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热的1941年8月的一天，英国驻西班牙毕尔巴鄂市领事馆的副领事从午睡中醒来。他接到通知，必须马上回到领事馆去。一群盟军逃生者刚从法国抵达。

在领事馆里，他见到了四名男子和一名穿着蓝色渔夫长裤的黑发年轻女子。那位讲法语的女士自称是安德烈·德·容，看上去像是他们的发言人和领导者。她对副领事解释说，这些男子是留在敦刻尔克的一名苏格兰士兵和三名想去英国加入比利时军队的比利时军官。

24岁的德·容补充说，还有许多英国军人仍然隐藏在比利时。其中有一些像那位苏格兰士兵一样，是参加了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斗而活下来的幸存者，还有一些则是在最近的轰炸任务中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已经建立了一条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的逃亡路线，帮助那些逃生的人返回英国，参加救援的人大部分是她的朋友。如果英国政府给她钱来帮助支付这条线路的费用——山路向导、安全住房、食物和铁路车票，她就能够带更多的人出来。但是她明确表示，逃亡路线必须在她的掌控之下。

虽然和德·容一起来的那些人证实了她的故事，但副领事却有些怀疑。这个女孩怎么可能自行组织如此复杂的行动呢？更具体地说，她是如何设法让这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那些令人眩晕的高峰和湍急的河流？这对于经验最丰富的户外运动员来说，都是危险而艰巨的跋涉。

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相信了她。在一封发往伦敦的电报中，他把代号为“迪蒂”的德·容形容为“一个极其正派的女孩，漂亮且体格像铁钉一样强健”。他的信息被送到了军情九处，那是一个在1940年底成立的小型秘密机构（隶属于军情六处），专门联系英国战俘，并帮助营救被困在敌后的盟军士兵。军情六处的克劳德·丹西最初认为德·容是德国人的一个工具，试图把敌人的特工派往英国，因而拒绝了她的建议。但军情九处逃亡部门的25岁的负责人詹姆斯·兰利（James Langley）中校支持德·容的提议，最后英国政府同意资助她的行动。这个小小的冒险，不久就演变成盟军在西欧最重要的逃生路线。

詹姆斯·兰利和他在军情九处的同事艾雷·尼夫（Airey Neave）上尉因为个人的经历，对德·容的逃生路线极感兴趣，而其他人也喜欢这样的建议。在战争初期，他们两人都曾陷入德国人所占领的地区，最终通过逃生路线被救出。在剑桥接受过教育的兰利原是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军团的军官，在1940年的法国战争中受伤，由于伤势严重，左臂不得不截肢。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一名法国护士的帮助下，从里尔的一家德国医院中逃脱，并找到了安全房屋。后来他获得了假身份证件，并从一个避难所转到另一个避难所，最终到达了中立的西班牙。

尼夫是在1942年加入军情九处的。他在敦刻尔克被机枪击中后被俘，后来被相继送到德国和波兰的战俘营。1941年4月，他从波兰的战俘营中逃出，不久后又被逮捕，并被盖世太保审问。然后，他被转移到了德国科尔迪茨专门惩罚“坏男孩”的战俘营。那是一座邻近莱比锡城的森严的中世纪城堡，专门用来关押不断试图出逃的盟军战俘。

科尔迪茨三面为岩石峭壁所包围，据说坚不可摧。但是，尼夫和他的战俘营同胞们决心要证明它是可以突破的（这种态度证实了德国人将最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战俘关押在一起的逻辑很荒谬）。在经过两次尝试之后，25岁的尼夫最终在1942年1月初成功逃脱。他和一名荷兰军队的中尉伪装成德国军官，在暴风雪中从防守严密的堡垒中突围而出，四天后到达了瑞士。

虽然将第一个从科尔迪茨逃出来的英国人尼夫送回英格兰是一项高度优先的行动，但尼夫仍然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1500英里的危险旅程。在那次旅程中，他得到了法国投降后组织起来的第一个主要逃生组织“帕特·奥利里之路”的帮助。那个组织以马赛为基地，它的名称来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比利时医生，他的真实姓名是阿尔贝特·盖里斯（Albert Guérisse）。

