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个荷兰小男孩幻想着和平时期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他说：“一定会有食物、煤气、电灯和水；会有报纸、电影和舞蹈；火车和有轨电车将会开动；被抓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将会回来，我们的战俘和学生也将回家，我将可以随时出门；当一辆汽车开到我家旁的街道上，当我家的门铃在晚上响起时，我不会害怕；街上会有汽车，失散的家人将会团聚。”

但正如这个男孩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战后在荷兰以及残破不堪、一贫如洗的欧洲其他地方的残酷生活现实与他自我安慰的白日梦想毫无相似之处。到处看到的都是被炸毁的建筑物。仅在法国，就有150多万座建筑被摧毁，其数量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在整个欧洲大陆，铁路、桥梁、堤坝、码头和港口都成了废墟。曾经的肥沃农田被淹，城市是一片荒凉的景观，邮政、电话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基础服务设施都不存在了。到处都缺粮，煤和其他燃料也是如此。在1945年和1946年这两个欧洲历史记录上最寒冷的严冬期间，大多数家庭、办公室和学校都没有供暖。用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的话来说，欧洲国家的现代文明“已经到了穷途潦倒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欧洲国家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并逐步开始大规模重建的时候，各国都不得不面临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置“合作者”。在德国人占领时期，虽然许多公民曾经抵制过德国人，但还有不少人曾与德国人合作过。像许多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一样，“合作的问题”涉及多重的复杂层面，包括如何定义所谓的“合作”。对于包括英国作家和前军情六处特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个定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的占领下，每个没有潜伏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或逃到国外的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者’，而且完全应该被认定为‘合作者’。”居住在英美等未被占领国家的人往往会持有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结果他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在德国人占领下生活的两重性。英国小说家保罗·沃特金斯（Paul Watkins）说：在英国和美国，“我们认为自己是好人。我们不必去考虑以‘合作者’的身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任何合作的人都很软弱，他们应该和坏蛋一起去死”。

那些以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合作者”的人，不能理解在社会规范崩溃的不文明、不稳定的环境中求生存的现实。沃特金斯说：“如果你想吃东西、上学和工作，你就必须选择与德国人合作。唯一的别样选择是‘消失在山上’（参加抵抗运动组织），否则就有被送到集中营的危险。如果你希望像以前那样生活，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按照占领当局命令你的那样去做。”

著名的英籍俄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在评论“合作”时更倾向于对人性的理解：为了能在战争中活下去，一个人可能会被迫与德国人打交道，但是“你不必让他们感到舒适”。经历过德国占领法国的历史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对“合作”有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定义。霍夫曼把“合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情愿地接受不得不做的“合作”；另一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帮助敌人的自愿“合作”。

然而，不管“合作”是如何被定义的，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在战争结束后都遭到了来自民间自发的“暴力”报复。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抵抗组织成员和其他公民都满腔怒火地行动起来，惩治那些曾经的告密者和“合作者”。“他们完全无视了个人的公民权利，就像在战争期间那些‘合作者’对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所干的一样”。在法国，这种复仇尤其凶猛，它在那里被称为“野蛮净化”。

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天至几周里，数千名法国公民就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了，其中许多是被共产党人和其他抵抗团体的成员杀害的。对这些即时被处决的人数估计差别很大，从6000人到40000人不等。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把这个时期称为“法国历史上更为肮脏的时期之一”。他指出，一些据称是以正义名义实施的杀戮事件，后来被揭露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

在被占领的国家中，被指控进行“水平合作”即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也遭受了公众的广泛攻击。她们的头被剃光，在无数城镇的街道上像牛一样被牵着游行，她们经常被剥光衣服，有时甚至会被殴打或被人在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旁观的人群则会嘲笑并辱骂她们。

