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6日，威廉明娜女王在流亡近五年之后重返荷兰。她的回来几乎与她在1940年5月突然离去时一样毫无声息。当她在荷兰南部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降落时，没有乐队，没有欢呼的人群，也没有集结的军队迎接她，只有一小队英国荣誉卫士和她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

解放荷兰大部分地区还得花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大规模空投食物将在第二天开始。然而，即便她只能待在荷兰三个被解放的省份里，女王还是决定立刻回国，她在外面待得已经太久了！她的小小的随从队伍一共只有四个人——她刚从加拿大回来的女儿朱丽安娜公主和三个助手，他们都是“英格兰逃生者”。他们是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和彼得·塔泽拉，两个引人注目、特立独行的荷兰年轻人。他们是在1941年逃往伦敦后与女王结识的。第三位是年轻的秘书瑞·斯托克维斯（Rie Stokvis）。

威廉明娜随行人员的组成和规模都是她要求的。她后来说过，那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我想在自己周围的应该都是参加过抵抗的人，或者曾经是‘英格兰逃生者’——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就是‘高尚’”。根据罗尔泽马的说法，“瑞、彼得和我都是标志。我们都有……参加战争的记录，我们都很年轻，是同一时代的人。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与女王的过去会有联系。对那种高规格的正式礼仪，那种等级森严的周围环境，她是很讨厌的”。

当威廉明娜的皇家空军飞机在多雨的春天的早晨降落之后，罗尔泽马和塔泽拉跳出了飞机，站在了机场潮湿的草地上。他们帮助地勤人员将一个移动楼梯推到机舱门口，然后立正站在楼梯的两侧，等候女王和朱丽安娜公主下飞机。几分钟后，戴着帽子、穿着褐色粗花呢套装和靴子的女王出现在飞机的门口。她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向四处张望。罗尔泽马回忆道，他伸出手来想帮她走下陡峭的台阶，但“她毫不客气地不接他的手”。流放了五年之后，她第一次回到荷兰的土地时就得靠别人的手？那简直不可思议！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威廉明娜和她小小的侍从队伍住在靠近荷兰边界数英里的布雷达的一个不大但却颇有气势的乡村庄园里。这个名为“安妮府”的住所，位于一排山毛榉树的尽头。它有一条弯曲的汽车道、宽阔的草坪、巨大的树荫、盛开的红杜鹃花和一个满是呱呱乱叫的青蛙的池塘。

尽管没有正式宣布威廉明娜女王回国，但消息却迅速地传开了。在她抵达的那天晚上，一名警卫跑进房来告诉她，有几百人正沿着汽车道朝里走来。女王下令点亮了房子里所有的灯，然后和朱莉安娜一起走到了房前的石台上。五年前，她逃离了荷兰，她曾担心她的人民会怎样看待她？现在她得到了她的答案。大门被打开了，一大群人欢呼着，哭泣着，唱着歌，挥舞着荷兰国旗走了过来，他们是来迎接她回家的。

一夜接着一夜，这样的场面不断重演：无数的男女老少，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安妮府，在那里排起长队，有时得几个小时，等着与威廉明娜见面握手。罗尔泽马写道：“起初，彼得和我陶醉在觐见的过程中，我们穿着满是绶带的军服，像模像样地站在女王的身后注视着移动的人群。但我们很快就被所看到的场景触动了，觉得自己的举止太装模作样，太糟糕了！从人群的眼神里，从他们两颊深陷的苍白面孔上，我们为自己那不值钱的虚荣而羞愧！我们把自己排除在人民与女王之间的情感之外了。”一天晚上，考虑到威廉明娜可能过于劳累，罗尔泽马告诉警卫人员让人群尽快移动。女王听到了他下的命令，很生气。她厉声说道：“在我的花园里，没有人可以被随意摆布。你永远不要忘了这一点！”

虽然她保留了女王的风度，但威廉明娜拒绝回到她以前的皇室生活方式。让她的助理们感到不满的是，她坚持要和她的民众一样节俭，包括使用食品配给卡。当地的农民们在安妮府的地窖里装满了水果、蔬菜和其他稀少的食物。但是当第一次把草莓送到女王跟前时，她拒绝碰那些草莓。她说：“我不会吃人们无法得到的任何东西。”由于担心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她的健康，她的助理偶尔会试图绕过她的愿望。有一次，吃晚饭时给她上了牛排。她咬了一口，然后怀疑地看着罗尔泽马。她大声说道：“上尉，这是牛排？”他回答道：“是的，陛下。”当她反问道：“今天荷兰人都有牛排吃了吗？”他不得不说：“还没有。”她拒绝再吃下去了，即使他说服她如果拒绝农民的礼物会使农民受到伤害也无济于事。

