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仲夏，盟军正迅速地接近两个被占领国家的首都——巴黎和华沙。对巴黎这座城市来说，那个夏天将在解放的喜悦中结束；而对另一座城市——华沙来说，那个夏天将以一场死亡和毁灭的风暴结束。

一位波兰抵抗运动战士曾说，在那年的7月下旬，波兰人民愿以他们的所有一切来换取看到正在赶来巴黎的美国和英国军队“站在华沙大门口”的机会。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几百年的“宿敌”——俄罗斯人正在逼近这座城市。

几个星期前，苏军沿着千里长的战线推进，已经把德军扫出了波兰东部。而现在，斯大林已把那片领土收入囊中。然后苏军继续向西推进，进入了所有人都没有争议的波兰国土。在7月22日，克里姆林宫宣布成立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是由斯大林亲自挑选的波兰共产党人，并宣布它是苏联从德国人手中夺回的波兰领土上的合法临时政府。该委员会将在波兰第一个摆脱了德国控制的主要城市卢布林开设办事处。斯大林说，它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波兰新政府的核心。

对波兰救国军的成员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什么也不做，让斯大林通过他精心挑选的波兰共产党人接管整个波兰；要么主动起来与纳粹抗争，最终设法控制自己的国家。

自1939年以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全国性的起义。而在1944年7月下旬，救国军领导人相信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由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使整个国家的起义变得不可行了，但救国军仍然希望至少能把德国人赶出华沙，并在苏军到达之前控制首都。救国军在华沙大约有35000名军官和士兵，他们都渴望在这个关键时刻为波兰而战。一位地下抵抗运动的高层官员说：“出于民族的尊严和自豪，应该让波兰人来解放自己的首都。”“ 如果人在首都而没有参加解放这个城市的战斗，那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军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然而，救国军的计划是基于盟军的空降兵会来增援而制定的。正如一名地下抵抗运动领导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救国军的领导人相信，一旦起义爆发，英美两国就会马上派遣军队前来支援。而且，他们还相信他们的西方盟友会迫使苏联也这样做。

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情况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距离华沙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红军的巡逻队，恐慌的德军开始撤出这座城市。7月26日，救国军司令塔德乌什·博尔? 科莫罗夫斯基（Tadeusz Bór?Komorowski）将军向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发电报说：“我们已准备好，随时可以起义，为华沙而战。我将会报告战斗开始的日期和具体的时刻。”他要求将波兰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以及为这一时刻而在英国创建并训练的波兰第一伞兵旅尽快派往华沙。他还要求盟军轰炸华沙附近的德国机场，并立即开始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

到那时为止，英国参谋总部和特别行动处都从未明确告诉过救国军，他们在发动起义时不会得到盟军的援助。英国军方在最后一刻才明确表示，没有丝毫可能去实现波兰救国军的希望，英国指挥官们正把注意力集中于诺曼底登陆后的战场态势。他们告诉波兰流亡政府，救国军的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波兰轰炸机中队目前正在对德国进行空袭，而波兰的战斗机中队正在为诺曼底战场的盟军提供支援，对敌人的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并护卫盟军的轰炸机和舰队。与此同时，波兰的伞兵旅已经在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下即将被部署到西欧战场。

当知道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取代已故的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而成为波兰军队总司令的卡齐米尔茨·索恩科夫斯基（Kazimierz Sosnkowski）将军强烈反对举行起义。他认为没有强大的盟军援助，起义“只会导致无意义的大规模流血牺牲”。索恩科夫斯基曾在7月初下令救国军取消其起义的计划。但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离开英国去了意大利视察在那儿的波兰军队。波兰内阁其他成员趁他不在的时候发出了一个电报，授权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由你决定在最佳的时机宣布起义”。

