那段时间里，西欧的“繁荣、安全、保障和社会平等都增加了”。《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以消除关税壁垒和自由商业交流为开端的欧洲‘一体化运动’，最终消除了欧洲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并使欧洲大陆取得了难以想象的繁荣。

”欧洲的“一体化运动”最终也迎来了“二战”后加入苏联“阵营”的两个战时盟友——波兰和捷克两国随着“苏联解体”而回到了西方的“怀抱”。1997年7月9日，在共产党人“丢失”政权八年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作者注）加入了“北约”组织。2004年，斯洛伐克也成为“北约”成员。同年，这三个国家都加入了“欧盟”。

就在波兰进入“北约”后的第二天，克林顿总统在华沙的斯塔尔城市中心对成千上万欢天喜地的波兰人说：“你们的命运再也不会由别人决定了。你们生来就有的自由的权利再也不会被剥夺了。”在对克林顿的讲话欢呼的人群中，就有波兰外长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s?aw Geremek）。他的犹太父亲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去的。盖雷梅克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刻“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令人难忘的一刻。在那一天，曾经被历史的风暴多次席卷而去的国家的独立终于获得了一个强大联盟的安全保障。波兰在那一天再次与它的传统盟友站到了一起”。

抛开战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跌宕起伏的关系不说，对英国与被占领欧洲各国战时关系的回忆仍然在继续发光。对于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的英国人和欧洲人来说，那段时间留下来的遗产是深刻而且持久的。荷兰前国防部长弗里茨·博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荷之间的友谊纽带拉得那样紧，它对战后的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荷兰人永远不应忘记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英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尽管戴高乐和英国政府冷冰冰的官方关系从来没有解冻过，但他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当1945年温斯顿·丘吉尔大选失败后，戴高乐曾写道：“一个基本并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他，我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将是徒劳无功的。”当丘吉尔于1965年去世时，戴高乐在伦敦国家葬礼的哀悼人群中非常显眼。和法国总统在一起的还有来自整个欧洲的几百名前抵抗战士。

能与欧洲人对丘吉尔的赞赏相媲美的只有他们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热爱。正如汤姆·希克曼所说的那样，那是“完全的崇拜”。当战后的欧洲恢复了邮政业务以后，一波感谢信件的浪潮就涌向了布什大厦，仅仅在第一个月就收到了4000多封来自法国的信件。很久以后，艾伦·布洛克还记得： “去欧洲似乎有些难为情，因为人们还在那里谈论 BBC。”

在战后，欧洲的许多国营广播电台都采用了BBC的模式，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法兰西广播电台。在1944年10月的首次广播中，法兰西广播电台宣称：“在漫长且黑暗的四年里，英国广播公司是黑暗中的火炬，是解放诺言的体现。当世界正在承受痛苦之时，BBC却送来了生命的音乐。当世界被淹没在谎言之中时，BBC却宣告了事实真相。我们将在这里继续这种坚持真理和荣誉的传统。”

在个人层面上，前欧洲流亡者们通过他们在战时伦敦的经历和在那里结交的朋友，扩展了自己的视野，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执行了1943年挪威水电厂爆炸任务的挪威突击队队长约阿希姆·朗内伯格（Joachim R?nneberg）在战后多年说道：“英国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两个家园。当我在英国驻扎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回国执行任务。但是在挪威时，我们又会谈到回英国后放松一下或是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而许多英国人则努力保持他们与欧洲人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因为那些欧洲人曾经是他们战时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英国人中包括特别行动处的弗朗西斯·卡马斯，他与那些在“D日行动”之前或之后的危险时期曾经庇护过他，并且照顾他的法国公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他和他们分享着一种“既不是体肤直接的，也不是纯粹精神的爱。那是永恒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拿走”。

卡马斯晚年和他的妻子住在法国东南部杜萝米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里，当年他曾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组织对德国人的抵抗运动。他可以从他的屋子里看到远处的韦科尔高原，他的许多马奎斯游击队员在1944年反抗德国人的起义中，在那里英勇献身了。