在战争期间，大约有7000名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盟军军人，其中大多数是机组人员，从被占领的欧洲逃了出来。在所有被占领国家里都有逃生路线，但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逃生路线最为活跃。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数百架英国飞机每天都要飞越这些国家去轰炸德国。飞机的损失相当严重，在有些日子里会高达15%。许多被击落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会在飞机坠毁之前跳伞，这就使他们滞留在敌人的地盘上了。在训练有素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极度短缺的时候，尽可能多地救回他们，并让他们回到英国继续战斗，这对盟军的战争胜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1943年，一名在欧洲西北部被击落的美国或英国飞行员如果幸运地没有马上被俘，那他很有可能会找到一所安全房屋并在那里隐蔽起来，直到被送到邻近的如布鲁塞尔、巴黎或海牙那样的大城市的集中地点。他将在那里获得假身份证件和合适的衣服，并接受严格的指导。然后，他通常是坐火车被护送到西班牙边境，在那里他和其他逃生者将由向导带领，跨越比利牛斯山脉。赫尔曼·戈林曾指出：“制造飞机比组建机组花费的时间更少。”他与英格兰的指挥官一样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人的价值，于是德国空军司令下令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摧毁逃生路线。

在被占领的欧洲，尽管参与逃生路线的救援，可以说是最为危险的抵抗运动，但从老到少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这一行列。最危险的工作大多是由年轻女性担任的，其中许多人还只有十多岁，她们护卫着那些逃生的军人穿越几百英里敌占区前往西班牙。与那些大部分时间处于隐蔽状态的抵抗战士不同，这些妇女与外国人一起公开行走，搭乘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而那些外国人的外表和举止往往都十分显眼。艾雷·尼夫后来是这样描述陪伴他穿过法国的那位法国女士的：“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更有力地表达出了对希特勒的抵抗精神。”根据尼夫传记的作者回忆，他“对那些执行这一危险任务的女孩的钦佩不断增加，毫无疑问重塑了他对女性的态度”。他那一代和他那个阶层的英国人，在受了大量的沙文主义熏陶之后，尼夫在40年后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的高级助手和竞选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让她最终被选为保守党领袖，并进而当选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在军情九处，尼夫和兰利向参与逃生路线的人员提供了资金和无线电通信。他们还设置了联络官员，帮助逃生者们离开西班牙并返回英国。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两个年轻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足够的资源，来充分帮助并保护在他们主导工作下的几千名工作人员。丹西和军情六处的其他高层官员认为他们的工作无关紧要，因此他们的小型机构总是缺钱，偶尔不得不依靠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商人的经济支持来维持运作。

在兰利和尼夫经历过的众多挫折之中，没有一次会像他们无法为德·容蓬勃发展的逃生路线提供所必需的帮助时所感受到的那么痛苦。德·容拯救盟军士兵的使命是在1940年德军入侵比利时之后的混乱日子里开始的。当她的父亲——布鲁塞尔的一位校长告诉她，利奥波德国王才战斗了18天就向德国人投降了时，他开始哭了。她后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过——从来没有。我感到绝望，同时也感到愤怒！我对父亲说：‘你哭是没有用的。你将看到我们会对他们干什么。’”

带着让她赢得了“小旋风”绰号的**，她立即着手尽力阻止敌人的行动。她是一位专业的商业艺术家，却在比利时的战斗中担任了盟军的护士。在招募了一群朋友和熟人掩护逃生者后，她开始将受伤的英国士兵从布鲁塞尔及其周围的德军控制的医院中偷运出来，再转送到她安排的安全房屋。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她所招募的组成后来为人所知的“彗星路线”的成员都是“布鲁塞尔各个阶层年轻、活泼和热爱自由的人”。它的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和职业，从学生到贵族再到汽车维修工。他们的共同之处除了年轻以外（几乎没有25岁以上的），就是他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和对德·容的热爱。与其他逃生路线一样，“彗星路线”的大多数成员——信使、向导和安全屋的管理员都是女性。

虽然兰利和尼夫赞赏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和勇气，但是他们却因为“彗星路线”拒绝让军情九处插手她们的行动而感到沮丧。兰利写道：“最后的决定总是由在战场上的人作出的。德·容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她不会受任何外部干扰的影响。整个路线是比利时人的，将由比利时人来运作，任何帮助都受到欢迎。但是支付款项只是为了报销费用，它没有赋予我们发号施令的权利。”

德·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军情九处提出的派遣无线电报务员到布鲁塞尔的建议。如果这样做，她就可以直接与伦敦进行联络，而不再是仅仅依靠定期与在西班牙的英国联络官会面保持联系。有了无线电通信，如果遇到麻烦她可以立即通知军情九处，而且军情九处也可以让她知道潜伏的叛徒以及冒充帮助者或盟军飞行员的德军特工。

