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这本书的时候，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六个于1940年春夏两季逃到伦敦的被占领欧洲国家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身上。1941年春天，又有两个欧洲国家——希腊和南斯拉夫被德国侵占。希腊政府逃往开罗，在那里建立了战时基地。以彼得二世国王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于1941年6月抵达伦敦。尽管英国人对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但那位国王和他的政府对英国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的影响都很小。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把另一个国家加到已经相当复杂的叙述中去，将使这本书更加臃肿），我决定不把南斯拉夫包括在这本书中。

最后，我想对几十位在我的研究中曾如此慷慨地帮助过我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工作者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其中的一些人是在我视为特殊珍宝的机构中工作的，这包括了英国的基尤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的丘吉尔档案馆，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和纽约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乔治城大学的劳因格图书馆是另一颗“珠宝”，在过去的20年间，这家图书馆一直是我的家外之家。凭借其在国际事务各个方面的非凡藏书和你可能会想到的其他资料，它让我的研究工作变得更为轻松了。

同样也要感谢许多历史学家，我在写作《最后的希望之岛》时从他们的著作中了解了许多，也引用了许多。我要特别感谢克里斯托弗·安德鲁、阿萨·布里格斯、马克思·哈斯丁、弗朗索瓦·凯尔索迪、大卫·斯塔福德（David Stafford）和罗伯特及伊莎贝尔·托姆斯（Robert and Isabelle Tombs）。

感谢兰登书屋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杰出的编辑苏珊娜·波特（Susanna Porter） 和她极有才华的同事普里扬卡· 克里希南（Priyanka Krishnan）。对亨利·罗森布鲁姆（Henry Rosenbloom）、菲利普·格温·琼斯（Philip Gwyn Jones）、莫莉·斯莱特（Molly Slight）以及正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出版《最后的希望之岛》的斯克里奇出版社的其他人，我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谢我的老朋友盖尔·罗斯（Gail Ross），感谢她为我和其他有幸由她来当经纪人的作家所做的一切！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斯坦·克劳德和我的女儿卡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你们两人的亏欠，你们是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