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阿勃维尔的赫尔曼·吉斯克斯向特别行动处发送了一封嘲弄的电报，宣布他的“英格兰游戏”行动正式结束了。那份电报写道：“你们正试图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在荷兰进行活动，我们认为鉴于我们长期并成功地充当你们特工所体现的合作精神，你们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再见。”

事实上，吉斯克斯自己也知道，“英格兰游戏”在1943年秋天时就已经完蛋了。曾经被他捕获的两名荷兰特工成功地逃出了监狱，并逃到了瑞士。他们在那里向荷兰大使馆汇报说德国人已经控制了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全部活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递给了流亡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后者又将这个消息传给了白厅。那时，英国皇家空军已经暂时停飞了前往荷兰的所有航班，因为去那里的机组人员有非常高的伤亡率。

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克劳德·丹西立即对此提出了动议，英国政府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再次对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进行了正式调查，目标是关闭特别行动处并将其职能转移到军情六处。委员会的负责人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回忆说，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将很乐意把我给杀了”。“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做了安排，如果我突然死了，他将要求进行尸体解剖”（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作者注）。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再一次拒绝了委员会的建议并继续支持特别行动处。他认为荷兰的惨败是一个例外，特别行动处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并没有被渗透——这个说法其实离事实差得很远。

不仅被吉斯克斯狠狠地幽默了一番，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有50多名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特工被逮捕并被处死，还有50名英国皇家空军机组人员和几百名荷兰抵抗者失去了生命。然而就在吉斯克斯对“英格兰游戏”的成功“引吭高歌”的时候，他也知道那次行动对德国人来说并没有产生多少价值。事实上，根据吉斯克斯的说法，它未能实现其“最高目标”——揭示即将到来的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计划细节。

甚至令第三帝国更为不安的是，在经受了荷兰的灾难之后，特别行动处又成功地杀了回来。从1943年底开始，它与欧洲流亡政府开始了更加密切的合作。特别行动处最终开始认真对待特工们在敌后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并根据欧洲大陆的实际情况对其运作进行调整。例如，不再要求无线电报务员在每周的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频率进行通讯联络。每次通讯的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以内，这也有助于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报务员们能够抛弃体大、笨重的老式发报机，而使用装配电池的新型小型便携式设备，这样就可以避开被德国人监控的当地电网，降低了被探测到的风险。

与此同时，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抵抗运动也呈现出了新的迹象。吉斯克斯曾说：“尽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他们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为无法阻止的入侵做好了准备。他们学会了如何调动力量以便在登陆的那一刻起，在德军战线后面形成一支强大的秘密军队，一支无处不在无法消灭的军队。”

在荷兰，抵抗运动在转型后的荷兰分部的帮助下重新注入了活力。对“英格兰游戏”感到愤怒的荷兰流亡政府要求对荷兰的秘密行动有更大的投入，感到亏欠和羞愧的特别行动处无法拒绝这些要求。荷兰分部改进了过去的做法，同意在每次新的行动之前通知荷兰流亡政府。荷兰流亡政府的官员被允许监督特别行动处对荷兰特工的培训，并向特工们提供自己的情报。荷兰流亡政府官员还掌握了荷兰分部和敌后特工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信，包括特别行动处对特工下达的指令，并被邀请对特别行动处的运作提出意见和评论。

新的合作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效果。从1944年初开始，荷兰分部派送了50多名特工和大量的武器和炸药到荷兰，没有一个人被阿勃维尔或盖世太保发现。特别行动处以前曾如此粗枝大叶地对待特工工作的许多细节，如安全检查密码、身份证件、服装和安全房屋等等，现在都特别小心谨慎了。吉斯克斯说：“空投特工在继续进行，发报机正在被替换并且再也抓不到了。很明显，伦敦现在已经从它付出了那么高昂的代价中收获了经验。”

军情六处和荷兰情报官员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一段时期是非常敌对的，但后来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和特别行动处一样，军情六处的官员也开始把荷兰的情报官员作为伙伴来对待，再也不是将其视作无用的下属了。正如吉斯克斯所承认的那样，那种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了“一个高效的情报组织，在荷兰和英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传递线路和无数的无线电连接。我们再没有能够人为地破坏甚至严重削弱这一行动”。这种合作的价值反映在荷兰情报报告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从1940年到1943年年底，只有68人被派去荷兰。从1943年年底直到战争结束，共有10000多人被派去荷兰。

经过几年的挫折和反抗之后，由于德国强制劳动计划的刺激，荷兰抵抗运动正在进入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就像在法国和被占领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成千上万年轻的荷兰公民不是遵从命令在德国的工厂和农场中充当强迫劳工，而是躲藏了起来。

