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时，利奥·马克斯忙于应付荷兰的灾难，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事情。但在2月一个寒冷且天空灰暗的下午，他强迫自己坐下来和一个将于下个月去法国的特工开会。最后一次复查将要使用的无线电密码，那是一个被人认为有问题的特工。
在特别行动处，几乎没有人对26岁的弗朗西斯·卡马斯（Francis Cammaerts）有过好的评价。他的训练者承认他非常聪明，但也抱怨他对破坏行动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显示出任何领导的能力。这对于一个被指派去组织并领导法国抵抗组织开展破坏行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评价卡马斯的报告中写道：“相对缺乏冲劲。”他的密码训练员说：“他缺少动力，带有一点负面的个性。”他是“一个动作迟缓的人。他会尽力遵奉指令，但看上去无法掌握基本的原则”。
看了卡马斯那份令人丧气的文件之后，马克斯决定尽可能少花时间在他身上。然而当他进入会议室后不久，他就改变了主意。马克斯的结论是“这个头发锃亮，个子特高的卡马斯”根本不是一个动作迟缓的人。事实上，他非常像马克斯自己——充满**，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并非常独立。正如马克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所了解的那样，特别行动处的高层对这些品质是不欣赏的。
马克斯注意到，卡马斯之所以被套上动作迟缓的帽子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任何事物的表面价值。马克斯补充道，卡马斯要考量“事物所有的逻辑关系，不会想当然地接受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对他的所有训练者来说更是如此”。特别行动处的密码总监在结束他和卡马斯的会议时，“为有人错误地评价了卡马斯而感到非常抱歉”！
事实证明马克斯对卡马斯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弗朗西斯·卡马斯后来成了战争期间在西欧行动中最为成功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诗人和英国女演员的儿子，在英国出生长大。像许多其他同龄的人一样，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毫无意义的杀戮感到震惊。他在剑桥念书时成为和平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伦敦东南一个虽小却总有创新的语法学校教授历史。在因良知而拒服兵役后，他被指派到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农村公社从事体力劳动。
1942年，卡马斯的弟弟彼得在皇家空军对德国进行的一次轰炸任务中丧生。弗朗西斯因弟弟的死亡而受到冲击，尽管他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的理念，但他必须参与这场战争。通过朋友，他和特别行动处取得了联系。
他和马克斯一样，刚开始参加特别行动处时就对这个地方的草率和不负责任感到困扰。虽然无休止地强调保密的必要性，文件却摊放在办公桌上；由于安全原因，原本应该互不见面的特工们不断碰到一起。他深信行动处没有给予他和他的同事们足够的训练，以抵御敌人的追捕。卡马斯后来曾说过： “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可以和德国的安全部门玩智力游戏，他们才是职业选手。”
对于他来说，更令人沮丧的是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行动一片混乱。当时“D日计划”的制订者们已经作出了一个绝密的决定，选择诺曼底海岸作为进攻欧洲的中心地带。因此，法国的抵抗运动在解放欧洲大陆的初期阶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如阻止德军部队的行进，破坏电力供应、桥梁、铁路、道路、武器仓库和通讯等一切战略设施。
反攻的策划者们设想着抵抗运动是统一并协调的运动。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英国政府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之间争议不断的关系，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运作已经被分割成了难以想象的状态。所有其他国家在伦敦都只有一个特别行动处的分部对接指导他们的抵抗活动，而法国却有6个分部，其中只有两个——“F”和“RF”分部最终发挥了重要作用。
F分部是1940年后期，外交部在丘吉尔的授意下指令特别行动处创建的。其目的是在没有自由法国运动的参与下，安抚维希政府中那些反对德国，并反对戴高乐的人。F分部的大多数特工都是会讲法语的英国人，在数量极少的其他国籍人员中包括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戴高乐本不该知道F分部的存在，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它，并抗议英国在法国创建抵抗组织是对他国家主权的侵犯。
在法国的非共产党人抵抗运动已经开始把将军视为他们的领导人了，所以将戴高乐排除在特别行动处的活动之外的行为在这个圈子里激起了民愤，这对不断恶化的英国与自由法国运动的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为了缓和他们和戴高乐的关系，特别行动处创建了“RF（共和法兰西）分部”。这是一个全由英国人组成的分部，专门与戴高乐的情报和破坏行动机构合作。它的任务是为自由法国运动招募和训练的特工，并提供资金、运输、武器和通讯设备等。但这并没有让戴高乐感到高兴。他极其憎恨对英国人的依赖，也憎恨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可以否决他给特工的命令，并控制着自由法国运动与法国的通讯联系。
