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假设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如果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乔治·巴顿将军被允许做他非常想做的事情——带领第三军解放布拉格的话，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如果巴顿将军率领部队进入捷克首都，那么美国作家凯莱布·克雷恩（Caleb Crain）所推测的“下半个世纪的铁幕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形状”会成真吗？

对于将捷克斯洛伐克置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感到后悔的温斯顿·丘吉尔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丘吉尔在1945年4月30日向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呼吁道：

“在我们看来，如果由美军来解放布拉格和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领土，将会根本改变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并可能对邻近国家的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军第三军于1945年4月底突破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边界，并将德国军队逐出了包括中世纪城市比尔森在内的三个捷克最西端的城镇。那是战争期间，唯一抵达东欧地区的西方盟军部队。美国人很轻松地战胜了已丧失战斗意志的德国军队，而巴顿也急于继续前进，但他被拦住了。艾森豪威尔下令不准他越过比尔森以避免激怒苏联人。

在那个时刻，苏联红军还没有像在波兰那样深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虽然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于1943年与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合作条约，但他的国家仍被视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华盛顿同意让巴顿继续前进，布拉格可能就会像成熟的梨子一样落入西方盟国的手中。巴顿的部队离布拉格只有40英里路程了，而且通往城市的道路畅通无阻。相比之下，苏军距离捷克首都至少还有120英里。

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同意丘吉尔的看法，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不应该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并敦促总统授权让巴顿前进。然而，杜鲁门当时入驻白宫只有两个星期，他把决定权交给了乔治·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又把这个球踢给了艾森豪威尔，而艾森豪威尔说：“不行。”

尽管所有这些外交和军事的“踢皮球”行动还在进行，但布拉格的居民在听到美军已经到了附近地区的消息后群情沸腾。他们深信巴顿的军队正在解放他们的途中，他们急切地回应了捷克抵抗运动广播电台5月5日的呼吁：起来反抗他们的占领者，帮助前进中的盟军赶走布拉格的敌人。

就像华沙起义时的情况一样，德国人拼命镇压武装起义的捷克人。德国军队在血腥的街头战斗中击败了抵抗战士，而党卫军部队则将平民赶出家园，用机枪扫射他们。14世纪建造的布拉格市政厅也像其他几座地标建筑一样，被放火烧掉了。

在布拉格和华沙的起义之间，除了规模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盟军与布拉格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可以立即向抵抗战士提供援助。巴顿在听到美国情报人员报告关于城里起义的消息后，恳求他的上级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允许他尽快前往布拉格。巴顿大声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布拉德利，这些爱国者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再拖延了！”为了确保布拉德利不会越权命令巴顿发起进攻而承担任何责任，巴顿主动提出是自己擅自行动。他是“在第三军实际上已在布拉格市内时，从街头电话亭打电话向布拉德利报告的”。

然而，布拉德利坚持要让艾森豪威尔来做这个决定，而艾森豪威尔再次拒绝了。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巴顿拿下布拉格。他唯一关切的就是一如既往地尽快结束战争，他不认为夺取捷克首都会在战略上带来任何好处。艾森豪威尔认为，解放布拉格除了会让美国军队遭受更多的伤亡之外，还会让美国人与苏联发生对抗。乔治·马歇尔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认为： “就个人而言，除了所有的后勤、战术或战略问题以外，我根本不愿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而伤害美国士兵的生命。”事实上，尽管马歇尔不肯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与苏联人发生对抗，正是美国作出不去解放布拉格决定的“政治目的”。

艾森豪威尔没有告诉布拉德利和巴顿的是，他已经就向捷克首都派遣美国军队的可能性咨询了苏联人，而遭到了苏联人断然拒绝。一位捷克共产党官员多年后说：“我们共产党人意识到，如果让美军进入布拉格，他们将成为我们的解放者。这将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转折。”

