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黎明时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像一把尖刀，划破英吉利海峡的狂风巨浪向法国刺去。海峡中的几千艘战舰和天空中不见边际的轰炸机、战斗机队列，让人们看到了西方盟军全线出击的宏伟和壮丽场景。

在诺曼底海滩上登陆的进攻部队大部分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但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攻部队携带着根据欧洲特工提供的情报而描绘的德国海岸防御工事的详细地图。挪威、波兰、比利时和法国提供了运送和保护“D日行动”部队的船只；荷兰、比利时、捷克、波兰和法国的飞行员及机组人员驾驶着战机在盟军头顶上飞过。

6月6日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但那只是随即而来的进攻浪潮的第一波。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将近200万盟军地面部队和飞行员（其中20多万人来自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将加入突破诺曼底并横扫法国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将成为流亡政府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的第一支主力军。波兰的装甲师以及规模较小的比利时、 捷克和荷兰的部队不久之后也登上了欧洲大陆。

“欧洲军队”期待加入即将来临的战斗热情是他们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盟军战友所无法比拟的。对他们来说，参加解放欧洲的战斗将是他们弥补自己国家战败屈辱的一次机会。同时，也能体现出他们对盟军事业的忠诚。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望解放自己的祖国，并向占领者报仇雪恨。现在，决战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当盟军舰队在6月6日这个多云的早晨接近诺曼底海滩时，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欧洲服务频道暂停了正在广播的节目，宣告了“D日行动”开始。欧洲人民从布什大厦发出的广播中得到了盟军进攻法国的第一个消息。从1940年6月开始，BBC帮助他们摆脱了绝望，开始相信解放的可能。四年后，这种可能终于开始变成现实了。

BBC的播音员用法语、英语、荷兰语、佛兰芒语、挪威语和丹麦语播送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公告，宣告诺曼底登陆是“西欧战役的开始”。将军的公告广播之后，接着广播了戴高乐将军、哈康国王、威廉明娜女王、比利时首相皮埃洛和卢森堡公爵夏洛特的讲话录音。

前一天晚上，BBC还扮演了另一个重要的战时角色，即在伦敦和欧洲抵抗运动组织之间传递信息。自1941年夏天以来，BBC的欧洲服务广播除了提供新闻和评论之外，还向敌后的抵抗运动成员和特别行动处特工播送特别的密码信息。这个想法是由第一个跳伞到法国去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乔治·贝格（Georges Bègue）提出来的。由于担心经常使用他的无线电设备会把德国人引到身边来，贝格向伦敦建议：对他的一些指示可以通过BBC播放一些事先约定好的短语或句子发送给他，只有他和 F 分部知道那些短语或句子的意思。

英国广播公司的信息并没有取代摩尔斯电码传输，但却是伦敦和敌后的又一种重要沟通方式。在法国，让·穆林安排向全国各地的抵抗组织分发了大量的收音机，然后让他们按照指示听取BBC向他们广播的专门信息。正如抵抗运动领导人、未来的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后来所说的那样：“在荒芜的沼泽中，在不起眼的小镇友好的街道上，从海峡那边传来的声音以奇迹般的方式传播着，由此织成了一张敌人看不见的网络。”

通过BBC传递个人信息的做法迅速扩大到了特别行动处的每个国家分部以及军情六处。在BBC向被占领国家播放晚间新闻节目之后，它会播送一系列简短而又神秘的个人信息。信息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对于那些不知道其中含义的人来说是荒谬的。例如：“蒲公英不喜欢沙丁鱼”“圣诞老人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路易斯去看望牧师”“牛奶已经煮沸了”“ 让，你必须剃掉你的胡子啦”等等。

从这种看上去似乎是胡言乱语的表述中，特工会发现一句对他或她有意义的句子，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破译其中的含义。这条信息可能代表了多种不同的行动或情况：即将进行的空投、某次行动的开始、运送武器或物资、特工或信使安全抵达伦敦或敌后、有人被捕的警告等等。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既有效又简单的方法。个人信息变成了特工通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大大减少了无线电报员的通话时间，从而减少了被发现的机会。

这种传递信息的方法还发挥了一项贝格没有预见到的功能。它可以让在不同国家活动的特工们能够向那些想帮助他们，但又怀疑他们英国特工身份的人们说：“你们写一个简短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我将安排一周后在BBC播出。”用特别行动处法国抵抗运动组织者本·考伯恩（Ben Cowburn）的话来说：“这是力量的第一次显现，你能够下令让那个不可一世的英国广播公司说你要它说的话……从那以后，你就是一个人物了。”