索恩科夫斯基并不是唯一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向救国军发出过警告的“卡桑德拉”。1944年曾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并飞回波兰准备参加起义的年轻的救国军信使扬·诺瓦克告诉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和他的副手，他们不要期待盟军的援助。根据诺瓦克在7月29日救国军领导人会议上的报告，一些与会者敦促诺瓦克告诉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推迟起义，但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一位领导人宣称：“我们别无选择。我请你想象一下，一个为了跳过那堵墙而在五年的奔跑中不断加速的人。他跑得越来越快，然后在飞越障碍前一步时命令他停下。由于跑得太快了，他停不住。如果他不跳，他就会撞墙。因此，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在一两天内，华沙就将是前线了。”

他的话显示了伦敦与华沙之间在相互理解上所存在的巨大鸿沟。在白厅，办公室里凉爽舒适。而在华沙，只有绝望中挣扎的**。五年来，波兰人民经受了饥饿、恐怖和死亡。现在起义的机会已经到来，他们不会被英国的逻辑所束缚。在整个城市里，男女老少把从1939年以来隐藏起来的左轮手枪、步枪、手榴弹和其他武器都拿了出来。这些武器被清洗之后悄悄地分发给了救国军的成员。

8月1日下午5点，华沙全市成千上万个门窗被打开了，起义开始了。救国军地下部队的士兵从阳台、窗户和屋顶用步枪和其他小型武器向过往的德国军队开火了。还有波兰人向纳粹总部投掷手榴弹，并向德军的弹药仓库和部队运输中心投掷汽油弹。在几十个社区里，普通公民——家庭主妇、工人、大学教授和店主等把桌子、柜子、沙发拖到街上，建立起阻挡德国坦克和部队前进的路障。从许多公寓大楼的窗口垂下了被长时期隐藏着的波兰国旗。

到夜幕降临时，几乎所有可以看得见的德国占领者的痕迹都消失了。华沙居民拆除了德国人的街头路牌、商店招牌、海报、铭文和旗帜。希特勒和其他著名纳粹分子的肖像被贴在路障上，这样德国军队就不得不向他们自己的领袖图像开火了。

在起义的头三天里，救国军战士夺取了华沙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他们的军队中只有大约2500 人是装备充分的。然而，在那个关键的第一阶段，他们没有夺取几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包括德军的机场和维斯瓦河上的桥梁。起义部队的战线已经过度扩张，他们迫切需要援助。但西方盟国或苏军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尽管有好几个师的苏军就驻扎在华沙的郊外。

与此同时，纳粹派出了增援部队，准备反击。德国空军的精锐部队赫尔曼·戈林的一个师正从意大利匆匆赶来，另外还有两个党卫军师也正在赶来的路上。按照第三帝国高层领导人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要给造反的波兰人一个最后的教训。海因里希·希姆莱宣称：“华沙的每一个居民都必须被处死，不允许有俘虏。”一旦他的部队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就要把华沙残存的废墟全部碾平。党卫军总司令告诉希特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起义是一件幸事。华沙将被毁灭……这个国家挡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已经700年了……不应该再成为我们或我们下一代的问题了。”

当希姆莱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涌入华沙时，救国军的无线电报务员向伦敦发出了绝望的呼救，要求提供武器和弹药。随着时间的流逝，抵抗力量感到他们越来越被忽略，越来越与世隔绝。当诺曼底战线上传来报道，盟军有了新的进展，越来越多的法国城镇被解放时，这种孤独的感觉也越来越强。

尽管如此，他们的呼吁终于开始有了一些效果。8月初，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伊登向英国总参谋部施加压力，要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向救国军提供援助。英国皇家空军很不情愿地从意大利出动了多次供应航班，但是损失惨重，结果使后来的任务都被取消了。空军副总司令、空军上将道格拉斯·埃维尔（Douglas Evill）爵士说，有效的空中支援“只能由苏联人的战术飞机提供，在短途航程时实施”。当然，没有人见过那些支援的到来。

