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勃维尔官员于1943年底在法国北部抓获了几名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时，他们对在俘虏的物件中发现的东西感到震惊：布列塔尼海岸圣纳泽尔港的详细规划。当港口的一位阿勃维尔官员看到这些文件时，他举起了双手。它们是德国人在圣纳泽尔建造的巨型潜艇掩体和水闸的精确图纸。这位军官抱怨说，盟军间谍一直在悄悄地搜集有关建筑的情报。无论他和其他安全官员做什么，都“无法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D日”到来时，圣纳泽尔并不是法国唯一一处受到进攻的德国军事设施。来自被占领的欧洲的情报人员似乎在这个国家的海岸线上渗透进了最高保密级别的德方基地，窃取了盟军策划人员要求他们收集的“D日”计划中所需的设防蓝图和其他资料。事实上，这些特工正在收集着一个巨大拼图的碎片，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将会给盟军一个发起进攻时所面对的德国防御体系的详细的画面。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当情报快速地汇集起来时，随之而来的是获取更多情报的要求。情报来得越多，要求也就越多。”

在荷兰取得了“英格兰游戏”胜利的阿勃维尔军官赫尔曼·吉斯克斯后来被派往法国，他对欧洲间谍活动的成功有着直接的了解。他后来说：“我们对阻止这种非法活动的困难看得很清楚。这些‘水葫芦’长得要比我们割掉它们的速度快得多……显然，我们只是拦截了一小部分敌人所得到的情报。”他称这种情况是“灾难性的”。1943年10月的《生活》杂志指出：“几乎所有盟军进攻欧洲的战争计划都是根据地下情报系统提供的被占领地区的情报信息制定的。如果没有那些流亡政府，那么绝大多数的情报都不可能到达伦敦。”

尽管来自欧洲各地的特工都在帮助搜集各种情报，但其中大部分源于在法国和波兰活动的特工。尽管近期那里的特工遭受了惨重损失，玛丽?马德琳·富尔卡德的“联盟”网络依然十分活跃。一名在布列塔尼海岸德国潜艇基地洛里昂工作的法国海军工程师提供了关于该基地的大量信息，包括在那里的“U潜艇”的数量和运行情况。另一位“联盟”特工被聘为工人，在第三帝国工程和建筑机构“托德组织”的办公室内刷油漆。“托德组织”的办公楼位于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城市凯恩，而那里即将成为法国战役的关键战场。在他工作的过程中，那位“漆匠”设法偷出了那个地区德军防御工事的计划。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情报搜集活动是另一位“联盟”特工的杰作。凯恩的一位画家兼艺术老师骑着自行车漫游了诺曼底的海岸线，沿途画了很多草图和速写。他的努力成果是一幅55英尺长的地图，上面标示了海岸线上每一座德军炮台、堡垒和海滩障碍的位置，以及德军部队的细节和他们的运动情况。这张地图在1944年3月被偷偷送到了伦敦，成了盟军指挥官们指挥进攻的宝贵资料。

尽管失去了他们在法国最重要的情报网“联盟”，波兰人依然提供了额外的关键情报。于1940年创立“联盟”情报网的波兰空军军官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在1941年11月被他的法国女友出卖给了阿勃维尔，整个组织的行动也被破坏了。但它很快就被一个新的波兰人运作的特工组织“F?2”所取代了。“F?2”在1944年时有近3000名特工，其中大多人是在港口、火车站、军工厂工作，甚至有在德国人的战争生产办公室里工作的法国人。与“联盟”工作人员一样，“F?2”特工也提供了关于德军战斗序列、沿海防御工事和防线的情报，以及火车、轮船和潜艇的位置和运动情况。许多特工是德国人带进圣纳泽尔和洛里昂等地从事建筑和其他下等工作的强迫劳工。

其他非常宝贵的情报来源是那些在第三帝国内部的军工厂、造船厂和主要制造工厂工作的波兰劳工。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曾多次帮助盟军确定重要的战略轰炸目标。德国军方在1943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悲观地指出：“我们可以确信波兰的情报部门是极其高效的，通过雇用的工人在大批受到保护的德国工厂中进行运作。”这对军备物资的生产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使知道了波兰抵抗运动支持的波兰人的情报搜集有很高的技能，也很难肃清，这就成倍地增加了这种威胁的程度。