大多数欧洲人对BBC有着巨大的信任和感情，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对特别行动处特工的又一大帮助。在法国，另一个特别行动处抵抗运动组织者哈里·雷（Harry Rée）说：“主动的抵抗者是极少数，但是大多数法国人都听BBC。”“总的来说，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在困难的情况下向任何你不认识的人寻求帮助并说你是英国人，他们将会帮助你。他们可能会很害怕，可能不会长时间地帮助你，但他们肯定不会出卖你。”

在通常的夜晚，BBC法国服务部门的个人信息播放将不会超过5分钟。在“D日行动”的前夜，他们的个人信息节目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些信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播放到空中，例如：“骰子在桌子上”“他用了假声”“苏伊士天气很热”“拿破仑的帽子在圈子里”“约翰喜欢玛丽”“箭无法射穿”“长颈鹿有一根长脖子”等等。对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说，每一条信息都是召唤他们投入战斗的命令。

在法国各地，几千名抵抗战士离开了家园和工作场所，从隐蔽地点拿出了武器和弹药，开始执行密码信息所传递的事先预定好的破坏任务。在诺曼底和其他地方，政府经营的电话和电报公司的雇员们切断了电话线，迫使德国军队只能使用无线电传输作为他们唯一的通讯方式，而用这种传输方式传送的信息会被布莱切利公园轻松地截获并解密。在盟军登陆诺曼底初期，每天截获1.7万多条包括有关德国部队和供应动向的详细信息。一旦确定了德军的确切位置和后勤供应点，盟军便发起空袭。

总体来说，抵抗运动组织在盟军发起进攻后进行的破坏行动比所有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从6月6日起，德国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后方或通讯线路。仅在第一天晚上，特别行动处和其他行动小组就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中断铁路运输行动计划中的950起。所有通往诺曼底海滩的主要路线都瘫痪了。

在法国北方，特别行动处的“农夫”组织破坏了里尔工业城镇附近铁路线的汇集点，使它一直到月底都无法使用。特别行动处特工珀尔·威灵顿在组织者被盖世太保抓捕之后接管了部分“文具店”的组织，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摔跤手”。“摔跤手”拥有3000名抵抗战士，在威灵顿的指挥下，对整个法国中西部安德尔地区的铁路线实施了破坏行动。

同时，南方数十个抵抗组织也使其所在地区的铁路交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有效地粉碎了驻扎在那里的几个德国师迅速前往诺曼底以加强德军防御的企图。弗朗西斯·卡马斯的“骑手”和托尼·布鲁克斯的“皮门托”组织，都由几千人组成。而其他的一些组织规模则小得多，其中很多是共产党人的组织。还有一些更小的则完全是由当地的抵抗者组织管理的，与外界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使德国人控制的铁路运输和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完全瘫痪。他们炸毁了铁路线，堵塞了道路，使列车脱轨，机车停驶，摧毁了燃料堆场和桥梁。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整个法国铁路系统遭到的破坏是如此严重，德国人最终不得不放弃使用它”。除了增援部队，德军到达诺曼底的弹药、燃料和粮食等重要物资也大大延缓了。由于德军的增援和补给的不及时，盟军在攻击的最初几小时和几天内，争取到了他们巩固自己的滩头阵地所需要的时间。

一个帝国装甲师从法国南部到诺曼底走走停停的行程就是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卓有成效地阻击和德国人凶残报复的典型案例。根据马克斯·黑斯廷斯的说法，这个令人生畏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师也称帝国装甲师，拥有19000名士兵，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强大的战斗群之一”。这支部队装备有最新式的重型坦克，经过数月在苏联战线上的激烈战斗之后，于1944年撤到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休整、改装和训练。

这个师在图卢兹停留期间，坦克存放在附近的蒙托邦镇并有重兵守护，但运输坦克的铁路平板车停放在几英里之外的铁路线上没有人看守。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其中有一对十几岁的姐妹，利用这个机会从平板车上吸走了所有的车轴油，并用石块磨制成的纤细的碳化硅粉代替了它。