5月4日，威廉明娜正在小书房里工作，彼得·塔泽拉冲进来告诉她荷兰全境解放了！她跳了起来，大力摇动着塔泽拉的手，而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肩膀。不久，她就开始了与她的所有人民团聚的漫长而欢乐的行程。

她的第一站是海牙。尽管这座被掠夺过的美丽城市变得如此荒芜，但在那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丑陋，人们唯一的关注焦点是他们回国的女王。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旗帜、举着橙色的横幅淹没了街道，高喊着“女王万岁！”随着威廉明娜女王的帕卡德敞篷车在大街上缓缓前行，巨大的人群屡屡突破了警戒线，冲上前去向她欢呼。有时候，她的车几乎被欢迎人群的海洋给吞没了。

据一位旁观者说，这种非凡的忠诚与情感的倾诉是由于威廉明娜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神话般的地位。“她成了自由、自豪和荷兰民族传统的象征”。然而，还有比这更为复杂的原因。尽管威廉明娜确实通过对占领者的坚决抵制增强了国家的君主制并捍卫了历史，但她也成功地实现了另一个更加个人的目标：即打破了她讨厌的皇家“笼子”，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在伦敦的几年里，他们的牺牲和痛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事情，他们看到了这一点。正如《时代》杂志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使威廉明娜女王与她的人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同志般的感觉。他们以前尊重她，他们现在热爱她了。”

像荷兰一样，被德国军队占领的挪威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才获得解放。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那天，挪威全境的36.5万名德国士兵才开始真正放下了武器。

和其他被占领国家一样，挪威的命运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就美英苏“三巨头”而言，挪威没有任何政治上或战略上的意义，所以它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是不显眼的。虽然盟军不会用武力来解放挪威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但那也意味着挪威没有变成战场，可以在不受其主要盟国干扰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独立。

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挪威的领导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担心德国军事指挥官会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利用“挪威堡垒”进行最后的血腥抵抗。希特勒也向荷兰和西欧其他仍被第三帝国占领的地区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当挪威人问丘吉尔，如果德国人继续抵抗，盟军会做什么？英国首相只能承诺战争将持续到挪威获得自由为止。但他也坚持说，盟军在当时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船只来实施解放挪威的战争。

然而在4月初，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盟军总指挥部的下属开始关注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在挪威大批德军失控的危险”。艾森豪威尔敦促英国战争办公室考虑把在“市场花园行动”中几乎被消灭的第一空降师的残余部队，作为解除德军武装的部队派遣到挪威去。

英国人同意了，尽管第一空降师最多只招募到几千人，还不到德国驻挪威军队人数的1/10。它的指挥官是安德鲁·索恩（Andrew Thorne）将军，他是一位受过“伊顿教育”、经历过敦刻尔克战役的老将，当时正驻扎在苏格兰。索恩很清楚，他的小小的武装力量与挪威的占领者数量上是不匹配的，他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来确保德国人的投降。

作为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与挪威的军事抵抗运动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军事组织”的40000名成员为了参加他们国家的最后解放已经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另一部分计划则是由于加强了与特别行动处的关系，“军事组织”的行动比过去更加活跃了。1944年秋，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开始陆续抵达挪威以准备最后的解放行动。他们组织并训练“军事组织”的部队在德国投降以后接管挪威的工厂、发电厂和交通运输线。

1945年5月3日，驻挪威德军司令弗朗茨·伯梅（Franz B?hme）将军宣布，他的军队将按照第三帝国军事领导人的命令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柏林在五天之后宣布投降时，伯梅很不情愿地服从了投降的命令。人们曾非常担心，分布在战场上的士兵及其指挥官可能会拒绝服从投降的命令。

由于他的大部分部队仍在前往挪威的途中，索恩将军指派挪威的“军事组织”部队公开出面，占领重要的工厂和军事设施，以及执行其他维持和平的任务。例如，维持挪威人与占领者之间的秩序。由于英军与“军事组织”部队的密切合作，加上德国军队和挪威人民的“纪律性”，在挪威解放的道路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这也得益于德国人不知道索恩的兵力是多么的“弱小”。他不用确凿的证明就设法说服了德军：如果他们胆敢抵抗，那么他的“强大”的部队将足以压垮他们。