尽管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在1941年就被阿勃维尔逮捕了，但他仍然为“D日”的成功和随后盟军在法国的进攻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作为英国人在“D日”欺骗活动中启用的双重间谍之一，他设法帮助说服了希特勒和德国的高层指挥官相信盟军将从法国北部距离诺曼底200多英里之外的加莱海峡地区发起对欧洲的进攻。

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在被捕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双重间谍角色（他实际上是一个多重间谍）。当时他向德国人提出与他们合作，去英国为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他宣称，他会“为德国做他在法国为反抗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承诺搜集有关英国飞机、坦克生产和军队部署，尤其是盟军反攻欧洲大陆计划的情报。

德国人接受了他的请求，阿勃维尔将加尔比? 切尔尼亚夫斯基偷运到英国。他到了英国之后就声称自己是从德国人的羁押中逃脱出来的，流亡的波兰政府把他视为一个回归的英雄。不过在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把真相告诉了波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得到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批准以后，那位负责人就把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交给了军情五处，而军情五处又把他交给了“双十字委员会”。这个“双十字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计划，误导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D日”登陆位置的判断。尽管开始的时候曾有人怀疑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的真实意图，但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国家”，认为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给他的代号是“布鲁图斯”。

在德国人派往英国而被“双十字委员会”策反后向第三帝国发送假情报的所有前德国特工中，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因曾担任过情报网络的负责人，就成为其中最有技巧并最具说服力的双重间谍。他的军情五处联络官报告说：“根据他们对他的了解，德国人会期望他完成不可能的或极为突出的任务。‘布鲁图斯’是一个专业的间谍，是制作最详细的且图文并茂的报告的一个艺术家。”从他和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信的流量来判断，他的德国上司对他的情报明显地是完全信任的，并认为他是他们顶尖的双重间谍之一。根据军情五处的说法，他的报告“不仅被（情报）行动部门加以研究，而且被包括希特勒和戈林在内的柏林高层官员加以研究”。

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的第一次重大欺骗行动是说服希特勒和他的手下相信盟军正在认真考虑入侵挪威，从而使驻扎在那里的35万名德国军人不会被部署到法国北部去。然而他最大的胜利是向柏林提交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报告说由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指挥的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正在英国进行渡过加莱海峡发起攻击的训练。这支军队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德国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它的存在。即使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真的在诺曼底登陆后，希特勒仍然相信“布鲁图斯”，相信主要的攻击地点是在加莱海峡，从而使几万名德国军人没有赶去真正的前线。

保证“D日”的成功，只是为盟军工作的欧洲情报大军的重大成就之一。另一个重大成就是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试图摧毁伦敦并阻止“D日舰队”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最后挣扎。

尽管希特勒从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让他的科学家们设计两种新的恐怖武器：远程火箭和装有炸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以对英国进行一系列毁灭性的攻击。自1936年以来，德国军方一直在德国波罗的海岸边的世界最大的导弹试验中心——佩内明德，对“V2”火箭和“V1”蜂鸣炸弹进行测试。

到了1943年中期，希特勒把两种武器的大规模生产放到了首位。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并分配了数千名奴工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告诉他的高级军事官员，“V2”和“V1”将是“改变战争面貌的新武器”。到1943年底，伦敦将被夷为平地，英国将被迫投降，将不可能有任何进攻欧洲大陆的计划。他宣称，对英国的轰击将于1943年10月20日开始，首先将发射“V2”火箭。

对于德国元首来说，不幸的是他想摧毁世界的愿景仍然是一个梦想，虽然他确实向伦敦发射了“V1”和“V2”并造成了相当大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但是，由于欧洲特工的报告让英国人破坏了武器的发展和生产，它们从来就没能达到能炸平这座城市的水平，更不用说阻止“D日”进攻了。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那些间谍，“没人能对我们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了”。

1943年4月，英国首相第一次接到情报说德国人在开发“V1”和“V2”方面取得了快速而惊人的进展。告知他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年轻物理学家雷金纳德·琼斯（Reginald Jones）博士，他是空军部的科学情报主任助理，并且非正式地担任了丘吉尔的战争事务首席科学顾问。琼斯通过各种渠道从欧洲特工那里得到了他所需的情报，其中有一些人被强迫在佩内明德做劳工。虽然不允许非德国人进入研究实验室或靠近发射场，但劳工们已经靠得足够近，可观测武器的试验和包括车间、机场和工厂在内的基地布局。