当帝国装甲师的指挥官在6月7日接到命令立即前往诺曼底战线时，他们先派出了铁路平板车，结果所有平板车的车轴都在前往蒙托邦镇的途中破裂了。坦克被迫开到路上，自行前往诺曼底。这不仅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严重地磨损了坦克的履带。当这个师到达诺曼底时，至少有60％的坦克无法使用。一路上，德国部队一直遭到游击队战士的不断袭击。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们把德国人包围在一种可怕且被仇视的气氛之中，那种气氛吞噬了德军指挥官的信心和士兵的勇气。”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师只要三天就能到达诺曼底。但在1944年6月的“混乱”之中，这个旅程持续了17天。而且帝国装甲师是在“极度混乱和疲惫的状态下”投入战场的，在到达滩头阵地之前还遭到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这个遭受了惨重损失的师直到7月10日才真正投入战斗，但为时已晚，没有对战局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帝国装甲师的蜗牛般的迟缓前行不仅仅是抵抗运动成员的破坏和阻挠的结果，还因为它的指挥官收到了来自柏林的命令，要求帝国装甲师在北进的途中要尽可能多地杀死马奎斯游击队员。命令写道：“帝国装甲师”的部队“必须立即转入反击，毫不犹豫地以最大的力量和严密的举措实施打击”。希特勒对马奎斯游击队员激烈抵抗的愤怒，使得消灭抵抗组织成了优先于增援诺曼底的任务。马克斯·黑斯廷斯指出，元首对于“守护帝国的每一寸土地的痴迷再次让他遭殃”。“在盟军登陆之后的头几天，德国人因法国抵抗运动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帝国装甲师所面临的困境而导致的行动迟缓，可能对战场的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月16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敦促柏林放弃卢瓦尔河以南的所有法国领土，并命令那里的16个师赶到诺曼底前线。柏林回复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相反，帝国装甲师和其他部队应首先集中兵力清算抵抗组织。黑斯廷斯写道：“在进攻之前，甚至连最乐观的盟军计划者都没有料到，德国的高级指挥官会如此愚蠢，竟然让重要的战斗部队去对付马奎斯游击队员。”

已经走向极端的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又进一步升级了。菲利普·德·沃默古书面记录了德国在法国东部的野蛮行动：“他们烧、杀、抢夺。”“他们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属于抵抗运动的人）都杀了。他们枪杀了一名正在修树篱的人；他们把七名在树林里干了一早上活儿之后正在回家路上的砍柴人也杀了。”

帝国装甲师则将它的愤怒倾泻到整个村庄。6月10日，党卫军部队进入了坐落在图卢兹以北约150英里处利摩日附近被树林和田野围绕的奥拉杜尔村。在那个美丽的周六下午，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和平绿洲的奥拉杜尔村，人们正忙着出门享受悠闲的午餐或者去完成每周的购物。突然他们正常的周六活动被中断了，村上的召集人敲打着他的鼓，把村里的所有居民都召唤到了不大的村中广场上。

当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之后，妇女和儿童被从人群中分离出来，赶进一座教堂里面，党卫军点燃了教堂。当火焰喷向天空时，党卫军向被困在教堂内尖叫的村民开火，士兵在教堂外形成一道警戒线，以确保没有人能活着出来。与此同时，奥拉杜尔的男子被推进附近的车库和谷仓，在那里被机枪扫射枪杀。那天死了600多人，其中包括190名儿童和婴儿。

奥拉杜尔大屠杀事件一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场德国人的野蛮屠杀。这次针对的是集结在格勒诺布尔市附近的阿尔卑斯山韦科尔山地高原上的3000多名抵抗战士。7月3日，韦科尔的马奎斯游击队员宣告高原为一个“自由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国旗。弗朗西斯·卡马斯当时已被任命为法国东南部所有盟军破坏行动的总指挥。他认为宣告成立“自由共和国”是一个“愚蠢但很容易理解的行动，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消除1940年的耻辱”。韦科尔的马奎斯游击队员相信盟军会向他们运送物资和武器，并且很快就会派出正规部队来支援他们，所以计划在高原上与德国人对抗。但是他们既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常规军队拥有的枪炮或其他重型武器来作战。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人，不断移动，而不是钉在某个地方。在与德国人的阵地战中，他们不可能赢得胜利。

卡马斯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灾难，拼命敦促伦敦向韦科尔派遣人员并运送重型武器，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抵抗运动成员将被血洗。特别行动处和戴高乐的阿尔及尔总部向他们空投了几百箱步枪和其他轻型武器，但那些武器是无法抵挡德国人的攻击的。