随着国家的自由得到了保证，在伦敦的挪威人开始回国了。在伦敦参加了欧洲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之后，奥拉夫王储和许多流亡政府的成员登上了英国的“奥斯陆”驱逐舰。哈康国王在伦敦又待了一个月。他在6月4日晚离开伦敦前，最后一次访问了 BBC。他在那里录下了广播讲话，向英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和支持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1945年6月7日，在离开挪威整整五年之后的哈康国王乘坐巡洋舰“诺福克号”驶入了奥斯陆峡湾。在“诺福克号”周围还有一大群英国军舰，其中包括“德文郡”号。1940年，不情愿的国王就是乘坐这艘军舰去英国的。当皇家舰队驶入峡湾时，遇上了另一支即兴而来的“护航船队”：一大批挪威渔船和小艇。

中午时分，身穿蓝色海军上将制服的哈康在奥斯陆市政厅门前的码头上了岸。市政厅大楼的墙面上挂满了红蓝白相间的挪威国旗和巨大的“欢迎回家”的横幅。在街道上、屋顶上，甚至码头边的船舶上都挤满了人。成千上万平日沉默寡言的挪威人欢呼着、高喊着“国王万岁！”那天晚上，约有13万人在王宫前面的大道上游行通过，自发地向在黑暗的战争年代激励他们斗志的人致敬！ 一位挪威历史学家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快乐的日子了。”

几个星期之后，哈康给他的侄子乔治六世写信描述了关于王宫在被占领五年后所呈现的糟糕状态：“每样东西都被搞乱了。我自己的房间没有被破坏，但所有的家具和油画都混在一起了。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吉斯林把莫德阿姨的房间重新改造了，并且改变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无法再把它恢复原状，从而能让我回想起她还在的时光。”

即使他为失去那些让他想起已故妻子的珍贵物品感到伤感，但国王本人已经完全不是当年莫德王后还活着时候的那个没有信心、没有价值的统治者了。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他的勇气和决心，这个曾自认为是挪威局外人的国王，在他36年的统治中第一次有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和权威。他那非凡的人气，反映在被占领国的国家中，挪威是唯一一个国家将其国家元首的缩写“H7”作为抵抗运动的标志，以象征对德国人的蔑视。《纽约时报》后来写道，哈康是“挪威国家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人物”。

1947年哈康75岁时，挪威人民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深情厚谊。虽然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帝王的奢华生活，但这位前海军军官深深地热爱着海洋，他曾经要求挪威政府提供一次额外补贴：一艘帆船。但政府领导人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他的臣民们为了弥补这个吝啬的行为，几百万人捐款为他买了一艘游艇作为生日礼物。他把那艘船命名为“挪威”号。

对比利时的国王来说，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乐队，没有舞动的旗帜，也没有人高呼“国王万岁”。与威廉明娜和哈康不同，利奥波德三世并不是他的国家统一和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象征。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位43岁的国王现在被视为战后比利时社会不和谐的标志，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讲荷兰语的佛兰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这两个主要民族之间。1945年5月，利奥波德即将从德国的囚禁中回到比利时的消息在已解放九个月的比利时人中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在向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情况完全是爆炸性的。”

在战争进行的前四年里，利奥波德被软禁在布鲁塞尔郊区的拉肯皇宫里。1944年6月，海因里希·希特勒下令将他及其家人带回德国，他被囚禁在萨克森州的一个中世纪城堡中直到1945年3月。所有皇室成员随后被转移到了奥地利小镇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被一道12英尺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小木屋里。他们在两个月后被美军解放了。

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利奥波德在1940年战败后仍留在比利时的决定给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他仿效了他所敬爱的父亲阿尔贝特国王，阿尔贝特国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离开比利时及其军队。对于阿尔贝特和比利时来说，幸运的是在当时德国人没能征服过整个国家，国王能一直留在比利时的国土上继续指挥战斗。相比之下，阿尔贝特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战争时期没有机会去领导他的人民，因为德国人把他和他的人民隔离开了。

随着战争的推进，比利时国内外都开始批评利奥波德的公开沉默。尤其是对他没能像威廉明娜和哈康在伦敦通过BBC所做的那样，公开号召他的同胞们挺身对抗德国人颇有微词。他的批评者们对威廉明娜和哈康比他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挑战纳粹这一事实似乎熟视无睹。荷兰历史学家詹姆斯·H. 赫伊津哈指出：“如果他公开支持盟军的事业，希特勒就不会再对他做出任何让步了。”