与此同时，由希姆莱派出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则在华沙挨家挨户地抢劫、强奸和谋杀。在一个又一个社区，居民们被赶到庭院和街道上，然后被机关枪射死。到8月5日晚间的时候，仅在华沙一个居民区就有10000多平民被屠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杀戮席卷了整个城市。

德国人扫除了华沙外围地区的救国军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救国军在城市中心的据点。起义正在慢慢死亡。只拥有轻武器的救国军部队正在对抗拥有装甲车、坦克、远程火炮、俯冲轰炸机和其他重型武器的纳粹部队。到8月中旬，德国人每天24小时都在轰炸整个城市。华沙的所有地方都在炮火的射程之内，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着了火。砖块像雨点般地落下，燃烧的木梁在空中飞过，尘土和烟雾笼罩了一切。人行道和街道上堆满了尸体，还有更多的尸体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之中。

波兰人仍在战斗。在市中心北面的华沙老城区里，在狭窄曲折的鹅卵石街道上和完美修复的高高的中世纪房屋旁，展开了最为血腥的战斗。波兰人和纳粹在极近的距离内进行了肉搏战。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让一些德国人回想起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几天。

救国军的无线电报务员从被炸坍的大楼的酒窖里继续向西方盟军发出紧急求援的电报。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发了一封直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个人电报：“我们对英美两国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充满信心。总统先生和首相先生，我们完全有权利向你们提出这个急切的呼吁，请立即向受伤的华沙提供援助。”

救国军战士的抵抗热情和德国人的野蛮行径让丘吉尔震撼不已。在他的坚持下，英国皇家空军恢复了供应飞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有近百架飞机被派往华沙地区。然而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是非常密集的，机组人员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救国军控制的城区在迅速地缩小，要准确地空投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许多波兰飞行员仍嚷嚷着要飞到那里去。曾在不列颠之战中英勇战斗而让英国人崇拜不已的303中队的飞行员，甚至直接向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发了电报：“1940年，当大英帝国的命运岌岌可危时，请你相信，陛下，我们波兰飞行员从来没有爱惜过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在燃烧的伦敦上空，并不缺乏波兰或英国的飞行员。他们现在难道不应该出现在正在燃烧的华沙上空吗？在盼望解放长达五年之后，这个城市是否会在胜利的前夜消亡？”王后从来没有回过电报。实际上，她可能从来没有收到过电报，而303中队也从未被派往华沙。

8月2日，起义发动后的第二天，丘吉尔在议会宣告起义是“波兰充满希望的时刻”。他接着说道：“苏军现在正站在华沙的大门口。他们把波兰的解放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将为波兰人提供自由、主权和独立。他们想要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但是苏军一直停留在华沙的大门口。事实上，苏军的先头部队就停留在距离波兰首都的中心不到十几英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等待——什么都不干。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丘吉尔要求斯大林允许让携带物资的盟军轰炸机在苏联的机场降落，添加燃料并休整后飞往华沙。丘吉尔认为这是苏联最起码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得到的回应是否定的。克里姆林宫说，起义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苏维埃政府不会伸出援助之手”。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罗斯福报告说，苏联人希望华沙起义被打垮，并不会和西方盟国协调任何行动来支持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宣称，斯大林真正想告诉美国和英国的是这样的信息：“我们打算把波兰锁在仓库和装在桶子里……从现在起，你们将无权决定波兰的事务，现在是你们看清这一点的时候了。”

丘吉尔很快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据他的医生说，在起义期间，首相的精力因为担心苏联的侵略意图而被消耗殆尽。他仿佛身临其境地参与了在华沙爆发的史诗般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波兰人充满**的抵抗赢得了他的尊重，而德国人对波兰平民耸人听闻的暴行使他愤怒至极！50多年后，丘吉尔的孙子说道：“我的祖父为了帮助波兰人而拼命，完全忘了他自己。”