让他更为愤怒的是F分部和军情六处正在从不断前来英国加入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的年轻法国人中，大力招募特工。在战争期间，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新来的移民都必须在伦敦西南的讯问中心接受英国安全机构的询问。因此，F分部和军情六处可以在戴高乐的人有机会联系上法国年轻人之前，优先为自己找到最有希望的潜在特工。
在所有这些争斗和对抗的大背景下，自由法国运动和特别行动处之间以及特别行动处的各个法国部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相互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据利奥·马克斯回忆，曾有一段时间不允许RF分部的官员和自由法国运动的人说话，他们不得不像在法国一样找一个安全地点见面。被所有这些官僚主义的嫉妒和阴谋所激怒，一名RF特工向马克斯喊道：“我可以告诉你，这场（特别行动处内部的）‘战争’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这不是要去杀死德国人，或是帮助特工生存下去，或是尽快结束战争，尽管他们假装那是他们的目的。”
在自由法国运动出现之前，已经形成组织的F分部开始缓慢行动起来。然而直到1941年春天，它的第一批特工才被送往法国。到1942年的夏天，特工的人数才开始显著增加。即使到了1943年初，F分部和RF分部的特工也没能完成多少工作。战后，德国西部军区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指出：“在1942年，法国的地下运动仍然被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对德国军队的谋杀和袭击以及其他破坏行动是很常见的，火车也经常脱轨。然而，并不存在对德国军队的真正威胁或实际上阻挠了部队的运动。”
像荷兰分部一样，F分部也受到了特别行动处高层要求他们加紧努力的巨大压力。它也像荷兰分部的运作一样，在伦敦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领导人能力相当薄弱。F分部的头儿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是一名曾在伊顿公学念过书，但没有接受过秘密战争训练的毫无经验的商人。特别行动处鉴于他是战前福特汽车公司在法国的高级经理，对法国工业界有所了解而招募了他。一位同事曾说，特别行动处挑选了高挑且和蔼的41岁的巴克马斯特，是“给贝克街带来了一位销售总监”。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或又是如何被挑选来领导特别行动处里最重要的分部之一的。科林·古宾斯后来承认，巴克马斯特之所以获得了这个职务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选”。
菲利普·德·沃默古（Philippe de Vomecourt）是F分部少有的几个土生土长的法国特工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巴克马斯特是一名高高在上的部门负责人，无法理解“在敌后工作的特工们的恐惧和兴奋”。他也没有多少作为一个领导人所必需的品质。贵族出身的德·沃默古在法国中南部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破坏行动组织。他说：“巴克马斯特在给我们下命令时不够坚定，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危险的疑虑情绪，不清楚谁将负责指挥行动，谁又将在行动中听从指挥。而且他在为我们与他的上司争执时也缺乏决断能力。他太容易屈服于高层的压力了！”被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描述为“被派往敌后的最杰出的特工之一”的德·沃默古，还指责巴克马斯特应对他所派出的一些特工的质量太差而负责。“那些人的法语口音是如此明显，这对他们自己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来讲都是很危险的”。在不断经受派出更多特工的巨大压力下，巴克马斯特“降低了招募的标准，那些被招募来的男士和女士并不具备从事特工工作所需要的素质和资格”。
在沃默古看来，更成问题的是巴克马斯特和F分部对于被占领的法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到了一种危险的程度，这包括“继续生存下去的所有重要细节，那是一种意味着生死差异的认知”。
当弗朗西斯·卡马斯在1943年3月22日被空投到法国时，他感觉外面的世界就像从“爱丽丝的镜子”的另一边看过去的那样。与这个新奇的世界相比，伦敦官僚们的作战计划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游戏。
与战争的头两年相比，法国现在要危险得多了。德国占领者们的纪律和礼貌早已**然无存。随着盟军在北非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曾经似乎无所不能的第三帝国现在受到威胁并转入了防御，这使得那些在它统治下的人们受到了更大的压迫，生命也更加危险。
在卡马斯到达前八个月，法国的德国党卫军已经从德国军方手中夺过了对警察和安全管理的控制权，并立即着手摧毁胆子越来越大的法国抵抗运动。沃默古回忆说：“如果在1943年之前纳粹对恐怖活动还有所节制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毫无顾忌了。”
在夺取了控制权后的第一年里，党卫军和法国警察就逮捕了大约16000名抵抗运动成员，其中许多人遭受酷刑并被处死。参加清扫行动的还有一个新成立的被称为“米利斯”的残暴的法国准军事部队。根据沃默古的说法，它的成员“几乎都是一些正在变为暴徒的人”。