德国安全部队在全荷兰进行了荷兰人称之为“野蛮搜查”的行动，挨家挨户搜查那些被称为“潜伏者”的年轻逃生者。德国人在搜查时破门而入，对着地板，墙壁和衣柜扫射。当德国人发现“潜伏者”以后，通常就把他们和让他们躲避的那些人给杀了。

为了应对这种“野蛮搜查”，一个称为全国援助隐藏人员的组织在荷兰各地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被简称为“LO”的组织很快就成为荷兰最大的抵抗组织。起初，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那些“潜伏者”，并为他们找到隐藏的地方。但是它很快就扩展了援助对象的范围，努力保护被纳粹追踪的其他人员，包括犹太人、被击落的盟军空军人员和抵抗组织战士。

“LO”的工作包括将那些由它保护的人从城市搬到人口更稀少、更安全的农村地区，并且收集资金、食物和衣服。他们创建了自己的证件伪造团队，负责制作假身份证和食品配给券，还组织了小型突击队去袭击官方的食品分配中心。有些组织参与了真正的破坏活动，摧毁铁路和军火仓库，切断电报线。

尽管伤亡惨重，但“LO”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了，其他几个荷兰抵抗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到1944年时，每个有规模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地方官员在给德国高层指挥官的报告中说，他们认为所有的荷兰人在盟军入侵时都会积极支持盟军。历史学家维尔·沃姆布伦（Werner Warmbrunn）指出：“荷兰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德国人，作为交战一方的荷兰人将会和德国人战斗到底。”

在众多的抵抗成员中有一位13岁的芭蕾舞演员，名叫奥黛丽·凯瑟琳·拉斯顿（Audrey Kathleen Ruston），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她和母亲以及兄弟在度假小镇阿纳姆一起生活。这位未来的电影明星非常了解“潜伏者”的事情。她的哥哥就是一个潜伏者，在逃过了野蛮搜查之后加入了地下逃生的行列。她的弟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纳粹抓住以后被送到柏林的一家军火工厂工作。奥黛丽本人有时也会为抵抗运动当信使。

比利时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发现自己也陷入了与荷兰同行相似的困境中。像荷兰分部一样，特别行动处比利时分部也是由一些非专业的人在那里当领导，他们对如何进行秘密战争一无所知，那些领导中间包括后来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喜爱的时装设计师哈迪·埃米斯（Hardy Amies）。这样的情况直到1943年下半年才得到了改善。

和荷兰的情况一样，比利时的阿勃维尔能够利用被它抓到的几名特别行动处特工的无线电台进行“回放”，从而成功地实施了反间谍行动，捕获了十多个伦敦派出的特工和大批武器、炸药。阿勃维尔还渗透进了军情六处控制的几个情报网络，捕获了与那些网络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

英国人在1942年就发现了德国人对比利时的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渗透，但直到1943年这两个英国特工机构才对在比利时的行动实施了类似在荷兰那样的重大改革。与此同时，比利时的抵抗运动规模有了爆炸式的发展，而这同样也是受到德国强制征集劳工行动的推动。到了1944年年初，成千上万的劳工逃避者加入了抵抗运动。

赫尔曼·吉斯克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在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内战’的形势非常严峻。比利时地下组织的伏击次数和使用炸药的数量都在缓慢且稳定地增长着……所有从事反间谍情报工作或与敌人特工作战的德国人，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拐角处被一轮机枪扫射。阿勃维尔军官和其他（德国安全）官员遭到枪击的血腥事件越来越多，迫使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

然而在法国，情况却更加恶化了。当在法国南方，由特别行动处掌控的抵抗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兴旺”和其他抵抗组织的崩溃，在北方开展抵抗活动变得更加艰难了。与特别行动处的荷兰和比利时分部不同，“F分部”的领导层没有任何改变。尽管收到了很多警告，但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无动于衷，继续盲目地派遣新的特工到德国人运营的“组织”中去。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44年5月，这时离“D日行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1944年2月，有了新的关于亨利·德里古叛变的指控，巴克马斯特被迫让他回到伦敦接受侦讯。据一位目击者说，当被问到他在巴黎是如何与德国人打交道时，德里古回答说：“当然，我必须和德国人合作，给他们一些来自西班牙黑市的橘子，向他们示好。只有那样，我才可以继续为你工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停止了他进一步参与特别行动处的运作，但调查人员消除了对德里古的所有怀疑。正如一位旁观者所说的那样，德里古“在伦敦有着强有力的保护者”，其中就包括巴克马斯特和他的副手尼古拉斯·博丁顿。德里古后来转入了自由法国运动，为他们执行侦察任务直到战争结束。弗朗西斯·卡马斯后来说过：“他毫无疑问是个叛徒，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