但是罗斯福并没有那种紧迫感。在斯大林否决让盟军飞机在苏联机场停留之后，他拒绝去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波兰人。当英国首相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在华沙目睹纳粹大规模屠杀的目击者报告时，罗斯福冷冷地回答说：“感谢你们提供骇人听闻的关于华沙波兰人的现状和纳粹非人道行为的信息……我认为我们现在无法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履行我们的承诺。”

在8月初的那几天里，当巴黎居民挤在一起收听被禁止的BBC广播报道华沙的苦难时，许多人都被同一个想法所困扰：在被德国占领四年之后，他们和他们美丽的城市也会遭受类似的灾难吗？

经过一个漫长并血腥的夏天，跨越诺曼底长满树丛的乡村之后，北方的盟军最终在7月下旬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切入了法国的中心地带。然而即便美军正在逼近巴黎，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没有计划立即解放巴黎。事实上，他正计划绕过这个他认为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城市，尽快向德国挺进。

正如在阿尔及尔隐居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所看到的那样，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将给巴黎和他自己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首都有危险，而且戴高乐想控制法国解放后的一切的希望也有危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共产党人在包括巴黎在内的许多地区掌握了抵抗运动领导权，他已经收到他们正在准备起义的情报。戴高乐认为，西方盟军在局势“失去控制”之前抵达巴黎将是至关重要的。

戴高乐决心实现他的目标，并开始采取行动绕过艾森豪威尔，正如先前罗斯福曾试图不让他参与战后法国的治理时他绕过罗斯福那样。在“D日行动”之前，美国总统曾决定将让美国军队管理解放后的法国直到举行选举为止。为达此目的，几十名军官目前正在弗吉尼亚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公共行政速成课程和法语课程的学习。

但艾森豪威尔和大多数英国官员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戴高乐和他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应该是法国的临时政府。尽管丘吉尔仍然对戴高乐在“D日行动”之前的行为感到不满，但他不情愿地同意让戴高乐在进攻发起一周后回到法国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那是首相应对来自英国媒体和公众的沉重压力，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强力游说的一个回应。实际上，被罗斯福授权治理法国解放地区的盟军总司令正在华盛顿游说以取得最终的解决方案。

在批准戴高乐访问诺曼底海岸线的贝叶的备忘录中，丘吉尔写道：“我建议他应该慢慢地穿过镇子，在与几个人握手之后回来，不要在那里发表任何声明。”然而和以往一样，戴高乐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在那时，大多数法国人只知道他的声音，在整个战争年代他们从BBC广播中听到的那个声音。一位观察家认为：“他对几百万人来说像是一个‘鬼影’，一种理念。现在他必须给自己赋予血肉之躯，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现实”。

当戴高乐于6月14日抵达贝叶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一大群欢呼着、抽泣着的法国市民们包围着。他在贝叶的街道上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在城镇广场上向那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然后，他又去了附近的伊西尼镇，并在那里也发表了讲话。当他在那天晚上回到英国时，在诺曼底留下了一位高级幕僚担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长官。靠着艾森豪威尔的默认，戴高乐正在瓦解罗斯福欲把盟军军事管理强加给法国的意图。无论华盛顿是否喜欢，法国将军现在担负起了他国家的解放地区的管治工作。

然而，戴高乐的最大挑战是一旦法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中心——巴黎得到解放之后，是否就能掌握城市的控制权。像华沙在起义之前一样，巴黎也是一个“火柴盒”，城市的居民急于与德国人抗争以抹去他们国家投降的屈辱。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宣称：“我们必须用街垒来抹去1940年的耻辱。”这种情绪在法国共产党的煽动下愈演愈烈，而法国共产党当时控制着巴黎的工会和地下报纸，以及巴黎三大抵抗运动中的两个组织。