5月9日，欧洲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布拉格起义四天之后，苏军抵达了城市的郊区。布拉格落到了苏联人的手中，而捷克整个国家很快也是如此。捷克外交官约瑟夫·科贝尔指出：“捷克人民都很清楚最后几天军事策略所造成的结果。西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不感兴趣，把它的命运留给了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军事力量。这种认识对捷克人民的士气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六年的痛苦，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他们再次看到了像发生在慕尼黑那样的事情。”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奥姆·萨金特（Orme Sargent）爵士告诉一位朋友说，由于美国人没有向布拉格推进，“苏联人和捷克共产党人将会获得此荣耀……西方现在肯定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红军最终进入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从一些布拉格市民眼中似乎又看到了“绝望”。红军对待他们所谓盟友的捷克人更像是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因而发生了许多令捷克人极度失望、严重违反军纪的情况……

与此，巴顿的军队仍待在40英里之外。

爱德华·贝内什从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科希策镇非常担心地看着正在布拉格发生的一切。没有人比他更加急切地希望看到第三军去解放布拉格。当贝内什听到巴顿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他因为难以抑制的激动，以颤动的声音脱口喊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立即发电报给巴顿，祝贺并欢迎美国将军的到来。

和英国政府一样，贝内什对与斯大林保持友好关系产生了严重的疑虑。根据他在1943年12月与苏联签署的条约，他同意按照斯大林的指令，通过莫斯科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当他和他的政府在1945年3月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又要求将在莫斯科度过战争年代的捷克共产党人任命为战后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要机构的部长。贝内什虽然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只有司法部和外交部这两个最关键的职位没有给共产党人，仍由扬·马萨里克继续领导。

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总监弗兰齐谢克·莫拉维克回忆说，贝内什带着对未来的担忧，“毫无热情且疑虑重重地”前往莫斯科。事实上，捷克总统曾试图以患病为由推迟那次旅行，但斯大林坚持要他立即成行。按照莫拉维克的说法，贝内什“由于他曾作出的把自己的信任放在苏联人手中的决定，而现在正在走向他为自己和他的人民准备的必然结局”。

整个战争期间，贝内什都毫不犹豫地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他对苏联人表现得百依百顺使他周围的人感到非常沮丧。约瑟夫·科贝尔指出：“贝内什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不是把苏联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要考虑的欧洲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之一，而是把它当作保全并重建捷克斯洛伐克绝对重要的唯一因素。以至于对方可以用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来讨价还价……就像在慕尼黑一样，他没能为国家的独立挺直腰板。”

莫拉维克也有同感。他回忆说，在战争的后期，一名实际上是内务部特工的苏联外交官曾经告诉他，如果他把关于英国情报部门和贝内什战后政治和军事计划的情报交给苏联人，他将在战后的捷克政府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莫拉维克说：“我问他怎么胆敢要我去做间谍，监视我的总统和在六年战争期间热情接待了我的英国同事？”当莫拉维克把此事告诉贝内什时，总统似乎也为此感到震惊，但告诉他“不应该以西方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苏联人。

不久之后，莫拉维克意识到苏联特工也曾向贝内什提出过一些要求。总统曾经一度向莫拉维克提到“我们的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的问题。吃惊的莫拉维克答复：“我们的军队没有法西斯分子。但是贝内什重申，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者必须被遏制并清除掉。共产党人显然给了他一张他们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的名单……即所有不是共产党的人。”

到了4月初，贝内什和他眼下的由共产党人主导的政府跟随苏军最终抵达布拉格。由于曾经反抗过苏联，莫拉维克不再是贝内什政府的一员，他被解除了捷克情报部门总监和国家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之后“我被共产党人视为第一号敌人”。

然而，尽管共产党人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治利益，捷克还是重新获得了战前享有的一些自由。允许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观点，书店中有西方的书籍出售，既有现代的著述也有经典的著作，而这些书籍在纳粹时期都是被禁止的。电影院里也放映美国和英国的电影。大多数捷克人都安于这个看似恢复到战前正常的状态。但是有些人，像莫拉维克那样的人，都知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挂在他们国家的头上了，而且是挂在最细的那根线上。

对于波兰人来说，那把剑早已掉了下来。他们的未来早在欧洲胜利日之前三个月的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就被决定了。在那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军事上的胜利，斯大林在东欧事务上无疑占据着主动地位。当他在1945年2月初同罗斯福和丘吉尔坐下来商讨时，苏军已经把德国人从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赶了出去，并有效地控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奥地利，并深入到德国领土，抵达了柏林以东45英里的奥得河畔。