关于佩内明德的第一个详细情报来自卢森堡的两名公民，他们被征召去那里当建筑工人。每份偷送出来的报告都有关于“V2”的生产情况，包括组装地点和发射架的地图。波兰特工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其中一名特工曾在为佩内明德研究设施安装电话线的小组工作过。他证实“V1”的试飞也正在进行之中。当英国人要求详细描述整个建筑群和周边地区的情况时，波兰情报机构回答说，这是“一个要求过高的命令”。但几周后，地图被送达伦敦。

在雷金纳德·琼斯收到的关于佩内明德的许多报告中，有一份报告尤其引人注意。那份报告显然不是由工人写的，而是由接近德国高级官员的人撰写的，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V2”火箭的细节：监督试验的军官的身份、火箭试验时发出的声音（“像飞行堡垒一样震耳欲聋”）、武器的缺陷及有关发射架的位置（“发射架的位置可以让他们在冬天有条不紊地摧毁大部分英国的大城市”）。当琼斯问到他认为的“这个非同寻常的报告”的来源时，他当时所得到的答案是：它源于“那代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女孩”。

琼斯后来发现，那份文件的作者是一个可爱的24岁的金发女郎，她名叫珍妮·卢梭（Jeannie Rousseau）。她有着像照相机一样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她的父亲原是巴黎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她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联盟”网络的情报特工。《华盛顿邮报》后来写道：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成效的，也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间谍之一”。

卢梭的代号是“埃姆亚尼克斯”，她德语流利，在巴黎为某个工业集团当翻译，集团的老板们经常会见德国军方官员，讨论棘手的商业问题，例如第三帝国对法国企业库存的征用等等。在与德国各个部门的军官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听到了有关在德国东部某个地方进行秘密武器试验的谈话。

德国人很快就开始邀请这个漂亮的巴黎人参加晚间的社交聚会，他们在那里吃饭、喝酒、随意谈论自己的工作，内容包括了秘密武器。卢梭扮演着一个风度翩翩但头脑不清的金发女郎的形象，“挑逗他们、嘲笑他们。当他们谈到惊人的远距离飞行的新武器，而且那个武器飞得比飞机还快时，睁大眼睛看着他们，一再说他们一定是疯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高声说道：“你告诉我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最后，其中一名军官对她的嘲笑感到已经受够了，就说道：“让我来向你证实一下。”他从公文包里抽出火箭的文件和图纸，其中包括进入佩内明德试验场地需要的通行证，他甚至解释了每张通行证不同颜色的含义。

卢梭记下了那晚她听到的所有东西，就像后来每次跟她那些健谈的德国 “朋友”聚会后所做的一样。在几个星期内，她获得了关于“V1”和“V2”的大量情报，所有这些情报都由“联盟”送往了伦敦。

接到了卢梭和其他许多人送来的警告之后，英国人通过对佩内明德试验场地一系列的飞行侦察，证实了这些秘密武器的存在。1943年8月17日晚上，500多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轰炸了那个基地，严重破坏了它的研究中心和生产设施，并摧毁了“V2”的所有图纸。虽然武器研究和生产工厂的负责人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活了下来，但1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被炸死了。

正如丘吉尔后来所指出的那样，那次空袭“对战争有着深远的影响”。两种武器的生产和试验都被推迟了好几个月，足以防止德国人发起攻击来干扰诺曼底登陆。由于担心会发生更多的轰炸，德军将佩内明德的“V2”试验转移到了波兰南部一个小村庄布列兹纳附近的地区，他们认为那儿已在盟军轰炸机的范围之外了。

这可能是事实，但搬到波兰使他们陷入了所有欧洲间谍组织中最有技能、最为深入的间谍网的包围之中。就在布列兹纳“V2”第一次试验之后的几个星期，伦敦就从波兰情报机构那里收到了详细的报告。波兰人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击退前往火箭坠毁现场的德国巡逻队，保护其他成员在火箭坠毁现场挖掘和分析武器碎片、无线电和其他导航设备的残骸、溢出的燃料和其他任何可能有助于盟军了解火箭性能的东西。

在1944年初夏，一枚“V2”坠落在布列兹纳附近的一个河岸上，但没有爆炸。在德国人到达火箭坠落地点之前，波兰人先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把它拆开分散运走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耶日·赫梅莱夫斯基（Jerzy Chmielewski）的工程师，他后来想办法把拆散的火箭运送到了东南方向200英里外的一个临时着陆场。英国人从意大利派出了一架飞机，将拆散的火箭和其他试验的火箭碎片一起运回了伦敦。