兰利说，德·容一再拒绝接受无线电台和报务员的做法“一直是一个几乎让我发疯的痛点”。然而回想起来，考虑到伦敦派往荷兰和法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所造成的灾难，她不愿接受这样的援助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虽然兰利一直在为德·容担心，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的非专业者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几个月之内，她就建立了一条从布鲁塞尔开始，弯弯曲曲地穿过法国南部抵达比利牛斯山脉的漫长逃生路线。它就像一条装配流水线那样工作：被击落的飞行员被带到最近的安全屋，通常在一个村庄或在一个农场里，然后被送到布鲁塞尔和巴黎的集中点，“彗星”的工作人员将从那里把组成小组的逃生者们护送到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组安全房屋。西班牙的向导们——其中许多是仇视德国人的巴斯克人——将从那里把他们护送过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

德·容参与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她安排安全房屋，与摄影师、伪造者们合作制作假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身份证件，并亲自护送几十名机组人员前往西班牙边境并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她深情地把她护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称为“包裹”，而人们则称她为“邮递女郎”。她的真实身份被严格地保密起来。

把那些年轻人伪装起来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正如一名英国情报人员所说的：“要在你们中间隐藏一个外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那个外国人是一个红头发的苏格兰人或是一个咀嚼口香糖的来自中西部的美国人时更是如此。”找到适合美国人穿的衣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通常比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长得更高；找到足够的食物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每个人能得到的食物都越来越少。由于来自一个对战争的困苦和危险缺乏亲身体验的国家，许多美国的逃生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逃跑的路上吃得那么少。英国人自1940年以来就一直接受着严格配给，所以要求不高。英国的机组人员也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冷静更有纪律，而美国人往往更独立更外向，有时候也不太愿意接受德·容让他们不容置疑地服从向他们下达的每一项指令的要求。

在踏上危险的旅程之前，“彗星路线”的工作人员会尽力指导逃生者们如何更好地融入公共场合。曾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一名长着罗圈腿的德州人被要求学会像欧洲人一样的走姿。由于大多数逃生者们不会讲法语或佛兰德语，所以他们在公共场所必须保持缄默。美国的飞行员被告知要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那是美国人的一项特征，并且要学会像欧洲人那样使用银餐具吃饭——一直用左手拿着他们的叉子，而不是左右手来回更换。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能抽他们自己国家的香烟，因为那些香烟的气味明显不同于欧洲的香烟。甚至不能被人看到在咬一块巧克力棒，因为在战时的被占领国家，那是绝对看不见的东西。逃生者们被不断地告知，哪怕是最细微的错误也可能引起在巴士、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大量巡逻的法国、比利时或德国安全官员的注意。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彗星路线”的成员和她们所护送的军人之间发展出短暂的密切关系的情况并不罕见。德·容说：“我爱他们，就像他们是我的兄弟和我的孩子一样。我们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对那些被救的飞行员来说，他们被那些拯救他们的人的无私和勇气所深深地感动了！一位当年19岁的英国军士鲍勃·弗罗斯特（Bob Frost）在1942年秋天由德·容护送到了西班牙。他在战后多年宣称：“我完全爱上了她们，彻底爱上了她们！我心中充满了对那些曾在‘彗星路线’中工作过的人的尊敬！她们知道如果被抓住了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种英雄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言语所能表达的程度。”

艾雷·尼夫后来回忆说，他曾向那些回到英国的飞行员问起他们的逃生经历，在谈及德·容和她的战友时，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尼夫说：“他们为她感到担忧，而包括兰利和我在内的所有那些知道她所冒的可怕风险的人也都为她担忧。”

对于“彗星路线”或其他逃生路线来说，一直存在着被发现的危险。逮捕非常频繁，损失也很惨重。如果被抓住，盟军的军人将被送往适用《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德国战俘营。但逃生路线的成员将面临酷刑和恐怖的纳粹集中营，甚至被处决。詹姆斯·兰利曾经估计，相对应每个回到英国的军人，至少有一名“比利时、荷兰或法国的援助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意识到盖世太保正千方百计地设法摧毁“彗星路线”，尼夫和兰利要求德·容与和她密切合作的父亲尽快撤到英国。但是，她一如既往地“遵守自己的规矩”，甚至拒绝考虑一下离开的提议。尼夫回忆说：“最后，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逃生路线的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大，但也因此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要想查清楚几百名为路线工作或使用路线回到英国的人的背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盖世太保和德国空军的秘密警察在利用特工假装盟军飞行员进而渗透到各条逃生路线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德国特工都配备了从被杀或被捕的盟军飞行员身上得到的文件和个人铭牌，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在英国或美国长期居住并能说流利的英语。