7月20日，韦科尔上空出现了几十架滑翔机。马奎斯游击队员们高兴极了，以为盟军终于来救他们了。然而，他们看到那些滑翔机却是德国人的。纳粹派出了几千名党卫军来镇压叛乱，并最终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接下来的三天里，650多名抵抗战士被杀害。德国人还强奸、拷打，杀害了附近村庄的250多名居民。

像奥拉杜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一样，韦科尔也成为人们无法忘怀的纳粹野蛮行径的历史标志。

如果韦科尔的抵抗战士能够等到8月份再发起他们的“自由共和国”，那么他们的自由梦想可能就会变为现实。8月15日，由10个师的美国和法国军队组成的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的海滩登陆，展开了一次名为“龙骑兵行动”的进攻。七天之内，盟军部队就冲进了罗讷河谷，并到达了北面180英里的格勒诺布尔。正如军事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所说的，法国南部的德国人“从来就没有机会”成功防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抵抗组织向盟军提供了援助。

美国第七军情报长官威廉·奎因（William Quinn）上校说，由于抵抗组织提供的情报，盟军进攻部队事先就知道了“水下的障碍，对海滩的情况和每一处德国工事了如指掌。我们把那些德国人都砸死在那里了”。奎因补充说，法国人“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跟随“龙骑兵行动”部队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塞瓦雷德说：“盟军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确切的关于德军防御工事以及德军部队位置、数量和情况的情报。当我们登陆时，所有的指挥官都拿着地图，上面不仅标示着数百平方英里之内每个农家的位置，而且还有住在那里的农民的名字。两天之内，我们所有的进攻部队， 包括降落在敌人后方的空降兵连接起来组成了一条稳固的战线。”

在收到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登陆的密码警报后，几个沿海城镇的抵抗战士在盟军进攻的同时向其德国占领者发起了攻击。塞瓦雷德注意到，在圣? 拉斐尔，当盟军的第一批部队攻上海滩时，“‘店主们’在德国人的背后开火”；当盟军部队到达邻近的圣? 特罗佩时，他们发现当地的法国人已经俘获或打死了100多名德国人，那里的德国军队已经被包围了；当盟军抵达马赛时，那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已在城市居民的手中了。根据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Henry Maitland Wilson）元帅的说法：“当盟军登陆时，抵抗运动已将法国南部德国军队的作战效率降低到了40％的程度。”

随着德军撤退到了罗讷河谷，弗朗西斯·卡马斯的“骑手”组织成员“像愤怒的猎犬一样，踩着狐狸的尾巴紧追不放”，帮助紧随其后的法国和美国步兵扫清道路。当一支美军坦克部队抵达距离格勒诺布尔大约70英里的加普镇时，原本预计将不得不进行一场战斗，但结果却发现德国人已经离开了。美军坦克部队没有进行一场战斗，而是参加了一场胜利游行。

卡马斯在战后宣称：“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抵抗运动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8月15日登陆的盟军部队能在七天内就抵达格勒诺布尔……是因为一路上没有战斗。阿尔卑斯山已经被抵抗运动组织占领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免于战死。”

事实上，卡马斯差一点就没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在“龙骑兵行动”开始前两天，他和另外两名特别行动处特工在德国人的一次路检时被捕了。他们被送到最近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虽然审讯人员不知道他们抓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杰”，但他们认定卡马斯和他的同事是间谍，并下令将其枪杀。

当卡马斯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克里斯汀·格兰维尔（Christine Granville）知道了逮捕事件之后，她立即赶往关押三名特工的监狱。26岁的格兰维尔是波兰人，本名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Krystyna Skarbeka），在特别行动处中因其美丽、魅力和非凡的大胆而出名。她直接面对盖世太保的负责官员说：美军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卡马斯和其他人被枪杀，他将被捕并接受惩罚。那位德国官员同意释放他们，但要求获得200万法郎的赎金。两天之后，从阿尔及尔来的特工把钱带给了她，她把钱交给了那位官员，卡马斯和其他两名特工在处决前两个小时被释放了。

在“D日行动”之前，盟军指挥官对部队一旦登陆之后，并获得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有效帮助是高度怀疑的。有些将军认为，抵抗战士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提供的任何支援最多只能维持几天。根据艾森豪威尔总部的一份报告称：“这是可能的，支援行动只有短短的几天，之后供应和热情将开始回落。”

