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40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愿意再提及那场战争及战争罪责了。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的那样：“对欧洲最近历史的沉默是建立欧洲未来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在伦敦参加战争的那些人的经验和前瞻看法与那些被困在家中的人们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使各国对欧洲未来的规划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曾经有过的经历。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曾就他自己和他的“英国逃亡者”同伴们在战后的幻想破灭，这样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每一天都在想：我们回到了家里，那个仍然记忆犹新的荷兰。我们确实回家了，但记忆中的景象却被现实完全粉碎了，梦想被炸飞了。我们无法辨认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国家，憔悴得就像一个集中营的余生者一样。我们无法面对，我们就像看到一个麻风病人那样转过身去，感到病态，感到很不舒服。与我们那些身上带有被占领标记的老朋友相比，我们与那些曾为自由而并肩战斗的盟军伙伴们在一起时会感到更加自在。”当他第一次回到家乡海牙郊区的一个曾经很富裕的社区看望他的父母时，罗尔泽马回忆道，他觉得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人”。几个小时后他离开了，“我们像陌生人一样说了声再见”。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尤其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抵抗的人来说，他们对来自伦敦的同胞们极为不满。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人生活在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没有经受过占领下的每日的紧张、恐惧和困苦。

同胞之间的这种深度的裂痕，由于对各自国家战后前途的尖锐的意见分歧而加剧了。例如，许多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欧洲人决心参照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重新塑造社区意识以超越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带来的分裂。在大战初期加入了荷兰地下组织的罗尔泽马写道：“对危险的恐惧使人们不再去注意任何社会背景、阶层和宗教的细微差别了。我们并肩战斗，共同感受，生死与共，完全是经典意义上的兄弟姐妹情感。”如果战争没有让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和平等，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罗尔泽马的绝大多数同胞和其他大多数欧洲人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在经受了占领后的混乱和创伤之后，他们只想重建战前世界的正常状态。只要有和平、秩序和头顶上有一片屋顶，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其他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行了。大部分流亡政府成员回国后仍然保留了他们的权位，他们对民众中的那种恢复战前常态的情绪是持鼓励态度的。托尼·朱特指出，那些年长的政治家代表着连续性，是“抱着怀疑态度玩弄政治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反映的是他们选民的情绪”。

毫不奇怪，对回到现状最感到失望的人或许是威廉明娜女王。在她长期流亡伦敦的时候，她渴望重返的荷兰能像她一样在战争中有所转变。她在战时从“英国流亡者”那里得到的报告说，荷兰人对战前政治制度的阴谋和分裂感到失望。他们希望社会和经济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希望女王能够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增强了她的希望。

然而，当威廉明娜回到荷兰时，她发现她的臣民中只有少数人和她一样，认为应该抛弃旧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1946年5月举行全国选举时，除荷兰纳粹分子之外的所有战前政党都大致以他们以前的席位数返回了议会。而这种情况，也同样在整个西欧各国出现。

尽管女王勉强停止了她的“变革运动”，但她无视了政府和宫廷官员迫使她回到战前与国人分开的王室“笼子”里去的努力，当她再次回到海牙那个富丽堂皇的努儿登堡宫居住时，她就是这样做的。用罗尔泽马的话来说，那座皇宫“体现的都是她所讨厌的从前的生活方式”。她曾经以带着苦涩的调侃语调向罗尔泽马说：“你和你的皇家空军经常错过你们的轰炸目标。为什么你们没能在这个老掉牙的地方误扔一颗小小的炸弹呢？”

一旦在皇宫里重新安顿下来，她坚持要保持她在伦敦和安妮府采用的非正式的风格，尽可能地打破皇宫的礼仪和传统的规定，并敦促她的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罗尔泽马在战后的几个月里继续担任了威廉明娜的军事助理。他说：“她定下了基调，我们都照着办了。我骑着摩托车在努儿登堡宫无穷无尽的走廊里呼啸而过，窜来窜去，吓坏了所有的仆从，有几次还差一点撞上了站岗的卫兵。”

女王极力加强与她的人民之间的联系。在战后物资贫乏的年代里，当大多数荷兰人还没有得到电、热供应时，她拒绝接受向皇宫供热或供电。她还骑着自行车到受到重创的周围农村去，和失去了家园、土地的农民及其他人见面，鼓励他们投入重建。

尽管威廉明娜再也不想要那种贵族阶层和等级的限制，但她的臣民却未能做到和她一样，这使她非常苦恼。罗尔泽马说道：“对于每个荷兰人，威廉明娜都以平等的姿态伸出手去，但是荷兰人继续向她鞠躬。在位半个世纪以后，她变得对他们更加民主了。她从来没有放弃她的做法，但她无法打破那层障碍。”