德国人也得到了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合作者的“帮助”，他们报名加入逃生路线充当工作人员。由法国的一个主要逃生组织运作的“帕特·奥利里之路”就是被英国陆军上士哈罗德·科尔（Harold Cole）出卖给了盖世太保的，他在被德国人俘虏后成了叛徒。由于科尔，阿尔贝特·盖里斯和那条路线的其他开辟者被逮捕并被送进了集中营，路线也被摧毁了。

对于“彗星路线”来说，它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它的创始人披上了某种迷人的色彩，设法避开纳粹的抓捕已有18个月以上，但它的工作人员自路线创建以来就一再遭到纳粹的逮捕。在1943年1月初，德·容带着三名美国飞行员出发，第18次前往西班牙。在越过比利牛斯山之前，一场暴风雪来袭，他们被迫在山脚下的一所安全房屋里暂时躲避。第二天早上，盖世太保得到了当地一位农民的密报，冲进屋内，逮捕了里面所有的人。

盟军的逃生者们都曾被多次警告：如果被德国人抓获，他们不能透露隐藏或帮助他们的人的身份和地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自己的姓名、级别和军中的序列号，就好像他们在战场上被抓获一样。但是，盖世太保审问时的极端压力对一些人来说难以忍受，与德·容一起被捕的一名飞行员最终说出了他的向导的名字以及那些掩护过他的安全屋的主人。

当三名美国飞行员被送往战俘营时，德·容则完全失踪了，像被占领的欧洲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一样，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消失在纳粹集中营的“夜雾”之中。

几周之后，盖世太保再次袭击了“彗星路线”，这次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的其他地方逮捕了近100名工作人员。设法逃脱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名28岁的女性，名叫佩姬·范·利尔（Peggy van Lier），她是德·容的密友和助手。虽然被盖世太保特工严加盘问，但她坚持说从未参与“彗星”组织。由于担心她会被再次抓走，朋友们将她送到了直布罗陀，再转乘飞机去了伦敦，詹姆斯·兰利正等在那里迎接她。他立即被这个红头发、蓝眼睛的比利时人给迷住了。他告诉后来的朋友们说，就在她下飞机的那一刻，他爱上了她。他们两人在第二年结了婚，后来生了五个孩子，并在萨福克平静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利尔很幸运在该走的时候走了。就在她抵达伦敦几个月之后，“彗星”又一次遭受打击，而这次是因为一名在巴黎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国人的出卖。德·容的父亲是法国首都“彗星”组织的负责人，被捕的人除他以外，还有德·容的妹妹以及其他几十名组织的成员。最后，包括德·容的父亲和妹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被处决了。

兰利后来指出：“‘彗星’似乎无法生存下去了，然而它令人难以置信地活了下来。尽管它损失了组织创始人和其他许多关键成员，但‘彗星’自身有能力重建自己，获得新的信使和向导的帮助，设立更多的安全房屋，并继续护送盟军人员返回英国。”

尽管还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但“彗星”路线继续着它的救援行动，直到1944年秋天比利时获得解放。在彗星存在的三年中，她们护送了800多名机组人员，其中大部分很快就回到了军队。而其中有118人是由德·容亲自护送前往西班牙的。

虽然它们是最大并最知名的逃生路线，但“彗星”和“帕特·奥利里之路”在西北欧地区并不是进行救援工作的唯一组织。在那里运作的还有其他几十个小一些的团体，其中大部分像“彗星”一样是由妇女组织和管理的。不过，法国的“玛丽? 克莱尔路线”的创始人却是独自一人运作的。

艾雷·尼夫称米勒维尔伯爵夫人玛丽·林黛尔（Mary Lindell）是“军情九处历史上最具个人色彩的特工之一”。这个说法并不能完整地描绘出她的形象。林黛尔是一个优雅、专横、直言不讳的女人，对冒险充满**，这很适合与盖世太保或像克劳德·丹西那样的人打交道。一位在工作上帮助过她的天主教神父曾宣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玛丽?林黛尔是一个伟大的男人！”