8月中旬，巴黎爆发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组织的罢工事件。铁路工人、警察、邮政和电报工作人员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从而瘫痪了整座城市。共产党人呼吁8月18日发动武装起义。当天上午7时，巴黎各处小批量的抵抗战士向德军巡逻队开了火。其他团体冲入公共建筑，赶走了在那里的德国人并接管了大楼。在几个小时之内，一望无际的法国国旗从窗户里垂落，在屋顶上飘扬。

和在华沙一样，街垒遍布巴黎。在皇宫广场，法国国家剧院的演员们将剧院布景库中的沙发、办公桌和其他家具拖到街上，搭建起了巨大街垒。在眼下被抵抗运动占领的巴黎警察总部，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助手们，用他们从实验室带来的硫酸和氯酸钾等各种材料制造了“莫洛托夫燃烧弹”。

尽管起义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意外，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德军部队和坦克冲进了城市中心和周边地区，打死打伤了好几百人。在那些与德国军队作战的人群中，有几千名戴高乐旗下的抵抗战士。戴高乐曾下令不要举行公开的起义，但一旦起义开始，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有加入。

面对既成的事实，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前往法国的艾森豪威尔总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向巴黎发起进攻。戴高乐告诉最高指挥官，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他将撤回法军第二装甲师，并将其派往巴黎，那个师里都是些参加过北非战斗的老兵。这个有16000名士兵的师在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将军的指挥下，于两周前抵达诺曼底以参加向巴黎的进军。

但戴高乐的呼吁和他的威胁都没能在艾森豪威尔那里取得任何进展。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夺取巴黎会有时间的延误和物资消耗——尤其在对汽油的消耗方面，将会让他在德国国防军重组之前到达并对跨越莱茵河的首要目标带来极大的危险。

然而，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改变了主意，这得益于一位来自巴黎的年轻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罗杰·加洛斯（Roger Gallois）的恳求。加洛斯向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在法国的地面部队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加洛斯告诉美国将军们，巴黎的抵抗战士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如果盟军不立即前往援助，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将会丧生。此外，巴黎的德国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在将巴黎交给盟军之前先摧毁这座城市。虽然肖尔蒂茨不喜欢这个命令，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那个命令。他通过加洛斯向盟军传话，只有盟军的快速到来才能让他停止执行希特勒摧毁巴黎的命令。

艾森豪威尔和布拉德利都被加洛斯的报告打动了。8月22日，艾森豪威尔的盟军远征（SHAEF）司令部下令让法国的第二装甲师在美国第四步兵师的支援下前往巴黎。三天后的8月25日上午，勒克莱尔的部队开进了他们国家欢呼沸腾的首都。一群群巴黎人拥抱并亲吻着行进中的士兵，向他们递出一杯杯的香槟和葡萄酒。人们爬上行进中的坦克，向士兵们抛掷鲜花和食物，挥舞手帕和旗帜。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圣礼拜堂等教堂喜悦的钟声震动了整个城市。甚至连德国狙击手的枪声和盟军与德国坦克之间的零星战斗都无法阻挠庆祝活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戴高乐凯旋进入巴黎，挫败了法国共产党在他到达之前在首都建立政府的计划。第二天下午，戴高乐在他部下的精心策划下，向巴黎人民介绍了自己。在法国无名烈士墓重新点燃了永恒之火后，将军和几百名士兵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游行到达巴黎圣母院。几十万巴黎人从人行道、屋顶、窗户和阳台上向他欢呼。

那天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拉里·勒叙厄尔（Larry LeSueur）试图为美国听众抓住这座城市喜气洋洋的气氛。他说：“今天晚上，所有的巴黎人都在街上跳舞。”

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当巴黎人还在用香槟向自己的解放者敬酒的时候，成千上万波兰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平民滑下了“深渊”，消失在华沙恶臭、黑暗的下水道中。下水道已经成为波兰人从被炸成废墟的老城区里逃脱的唯一途径了。尽管如此，救国军的战士们仍然在那里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弹药、食物和水的供应都被切断了，他们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撤离。即便如此，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战斗还在继续。在柏林，海因里希·希姆莱向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已经在华沙战斗了五个星期了。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遭遇到的最惨烈的战斗。”