尽管她在晚年时期有些让人失望，但威廉明娜女王可以为她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骄傲。在战争期间，她实际上实现了她童年时期最大的“野心”——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就像她的祖先“沉默者威廉”和威廉姆斯所做的那样。尽管她并非在战场上获胜，而是在伦敦流亡期间完成了她的“伟业”。在一个不可能再来的时刻，荷兰的现代君主被赋予了真正的领导机会，威廉明娜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与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她的“最好的时期”。路易斯·德·容写道，她阻止了失败主义政府的投降，让荷兰继续抗争；她激励并团结了她的人民，从而获得了“一场胜利，确立了她在荷兰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行动极大地加强了奥兰治皇室的基座。《时代》杂志于1946年5月写道，多亏了女王，荷兰君主制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的“稳定要素”，而且“成了全体人民的代言人”。

1948年9月，威廉明娜以健康方面的原因和年事已高为由退位。她在位58年以后，让位给她的女儿朱莉安娜。她退到了海牙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大部分时间在那里绘画或为她的三个外孙女当保姆。在1962年去世之前，她十分满意地看到自己的国家终于实现了一些她10多年前所倡导的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在荷兰人生活中的去阶层化——去除那种僵化的、存在已有几个世纪的社会阶层的分裂，包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旧日歧见。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战后相对平稳的时代也开始崩溃，让位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说：“以为世界可以简单地恢复到战前的想法肯定是一种幻觉，那是政府和个人都有的一种幻觉……，然而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样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产生了太多的变化。”

实际上，最早的变革预兆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在相对保守的法国发生了。1944年3月23日，戴高乐的临时政府给予妇女投票权，这一决定反映了妇女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曾发挥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批准这项措施的临时议会中有12位议员是妇女，那是法国议会历史上的第一次。1946年，在妇女的投票权被写进了法国宪法之后不久，法国妇女第一次在全国大选中投下了自己的选票。

在欧洲其他国家，前抵抗运动成员也开始对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花了比他们原来所希望的更长的时间，但很多人最终在地方和国家政府中担任了主要或有实权的职务。他们在职期间，帮助实施本国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那些改革在短短的几年之后成就了现代福利国家，并改变了西欧的面貌。

如果没有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实现这个非同寻常的转变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总统曾经想在战争结束之后，不再与欧洲打交道了。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确表示，他对与美国的西方盟国进一步密切合作或者建立伙伴关系兴趣不大，西方盟国的帝国势力和全球影响力正在迅速瓦解。他对自己国家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认为苏联是美国处理战后国际问题的主要盟友。

然而，“冷战”的开始终结了美国与苏联结盟的念想，也结束了罗斯福迅速撤离欧洲事务的计划。美国政府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试图平息苏联人的怨言，而现在由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领导的美国政府则发动了一场遏制苏联人的运动。为此，华盛顿意识到它不仅需要维持，而且需要增加相比战时更多的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具体来说，杜鲁门政府意识到如果要防止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共产主义的迅速蔓延，美国就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协助欧洲国家。美国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于1947年春天在横跨欧洲大陆进行实地调查之后说：“现在显然可以看到我们严重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正在挨饿。”

1947年6月，出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阐述了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计划，那是一项对于启动欧洲经济复苏和重建有着深远意义的计划。对于西欧国家来说，“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各国从灾难中复活的机会，但对于他们的战时东方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1947年7月12日，美国官员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并解释“马歇尔计划”的运作情况。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邀请，几乎都同意出席。在接受邀请的国家中，有当下处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和虽然有强大的共产党政府存在，但依然保留着一些民主痕迹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如苏联高级官员、斯大林最亲密的盟友安德烈亚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所说的那样：“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争夺尚未定局之外，苏联在所有东欧国家都取得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事实上，在1947年夏天，捷克的“钟摆”似乎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自战争结束以来，捷克人对共产党政府越来越没有兴趣。国家警察的强硬手段已经让很多公民感到与政府的疏远，农民们也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与此同时，工人也反对共产党人提高产量但不提高工资的要求。随着1948年5月举行全国选举日期的临近，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共产党人可能无法实现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目标。

斯大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对这种民主的局面已经受够了。他以美国邀请捷克加入“马歇尔计划”为契机，向捷克人显示了谁才是捷克真正“主子”的现实。捷克外长扬·马萨里克和波兰外长被召到莫斯科，斯大林命令他们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两个人都照办了。

对马萨里克来说，民主在他的国家显然已经接近尾声。他回到布拉格时说： “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去了莫斯科，当我回来时已经成了苏联的‘傀儡’。”当一个朋友问他斯大林是如何对待他的时候，他回答说：“噢，他非常有礼貌。当然，他想杀了我，如果他能那样干的话。然而，他还是很亲切的。”

对马萨里克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他的英国和美国朋友责怪他不与斯大林“抗衡”。他的批评者们说，如果他和他的非共产党人同事坚持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他们将赢得捷克同胞压倒一切的支持。这样，苏联很难实施对捷克的打击。