为了纪念他们与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欧洲人之间的战时“纽带”，一些英国的军事和社会团体组织了年度聚会，有一些聚会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由英国空军部组织并资助的英国皇家空军逃亡协会，他们要向成千上万帮助营救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欧洲人表示敬意。协会向被德国人杀害的逃生路线成员的家属提供财务援助，向需要医护治疗的逃生路线成员提供财务援助，也为皇家空军飞行员与当年曾救助过他们的人之间的团聚提供赞助。

在年复一年的团聚活动中，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庆祝安德烈·德·容“彗星路线”工作的聚会。德·容被她和她的路线所拯救的几百名英国人和美国人视为瑰宝。她在战后获得了英美两国最高荣誉的平民奖章——美国的自由勋章和英国的乔治勋章。她余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洲的麻风病医院当护士。

战后不久，英国皇家空军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德·容的感谢。当他们得知德·容的母亲即将在比利时去世，空军部的官员下令让一架从非洲飞往英国的皇家空军训练飞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一次临时停留，因为那里是德·容当时居住的地方。等她上了飞机之后，又在飞到布鲁塞尔时做了另一次临时停留。在她母亲的葬礼之后，另一架皇家空军飞机将她带回了埃塞俄比亚。

在荷兰，经历过阿纳姆溃败的英国退伍军人也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荷兰平民形成了相似的长期关系。这背后的驱动力量是约翰·哈克特将军，他永远不会忘记拯救自己生命的荷兰公民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同情心”。

哈克特杰出的军人生涯在战后又持续了20多年。他被任命为大英帝国的副总参谋长，后来成为驻德国英军的总司令。他还曾担任过北约组织的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中包括荷兰第一师团。退伍后，哈克特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院长。在60年代后期，他曾戴着一顶礼帽、撑着一把雨伞和学生一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增加学生的助学金。后来，他成了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和畅销书作家。

然而在哈克特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在阿纳姆的“精神体验”一直在他头脑中不时重现。他写道：“那是一场战斗，但它作为人性表现的意义已超越了军事。”他和他的妻子经常前往荷兰访问德·诺伊姐妹和她们的大家庭。诺伊家族的成员也经常住在英国的哈克特家中。哈克特还和他在康复期间在埃德认识的其他几位居民成了终生的朋友。其中，包括在阿纳姆把他从医院里偷运出来，后来又带着他走向自由世界的前抵抗运动成员。

1994年9月，在发动“市场花园行动”半个世纪之后，哈克特和其他的英国战斗幸存者在阿纳姆附近为一块石碑揭幕。那块石碑是献给“海尔德兰人民”的，荷兰的海尔德兰省是当年发生战斗的地方。哈克特为石碑写了题词：50年前，英国和波兰的伞降士兵在这里拼死战斗，试图打开一条前往德国的通路，使战争早日结束。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带来的是死亡和毁灭，而你们从未为此责怪过我们……你们把我们带到家中，我们既是逃犯也是你们的朋友，我们将把你们永远记在心中。即使有一天我们都死了，这个坚韧的纽带仍然会一直持续下去。

“大山”哈克特于1997年去世了。到2015年时，还活着的阿纳姆幸存者已经屈指可数。但是，在那块石碑上铭刻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阿纳姆人民与曾在那里作战的人们之间的依恋之情仍然“活着”。

1945年，阿纳姆的小学生自愿去照看1700多名死亡盟军战士的坟墓。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英国人和波兰人，他们被埋在阿纳姆郊外的奥斯特贝克的军队墓地里，大部分的战斗曾在那里进行。每个孩子被分配照看一个坟墓。除了在坟上摆放鲜花，保持坟墓整洁之外，孩子们还给埋葬在那里的士兵的家属们写信。有一些学生与战士家庭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当那些孩子们离开学校时，他们把自己的责任交给了下一批新学生。“阿纳姆花童”的传统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每年9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会齐聚阿纳姆，纪念1944年9月在这儿进行的那场惨烈的战斗。在一个简洁但又激动人心的纪念仪式中，阿纳姆的孩子们会排着队在整个公墓内绕圈行走，庄严地在上千个白色十字架和大卫之星的墓基上放上鲜花。

据年度纪念活动的荷兰组织者赫里特·皮珀斯（Gerrit Pijpers）说，多年来，那场战斗的许多幸存者一直在问，在他们死后是否可以将自己的骨灰“埋在这里，紧挨着他们的同志”。

拜尔伯斯对他们说：“这里是你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