有关波兰的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中心议题，占用了更多的时间，也产生了不少的摩擦。尽管如此，讨论是徒劳无益的。丘吉尔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多做揣测，而斯大林则决心要统治整个波兰。他坚持要让苏联在1944年夏天建立的亲苏政府在战后控制整个国家，他的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说，“在从美国来的路上”，他对波兰问题“有一种鞭长莫及的感觉”。他明确表示，他对波兰问题的兴趣完全局限在这个国家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多大影响的范围之内。

罗斯福对于苏联将成为欧洲大陆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明显缺乏关注，也让斯大林从中得益。丘吉尔认为，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计划在两年之后把所有的美国军队，甚至包括在德国的军队都撤出欧洲时，将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为了阻止苏联的一统天下，丘吉尔在峰会上“像老虎一样战斗”，以确保法国能在战后的欧洲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他认为英法两国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与苏联人相制衡的作用。在首相的不断压力之下，罗斯福和斯大林才勉强同意让法国成为盟军的占领国之一。

然而，当讨论转向在波兰建立独立政府的问题时，曾多次允诺在伦敦的波兰人会为他们赢得自由的丘吉尔，却并没有像他在法国问题上那样进行激烈的斗争。诚然，在讨论初期，他的确提出过“波兰必须是自己屋子的主妇，是自己灵魂的主人”的论点。然而，斯大林对这种高调的言论并没有耐心，也不会改变他的主意。面对斯大林的顽固态度，在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情况下，丘吉尔妥协了。他和罗斯福接受了苏联扶持的波兰政府。根据协议：波兰政府应包括“波兰移民圈”中的几位领导人，并将尽快举行自由选举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尽管苏联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过这样的选举，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说辞，波兰的选举将不会有强制性的投票。

当两位西方盟国领导人把波兰的国家治理交给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政权的消息公布之后，给在英国的波兰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2月13日晚登上皇家空军轰炸机之前，一名战争初期曾在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当过囚犯的年轻的波兰飞行员，绝望地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位朋友。他写道：“想想看吧，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中磕磕绊绊，像犯罪分子一样，忍饥挨饿，躲在森林里逃跑——只是为了争取……什么？”他那天晚上将要飞行，“他们说，尽管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如果德国人现在打死了我，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死是为了什么。为了波兰，为了英国，还是为了苏联？”10天后，他在执行又一次对德国轰炸的任务时牺牲了。

波兰流亡政府拒绝接受雅尔塔协议，指责它违背了盟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但是，流亡政府指示波兰军队继续战斗，“维护和平、尊严和团结，并与英国、加拿大、美国和法国的士兵保持友好关系”。

在意大利的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和波兰第二军团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初期都曾在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中待过，在听到雅尔塔协议后的最初反应是放下武器不干了。但是在1944年5月攻占了蒙特卡西诺的波兰第二军团被公认为是英军第八军中最出色的部队之一。它在意大利战役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眼下是不可能从战线上撤下来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拒绝了安德斯撤回他的部队的请求，波兰将军服从了命令，继续指挥他的部队作战。波兰军队继续推进，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个星期攻下了博洛尼亚。

当他们向北方扫**前进的时候，第二军团的士兵们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小镇。他们周围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许多人喊着：“波兰万岁！”妇女向他们扔来花束，男人向他们递来一杯杯红酒，女孩拥抱并亲吻他们。对于波兰人来说，那是一段苦乐参半的时光。一位士兵回忆说：“一方面，我很高兴能够给这些人带来自由。但另一方面，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走过的不是一条波兰的街道，我没能把自由带给我的人民和国家，这并不是在实现我们的梦想。”

雅尔塔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伦敦就收到报道说苏联人在克拉科夫和其他主要城市逮捕了大批波兰人。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已经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大多数是原救国军的官兵，正在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控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间谍。根据波兰地下运动组织的一个记载，许多救国军的成员“遭受殴打和酷刑，甚至死亡”。

1945年3月下旬，波兰抵抗运动的16位杰出领导人在被邀请与苏联军事指挥官会面后失踪了。在失踪的人中有好几位原本是战后波兰政府高层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苏联对英国向他们重复提出的查清这些人下落的要求不予理睬。最后，他们透露说那些波兰人已经被捕了。那些领导人后来都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中有四人在监禁期间死去。