德国人原来的计划是同时使用“V2”与“V1”，这可能会给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由于对佩内明德的空袭以及“V2”在生产和测试方面持续出现的困难，德国人不得不推迟使用“V2”。丘吉尔和他的下属在看了珍妮·卢梭的报告以后得知，“V1”将首先被部署发射。

1943年秋天，伦敦收到了大量的情报，德国人正在法国北部海岸线附近的许多地方建造发射场。它们的形状像滑雪时跳跃飞出的跳台，而所有跳台似乎都直接指向伦敦的方向。一位曾在其中一个地点当过绘图员的法国特工抄录了所有图纸，并将它们送往了英国首都。

从1943年12月开始，以英国为作战基地的美国空军第八军发起了对“V1”发射场的大规模轰炸袭击。只要一发现“V1”发射场，不管它在哪里，立即对它实施空袭。德国人最终放弃了发射场的建设，转而使用预制的移动发射架。1944年6月13日，在希特勒原定计划的发射日期八个月之后，即盟军诺曼底海滩成功登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从这些平台上向英国发射了“V1”炸弹。

欧洲盟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后来写道：“如果六个月前德国人完善了这些新武器，那么我们进攻欧洲就可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不会发起进攻。我确信，如果经过了六个月的火箭弹轰击，对欧洲发动攻击的计划将会**然无存”。

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几千枚无人驾驶的火箭弹——因为它在飞行时的噪音而被称为“蜂鸣炸弹”，降落在伦敦及其郊区，造成5500名居民死亡，16000人受伤，摧毁了23000所房屋。大多数人感到新的火箭弹轰击比伦敦大轰炸时更糟糕。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提到了“V1”在他那些战战兢兢的同胞身上所形成的难以承受的压力：“晚上回家的人从来不知道他会看到什么，而他的妻子或者和孩子在一起，将一整天无法确定他是否能安全回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指出：“V1就像一场瘟疫，整个城市就像被巨大的有毒昆虫感染了一样。”

然而尽管损失巨大，恐惧和担忧令人难以忍受，但“V1”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小于原来可能造成的损失。英国人无法阻止它们的发射，但是在他们了解了这种武器的性能的15个月里，制定出了应对措施，大大减少了它的伤害。他们对盟军最快的战斗机进行了改装，使它们能够击落火箭弹，或者在近距离向它们开火，或者用机翼将它们拍落。一位飞行员把这种非常危险的空中拦截行动称为“空中射击”，参加这项行动的飞行员慢慢地都感到习以为常了。在飞往伦敦的8500多枚“V1”中，只有不到30％打中了目标。到了8月份，大约只有15％的飞弹打中了伦敦的大都市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战斗机和提高了准确度的英国海岸高射炮部队。1944年9月初，当盟军部队在法国战场上横扫了设有飞弹发射场的地区时，飞弹轰击戛然而止了。

然而，伦敦人只放松了几天。9月8日，德国人又从仍然被占领的荷兰的发射场发射了“V2”火箭，那是现代导弹的先驱。这种火箭将继续折磨英国首都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些比声音跑得更快并且完全无声地接近目标的“V2”，比它们的前辈更为可怕。500多枚“V2”在伦敦及周边地区爆炸，整个城市像遭到了地震那样摇晃，炸死了近3000人。

尽管如此，死亡人数和损失规模还是远远小于在德国火箭计划未受打击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的死亡人数和损失规模。如果没有对佩内明德的空袭所造成的延误，火箭弹可能会在几个月前就被发射，射程也会更长。当盟军在盛夏时节北上横跨法国北部之后，德国人被迫只能从荷兰的临时平台发射“V2”，到伦敦的距离差不多是原来计划的两倍，而且使准确度变得更低。丘吉尔说：“虽然我们对发射之后的火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推迟了火箭弹的进攻，并大大减轻了进攻造成的伤害。”

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也在这方面给予了帮助。当被德国人问及火箭弹的准确性时，他告诉了他们错误的信息，即大部分的火箭弹都坠落在离伦敦几公里的地方。德国科学家随后改变了“V2”的轨迹，从而导致其中许多火箭弹都从伦敦上空飞过，在人烟较少的地区爆炸。