一位在起义期间飞越华沙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后来说，如果但丁看到了这座燃烧的城市，他对他的“地狱”就会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描绘。然而，西方社会很少有人对华沙的痛苦有真实的了解。除了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和很少几篇社论外，起义的戏剧性的变化、起义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悲惨的结局在英国和美国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巴黎的解放和盟国向德国的进军主宰着报刊的头条新闻和电台的广播。

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英国政治和国际事务杂志《经济学人》在一篇名为《双城记》的文章中，对在华沙的生死斗争和巴黎相对容易的解放之间进行了严酷的、令人心碎的比较。《经济学人》指出，大约五年前，法国、英国和波兰三个国家都对德国宣战。从那以后，英国人在盟国的帮助下，显然包括波兰人的帮助在内，设法保住了自己的自由；而法国人在更多的盟军帮助之下，也正在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是现在当波兰人试图赶走德国人时，在这场“更为血腥和更加绝望的战斗”中，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不仅在物质上，甚至连道义上的支持都没有”。

《经济学人》补充说，苏联人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并拒绝它的盟友使用其空军基地是“无法容忍的”。“华沙的奋起是对盟军事业的荣耀贡献，是不能被拒绝的。现在正在谈论对华沙的援助……为了我们的荣誉，哪怕只是权宜之计，都应该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迅速将盟军的援助送达华沙。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前景据说是恰恰相反。当我们在为法国的胜利而欢呼时，盟军似乎最终将蒙受背弃波兰救国军的耻辱。”

情绪激动的丘吉尔正在做出迟来的努力以阻止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已经在波兰东部领土问题上与斯大林妥协，现在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和独立显然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华沙被毁灭、救国军被消灭，斯大林将会更容易地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体制”。丘吉尔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并不想让‘波兰的精神’在华沙再度兴起”。

在战争内阁会议上，他与内阁成员讨论了派遣轰炸机帮助华沙，并让他们在未经苏军许可的情况下在苏联机场降落的可能性。但最终英国政府决定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正如丘吉尔在战后写道：“ 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再一次作出可怕甚至谦卑的顺从。”

为了帮助波兰人，丘吉尔再次呼吁罗斯福支持一项向华沙发起大规模救援的计划，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撞门式”地进入苏联机场。美国总统在两个月内将面临选举，他不想在联盟内部爆发任何分歧从而损害他获胜的机会，所以他不愿意与斯大林对立。罗斯福回应丘吉尔的请求时说，他从获悉的情报得知，德国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华沙。因此向波兰人提供救援的问题，由于盟军救援的时间被拖延和德国人的迅速行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了（罗斯福是错误的，华沙起义还将持续一个月）。

起义爆发六个星期之后，斯大林知道救国军已经奄奄一息，他撤回了原先不让美国轰炸机使用苏联基地的决定。9月18日，100多架B?17轰炸机向华沙投掷了装有冲锋枪、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医疗设备和食品的箱子。但援助来得太晚了，大部分箱子都落到了纳粹重新占领的城区。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后来说道：“如果第一天就空投救援物资和武器，当时有2/3的城市在我们手中，那些物资和武器可能已经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斯大林因为宽宏大量的姿态而获得了宣传上的好处，但他拒绝了英美军方重复执行援助任务的要求。

