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22日， 在作出了武装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决定， 三个星期之后， 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宣告。在众多的听众中，挤在游客席上听他讲话的有29岁的波兰抵抗运动成员扬·诺瓦克（Jan Nowak）。曾在波兰组织过地下无线电通信网的诺瓦克，几个月前被救国军指挥官派往伦敦，随身携带了记载着德国在波兰暴行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有关德国在纳粹死亡集中营杀害犹太人的详细证据。

和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诺瓦克对丘吉尔也很崇拜。他后来指出，波兰人“是靠着对盟国，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任”才活下来的。对于一个在德国野蛮统治下饱受**的民族来说，美国和英国是“正义、真理和自由”的象征。然而当诺瓦克听到丘吉尔那天不得不说的话以后，他对盟军的信任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些象征就都烟消云散了。

六个星期之前，苏军将德国人赶出了苏联，现在正向西追击德军，已经越过了战前波兰东部的边界，重新进入了他们在1939年9月占领的波兰领土。丘吉尔将在下议院的发言中宣布英国支持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占有这块领土的要求。

诺瓦克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随即是“几乎无法控制的愤怒”。他理解英国人无力阻止苏军占领波兰，但丘吉尔的声明是“在苏联人完全占领‘之前’就公开表示同意让他们兼并接近我们国家几乎一半的领土”。

首相的声明是两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幕后交易的一个结果。自从1942年初以来，斯大林就一直敦促丘吉尔接受他对侵占波兰东部领土的要求。起初丘吉尔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在英国军事行动不断失败的压力之下，以及对如果不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他可能与希特勒单独讲和的担心下，丘吉尔最终屈服了。

对于丘吉尔来说，苏联领导人对波兰领土的要求显然是要“把大量人口强行转移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在私底下，他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痛苦。他真心关注着波兰的命运，但不会为了波兰而采取任何行动。现实情况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与西欧、希腊以及巴尔干地区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但在波兰这样的欧洲东部国家并没有这样的利益牵扯。

最重要的是，英国人不准备为了波兰而破坏与苏联的结盟。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愿意给斯大林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以确保苏联继续在东线与德国战斗（在“三巨头”所遭受的战时伤亡数中，苏联占了95％——作者注）。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指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让斯大林的国民承担摧毁纳粹军队所必需的人类牺牲的规模不仅是易于接受的，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英美国家民众对伤亡的敏感使他们无法接受那样的损失”。

事实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在1943年11月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上已经在暗中把波兰的东部领土交给了斯大林，那是在丘吉尔公开宣布那一事实的三个月前。在他们的合作初期，罗斯福总统就向首相表明，除了击败德国之外，他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波兰。对于总统来说，美国和波兰之间没有条约的约束，也不存在因波兰飞行员或军队在存亡之际帮助自己国家而欠下债务。

对于罗斯福来说，对未来盟军的胜利极为重要的波兰人的众多贡献，如破解恩尼格玛密码和波兰间谍在整个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搜集情报等都是微不足道的。波兰的破坏活动在减轻苏联军队的压力方面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罗斯福和对斯大林来说也都是不重要的。其实，德国至苏联的主要供应和通讯线路都经过了波兰，波兰人在战争期间炸毁了数百座桥梁、摧毁了7000多列火车，造成了德国铁路运输大规模的延误和中断。为了应对这些，德国必须对波兰境内的列车运行都加以重兵防护，或者将列车运行路线完全从波兰转移出去，从而造成了更大的延误。

1943年3月，罗斯福告诉英国外交部部长安东尼·伊登，将由美国人、苏联人和英国人来决定波兰的边界，他并不打算“去参加和平会议，与波兰或其他小国讨价还价”。波兰的未来将以某种“维持世界和平的方式”加以安排。罗斯福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他完全同意把波兰的边界向西移。