尼夫和兰利在1942年7月27日第一次听到林黛尔的名字。当时英国驻巴塞罗那的领事馆通知他们：一名英国女子刚刚从法国抵达西班牙，要求军情九处把她派回法国成为新的逃生路线的组织者。一个星期后，她来到兰利在伦敦的办公室，接受他和尼夫的面试。在门口迎接她的尼夫回忆说：四十出头的林黛尔穿着一件法国红十字会的制服，上面别着几个英式和法式的饰物，“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尽管态度粗鲁，她依然是美丽的”。当他把她领进办公室时，他立即意识到“她习惯于自作主张……她的语气完全是英国式的专横跋扈，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看门的门房”。

出生于萨里一个富裕家庭的林黛尔，很乐意接受尼夫对她的评价——“无畏、独立，而且非常傲慢”的合成物。事实上，她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她后来说：“我的教父去世后，给我留下了相当多的钱，所以我就真的变得很独立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傲慢并独立。因为从15岁起，我就不知道钱是什么，它就在那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林黛尔前往法国，自愿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她在前线包扎所和野战医院照顾盟国军队的伤员，经常陪同医护兵前进到距离德国战壕只有几英尺的前线治疗受伤的士兵。她被誉为“英国宝贝”，并因战火下的英勇而被授予法国军功十字勋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她嫁给了一位法国贵族。那位贵族受伤的时候，她曾经看护过他。作为有三个孩子的米勒维尔伯爵夫人，她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林黛尔也组建了一个女人的逃生路线。她曾把英国军官藏在自己的公寓里，然后开车带他们越过维希边境，最后开到马赛交给后来的“帕特·奥利里之路”的人。她从德国官员那里获得了必要的许可证和汽油券，声称她需要那些东西为她的红十字会工作。后来她发现，德国军方“非常喜欢有名的人，特别是穿着制服，上面有很多勋章和绶带的人”。

当然，巴黎的盖世太保并不那么糊涂，对不断进出她公寓的人员产生了怀疑，并于1941年1月逮捕了她。当审判结束时，林黛尔得到了极为宽松的判决，她被判处在巴黎的监狱中单独监禁九个月。她回忆道：“我感到这极其荒谬！所以我向德国法官说：‘这将给我足够的时间和阿道夫生一个孩子。’”她的律师和翻译听了这话后几乎昏了过去。当法官要求知道她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的律师在翻译回答之前先跳了起来，并大声说道：“被告人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认为判决是公平的。”

在服刑之后，林黛尔被释放了。虽然决心继续她的逃生路线活动，但她知道不能在巴黎这样做下去了。她决定逃往英国寻求训练和其他帮助，使她能够在法国的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

尼夫和兰利对她的前景都不看好，并坚决反对派遣任何已经暴露的人回到被占领的欧洲的想法。兰利说，这样做会“危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他和尼夫认为林黛尔是一门管不住的大炮，很难与她相处。兰利感到特别恼火的是，她“在对付难缠的男性时更喜欢使用战斧而不是通常的女性魅力”。在与林黛尔第一次见面后，兰利向尼夫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想要一大杯威士忌加苏打。”

林黛尔决心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她拒绝接受军情九处的意见，并将继续争辩直到让她返回法国。无奈之下，尼夫和兰利只得向克劳德·丹西求助，丹西同意由他来告诉她不能再回法国。然而在他一生中，丹西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顽强和固执的人。当他指出只是想挽救她的性命时，林黛尔反驳说他唯一想要挽救的只是他自己的名声。丹西在与林黛尔会面以后告诉兰利说：“尽快地把她送到法国去吧。”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她于1942年10月被送回法国西南部利摩日附近，去建立一条新的逃生路线。艾雷·尼夫在护送她到机场去的时候发现，其他人对林黛尔有着与他和伦敦的同事们截然不同的看法。当她被介绍给年轻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说将载她飞跃海峡时，飞行员握着她的双手说：“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去那里……所有的男孩们都非常感激你在做的事情！”

回到法国以后，林黛尔发现自己还在伦敦的时候，已被德国人判处死刑。她把自己的身份改成蒙西伯爵夫人，在集镇吕费克的一家小旅馆里租了几个房间，作为她新的逃生路线的总部和集中点，并称之为“玛丽? 克莱尔”。在第二年的一整年里，盟军的空军机组人员被林黛尔的伙伴带到吕费克，然后被护送跨越比利牛斯山到西班牙去。