当救国军的指挥官们在8月1日发动起义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四五天，援助就会到来，而这恰恰是在巴黎所展现的真实场景。但是在华沙，救国军和城市的民众坚持了63天而增援还是没有到来。党卫军把波兰人逼到了越来越小的区域，还是有人希望外部援助能及时抵达，以挽救剩下的人和剩下的华沙城市。但是援助一直没有到来。到了10月初，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了。食物、水和弹药都没有了，因伤亡人员得不到及时处置，疾病猖獗。在仍然由救国军占领的小片地区，每个地下室和酒窖里都挤满了几十个人，许多人都行将死亡。面对全城民众濒临死亡的残酷现实，救国军的领导们别无选择，只能决定投降。10月2日晚上8点，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在德军总部签署了投降协议。次日，波兰地下电台向伦敦发出了告别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很激动，他哽咽着说道：“我们自由了两个月。今天，我们又一次被囚禁了。”

20多万人在起义中丧生，这占了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华沙居民中的大约1/4。德国人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撤离华沙——这座被毁灭的城市。10月5日上午，幸存者从酒窖和避难所中走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人很快就被送往德国的战俘集中营和劳改营。走在撤出华沙队伍前面的是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和他的救国军。党卫队的方阵在几百码远的地方等着他们。当波兰人的队伍开始前行的时候，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开始唱起了波兰国歌，眼中饱含着泪水。他的战士和身后的民众一并走向等在前面的德国人时，他们激昂奔放地唱着“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死亡”。希特勒并没有像以前发誓要做的那样，把华沙的幸存者全部杀光，但他尽可能地让他们经受更多的折磨。战争结束之前，有好几千人死于德国人的囚禁。有6000多名华沙居民被送往奥斯威辛，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被华沙的波兰基督徒藏匿起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他们没有被送进毒气室，但在1945年春季苏联军队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许多人因为寒冷、饥饿、疾病和虐待而死亡。

来自华沙的另外12000名妇女最终陷入了极度拥挤的拉芬斯布吕克难民营。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那儿也几乎没有食物，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其中有数百名妇女怀孕，那是在起义期间遭受德国士兵强奸的结果。当婴儿出生时，他们被故意饿死，而他们的母亲有许多也死去了。

与此同时，希特勒仍要完成他摧毁华沙的承诺。纳粹工兵把城市分为几个区，每个区都定下了一个摧毁的日子。逐屋、逐街、逐区，德国人系统并有条不紊地烧毁或炸毁了波兰首都的残余部分。当1945年1月苏联军队最终 “解放”这个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是废墟和没有被埋葬的死人了。

与此相比，当戴高乐在8月下旬获取对法国的控制权时，巴黎显而易见没有遭受到大的毁灭性破坏。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哀悼，那场起义夺走了不到2000人的生命，而且整座城市没有让任何炸弹损坏它的美丽。不久，它又再次为商业和娱乐而开放。盟军接管了数百家酒店供自己使用，几天之内就开始了疯狂的聚会。大多数巴黎人和普通法国人很少有吃的东西，但是那些能承受高昂价格的人却能在黑市上买到炽热的食品、烈酒和葡萄酒等。这座城市最好的餐馆几天前曾为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服务，现在正在欢迎盟军官员和记者。

戴高乐将军却不在那些欢庆的人当中。他当时唯一关注的是巩固他对巴黎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掌控，并为解放全法国和盟军最后攻打德国挖掘资源。几天之内，他采取有效措施解散了法国的抵抗运动，把抵抗运动的部队置于法国正规军的控制之下，并命令曾与抵抗战士一起工作的特别行动处官员返回英国。

将军在1944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视察了法国主要的省会中心，并会见了他们的居民。在法国东部的繁华城市贝桑松，埃里克·塞瓦雷德在9月阴冷的雨中，在“比肩接踵”的人群中站了两个小时，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戴高乐。塞瓦雷德战前在法国生活了好几年，他对法国人对大部分政治人物和政客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熟悉。但当他凝视着周围的人群时，他注意到了“一种极为关注、几乎是狂热的敬畏之情，一种我从未梦想过会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情景”。