丘吉尔曾说过，正是在德黑兰，他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本身成了一个小国。从那时起，英国在世界事务中将不会有多少话语权。他告诉一位熟人说：“我坐在那里，一边是张牙舞爪的俄罗斯大熊，另一边是美国大野牛。在两个人之间坐着的是可怜的英国小驴。”丘吉尔后来对戴高乐说过同样的话，他说： “我是一个未被打败的国家的领导人。然而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该如何让罗斯福总统高兴，而我的第二个想法是我该如何和斯大林元帅搞好关系。”

受制于更大更强的盟友，丘吉尔试图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与斯大林讨价还价，调和苏联与波兰之间的分歧。如果波兰被分割的话，作为波兰东部领土的交换条件，他敦促苏联领导人保证支持一个自由的波兰和一个独立的波兰政府。丘吉尔告诉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偏离我始终坚持的个人自由和大小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丘吉尔设法说服他自己——斯大林会遵守这样一个交换条件，但波兰人心里却更清楚事实。在他们看来，1943年4月发生的事件已为此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1943年4月13日，德国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西部的卡廷森林发现了4000多具波兰军官的遗体，当时这个地区仍然是被德军占领的。纳粹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凶手是苏联人”。大屠杀的消息像重锤一样击中了波兰人。在过去的20个月里，波兰政府一直在搜寻这些军官和其他10000多人的下落，他们都是在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后失踪的。波兰人曾多次向苏联要求提供有关失踪人员的消息，但斯大林和他的手下一再声称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西科尔斯基于4月15日正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独立调查。认为苏联毫无疑问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的丘吉尔对西科尔斯基的行动感到“失望”，他强烈要求波兰人不要对这一“暴行”提出疑问，并撤回独立调查的要求。丘吉尔劝说，调解是保证“波兰人以至我们的安全的唯一底线”。

被波兰政府中的一些人批评向苏联做出了太多让步的西科尔斯基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他说：“权势在苏联人那边，但正义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我建议英国不要把赌注下在强权势力的身上，不要在所有国家的面前践踏正义。”1943年4月26日，苏联人以西科尔斯基要求红十字会进行独立调查为借口，采取了他们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的行动，正式与波兰断绝了外交关系。当英国政府试图修复这一裂痕时，斯大林回答说，只有解散目前的波兰流亡政府才能修补关系。

而波兰人在揭露“卡廷屠杀”三个月之后再一次受到震惊，西科尔斯基在直布罗陀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波兰领导人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在西班牙英军控制区域内的简易机场起飞后，不到一分钟就栽入了海中。坠机事件发生后，一名亲眼目睹了事件的年轻波兰军官不停地啜泣，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波兰完蛋了。”他的话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

在这之前的三年里，担任波兰总理兼总司令的西科尔斯基已经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威廉·麦肯齐（William Mackenzie）指出：“ 他的的确确是流亡政府的‘老前辈’，他的身份并不低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曾向波兰驻伦敦大使爱德华·拉辛斯基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把西科尔斯基视为一位伟大的人物——实际上是战争中所有被迫流亡的欧洲政治家中最伟大的人物”。

拉辛斯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西科尔斯基的死亡“对盟军、中立国家和敌方阵营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向我们表明，他的国际地位之高是他的波兰同胞们所无法意识到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呼应了这样的看法，他写道：“将军是唯一一个能控制波兰人对苏联的愤恨，并迫使他们停止内部争斗的人。他是一个人们称之为不可替代的罕见人物。”

尽管英国政府的一项调查认为那次事故是一场意外，但在伦敦的许多波兰人，包括拉辛斯基在内都怀疑那是一次人为的“破坏活动”。“破坏理论”的一些支持者认为，苏联人精心设计了那次事故，并指出苏联间谍金·菲尔比——当时是军情六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负责人，应该对此负责（1969年，英国政府下令对战时的调查结果进行复查。负责复查的工作人员报告说：“直布罗陀当时的安全措施是不严格的。在飞机停放的那段时间里，出现过不少可以实施破坏的机会。”他补充说：“无法排除西科尔斯基被不明身份的人谋杀的可能性。”——作者注）。无论事实如何，毫无疑问，斯大林视西科尔斯基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卡廷屠杀”披露之前，西科尔斯基将军曾极力推动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合作。但正如拉辛斯基指出的那样：“苏联不想谈判和妥协。他们想和一个将会为他们接管波兰并为强加给波兰人的政权而辩护的波兰领导人打交道。”