但事实上，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抵抗运动在 “法国战役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法国的解放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5月给特别行动处负责人科林·古宾斯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在整个欧洲占领区内，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他写道：“在这场战争以前的战争中，在所有的战场上，没有一个战区的抵抗运动对主要军事力量作出了如此紧密的配合行动。”“我认为中断敌人的铁路系统、骚扰德国人的公路运输，由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对整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内部安全的持续施加压力，这在我们取得完全和最后的胜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也对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情报系统和特工在法国的战斗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多诺万写道，解放法国的战斗“显示出了被压迫的人民在得到物资和组织领导的援助之后，可以在支援盟军解放法国的过程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尽管有这些赞扬，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价值的评价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波奇（Douglas Porch）写道：“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在一个有7.5万名法国男人和女人的抵抗事业中，一部分人是抵抗运动战士，一部分人仅为在集中营中遭到了德国人的野蛮报复的无辜群众，其中还有2万人在遭受可怕的折磨之后在法国死亡了，那么这个事业是否真的起到了任何作用？”波奇坚持认为：“盟军最后是通过超过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在战场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德国军队而取得了胜利。可悲的是，有些人的结论是胜利来自抵抗运动的贡献，那是非常微小的……在战争的战略平衡中，抵抗运动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

波奇并不是唯一认为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的影响被夸大了的历史学家。这种怀疑论的产生，部分是对战后发表的有关书籍浪潮的一种回应，那些书籍歌颂了特别行动处及其官员和抵抗运动组织整体的冒险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特别行动处所犯的巨大错误。而且这种质疑甚至更多的是纠正戴高乐将军的观点。将军认为法国的抵抗力量曾经广泛存在，并且担负了法国解放的主要责任。虽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戴高乐坚持要在战后把它塑造成一个“必要的神话”。他希望由此能够医治国家的分裂，抹去法国向德国投降并与纳粹正式合作的可耻污点。法国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戴高乐必须让法国人相信他们曾经抵抗过了。他们有必要对自己掩盖真相。”

然而，尽管法国主要是由盟军部队解放的，但由一些法国男女组成的抵抗运动也确实在盟军发起进攻前后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朱利安·杰克逊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抵抗运动，法国仍然会被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抵抗运动，解放法国会使盟军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杰克逊看来，确实“需要打破一个抵抗运动的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运动是一个神话”。

对于那些像艾雷·尼夫那样在战时与被占领欧洲国家的抵抗运动实际打过交道的人来说，历史学家把他们的努力看作是在“资产表”上某种数字的想法显然是令人极其反感的。尼夫在战争爆发20年后写道：“近年来，英国专业历史学家描述与纳粹进行地下战斗的人们的行动和错误的意图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氛。”“学术专家试图贬低抵抗运动对战争的贡献。如果他们自己曾参与过行动的话，他们就不会以那种方式来写。没有一个真正了解特工离开英国前往占领国家情况的人会接受如此的自以为是。”

其他人，如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SHAEF）副总司令亚瑟·泰德（Arthur Tedder）空军上将就曾经争辩说，关于法国抵抗运动军事贡献的争论偏离了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泰德写道：“虽然抵抗运动的军事成功无疑是值得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完全不同的基本点上来评判法国的抵抗运动……它的最大胜利就是能在整个黑暗时期保持了法国精神火焰的燃烧。”加入抵抗运动让法国的男男女女能够摆脱孤独和羞愧，获得一种融入社区和自尊的感觉。在收复他们国家的进程中，他们也重新解放了自己。

埃里克·塞瓦雷德是关于法国战时经验最睿智且最具说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那本出色的自传《不那么疯狂的梦想》中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的军队和国家被打败之后，那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健康，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病。”他还进一步分析道：“战败后的条约是不算数的。不管他是否曾英勇战斗过，不管他的军队是否曾有机会取胜，也不管他是否曾被叛国的领导人出卖过，他将永远是一个瘸子。别人来帮助重建他的国家是不够的，如果他想重建他的国家，他必须再次行动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最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等到盟军士兵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之后再采取行动的原因。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有时只在几天之前，在每个村庄和每个城市起义，做一些鲁莽甚至是无用的事情。但它却总是壮丽多彩，留下了不朽的回忆。一名盟军士兵在看到一位法国农民用一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攻击德国人的机枪阵地时会不由自主地摇起头来。他会说，那个家伙疯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位农民必须那样去做，即便他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