目睹了战后这场“暴力**”的英国和美国士兵以及战地记者们，对原本认为是文明的欧洲人的这种“不容忍”行为感到震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被占领欧洲所遭受的，特别是最后一年里占领者的残暴行径，或者是对曾经珍视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欧洲大陆至少有五年毫无法治的战时环境几乎一无所知。一位波兰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在战后写道：“没有在德国统治下生活过的人们……会很难理解，每一种道德戒律、传统习惯或对冲动的限制都完全消失了。除了掉入陷阱的动物的绝望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用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手段，为生存而进行着**裸的搏斗，反抗一个决意要摧毁我们的敌人。”

令人震惊的欧洲“复仇运动”几个月后就平息下来了，个人的复仇行为最终让位于由政府机构对“合作者”进行的官方审判。作为战后欧洲历史研究权威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指出：“在1945年的情况下，完全重建法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毕竟在此之前，整个欧洲大陆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定义一套新的罪行，并让罪犯受到正义的惩罚。”

在审判“合作者”时，法国面临着一个特别困难的窘境。它自己的政府和工商界、文化界以及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人都犯了“合作罪”。面对如此大量的与敌合作案件，法院在确定起诉和惩罚方面都有一定的选择性。到1945年底时，只有约90000人受到调查或遭到逮捕。其中一半多的人被判定犯有战时罪行，18000人被判处徒刑，其余则受到包括罚款在内的其他制裁。与此同时，少数几个著名的法国人因战争罪而被处决，其中包括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贝当元帅也被判处死刑，但因他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最终改判无期徒刑。

在欧洲其他国家，追捕“合作者”的网络则张得更开。在挪威，尤其如此。战后的挪威政府逮捕并审判了占全国人口总数2％的“合作者”。维德孔·吉斯林的亲纳粹组织——国家统一党的所有55000名成员都遭到审判。其中，17000人被判处徒刑。

在荷兰，有近10万人——稍高于全国人口总数的1%，因战争罪被判刑入狱。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荷兰纳粹党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荷兰的党卫军中为德国人而战。在比利时，有56000名——约超过比利时全国人口总数0.5% 的“合作者”被送入监狱。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有多少公民与德国人合作的问题实际上是无法回答的。尽管在这两个国家中必定会有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但是捷克共产党政府和波兰共产党政府更多的时候是利用与法西斯合作的指控来打压他们的政治对手，其中包括许多曾经参加了抵抗运动或在战争期间与西方盟军并肩战斗的捷克人和波兰人。

在审判那些帮助过敌人的人时，被占领国家几乎没有追查曾协助纳粹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合作者。在战争中估计有700万波兰、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平民死亡（波兰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60万人，占七国死亡人数的80%）。其中近1/3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中被谋杀的。

当德国在1941年底开始实施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它相当依赖被占领国家傀儡政府的合作。在法国，维希政府不仅遵奉纳粹的指令，而且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两个月之后，维希政府就在其管辖的国土上实行了反犹政策，那时还没有收到柏林的命令。在被法国下了驱逐令的7600名犹太人中，超过90% 的人随后被法国维希政府的警察逮捕。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中，当地政府与德国人的合作还不算太过分。其他国家都没有像维希政府那样的本国傀儡政府，他们都是由德国军方或民政人员管理的。不过，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并得到了当地行政机构的帮助……将犹太人在社会中孤立起来，并将他们最终送到灭绝营去。”在所有这些国家，纳粹在早些时候已将他们认为不是亲德的公务员和警察赶出了政府。然后他们就依靠余下来的人为纳粹办事，而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非常认真地去完成任务的。当地警察和“民兵”的职责之一就是参与纳粹集结并运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工作。

“合作者”人数远远超出了当地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队的人数，许多普通公民也参与了“合作”，向德国人举报或以其他方式背叛的对象常常是他们的邻居、朋友或熟人中的犹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实际上参与了谋杀犹太人的事件。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也许是1941年7月，在波兰耶德瓦布内村发生的大屠杀。那个地区的一些波兰人在德国军队的敦促下杀死了300多名犹太人。