不管苏联是否涉足于西科尔斯基的死亡，他们肯定从中受益。西科尔斯基去世后，波兰流亡政府内部分裂、纷争不断，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团结各个派别，或对英国政府和其他盟国施加将军曾有过的那种影响力。

与此同时，丘吉尔拒绝屈服于日益明显的现实，即斯大林意图控制整个波兰，而不仅仅是东部领土。在作出2月22日宣告的两个星期前，首相告诉他的内阁：“随着苏联人进军波兰，一个强大的并得到有力支持的波兰应该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由于苏联军队的推进而使波兰变得软弱无力，结果可能会在未来给英语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危险。”他命令英国皇家空军把向波兰空投武器和补给的飞机的数量增加三倍—— 达到了每月总共12架次的水平。

他的命令除了向波兰人提供虚假的希望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无论敌人是德国，还是苏联，12架轰炸机难以提供波兰国内军队所需的大量武器和弹药。正如扬·诺瓦克在伦敦逗留期间所了解的那样，波兰在英国和美国的战略规划中没有任何地位。西方盟国决不会派出任何力量来解放波兰，不会像他们正准备为法国和其他低地国家所做的那样。

丘吉尔因为内疚而不愿承认这一点，科林·古宾斯和特别行动处的其他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鼓励波兰救国军配合盟军在西欧的攻势，发动全面的国民起义。根据波兰人的计划，起义需要那些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波兰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向他们的祖国运送几千名以英国为基地的波兰伞兵。

还在1941年时，古宾斯就知道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和波兰人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盟军对波兰人的破坏行动和情报的依赖使他无法对他们说出真相。古宾斯的传记作者清楚地指出：“特别行动处和波兰（在伦敦的）的政府总部都没有告诉救国军，由于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空中支援，他们的计划纯粹就是垃圾。”

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按照特别行动处波兰分部的工作人员彼得·威尔金森（Peter Wilkinson）后来的说法，古宾斯要求他“参与和波兰总参谋部进行看似慎重的联合规划，研究全面空中入侵时的后勤安排，而他们和我都知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吃力的任务，但让我做这种无用功却使我深深地感到沮丧和压抑”。

甚至连一直不愿帮助波兰人起义的英国总参谋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比在私下里要坚决得多的公开声明。因为不愿冒犯波兰人从而影响到他们继续提供大量宝贵的军事情报，总参谋部模糊地谈论着“让救国军准备好在波兰采取与盟军军事行动相协调的行动”。总参谋部补充说，应该向波兰人“提供尽可能多的装备，只要能有适合任务的飞机可用”。当然，瓶颈就出现了，没有那么多适合任务的飞机可用。

1943年底，一位战争部的工作人员宣称：“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坚定并毫不含糊地告诉波兰人，支援救国军计划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经拒绝了这个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越早告诉波兰人越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出这样的警告，波兰的救国军领导人仍然不知道伦敦的“阴谋”，他们依然相信他们的西方盟友会来援助他们。

同时在伦敦，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对波兰的事情十分关注。斯大林的扩张意图和西方盟友的默许使捷克领导人决定，他应该尽快就自己国家战后的命运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

贝内什早已得出结论：英国或美国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于是在1943年两次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在战争期间流亡在苏联首都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实际上，那些共产党人是位于伦敦的流亡政府驻莫斯科的一个影子内阁。

贝内什在12月下旬的第二次访问期间与苏联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要让共产党人在战后的捷克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扬·马萨里克后来告诉一位朋友，如果贝内什没有去苏联首都并且同意这个条约，“捷克人会发现自己将面临和波兰人一样的处境”。