尽管有那么多苏联对波兰人实施“野蛮统治”的报道，英国和美国仍然在追逐着“盟军团结”的“黄粱美梦”，于1945年7月5日取消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正式承认，转而承认在华沙的共产党人政府。马克斯·黑斯廷斯指出： “波兰人在战争中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有的只是在现实权力游戏中付出的牺牲。”

快到7月底时，英国举行了自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当选票统计最终得出结果时，在战时如此鼓舞人心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疲倦、厌战的选民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办公室，他们决定选择工党来管理他们残缺的经济。选民们似乎认为，几乎一生都在处理外交事务的丘吉尔，并不适合应对新的国内问题的挑战。他们的看法似乎有一点道理。年满70的丘吉尔，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国际事务上。他对苏联在东欧和中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地位越来越担心，波兰的局势尤其让他感到困扰。从他不习惯的议会少数派议员的议席上，敦促英国人不要背弃波兰人，但他没有提及他在确定波兰命运中曾扮演过的重要角色。

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他的工党政府对局势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比丘吉尔更渴望与莫斯科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危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事情。

当时，有20多万波兰军人在英国。那些退伍军人来自几乎是欧洲和中东的所有战线，包括挪威、利比亚、法国和意大利。艾德礼政府把波兰人在英国的存在称为“增加政治困窘局面的根源”，并极力迫使他们回到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

英国的军队高层，特别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高级指挥官们对这种压力感到非常愤怒，尽管他们理解政府那种“冷酷并且冷淡态度”背后的理由。英国皇家空军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背弃“最强壮、最忠实、最守信和最持久的欧洲盟友”。1946年1月，空军总部的一份报告宣称：波兰飞行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与我们并肩作战，他们在不列颠之战中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从‘D日行动’发动时和我们在一起，直到彻底打败德国。仔细想一想，在他们的悲惨时刻，无法想象能对他们不施以同情并真诚相待”。

这份报告显示出英国皇家空军对波兰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六年前波兰飞行员刚到英国时，他们被很多英国同行看不起。但是他们的勇气、韧劲和飞行技巧，尤其是他们在赢得胜利的不列颠之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已经把英国人对他们的大部分的偏见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感恩和友谊。

尽管艾德礼政府拒绝了英国皇家空军对在英国的14000名波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给予优惠待遇的请求，但它停止了试图迫使波兰人返回波兰的行动。绝大多数波兰军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回到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尽管大多数人的家庭或亲人还在那里。英国政府为了应对波兰人留在英国的现实，成立了一个名为波兰移民安置队的组织，为他们提供临时工作，直到他们能找到永久性工作为止。

在获得庇护之后，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战后的英国定居下来，并试图重建他们破碎的生活。留下来的有安德斯将军、阿纳姆波兰伞兵旅的司令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将军和波兰驻英国大使爱德华·拉辛斯基伯爵。拉辛斯基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盛赞了英国的仁爱大量。他写道：“纵观我们的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波兰流亡者得到过更慷慨和更具想象力的帮助。不仅当局态度友好，英国人民也易于相处。”

然而，其他波兰人并不具有拉辛斯基那样的优越地位。他在伦敦生活了很多年，心里知道得很清楚。他有钱、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他的大多数同胞却并没有那些。在惨淡紧缩之下的战后英国，他们必须努力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们还得在严峻的现实中苦苦挣扎，可能会永久流亡一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

更令他们感到痛苦的是，艾德礼政府试图掩盖波兰对盟军取得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1946年6月8日，英国举行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胜利大游行，邀请了30多个盟国的武装力量来到伦敦，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他们的胜利。那天，沿着林荫路向白金汉宫行进的队伍中有捷克人、挪威人、中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伊朗人、比利时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南非人、锡克教徒、阿拉伯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然而却看不到曾是欧洲盟军军力第四大贡献者的波兰人。英国政府因为害怕得罪苏联，特意禁止他们参加游行。

教堂的钟声响起，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波兰的战争老兵们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游行。一名波兰飞行员看着正在经过的游行队伍，然后转身走开了。一位站在他旁边的老妇人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年轻人，你为什么哭泣？”