当卡马斯到达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检查F分部下属的一个名为“卡特”的大型组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个组织覆盖了法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普罗旺斯和蓝色海岸在内。从他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刻起的整个行程，其间距巴黎一个小时的车程，他都为“卡特”对安全的全然漠视感到惊恐。在深夜与五名年轻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接应之后，他和他们挤在一辆汽车上开往巴黎，而当时是有着严格的夜间宵禁令的。他回忆说：“在与法国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似乎毫无安全意识。我在整个接应过程中感到的是极度的不安和危险。”
一到巴黎，卡马斯就被带到了一个法国人的公寓里，那个人是“卡特”的一位重要成员。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卡马斯离开那里去了一个安全地点，约好第二天早上再与那个法国人见面。但是当他第二天回到那个法国人的公寓时，发现他的联系人已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卡马斯立即离开了巴黎，冒充法国公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距离里昂6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圣若里奥。
在这个被积雪覆盖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峰围绕着的美丽村庄中，几个作为“卡特”组织者的F分部官员组建了一个临时总部。当卡马斯抵达圣若里奥时，他更加担忧了。“当我下车，直奔邻近的一座别墅时，五六名不像村民的年轻男子也下了车”，“卡特”的成员在别墅里迎接了我们。他回忆说：“那座房子是一处公众场所，非常吵闹，不明身份的人进进出出，很不安全。”
卡马斯很清楚，避免选择任何一种“中央集会”地点是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规则。他很快得出结论，“卡特”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组织，没有任何安全意识或组织严谨性。他后来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愚蠢是不可原谅的。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他认定这样的组织已无法修复，所以决定在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组织。几周后，德国人来到了圣若里奥，逮捕了“卡特”的特别行动处联络官，并席卷了整个组织网络。
在那段时间里，卡马斯转移到了郁郁葱葱的罗讷河谷，那一带因罗马遗址和山坡上的葡萄园而出名。他在那里开始创建一个代号为“骑手”的抵抗组织。这个身材高大、瘦削的年轻特工骑自行车、步行，偶尔也乘坐汽车或公共汽车，走了几百英里，接触了许许多多农民、商人、机械师、杂货商、教师和法国东南部的其他居民，许多人加入了他的战斗行列。几个月内，他组织了约50个小组接受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还为来自英国的武器、炸药和其他物资建立了空投区域。
后来的事实证明，卡马斯对秘密工作有一种本能的天赋。与特别行动处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对安全是非常重视的。他采用了共产党人的组织和抵抗战士长久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建立的小组不超过15个人，尽可能减少每个小组与其他小组的接触。新成员要加入一个小组，必须经过已在小组里的人的推荐。
组织成员还必须遵守其他严格的规定。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被禁止携带书面信息或报告。特工们不可以连续两三个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也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接连聚会。他们尽可能避免在旅馆或集体宿舍中过夜，因为所有在那些地方住过的人都必须填写德国人很容易就能获得的详细表格。如果一个小组中的某一个成员被捕了，其他成员必须立即转移。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知晓他或她的真实身份——这是卡马斯自己像对待宗教那样严格遵循的规则。他回忆说：“从踏上法国的那一刻起，为了保护我自己，更为了保护那些我曾经接触过的人的安全，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他的代号是“罗杰”。
在建立地下组织的过程中，卡马斯不仅与抵抗组织的成员，而且与无数普通的法国公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他在法国的18个月中，他们为他提供住所、衣着和饮食。当他穿越整个地区时，他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他把他的性命交于他们手中，他们也同样冒着生命的危险。
法国全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掩护人员，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枪或投过手榴弹，但愿意为那些视他们为抵抗组织宝贵成员的人提供安全住处。与卡马斯密切合作过的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尚·菲尔丁（Xan Fielding）指出：“没有任何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厨’所表现出来的自傲，也从未想到过奖励或荣耀，他们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家园……从而承受起了远比任何一个武装的马基斯游击队员更大的生命危险。”