在“D日行动”即将到来的那几个月里，英国与自由法国运动的关系似乎和与波兰人的关系一样充满了纠结。然而戴高乐和他的人显然比波兰流亡者们更有优势。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戴高乐本人仍然避而远之，但是英国的决策者们越来越关注战后的世界格局，他们认为英法之间的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1943年中期，罗斯福曾极力游说丘吉尔放弃英国对戴高乐的所有支持。他声称法国将军“一直在并且现在正在损害我们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威胁”。和以前一样，丘吉尔发现自己处于极其为难的境地。如果他做了罗斯福想要的，他将面临来自英国人民和自己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员的强烈抵制。虽然从北美大陆相对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很容易就把法国排斥在战后世界的格局之外，但英国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战后有一个尽可能强大的欧洲紧邻，这将帮助它制衡一个可能复兴的德国和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苏联。然而另一方面，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丘吉尔对美国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对法国的需要。

受到罗斯福的反戴高乐言论的影响，丘吉尔把法国将军描述为“一个虚荣甚至邪恶的人”，敦促他的内阁考虑“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把戴高乐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去除掉”。受到安东尼·伊登极大影响的内阁拒绝了这个想法，认为如果这样做，“我们不但会使戴高乐成为法国的国家英雄，还会发现自己将受到指责——在法国的国际事务中进行不恰当的干涉，以期让法国沦为英美的保护国”。

如果被抵抗组织视为领导人的戴高乐被美国人和英国人赶走了，那么为反攻法国做准备而依赖于法国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来源也可能受到威胁。

伊登和英国外交部努力说服丘吉尔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的委员会由戴高乐将军与亨利·吉劳德将军共同主持，是管治北非和其他已解放的法国殖民地的主要政府机构，是自由法国运动的唯一代表。欧洲的流亡政府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南非政府都已经承认了这个委员会。苏联也准备这样做。议会的大多数成员和大部分英国媒体也倡议承认这个委员会。北非盟军总司令、欧洲同盟国远征军未来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支持承认这个委员会。

虽然罗斯福对此继续抵制，但丘吉尔终于屈服了。他告诉总统他可能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分手：“为了英国和英法关系，我可能必须走这一步了。”面对着其他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态度，罗斯福总统终于在1943年8月底同意美国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英国政府在同一天发表了限制不那么严格的承认声明）。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拒绝停止为除去戴高乐而不断作出的努力。为提高吉劳德的地位而邀请他访问美国，并在白宫以国宾的礼仪接待了他。这引起了戴高乐的强烈愤慨和怨恨。但罗斯福的动作没有起作用。1943年11月，吉劳德被迫辞去了委员会联合主席的职务，戴高乐全权在握了。

到了1944年年初时，备受争议的法国将军显然已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了。除了指挥法国抵抗运动之外，他现在已被成百上千万法国的普通男女视为他们的领袖。他的自由法国军队现在已有4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曾在北非和意大利进行过战斗。像波兰人一样，法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役中表现突出。1944年春，他们攻破了德军在意大利中部预设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南侧，帮助打开了通向罗马的大门。此外，还有七个新的法国师开始在英国训练，准备投入夺回法国的战斗。戴高乐还领导着一个已大大扩充了的法国“财富帝国”，那些“财富”背离了维希政府以后加入了将军的阵营。它们包括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和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及其在达喀尔的戴高乐和丘吉尔三年前未能得到的重要海军基地。

罗斯福对此全不在乎，他决心不让戴高乐插手法国的解放和治理。他告诉丘吉尔，不能让将军和他的部队知道关于“D日行动”的情况，包括登陆的确切日期。他还禁止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在法国解放后参与国家的管理。按照罗斯福的想法，应该由美国军队来管理法国，直到它可以举行战后选举。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美国军方领导人强烈反对这样的决定。艾森豪威尔写道：“与戴高乐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冲突将使我们受到无法估量的伤害，将导致满怀敌意的反控制行动和战士的损失。”