在马萨里克看来，除非捷克得到美英两国的大力支持，否则这种“抗衡”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几个月前，他前往华盛顿敦促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提供这种支持，但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都不见他。情况很清楚：美国已经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他的好朋友、美国小说家玛西娅·达文波特（Marcia Davenport）说：“华盛顿发生的事情让扬伤透了心。”马萨里克身处漩涡之中，在极度的绝望与疯狂的欢乐之间不断交替。达文波特说：“他为保持一个与他的内心向往背道而驰的立场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对手——亲英美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948年2月，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警察部长瓦茨拉夫·诺塞克（Václav Nosek，共产党人）非法撤销了所有非共产党人的高级警官的职务。爱德华·贝内什内阁中的非共产党人的部长们在诺塞克拒绝恢复他清除的那些人的职务之后，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非共产党人部长们认为，贝内什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呈，并把他们留在看守政府中，从而迫使议会解散，立即举行全国大选。约瑟夫·科贝尔写道：“面对一个无法安抚的‘敌人’，‘民主’的领导人仍然相信所谓宪法程序。这些‘正派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正义的程序。但这样一个过程的悲剧性弱点在于，他们的对手往往并不被这样的正义程序所约束。”

尽管贝内什在一个月前曾坚定地对科贝尔说过，他决不会让共产党接管政府，但贝内什并没有干任何事情来帮助部长们。贝内什当时以肯定的口气对科贝尔说：“他们知道我在这个国家里有相当的权威……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反对我。我不会离开我的位置，我将为捍卫我们的‘民主’斗争到我的最后一口气。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不会有‘政变’。”但是就像当年在慕尼黑时一样，当到了对方开始行动的时候，他的勇敢的话语就毫无意义了。他宣布自己打算待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之上，拒绝与将利用政府领导职务真空夺权的共产党人抗衡。

1948年2月25日，捷克的“民主舞会”终于结束了，共产党人全面夺取了对政府的控制权。贝内什再次向苏联屈服，乖乖地签署了新的部长名单。他仍然是名义上的总统，而马萨里克则担任名义上的外交部部长。

两个星期后，穿着蓝色丝绸睡衣的马萨里克的尸体，在日出时被发现躺在他的公寓正下方的外交部的院子里。捷克共产党人坚持说他是“自杀”。将近半个世纪后，布拉格警方才判定马萨里克是被谋杀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和他一起死去的是他的国家的自由。”

马萨里克和捷克“民主”令人震惊的相继死亡加剧了西方对共产主义即将蔓延欧洲的恐惧，并激起了西欧国家迅速采取应对行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确保共产党无法执政。在华盛顿，一直在为批准“马歇尔计划”进行立法辩论的国会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在马萨里克遇害不到一个月之后，杜鲁门签署了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立即向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卢森堡等16个欧洲国家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和相应的技术援助。在“马歇尔计划”生效的四年期间，美国又向西欧国家追加了80亿美元的贷款。当“马歇尔计划”在1952年结束时，每个参与国的经济水平都已轻松地超越了它们战前的水平。

“马歇尔计划”明确地标示出了欧洲大陆两个部分之间的分道扬镳。在西欧各国实现了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陷入了进一步的贫困和压抑之中。

因捷克的“政变”和对苏联进一步渗透的担忧，在1949年引发了另一起历史事件的发生，即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与西欧各国一起建立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北约）。它承诺所有成员国在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武装攻击的情况下将进行集体防御。

推动建立“北约”组织的动力来自上一年马萨里克死后的几天，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和平时期的欧洲防务联盟作出了承诺。它的合作伙伴有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欧洲条约宣布的那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说：“欧洲自由国家保护自己的决心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将以同样坚定的决心帮助他们那样去做。”

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核心一直是远离对欧洲的军事承诺，杜鲁门的这个声明标志着美国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180°大转弯。事实上，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宣布将在两年内撤出在欧洲的所有美军，包括被占领的德国。但是由于美苏“冷战”的开始，结束了美国这种对欧洲的冷漠态度，随着签字笔在布鲁塞尔“一上一下”，美国成了维持欧洲和平的领导力量。

发生了同样急剧变化的是欧洲国家的态度。在“二战”爆发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热衷于保持中立，挪威是最显著的例子。它可以说是德国人入侵的所有国家中对战争准备最少的国家，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几乎没有花任何钱来增强它的防御设施，它希望能够远离未来的冲突。然而，战争的失败和灾难的冲击，改变了它那种“鸵鸟般”的态度。

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一名挪威人说，1940年的创伤“使我们的国家真正长大了。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我们吸取了教训，必须自己准备好，我们不能靠别人来为我们战斗。我们决心不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攻击”。自从“北约”成立以来，挪威一直是其最坚定的成员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