卡马斯后来曾说过，这些人是抵抗运动的核心。不像优秀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包括卡马斯本人在内的许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后没有获得奖牌或荣誉，也没有人在任何书中描述过他们。他说：“让我一直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人们在谈论抵抗运动时，好像那只是由少数男女英雄创造出来的一样。他们试图把我说成是一个英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生活于人民的英雄主义之中……他们牺牲了一切——孩子、伴侣、年迈的亲人和他们的土地。”
正如卡马斯和其他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那些无名的法国支持者，就不会有抵抗运动。菲利普·德·沃默古曾说：“法国的抵抗力量源于法国自身。如果没有来自伦敦的武器和器材、训练员和组织者，那么法国人抵抗的效率就会降低。但抵抗还是会有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法国普通百姓提供的有求必应的帮助和勇气，来自伦敦的特工就什么也干不成。曾经参加过抵抗行动的人要比名单上的人多得多。”
卡马斯之所以坚持严密的安全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把这么多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后所感受到的沉重的责任。虽然他的小心谨慎异乎寻常，但他并不孤单，还有好几个特别行动处的组织者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警惕。所以毫不奇怪，当盟军最终发动进攻时，他们组织的行动是最有效的。
其中就有29岁的珀尔·威灵顿（Pearl Witherington），她领导了法国中部1500人的“摔跤手”抵抗组织——她是唯一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行动处女特工。威灵顿在战后写道：“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无论你在哪里，你永远都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监视或窃听，你必须对一切都小心谨慎。”即便是随意的手势或身体动作，例如在穿过马路之前本能地向右看一下，也可能会给英国特工带来灾难，因为他们忘了法国的道路规则是需要向左看的。
对于她和卡马斯来说，谨慎和怀疑是如影随形的伴侣。然而，不仅在特别行动处，甚至包括在自由法国运动和整个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中，人们并没有对安全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除了共产党人的小组以外）。例如，人们普遍无视尽可能少地接触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群体或个人这一基本原则。法国东南部繁华的里昂市被称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首都，因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让·穆林都常常会聚集在那里。一位领导人指出：“你还没走出十米就会撞见一位你得假装不认识的地下组织的同志。”在里昂召开的秘密会议就只在几个常去的地方举行，这就更容易被法国警察和盖世太保发现。
轻率的风气也很流行。在抵抗组织的不同层次上，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人。他们加入了这个秘密组织，但对简单生存所需要的保密措施几乎一无所知。菲利普·德·沃默古对自己和他的抵抗运动成员们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抵抗行动看成是一场游戏。尽管严肃而且致命，但只是一场充满了娱乐、兴奋和冒险的游戏。但是德国人从来就没把它当成一场游戏。”
在组织这些没有经验的抵抗者时，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们原本应当向他们灌输纪律和安全的意识。然而，许多特工缺乏这样的训练和气质。其中包括一名32岁的律师弗朗西斯·萨提尔（Francis Suttill），他于1942年10月被空投至法国。萨提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的任务是在巴黎附近组建一个新的抵抗组织，覆盖法国中部的一大片地区。萨提尔的代号是“兴旺”，他将建立取代“卡特”而被F分部掌控的主要抵抗组织。
几个月来，萨提尔走遍了整个地区，邀请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加入他的圈子，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到1943年6月时，“兴旺”成了当时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国内掌控的最大的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沙特尔、奥尔良和贡比涅等地的60多个地方团体。
然而，“兴旺”的庞大组织与运转相对严谨且不灵活的地下抵抗组织的规定是相违背的。与卡马斯不同的是，萨提尔并没有在他的组织团体之间进行严格的分割。各个分支机构的成员往往在巴黎及周围地区的同一间安全房屋、同一家餐厅或咖啡馆里聚集，而那些地方正是盖世太保特别注意的场所。正如卡马斯后来所说的那样：“‘兴旺’的那些人活在梦幻之中。”