丘吉尔最终和罗斯福摊了牌，他在1944年5月告诉总统说，戴高乐不能完全被排斥在“霸主行动”之外，必须邀请他从阿尔及尔到伦敦来，向他告知最新的行动计划，并让他加入关于法国未来管理的讨论。他向罗斯福解释说：“不然的话，这可能会造成对法国的极大侮辱。”罗斯福勉强同意之后，戴高乐在“D日行动”发起还有不到48小时的时候回到了英国。

他在伦敦和丘吉尔的相处并不顺利。安东尼·伊登注意到，“首相因这一关键历史时刻而激动万分”，在见到法国将军时伸出双臂欢迎他的到来。“不幸的是，戴高乐对这样的情绪并没有作出很好的回应”。然而，这显然是对实际情况的轻描淡写。

戴高乐对被排斥在对自己国家的进攻计划之外而愤愤不平！当丘吉尔告诉他，艾森豪威尔将在“D日”行动当天向法国公众发表广播讲话，并要求他也这样做时，他的愤怒终于爆发了。艾森豪威尔的广播讲话稿已经印好了。他在讲话中要求法国公众服从盟军进攻部队的命令，但完全没有提及戴高乐和他的部队。在戴高乐看来，他的国家与其说是被解放，还不如说是即将被占领。他拒绝跟在艾森豪威尔后面发表自己的广播讲话，与丘吉尔的谈话变成了一场恶语相向的争吵。根据戴高乐的说法，丘吉尔最后对他大喊道：“我们将解放欧洲，而我们能那样做是因为美国人和我们在一起。因此，让我告诉你：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将永远选择公海；任何时候如果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我将永远选择罗斯福！”

伊登和在场的其他英国官员对丘吉尔的爆发感到震惊！伊登后来回忆说：“我不喜欢那样的声明，劳工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也不喜欢，他当场就这样大声说了出来。那次会议是失败的。”戴高乐走后，丘吉尔怒气冲冲地宣称将军“在战斗的高峰时期叛乱”有罪，并命令将他送回阿尔及尔， “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链条把他锁起来”。

而在戴高乐那一方面，他永远不会原谅或忘记丘吉尔在那一天对他进行的长篇教训。他认为那是首相和罗斯福在整个战争期间轻视他和他的国家的又一次表现。这些棘手的关系的长期后果，必将对戴高乐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且持久的破坏作用。罗斯福的传记作家简·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罗斯福对戴高乐的怒气毒害了美法关系，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英法关系状况至今也是如此。

然而在当时，伊登和法国的官员们都费尽心思让那两个人平息下来。由于他们的努力，至少让戴高乐暂时地将自己的愤怒置于一边，同意向法国人民发布广播讲话，丘吉尔也取消了将他驱逐出英国的命令。

那天晚上，几位感到相当高兴的英国官员护送戴高乐到布什大楼录制他的讲话。戴高乐拒绝事先给他们一个书面的讲稿。害怕可能会出现极其糟糕的场面，官员们站在录音室的玻璃墙后面“像死人一样安静”。当将军开始讲话以后，他们都略带惊喜地相互看着。

英国政府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后来回忆说：“没有一丝紧张的情绪，他发表了极为精彩的讲话。他首先提到了英格兰，‘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失败了的时候，英国独自站立着对抗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戴高乐接着说道，“这个旧日的自由堡垒”应该非常适合作为“解放法国和整个欧洲”的跳板。洛克哈特写道，戴高乐对英国的赞颂“每一个字里都带着令人信服的诚意”。洛克哈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对自己情绪失控感到不知所措，他看了看他的同事们，发现他们也都热泪盈眶。

他的演讲只有一个问题，戴高乐把自己和他的委员会称为法国政府。洛克哈特手里拿着一份戴高乐的讲稿，赶到外交部给伊登看，并指出这可能会造成某种困难。外交大臣看完之后说道：“我在首相那里会遇到麻烦的，但我们只能这样了。”洛克哈特注意到伊登说话时带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