“玛丽?克莱尔”逃生路线最为人所知的，是拯救了英国突击队最为大胆的一次军事突击行动——“弗兰克顿行动”的幸存者。1942年12月，一小队皇家海军突击队员乘坐独木舟，顺着一条通往波尔多的河流，划向停靠在那里的五艘德国军舰。他们把炸药贴上了军舰的舷边，然后将它们引爆，造成了军舰的严重损坏。虽然大多数突击队员在战斗中被淹死或被俘，但有两人逃脱了。他们按照在伦敦接受的指示，走了近100英里去了吕费克，并在那里与“玛丽－克莱尔”逃生路线的特工接上了头。

林黛尔在几天前的一次自行车事故中严重受伤。五根肋骨骨折，头部也受了伤，当时正住院治疗。但是，当她的一位特工告诉她关于突击队员的事情以后，她坚持要离开医院去指挥救援行动。

在突击队员和几个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起出发去南方之前，林黛尔告诉他们：“我们对我们护送的英国人只有一个规定：没有女孩。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一旦遇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一切都会搞砸。所以我们必须阻止她们靠近你们。”她和她的组织兑现了承诺，把他们安全地带到了西班牙。

林黛尔运作她的路线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但在1943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她是在去南部的一次旅行中在一个火车站被捕的。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她设法转移看守她的警卫的注意力，从火车上跳了出去。然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德国人开枪打中了她的头部和脸颊。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活了下来。经过多次手术以后，她于1944年9月被送到柏林北部拉文斯布吕克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是唯一一个专门关押女性囚犯的集中营，建在海因里希·希姆莱拥有的领地上。战争期间被关押在那里的132000名妇女和儿童中，有超过70％的人死于饥饿、折磨、拷打、上吊、射杀、可怕的医学实验和在1944年11月新安装的毒气室。

从到达拉文斯布吕克的那一天起，林黛尔就拒绝遵从命令。这毫不奇怪，她被称为“那个傲慢的英国女人”。集中营的官员似乎也像她在军情九处的上司一样，对她傲慢的进攻性言行感到畏惧。

由于她有护理经验，林黛尔被分配到了集中营的医院。她在那里偷取了只对德国人发放的药物，并将它们用在了几名囚犯的身上从而救了他们的命。战争临近结束时，瑞典红十字会安排从拉文斯布吕克撤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囚犯。林黛尔胁迫集中营指挥官将营内所有的英国妇女也列入撤离名单内，其中有好几名曾参与过法国的抵抗运动。23岁的伊冯娜·巴登（Yvonne Baseden）是特别行动处的一名特工，当时正患上了危险的结核病，林黛尔坚持把她从医院里要了出来，并乘上了撤走的巴士。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另一个从拉文斯布吕克解放出来的脸色苍白、消瘦，如幽灵般的囚犯是德·容。尽管在1943年被捕之后坦承自己创建了“彗星路线”，但她设法避免了被处决，因为德国人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漂亮、娇嫩的年轻女子能够策划出这样复杂的运作。

战争临近结束时，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帮助被击落的盟军空军机组人员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据军情九处的统计，在那些国家里大约有12000人曾经参与了救援行动，而其他的统计数字则要远高于这个数。

另一方面，军情九处向盟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介绍了在被击落的情况下如何逃避捕捉，并寻找救援人员。他们都得到了一个指南针、将飞越的国家的丝绸地图和其他在寻求救援时赖以生存的应急物品。他们被告知：如果被击落，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尽快摆脱降落伞并清理着陆地点。

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当在比利时、荷兰或法国北部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时，许多人会跑到外面观看天上飞过的庞大的机队。如果看到有降落伞降下来，看的人就会跳上自行车，或者跑着奔向降落伞着陆的地方，希望在德国人到达之前赶到那里。

1943年2月，一名美国飞行员在对法国圣纳泽尔港空袭后的归途中被击落，当他跳伞后即将着陆时，看到好几名妇女正向他冲过来。同年8月，在布鲁塞尔附近被击落的两名美国飞行员每人都受到数十名比利时人的欢迎，并随后被转送去了逃生路线。

在同一月里，在法国小镇图卢兹附近被击落的另一名美国飞行员在接近地面时看到有将近30名法国人向他跑来。他们立即取下了他的降落伞，脱去了他的制服，并让他穿上便装。他说：“在四分钟内，我就变得看上去像是周围来救我的任何一个法国人了，我的飞行服和装备也都不见了。”

在比利时，有一名妇女因为协助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逃生而在德国集中营被关押了三年多。她在50多年以后说，她从不后悔和比利时抵抗运动的其他成员为帮助盟军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参加聚会的飞行员都觉得他们怎么感谢我们都不够。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现在可能都成了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