德国人的双重间谍蒙蔽行动一直延续到“D日计划”开始的时候，希特勒本人还有过向“F分部”发送电报吹嘘他们成功的想法。由盖世太保签署的电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感谢你们的善待，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我们也很感激你们给我们的关于你们的计划和意图的许多提示，我们都已经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电报又补充说道，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枪杀一些特工”。

尽管有少数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在北方活了下来并继续活动，但他们和他们所组织的抵抗战士在“D日”登陆和随后的攻势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在南部，抵抗运动已经感动了大部分人，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1944年2月，弗朗西斯·卡马斯在英国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回到了法国。他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在邻近法国阿尔卑斯山东南部的德龙山谷上空被击落，卡马斯跳伞后降落到了一所农舍附近。几个月前，他可能会不愿接近一座不知道情况的房子，因为害怕会被交给德国人。而现在“我知道十个人中有九个会张开双臂欢迎我，剩下的那个人可能会被吓着，把我送走，只有极个别人会打电话给警察”。他走到农舍敲门，开门的农民惊呼道：“哦，你是一个飞行员！”他让卡马斯进门后，对他的妻子喊道：“去把酒拿出来！我们要给他煎鸡蛋！”

特别行动处的几个破坏组织，每个都由几百名抵抗战士组成，像巨型的蜘蛛网一样在法国南部纵横交错。在东南部有卡马斯的“骑手”和托尼·布鲁克斯的“皮门托”组织；在西部有前采矿工程师乔治·斯塔尔（George Starr）运作的“车匠”组织；而在波尔多的周边地区有原土地测量员罗杰·兰德斯（Roger Landes）负责的“演员”组织。在1944年初，从其他国家转移到法国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在法国南方创建了几个新的抵抗组织。

对于所有这些组织来说，配合“D日”的任务都是一样的：摧毁德国人所有的交通运输和通讯系统以阻止他们的援军进入登陆地区。然而，随着抵抗组织的扩大，他们在准备执行任务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没有一个组织获得了足够的武器和炸药。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全法国共有150多个接收委员会，他们每个月都在等待空投的军火，但实际上真正执行的只有不到十次的空投行动。虽然军情六处极力鼓动，但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却坚持说他们无法把飞机从轰炸袭击中让出来执行空投任务。

随着“D日”的到来，抵抗战士及特别行动处组织者的士气大为跌落。没有武器，他们怎么可能对战场结局产生影响呢？1944年1月，有两名男子，一名行事果敢的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和一名叛逆的特别行动处官员，分别决断说他们已经受够了“石墙般”的英国官僚的做派。他们两个人都直接走向可以瞬间改变局面的那个人——温斯顿·丘吉尔本人。

法国南方解放运动的44岁的负责人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说：“没有丘吉尔，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英国的特工机构想把法国的起义当作是不存在的。大众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达捷斯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浪漫人物，正是丘吉尔喜欢的那种类型。后来丘吉尔曾在罗斯福面前把他描绘为“一个蛇蝎般血腥的人”。达捷斯对丘吉尔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后来写道：“像戴高乐一样，丘吉尔是《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是一个孤独并遭受嫉妒的英国战争的掌控者。”

在与英国首相的会晤中，达捷斯描述了他的抵抗运动中成千上万名反纳粹游击队员不顾一切地与德国人战斗，但却没有武器或者弹药。丘吉尔被他的故事给迷住了。他说道：“勇敢并绝望的人可能会给敌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扶植并激励对盟军战略如此有价值的队伍。”

等到达捷斯让丘吉尔“上了钩”，特别行动处的特工福里斯特·约? 托马斯（Forest Yeo?Thomas）便试图把他“拖入网中”。像法国人一样，在特别行动处“RF 分部”工作的约?托马斯也和丘吉尔有许多共同之处：喜怒无常、浮躁、体态勇武、固执、常常不守规矩，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法国十分热爱。

出生在一个在法国有着广泛商业利益的英国家庭，被称为“汤米”的约?托马斯在法国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战前，他曾担任巴黎著名时装公司“磨坊”的总经理。在英国皇家空军短暂逗留之后，他加入了特别行动处。

约?托马斯的好友利奥·马克斯说：“除了丘吉尔以外，汤米最崇拜的人就是戴高乐了。让他的上司感到惊讶的是他可以直接批评自由法国运动的人而不会造成国家纠纷，而且他是戴高乐总部里唯一真正受到欢迎的英国人。”根据马克斯的说法，约?托马斯拒绝遵守特别行动处禁止与不同国家人员交流信息的规定。“汤米总是准备与特别行动处中的任何人比对有关盖世太保的笔记……不管他们的国籍是哪里”。