尽管战争结束已经有70多年了，哪些国家和个人应对“大屠杀”负责依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于那些有少数公民帮助纳粹执行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来说，他们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或者，更进一步地追问，他们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帮助犹太人避免被大屠杀做得很少或什么也没有做，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对这种普遍的冷漠有很多解释。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大陆的反犹偏见是很强烈的，即便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使犹太人在西欧比在东欧国家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他们往往还是被认为是外人。朱利安·杰克逊说：“在法国被德国人占领的前两年里，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可以从漠不关心直到内心敌视。人们的头脑中有着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

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民众的情况也是如此。作家艾尔莎·范·德·拉肯（Elsa van der Laaken）在战争期间还是海牙的一个孩子。她说，在荷兰“恐惧和对自己人（荷兰人）的担心也让人们驻足不前。人们害怕失去工作或被监禁……人们都以自我为中心。你自己的家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你可能会看看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但前提是不能危及自己和家人”。

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选择遗忘他们曾经对犹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这种有意的遗忘在法国尤为明显。战争结束20多年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者终于开始揭示这个国家战时经历的事实。《悲伤与怜悯》是1969年由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他通过一系列不同视角的拍摄，仔细审视了由于纳粹对法国的占领，打破了一个国家团结抵抗的传统观念，并突出了维希政府与纳粹的合作，特别是在对犹太人的驱逐方面的画面。这部纪录片在法国引起了极大争议，被法国电视台和大多数电影院禁演。最后只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家电影院里上演了。

又过了24年之后，法国才正式承认战时维希傀儡政府曾与德国人共谋，迫害和驱逐在法国的犹太人。法国总统希拉克于1995年7月宣布：“占领者的疯狂行为得到了法国人民和法国的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一个集体的错误。”

希拉克的决定当然是对的。然而，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时代的复杂性和法国人以及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欧洲人不得不作出的令人痛苦的道德选择——这是马塞尔·奥菲尔斯的一个观点。奥菲尔斯在2000年曾表示，他制作《悲伤与怜悯》的目的不是要谴责法国人，或者对他们的行为“传达某种信息”。他接着说：“对一个已经打了败仗，并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四年的国家进行公开评判将是自大、愚蠢并且应该遭到谴责的行为。我并没有想通过这部电影指出法国曾是德国人的‘合作者’。在面临危机的时刻，我们需要做出生死的决定。这时要求人们成为英雄是很过分的，你不应该期望自己或别人去当英雄。”

尽管如此，在拯救犹太人方面，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实际上都是英雄。他们可能只占了国家人口的极少数，但是由于他们的奉献，近50万犹太人得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尽管维希政府与德国人积极合作，参与迫害法国犹太人的行动。但仍有大约3/4的犹太人——约22.5万人在战争结束时还活着。正如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所指出的那样，拯救法国犹太人的努力能取得成功，“需要法国人民被动或主动、正式或非正式团结一致的态度”。杰克逊补充说：“在战前的几十年间，法国的犹太人曾经要求政府在公民社会突然爆发的反犹太人行动时保护他们；但是在被占领期间，是公民社会保护了犹太人不受政府的残害。”

为了拯救犹太人，没有哪个国家比波兰经受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战争期间，波兰300多万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关押在隔离区里，要把任何人送出密封的隔离区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波兰是在被占领欧洲各国中唯一的一个当发现它的公民试图帮助犹太人，那个公民及其家人将被立即处决的国家。

然而，波兰也是唯一一个在它的抵抗运动中建立了正式的组织来营救犹太人的国家。这个被称为“伊格塔”的组织设法在隔离区外找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向他们提供了钱款、伪造的身份证件、食物和医疗药品。战争期间在伦敦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来自波兰的一位犹太社会主义领袖卢茨扬·布莱特（Lucjan Blit）说，有5万波兰犹太人逃避了大屠杀，“所有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是因为波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拯救他们”。美籍英裔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犹太父母也是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他分享了布莱特对波兰人的看法，写道：“这并不奇怪，那时只有那么少的帮助，而那时又有那么多的人来帮助。”在其余的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