那种梦幻般的生活在1943年6月结束了，那是战时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个月。6月21日，抵抗运动最重要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让·穆林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在里昂郊区一座安全房屋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六名主要的抵抗运动领袖。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弗朗西斯·萨提尔和两名与他直接联络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他的信使和无线电报务员）在巴黎被捕。在几天之内，盖世太保就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一样在“兴旺”的组织网络中收割般抓走了几百名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并在法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搜出了几十个武器仓库。他们还截获了两部无线电台，其中一部是属于萨提尔的无线电报务员吉尔伯特·诺曼（Gilbert Norman）的。
一名巴黎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立即向伦敦通报了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几天后，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收到一份电报：“整个‘兴旺’组织都被摧毁了，不要再和‘兴旺’组织中的任何小组接触。”然而，在6月27日，萨提尔被捕之后的第三天，F分部收到了从吉尔伯特·诺曼的无线电台发来的一份电报，声称他仍然是自由的。
这份电报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利奥·马克斯一看那份电报就看出了问题：诺曼跳过了安全检查密码。马克斯立刻将他的发现通知了巴克马斯特，强调说诺曼可能是在盖世太保的控制下发的电报，但巴克马斯特拒绝相信这是事实。在不告诉马克斯的情况下，F 分部的首长给诺曼回复：“你忘记了你的双重安全检查密码。下次得再小心些。”然后他下令让他的下属继续给诺曼发电报。
由此开始了法国版的“英格兰游戏”，这是一场由巴黎党卫军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基弗（Josef Kieffer）主导的为期十个月的行动。作为一个有高度竞争力的人，基弗决心至少要相当于、甚至超过他在荷兰阿勃维尔的对手赫尔曼·吉斯克斯在欺骗行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而特别行动处也不约而同地帮助基弗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令人感叹的是，F 分部没有任何人知道长期以来对“N 分部”及其特工的怀疑。就整体而言，特别行动处在伦敦和敌后都普遍缺乏安全意识，但特别行动处总部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高度安全的：那就是特别行动处在各个国家的分部之间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他们从不分享有关敌后运作的信息，也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地下组织的垮塌在彼此之间发出警告。
尽管利奥·马克斯比特别行动处里所有的人都更了解在荷兰发生的灾难，但他已对科林·古宾斯发过誓要保密，所以无法警告巴克马斯特——他的部门即将面临的灾难。尽管如此，密码部门的马克斯和工作人员仍然坚持认为，吉尔伯特·诺曼和他发给伦敦的电报绝对是有大问题的。
在诺曼重新开始发报一个多月之后，巴克马斯特终于接受了无线电报务员已被德国人逮捕这一事实。但是他坚持认为F分部必须继续给他发电报，希望这样做能够挽救诺曼的生命。一位特别行动处的同事说，巴克马斯特对他的特工的命运极为关切，“从来不愿相信有人被俘”。对他来说，“他所有的天鹅都是白天鹅”。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需要维持诺曼好像仍然是自由之身的假象。英国皇家空军一直在游说，力图停止特别行动处向法国空投物资的所有飞行，他们将会利用“兴旺”组织的崩溃作为他们的一大理由。停飞空投行动对特别行动处要证明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战争工具的努力将是灾难性的。科林·古宾斯和特别行动处其他高层官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将“兴旺”的灾难当作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向法国投入更多的特工和武器。
古宾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从战略上来说，法国是西方战区中最重要的国家。因此我认为特别行动处应该看到在这个战场上承受重大伤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它会带来极高的收益。我会因此将特别行动处对法国的援助行动增加到最大限度……从现在开始并一直维持到‘D日’。”
结果，更多的特工被派往法国中部和北部，并在抵达后的几天内就被德国人抓捕了。他们中有两名讲法语的加拿大人被派往阿登森林，组织一个代号为“副主教”的新的重要抵抗组织。然而，当他们降落以后，这两个特工，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就从视野中消失了一个多月。F分部的一名员工写道：“没有人对阿登的抵抗组织有丝毫的了解，人们一定认为他们已经失败了。”
但到了1943年8月初，“副主教”组织的无线电报务员发来了电报说抵抗组织已经启动并正在运行。虽然他和诺曼一样，没有把他的安全检查密码插进电文里面，F分部在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后仍然和他保持联系。从那时起，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和武器就被投往这个由德国人控制的圈子里，投往其他在创建之前就已被摧毁的新的抵抗组织。