也有人指责利奥波德在1940年11月在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据说国王去德国要求元首释放所有的比利时战俘，为他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并保证比利时的“国家完整”。他的所有要求都被置之不理。在那次旅行之后，利奥波德和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没有公开透露过安排那次旅行的原因，而传言说他正在与德国人合作。

对利奥波德不利的另一件事是他在1941年9月与一位在伦敦出生的比利时政府高级官员的女儿玛丽·莉莲·贝尔斯（Mary Lilian Baels）的婚姻。贝尔斯不仅不是贵族出身，更糟的是在许多瓦隆人的眼中，她有佛兰芒血统。按照比利时的传统，为了避免冒犯瓦隆人或佛兰芒人，人们期望国王会找一位外国皇室血统的新娘。利奥波德的第一任妻子阿斯特丽德是瑞典的一位公主。她符合了传统的要求，并在去世之前深得比利时公众的喜爱。利奥波德在战争期间为了寻求个人的幸福，尤其是选择了不合适的人做妻子这件事冒犯了许多人。

对此感到最为恼火的是在伦敦的比利时流亡政府成员，特别是首相于贝尔·皮埃洛和外交部部长保罗 ? 亨利·斯帕克，他们于1940年5月比利时宣布投降之后干了很多事情来抹黑利奥波德。在他们因曾敦促比利时与德国的和平谈判而受到攻击之后，皮埃洛和斯帕克不得不表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努力和对国王的忠诚。在1940年，国王深受比利时人的拥戴，而他们则不受欢迎。

但到1943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利奥波德的被动姿态，被一些比利时人视为亲德的态度，从而使他和许多同胞疏远了。另外，他和他的顾问没有及时和流亡政府沟通，更加剧了彼此之间本已深刻的不满。1943年11月，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给利奥波德，要求他罢免伦敦流亡政府认为是反盟军的朝臣，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比利时的德国合作者。他们还坚持要求他公开否认最近的一个传言，说他打算战后在比利时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詹姆斯·赫伊津哈写道，“想象一下国王的感受并不难。这些人三年前曾玷污了他的荣誉，而现在又肆无忌惮地对他进行新的侮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利奥波德在回复时只答应尊重和服从比利时宪法。一年之后，国王再次给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严厉斥责他们“对比利时主权和国旗的无端攻击”，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利奥波德继续写道，在他们承认错误并“作出了充分和全面的修复”之前，不得允许这两位官员在解放后的比利时行使任何权力。

比利时国王和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次宣战。但是，直到1945年2月比利时解放和举行全国大选之后，这种敌意才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斯帕克仍然担任外交部部长，但皮埃洛的首相职位被社会党的领导人取代，而社会党反对将利奥波德作为国王迎回比利时。事实证明，整个国家对利奥波德的态度也是分裂的。这反映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传统分裂，社会主义者和瓦隆人反对利奥波德，而天主教主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佛兰芒人则支持他。

当利奥波德在1945年5月获得自由时，社会党执行委员会要求废除他的王位，而天主教的议员则要求他立即回国。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给国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利奥波德回来的话，他担心说法语的瓦隆人地区会发生暴乱，“问题不在于对你的指控是否正确……而是你已不再是比利时统一的象征”。

当获得自由的利奥波德与比利时官员会面时，他承诺将履行皮埃洛和斯帕克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罢免他的高层助理，严格遵守国家宪法，迅速惩罚德国人的合作者。但这对于社会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的政府成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斯帕克的带领下，政府成员威胁说，如果国王回来，他们就辞职。并补充说，如果因国王回国而发生暴力事件，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维持法律和秩序。

由于在政治上不可能让利奥波德重新坐上王位，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声称除非受到议会邀请，否则他恢复王位将是违宪的。虽然利奥波德拒绝退位，但他接受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和流亡在瑞士的家人一起生活，任命他的弟弟查尔斯为摄政王。

利奥波德在向他的人民告别的讲话中感叹地指出：“我无法分享你们在这一刻所感受到的获得解放的幸福。在遭受了囚禁和流放痛苦的比利时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被允许回到我的家园和祖国享受胜利喜悦的人。”

然而，尽管利奥波德面临着许多困难，他和其他的比利时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能够在他的余生中自由生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公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注定要从战时生活在一个残酷的暴政之下转入战后生活在另一个“独裁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