塞瓦雷德把他那天看到的自信且镇静的戴高乐和他曾在1940年巴士底日见到的在伦敦带领着一支可怜的自由法国军队游行的那个僵硬、不苟言笑的新手做了比较。塞瓦雷德注意到，在这四年里戴高乐“学会了如何故作姿态，如何与人们倾心而谈或窃窃私语。他让贝桑松人和他一起高唱马赛曲，然后慢慢地走到狭窄的街道上，点触几百双伸出的手。就这样，在他访问的每个城市和城镇里，他的声音和‘神话’就变成了高卢人的现实。我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法国人会崇敬罗斯福和丘吉尔，但从来都不会崇敬他们自己的人。现在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他们就这样接受了他”。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到1944年初时，大部分盟国，包括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在内，都承认了戴高乐及其委员会是法国的临时政府。罗斯福尽其可能地对此抵制，但最终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孤立，所以也就放弃了。10月23日，美国承认了将军的委员会。罗斯福宣布时没有事先通知丘吉尔，尽管丘吉尔的疑虑越来越多，但他仍然继续在有关戴高乐的事务上忠诚地跟随着罗斯福。虽然措手不及，英国政府还是立即发表了声明承认了戴高乐及其委员会是法国合法的临时政府。

三个星期之后，丘吉尔首次访问了解放后的法国。鉴于首相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法国和英国的官员都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说：“我们都为此而颤抖。”其实他和其他人都不必担心。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在逆境中令人难以忍受，但在“胜利时坦**宽厚”。在11月11日那个明亮而又寒冷的停战日，巴黎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给了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极其热烈并由衷喜悦的欢迎。英国新任驻法国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惊叹道：“你得亲眼看见才会相信，这比我所见过的任何欢迎场面都要盛大。”

当戴高乐、丘吉尔和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沿着广阔的大道向半英里外的检阅台走去的时候，50多万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街和附近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时在官员欢迎队伍中的“帕格”·伊斯梅将军后来回忆说，在庞大数量的人群中“有些人在欢呼，有些人在大笑，也有些人在哭泣……”，所有的人都神魂颠倒。我们只听见“ 丘吉尔万岁”“戴高乐万岁”“英格兰万岁”“法兰西万岁”的高呼声。首相和将军站在检阅台上，检阅了在台前走过的法国和英国军队。根据戴高乐的命令，法国乐队演奏了一首颇受欢迎的军队进行曲《胜利之父》。戴高乐对兴高采烈的丘吉尔说：“那是为你演奏的。”戴高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他应该得到的。”

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两位领导人至少暂时把他们痛苦的对抗抛在一边。对丘吉尔来说，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从他心爱的法国在1940年陷落的那一天起，他就坚持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包括罗斯福以及首相自己政府中的许多人说，就像凤凰一样，总有一天法国会从灰烬中再次升起。那一天现在实现了，他向那个分享了他的信念并且干了那么多实事的“法国人”致以敬意！丘吉尔在对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讲话中，称戴高乐为法国“无可争议的领袖”。首相不得不承认：“我曾与他就这场艰难的战争的有关事项进行过热烈的争论，但我绝对相信你们应该团结在你们的领袖周围，尽全力使法国团结一致，不再分裂！”

戴高乐也投桃报李，承认了他和法国对丘吉尔和英国所欠下的巨大债务。他在欢迎丘吉尔的午餐会上指出：“如果我们历史悠久并且英勇无畏的盟友英格兰……没有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去赢得胜利，没有展现出气壮山河的勇气去拯救世界的自由，我们将不会有今天……我知道，法国……在一千年以后也不会忘记，正是通过尊敬的温斯顿·丘吉尔所带领的那些高尚的人们的鲜血、汗水和泪水，才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才得以登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荣耀高峰。让我们举杯祝福温斯顿·丘吉尔和我们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盟友——英国！”

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明朗，但是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这种合作和团结的理念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当英国和法国官员相互敬酒时，一个更加直接的“阴影”使他们的庆祝变得愈发黯淡：在巴黎解放时似乎已经非常接近的盟军胜利，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