当那些流亡的波兰人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时，大约有3万名他们的同胞决定回国（占战争结束时，留在英国的波兰人的15％）。他们对祖国和家庭的渴望比在苏联控制下对未来的恐惧更为强烈。在那些回去的人中间就有年轻的波兰密码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是他首先破解了德国人的恩尼格玛密码。雷耶夫斯基在英国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两年，但他从未被允许进入布莱切利公园。当战争结束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对他和波兰的其他密码学家有多大的亏欠。因为有了他们，“超级”解码机才成为可能。

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六名波兰同事在普罗旺斯郊区的一座僻静城堡中与古斯塔夫·贝特朗德少校和他的法国团队继续合作破译德国密码，直到1942年11月。维希法国人和德国人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到11月初时，德国移动测向队开着车顶上装有圆形天线的厢型车和卡车，开始在那个地区到处探测。

11月8日上午，贝特朗德和他的小组知道了盟军进入北非的消息。三天以后，他们被告知德国人将占领维希政府治理下的法国。在听到那个最新的消息之后几个小时，所有的密码破译人员都逃离了城堡，波兰人在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的戛纳躲藏了起来。按照贝特朗德设计的逃跑计划，他们分成两组通过比利牛斯山脉逃往西班牙，但在行动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第一组的向导在他们开始向比利牛斯山进发时就抛弃了由他带领的五个人。波兰人找不到人来帮助或提供建议，只能自己摸索前进。他们最终找到另一个向导，但却把他们出卖给了盖世太保。所有五个人都被送往了德国的集中营，其中有两人在战争结束前死亡。英国政府的战争科学首席顾问雷金纳德·琼斯博士指出：“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告诉他们的抓捕者恩尼格玛已经被破译的消息来交换自己的自由，但没有一个人那样去做。他们对盟军的忠诚就像他们在密码学方面的辉煌成果一样无与伦比！”

第二组由雷耶夫斯基和亨里克·佐加尔斯基（Henryk Zygalski）组成。佐加尔斯基是首先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的三位年轻密码专家中的一位，他们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当他们在1943年1月底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时，他们的向导拔出了一把枪指向他们，要他们把身上带的所有钱物都交出来。他们自行走到了西班牙，但立即被西班牙警方拘留并关进了监狱。他们在西班牙的多个监狱里辗转，直到5月初在波兰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获得释放，终于在8月份坐船到了英国。

当仍然留在法国的贝特朗德得知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抵达英国海岸时，他禁不住大声说道：“英国人得到了一个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啊！”在他看来，布莱切利公园的上层管理人员将张开双臂来欢迎波兰人的到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结局。然而相反，显然是由于“安全因素”的缘故，波兰人被禁止进入布莱切利公园。他们被分配到了位于伦敦附近一个小镇博克斯莫的一个小型破译单位工作。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就是破译党卫军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使用的低级密码。在布莱切利公园日本密码部门工作的艾伦·斯特里普（Alan Stripp）后来曾说：“让他们在那种密码上工作就像使用赛马来拉货车一样。”

在斯特里普看来，将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安排到布莱切利公园工作不仅是对他们为“超级”解码机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而且还将为那些仍在为破解复杂的恩尼格玛海军密码而苦斗的英国密码破译者带来极大的好处。斯特里普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人对德国密码机器以及德国密码人员习惯的深度了解即便不是破译恩尼格玛海军密码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会非常有帮助。英国情报部门把我们可以得到的、具有非凡专业知识的专家抛在了一边。”

受到英国人冷遇的雷耶夫斯基在1944年末起草了一份给波兰流亡政府的报告，建议敦促英国人“像一贯忠诚地与他们合作的波兰人一样，与波兰人（密码学家）诚挚合作”。波兰流亡政府确实要求军情六处对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给予帮助，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很显然，英国的安全和情报官员认为波兰人在维希法国逗留了两年，并被关在西班牙监狱里五个月，他们已经被污染了。尽管事实上这两位密码学家从未落入德国人或维希法国人的手中，但英国人却拒绝重新考虑。

波兰人的遭遇没能得到缓解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战争初期曾与他们密切合作的布莱切利公园官员迪伦·诺克斯和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已无法出面为他们说话了。布莱切利公园负责人丹尼斯顿在1942年底被撤换了；对波兰人最为推崇的诺克斯已在雷耶夫斯基和佐加尔斯基来到英国之前三个月，死于癌症。