因“副主教”组织被破坏而受到伤害的特工中有一位空军妇女辅助队军官努尔·伊纳亚特·汗。她轻盈高雅，心不在焉，她的教官认为她的脾性不适合从事特别行动处的秘密工作。但由于法国无线电报务员日益严重的短缺使人漠视了任何谨慎的考虑，巴克马斯特命令缩短汗的训练课程，并尽快将她送往法国。当培训学校的指挥官对此提出抗议，说她的“脑子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时，巴克马斯特回答说：“我们不想让他们的头脑装得太满。”由此可见正是他自己的原因而给他的部门造成了问题。
汗是在1943年6月16日抵达巴黎的，当时离“兴旺”组织崩溃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她逃脱了德国人的拉网搜捕，成了少数几个仍然自由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之一，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 F 分部最重要的特工之一，也成了盖世太保在巴黎最想抓获的英国特工。尽管她的安全意识没有明显的改善，但她在整个夏季和秋季仍然是自由的，定期向伦敦发报。然后在10月初，F分部指示她与“副主教”组织取得联系。当她这样做时，她就被盖世太保逮了个正着。他们不仅查获了她的发报机，还在她的床头柜上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她抵达法国后收到和发出的每一条电文。
和汗一样，其他100多名被盖世太保在法国抓捕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最终都被送到了德国的集中营，大部分人在那里遭受了可怕的折磨并被处死。其中有14名女性，包括汗和弗朗西斯·萨提尔的信使——24岁的安德蕾·博雷尔（Andrée Borrel）。汗在被捕之后被链条锁铐了好几个月，最后在达豪集中营被德国人从脖子后面开枪打死了。据目击者称，在德国西部茨维勒集中营被德国人注射了毒药的四名特别行动处女特工之一的博雷尔在被推入火化炉前仍然活着。在被打死之前，她抓破了一名警卫的脸，并高喊道：“法国万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特工的工作和悲惨命运已经在无数的杂志文章、书籍和电影中得到了描述。然而却无人提及有几千名与英国训练的特工合作过的法国公民也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他们可能是信使、安全屋的主人、破坏者或担负其他任务的抵抗者。据估计，仅在“兴旺”组织的崩溃中就有1000多名法国男女被捕，其中大多数人被德军杀害了。
布莱恩·斯通豪斯（Brian Stonehouse）是为数极少的几个经历了集中营的苦难而活下来的F分部的特工之一，他把在法国的巨大伤亡归咎于伦敦致命的粗心大意。然而，特别行动处的灾难不仅仅是英国的无能或德国反制技术高超的结果，尽管这两者的影响都相当大。在“兴旺”组织被德国人扫**之前，就有人猜疑特别行动处内部本身有一个通敌者。在被捕之前，在萨克森豪森被吊死的弗朗西斯·萨提尔曾对一位朋友说：“德国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动似乎已有一段时间了。”
萨提尔怀疑的目标是一个长着黑色卷发的法国人，他控制着特别行动处进出巴黎地区的所有空中交通，并恰好是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特别喜欢的一名特工。
每个人都会觉得亨利·德里古（Henri Déricourt）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在巴黎地区，大多数特工都不是用降落伞空投而至的。相反，他们乘坐可以在非常小的空地上起飞降落的皇家空军轻型飞机抵达。德里古负责找到那些起降地点，并保证特工抵达法国时和返回伦敦时的安全。这是一项精细而冒险的工作，也是一个杰出的“物流”成就——控制在德国占领的巴黎25英里范围内的皇家空军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有那么多可能会出错的机会，但由德里古负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即使是非常警惕的弗朗西斯·卡马斯也对33岁的德里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43年3月卡马斯从伦敦来时，他迎接了他。卡马斯回忆道：“德里古的运作很顺利、很安静，没费大力气、没有发生干扰，非常安全。当你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就感到一切都很正常。”
在1939年以前，德里古有过一个变化良多的职业飞行员生涯，他在不同的时期当过特技飞行员、邮件飞行员和试飞员。战争爆发后，他在维希的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当飞行员，同时晚间在黑市倒卖情报，并为美国驻维希大使馆作兼职情报人员。当他表示有兴趣为盟军全职工作时，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偷渡到了伦敦。
英国国内的反间谍、反渗透安全机构——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德里古抵达英国时对他进行过询问，并从一开始就对他有所怀疑。他坦率地承认在战前他就与巴黎的德国高级情报人员很熟识。事实上，他经常和卡尔·博梅尔伯格（Karl B?melburg）将军交往，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还是那样，而博梅尔伯格是党卫军在法国的反间谍部门的头目。军情五处并不清楚德里古与博梅尔伯格的关系究竟有多深，但认为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否决他参加秘密工作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莫里斯·巴克马斯特立即录用了。巴克马斯特那时急需一名在法国北部经验丰富的航空运输官员，因为“D日”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1943年1月，德里古回到了法国，并立即获得了成功。他迅速安排了来自“兴旺”和其他组织的特工的抵达和离开，以及空投了200多个武器和炸药箱子。