战争结束以后，丘吉尔曾无数次赞扬欧洲情报人员的卓越贡献和光荣业绩，他们冒着一切风险以确保“D日计划”的成功，并帮助拯救了伦敦。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从事那项危险的工作时却从来不知道它会产生何种效果。许多年以后，珍妮·卢梭曾描述那种“寂寞，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无尽的等待；不知道冒着危险获得的情报能否被送达，或不知能否被及时地送达而感到的沮丧”。

放在雷金纳德·琼斯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来自一位年轻的比利时情报人员对关于德国无线电通信的报告末尾也提到了同样的感受。“我们在黑暗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伦敦对我们工作的任何反应都会受到像我们这样隐蔽的特工的欢迎。我们希望这将不会受到责备。因为不管可能会发生什么，你们都可以信赖我们的全部奉献，包括牺牲我们的生命。”此后不久，那位比利时人就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被处决了。

还有几十名特工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那个画了55英尺长的诺曼底海岸线地图的法国画家，从来也不知道他的作品对夺取胜利的作用。他和另外15名抵抗成员被逮捕后于1944年6月7日（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的第二天）被枪杀。那位负责拆卸在布列兹纳附近坠毁的“V2”火箭的波兰工程师耶日·赫梅莱夫斯基，也被盖世太保抓获，并于1944年8月在华沙被处决。

最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向英国人报告佩内明德“V1”和“V2”活动的特工人员在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时遇难了。雷金纳德·琼斯回忆说：“我们的炸弹中有相当一部分落在了基地的南部，那里是外国劳工的营地，其中有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把情报传给我们的人。”

另一次盟军的空袭轰炸了一家为“V2”制导和控制系统制造电子元件的德国工厂，导致了几百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死亡。布痕瓦尔德的许多囚犯被迫在毗邻集中营的工厂里工作。

使那次空袭成为可能的人是皮埃尔·朱利特（Pierre Julitte），他曾经是戴高乐在伦敦的一名参谋，现在是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厌倦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内斗，朱利特于1942年回到法国担任情报特工，并在一年后被捕。在被送到布痕瓦尔德并被分配到工厂工作之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他所装配的导向系统部件是为“无线电遥控、在空中自行定位和导航的”“V2”所使用的。朱利特向戴高乐伦敦总部偷送去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里他描述了这个组件，并敦促他们炸掉这个工厂。他知道：如果盟军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和他的同事有可能会被炸死。

那次轰炸发生在1944年8月24日，炸弹摧毁了整座工厂，炸死了大约500名工人，而朱利特不在其中。虽然他事先没有得到过空袭警告，但在轰炸开始时他设法跑出了工厂，所以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与此同时，珍妮·卢梭继续向伦敦发送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了她偶尔与她所在的工业集团的成员一起出差去德国时搜集的情报。到了1944年春天，她在盟军科技情报方面的工作变得更为重要了，英国官员决定把她带到伦敦作一次更为深入的汇报。她在布列塔尼海岸边上了一艘小船，但那次行动出了问题，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卢梭在德国的三个集中营里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其中，托尔高集中营的囚犯在工厂里制造武器，包括“V2”的零件。当她抵达托尔高时，这位25岁的法国姑娘拒绝进入工厂，并说服其他一些新来的囚犯也这样做。她对营地的指挥官说：“我们会去捡土豆，但是我们不会制造你们的炸弹。”她被关押在处罚牢房里几个星期，在那儿每天都受到殴打。

卢梭是在拉文斯布吕克迎接战争结束的。她当时的体重只有70磅，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她是被拯救了玛丽·林黛尔和其他几十名拉文斯布吕克囚犯的瑞典红十字会救出来的。她被带到了瑞典，在那儿慢慢恢复了健康。1946年她回到法国，后来嫁给了法国贵族亨利·德·克拉伦斯（Henri de Clarens）——克拉伦斯是一个由贵族变为抵抗战士，自己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待过的法国人。

在将近30多年避开公众视野并不去“激起旧时的回忆”之后，现在的克拉伦斯子爵夫人卢梭同意与雷金纳德·琼斯在1976年见面。当时，雷金纳德·琼斯详细介绍了她和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情报人员对盟军最终的胜利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她与她亲切地称之为“亲爱的雷格”的琼斯的会面，是“一次极好的个人经历，同时也让我对过去有了更好的了解”。她后来在琼斯的战时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从他所告诉我们的故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