由于那两个人都不在了，在布莱切利公园里似乎没有一个人还记得1939年和1940年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华沙访问期间，波兰人送给他们的“礼物”——仿制的两台恩尼格玛机器和他们用来破译早期密码的技巧，以及英国和波兰－法国破译中心之间的密切合作。现在恩尼格玛的破译已经为英国人所垄断，波兰的密码学家和他们的重要贡献都被推到了“阴影”之中。艾伦·斯特里普指出：“很明显，在为破解恩尼格玛而工作的许多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波兰人的贡献。像在许多其他事项上一样，‘有需要才知道’的原则也延伸到了那里。”

事实上，布莱切利公园的一些新人也知道一些波兰人参与的“不太清晰版本”的信息。雷金纳德·琼斯曾在布莱切利公园待过一段时间，布莱切利公园的副首席长官告诉他，波兰人想办法偷到了一台恩尼格玛机器，并把它送给了英国人。琼斯说：“这样的偷盗当然会是一项包含着各种隐秘工作的行动，但它本身对密码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后来成为布莱切利公园负责恩尼格玛工作的领导人——戈登·韦尔奇曼在刚被录用时，也听到过同样的故事。

琼斯在1978年出版的他的战争回忆录中，重复了波兰人偷盗德国密码机的故事。韦尔奇曼在1982年写的关于他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书中也是这样说的。当两个人后来得知波兰人真正做了什么之后，都感到非常懊恼。琼斯说：“我给他们的荣誉是完全不够的。”他试图在后来的另一本回忆录中对此加以修正。韦尔奇曼在1985年去世前不久写了一篇长篇论文，题目是“从波兰的‘邦巴’到英国的‘邦贝’：超级的诞生”。文章的开头写道：“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由杰出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带领的三位数学家组成的波兰密码破解团队，已经愉快地破译了德国军方的恩尼格玛机器的密码好几年了。”韦尔奇曼在文章后面写道，如果没有波兰人前面的工作，“超级”解码机将永远无法获得成功。尽管韦尔奇曼的谢词是真诚的，但却无法改变英国人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的传统观念。而无论怎样的“公正”评价，对改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战后的处境来说，都显得太晚了些。

当战争结束时，雷耶夫斯基深感忧郁，身体也不好，正经受着他在西班牙被监禁时患上的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他打消了留在英国的念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留在英国。他非常渴望与分别已有六年之久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雷耶夫斯基和家人一起在他的家乡，波兰北部的一个城市——比得哥什住了下来。就像战争期间在英国居住过的其他波兰人一样，他在返回祖国的那天起就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在波兰共产党人的政府看来，以往曾与西方有任何的接触都等同于与“法西斯主义”有联系。几千名曾以不同方式与德国人作战的波兰人，无论是作为抵抗战士还是作为退伍的波兰军队成员，多已被逮捕并遭到监禁。有些人甚至遭受酷刑并被杀害。在回家以后的许多年里，雷耶夫斯基的信件仍被打开检查，他的电话仍被窃听。他的朋友和熟人经常被盘问有关他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他在战争年代做过的事情。然而，安全官员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与破解恩尼格玛的关系，他一直是自由的。

雷耶夫斯基尽其所能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或社会活动，也没有去从事过高水平的数学工作。相反，他一直在一些低级职位上工作，包括担任办公室的文员。一位波兰历史学家称雷耶夫斯基的战后生活“完全是令人压抑的”。他的女儿说，直到1980年去世，他一直生活在“一片荒芜”之中。

直到21世纪，英国政府才终于正式承认波兰人确实在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方面发挥了作用。2001年7月12日，在布莱切利公园的场地上竖起了纪念他们贡献的纪念碑。即便如此，这对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仍然是不公平的。纪念碑的题词说：波兰人的努力只是“极大地帮助了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者，并为‘二战’中盟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2014年，英国信号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的负责人伊恩·洛班（Iain Lobban）将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解视为一场接力赛，波兰人将接力棒交给了英国人，最终由整个团队“赢得了奖牌”。这听上去很客观——但事实是直到今天，那支接力队的第一棒选手们仍被剥夺了他们在比赛胜利结束时分享全部信任和荣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