大多数见过德里古的特工都喜欢并信任他。很多人都把绝密报告交给了他，让他交给飞行员带回伦敦。报告内容包括对即将进行的破坏行动的描述，参加行动的人员、地址以及预定目标的一些照片。不过，也有人对他持怀疑态度，指出德里古几乎对他碰到的每一个特工都会盘问一番。法国东南部一个主要组织的负责人、20岁的托尼·布鲁克斯（Tony Brooks）即将飞往伦敦作短暂停留前，德里古就问他：“你是不是‘皮门托’的组织者？”当布鲁克斯说他只是一个信使后，德里古又不停地问他：“你住在哪里？你是什么时候到巴黎的？你什么时候从伦敦回来？”布鲁克斯拒绝做进一步回答。
另一位特工哈利·德斯佩涅（Harry Despaigne）说：“你不应该被那些刚刚与你接头的人盘问。”德里古向他提了很多问题，想要他说出他在法国的任务在哪里，是什么。“我不会跟他说话，我当天就离开了巴黎。”
在德里古抵达法国几个月后，对他的怀疑开始成为公开的谴责。法国西北部一个抵抗组织负责人亨利·弗雷格（Henri Frager）告诉特别行动处，他认为德里古在把特工的报告送往伦敦的同时，会抄写一份转送给德国人。与此同时，军情五处也向特别行动处提供了自由法国运动安全部门的一份报告，称“自从法德停战以后，德里古就开始在法国频繁地出现在德国人的圈子里”。
巴克马斯特的F分部副手尼古拉斯·博丁顿（Nicholas Bodington）马上为德里古进行辩护。博丁顿曾是路透社驻巴黎记者，他在战前就是德里古的朋友。据一些人的说法，他也认识博梅尔伯格将军。博丁顿在巴克马斯特面前坚持那些对德里古的指控是不真实的，称他们是“典型的法国诽谤”。
他并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说服了F分部的头儿，对德里古的指控是错误的。巴克马斯特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个把接应他的特工进出法国的工作做得如此出色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叛徒。战争结束后，巴克马斯特也从未想过德里古可能是一个德国间谍，他声称那些指控纯粹是出于嫉妒：“德里古的效率……令人瞠目结舌。因为他的成功所以引出了他被德国人控制的那种肮脏的念头。”
事实上，对德里古的每一项指责都是真实的。他在1943年1月抵达巴黎三天后就与博梅尔伯格联系上了，后者安排他住进了巴黎的豪华酒店布里斯托尔，那里是德国重要官员驻扎的地方。不久之后，德里古就正式成为党卫军博梅尔伯格将军的特工，在德国人的档案中代号为 BOE/48。博梅尔伯格又把他介绍给了他的直接下属约瑟夫·基弗，德里古和基弗开始一起工作了。
从那以后，德里古向党卫军提供了每个进出巴黎地区的特别行动处特工的详细信息，包括每次降落的日期和地点。德国人接受了德里古的附带条件，尽管盖世太保警察就驻守在附近，几乎从特别行动处特工着陆的那一刻就开始监视他们，但德国人将不干涉他的任何行动。
正如弗雷格所指控的那样，德里古还把送交给伦敦的报告和其他文件转交给了盖世太保。这些材料为德国的反间谍活动提供了有关特别行动处即将开展的行动的宝贵信息。在被拍照之后的24小时之内，德国方面就把材料归还给了他。接着那些材料就被送往特别行动处总部，从而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由于巴克马斯特决定不对德里古进行调查，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们继续在他的接应下降落。直到1944年2月，他们仍不知道盖世太保的警察在他们下飞机时正在监视他们。几乎所有的特工都是在到达的当天或之后很快被捕的。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有传言说德里古并不是唯一的叛徒。军情六处的副总裁克劳德·丹西也被指控为叛徒。而对丹西发出指控的人中就有特别行动处的新任总裁科林·古宾斯，他显然认为他的对手在“兴旺”组织的垮塌中发挥了作用。根据战时英国驻美国情报活动负责人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的说法，古宾斯在“兴旺”组织垮塌的过程中便有了“丹西曾经参与其中的印象”。斯蒂芬森回忆说古宾斯曾告诉他：“丹西已经把在法国的一些重要特工出卖给了敌人。”他补充说：“古宾斯不是一个撒谎或夸张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曾有过那样一种印象。丹西是个邪恶的人，他会对任何挡他道的人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
赞同那种看法的人还有古宾斯的副手哈里·斯波伯格（Harry Sporborg），他在战后曾对一位采访者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军情六处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我们或我们的机构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即使这意味着会牺牲一些我们的特工。”
毫无疑问，丹西和斯图尔特·孟席斯仍然全力阻止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运作，他们认为特别行动处正在危及他们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情报特工的安全。孟席斯曾在1943年1月公开说过，如果古宾斯在法国的组织“可以被抑制，我们的情报活动就会受益匪浅”。然而，到那时为止，他企图说服丘吉尔终止特别行动处活动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毫无疑问，克劳德·丹西对敌后特工的命运也是冷漠无情的。作家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军情六处的特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系列短篇小说《阿申登》（Ashenden），他将丹西作为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招募特工的英国情报机构军官R上校。R上校在书中的一个故事里告诉他的门徒说：“很多人都在谈论人类生活的价值。你可能会说你在扑克牌游戏中使用的算法也有其内在的价值，而它们的价值就是你想要它们去完成的。一般而言……人就像一种算法一样，如果有人为了感情上的理由把算法看作是人，那他就是一个傻瓜。”