在1944年1月初，约?托马斯在与英国各部门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对抵抗战士缺乏武器这一情况的愤怒：“我们目前的小小的努力是获得成功的可能，就像试图用一根钢笔粗细的水管去灌满一个游泳池一样。”他冲进了空军部高层的办公室和他们争论，但结果与在白厅遇到的所有其他人一样，劳而无功。

在达捷斯和丘吉尔会面两天后的2月1日，约?托马斯也设法约见了丘吉尔。首相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而他却向首相倾诉了一个多小时。丘吉尔又一次被那些冒着酷刑和死亡风险，“穿过巴黎到处都是警察的拥挤的街道传递情报，在法国中部寒风凛冽的原野上等待特工降落”的男女们的故事所吸引住了。约?托马斯在他的情况介绍中反复强调，抵抗组织非常缺少武器，迫切需要几百架次皇家空军的物资供应航班来弥补这一缺口。

当约?托马斯结束了他的介绍之后，丘吉尔微微一笑，说道：“你选择了一种非正统的做事方式，在官方渠道中抄了近道。这可能意味着你会有麻烦，但我会照看一切，确保没有那样的事情会发生。”他命令空军部向特别行动处提供至少100架飞机，每月能够在法国执行250次飞行任务。几乎在一夜之间，武装法国抵抗组织竟成了英国的首要重点任务之一。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定期向法国的空投区域出击，为等在下面的抵抗运动战士们空投了3000多吨武器和补给品。那些飞机还带去了几十名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报务员和抵抗运动组织者，从而帮助抵抗运动成为更有实力的战斗力量。

与此同时，丘吉尔明确终止了军情六处竭力阻挠特别行动处的行为。他回应了斯图尔特·孟席斯的又一起抱怨——指控向法国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是为了将飞机从他自己的情报部门运作中分流出去。此外，克劳德·丹西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暗示特别行动处极大地夸大了法国地下组织的实力，只有不到2000名抵抗战士可能对德国占领者采用武力。丘吉尔对所有这些官僚游戏感到不耐烦了，就发表了一个明确支持特别行动处的声明。孟席斯和丹西最终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再也不能有废除特别行动处或将特别行动处交给军情六处管理的言论了。

随着武器和弹药的到来，法国抵抗组织加紧了破坏行动。弗朗西斯·卡马斯和托尼·布鲁克斯的组织炸毁了火车、铁路轨道、铁路枢纽转盘和机车库。罗杰·兰德斯和乔治·斯塔尔也行动起来了。特别行动处的组织还摧毁了水力发电厂、切断了电话和电力线，并伏击了德军。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后来回忆说：“从1944年1月起，法国南部的情况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所有的指挥官都报告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德国军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德国军队的地位也成了一个令人疑虑的命题。”他还补充说道： “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派遣国防军的单个成员、救护车、快递员或供应车队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德国人现在认识到游击队员成了一种真正的军事威胁，所以向法国南部派出了强大的援军，包括盖世太保的特别行动分队和好几个团的党卫军——这些党卫军团是第三帝国最可怕的军事单位之一。菲利普·德·沃默古说：“到了那个时候，法国已经成了一个烤炉，每个人都知道‘D日’即将到来。德国人正在胡乱杀戮，试图消灭抵抗运动。”

在1944年3月向伦敦发送的一份报告中，卡马斯写道：“这是非常艰难的日子。德国人正在攻击每个人，即使是那些稍显可疑的人。到处都是恐怖的统治，农场被烧焦，还有枪杀和绞刑。在那些抵抗力量集中的地带，他们正处于被围攻的状态。”卡马斯自己的头上悬有300万法郎的奖金。

德国的恶毒报复加剧了卡马斯和其他特别行动处组织者们所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困难：如何控制好他们那些越来越不安分的战士。在等待登陆计划实施的几个月后，游击队员们开始怀疑它是否真的会发生。抵抗组织的领导者们也担心，他们的下属可能会决定把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伦敦对于抵抗组织在盟军攻击开始后是否会有效配合行动的担忧正在上升。盟军的指挥官们持有最大的怀疑，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些非常规训练的游击队员会有实际的作用。

菲利普·德·沃默古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法国，不可能有人知道那里的抵抗组织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强大，每一支队伍的表现将会如何，他们不是并且永远不可能是一支训练有素、组织良好的正规军。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要证明的是：无论地下力量是多么地不整齐、不正规，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比任何正规军队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