当“兴旺”的灾难性消息爆发的时候，丹西冲进了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帕特里克·赖利（Patrick Reilly）的办公室，当时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是孟席斯的临时助手。“带着满脸的喜悦”，丹西问赖利是否听说了这个消息。当赖利说他还没有听到时，丹西表现得“好像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刻”。他大声说道：“特别行动处完蛋了，他们在法国陷入了困境。德国人正在法国各地清扫他们。”在战后曾担任英国驻法国和苏联大使的赖利回忆说他当时感到“非常恶心。我意识到丹西是我在公众服务经历中所见过的最邪恶、最缺德的人，从那以后再没有事情让我改变自己的看法”。
为了利用“兴旺”组织的垮塌得到好处，孟席斯迅速向英国总参谋长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特别行动处在法国活动的报告。军情六处的负责人在报告中宣称：“那里的抵抗组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摧毁了，敌人必定掌握了这些组织的很多细节……他们不能再被认为是抵抗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联合情报委员会同意了孟席斯的报告。它向丘吉尔建议由军情六处控制特别行动处的运作，并停止英国皇家空军前往法国提供补给。让孟席斯和丹西感到沮丧的是首相否决了这两个提议。他强调，法国的抵抗运动对战争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敌人的报复确实可怕，但他补充说，必须记住“烈士的鲜血可以浇灌蓬勃发展的种子”。
克劳德·丹西是否在“兴旺”组织的垮塌中起过作用？这种猜疑在战后继续流传，而且成为1988年一本名为《国王的仆人》一书的主线。在那本书里，BBC前制作人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声称丹西曾在巴克马斯特面前替德里古涂脂抹粉，而德里古实际上是一名多重特工，也向军情六处报告在法国的德国人的反间谍行动。但问题是这个论断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它。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丹西的名字与一个成了叛徒的英国特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41年8月，军情六处在丹西的命令下，派出了一个名叫布拉德利·戴维斯（Bradley Davis）的无线电报务员加入法国正在快速发展的由玛丽 ?马德琳·富尔卡德（Marie?Madeleine Fourcade）领导的“联盟”抵抗组织——军情六处最重要的情报组织之一。第一次见到戴维斯的时候，富尔卡德和她的同事们都惊呆了。她回忆说，他看上去像是“在模仿一个最离谱、最可笑的‘典型’ 法国人……穿着一件短上衣和马甲、一条带条纹的长裤、一个有斑点的领结，戴一副夹鼻眼镜，在一小撮山羊胡子下面是一件圆领笔挺的衬衫，还有一顶显示身份的礼帽。这是英国情报特工吗？男孩们开始大笑起来”。
然而，对于富尔卡德来说，戴维斯作为第一个与“联盟”一起在敌后工作的英国人绝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从一开始他的行动就有许多疑点，询问太多的问题，对每个来见她的人都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当他最终作为“联盟”的无线电报务员去诺曼底工作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传来消息说诺曼底和巴黎的大批“联盟”成员被逮捕了。富尔卡德的一名特工从法国首都向她传达了一个信息：代号为“布兰奎特”的戴维斯将他们出卖给了盖世太保。当她向伦敦军情六处的联络官肯尼思·科恩（Kenneth Cohen）转达这个信息时，他驳斥了这一猜疑，并声称，“布兰奎特”“在诺曼底的工作成果令人钦佩，向我们发送了一流的情报”。她问科恩是否确定“布兰奎特”是从诺曼底发送的电报，还说她的几名抵抗运动成员在巴黎见过“布兰奎特”。
然而，军情六处并没有追究此事，“联盟”特工的被捕仍在继续。但是到了最后，富尔卡德和她的副手们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军情六处的高层， “布兰奎特”确实必须为“联盟”特工的被俘、受折磨和死亡负责。富尔卡德的副手莱昂·法耶（Léon Faye）高声叫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富尔卡德同意这样的判断，她后来写道：“我们有吃惊的理由，英国情报机构派给我们的第一个人就是为纳粹工作的。”在一份紧急电报中，科恩指示富尔卡德和她的下属找到并处死“布兰奎特”。他们这样做了。在他被处死之前的审讯中，“布兰奎特”承认自己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他渗透进了军情六处，所以他可以在法国为纳粹工作。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ad）和大卫·费希尔（David Fisher）写了一本对克劳德·丹西充满同情的传记，把布拉德利·戴维斯暨“布兰奎特”事件称为“丹西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这个错误“给‘联盟’网络带来了全面的灾难”。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暗示在军情六处上层可能出现了背叛行径。然而又一次，没有证据来支持这样的指控。事实是，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不专业频频抱怨，但在挑选特工和执行情报行动时，也多半和它所仇视的对手一样无能、粗心和愚蠢。
当富尔卡德的军情六处的联络官看到戴维斯的背叛“并没有冲淡她对英国的忠诚”以后，他松了一口气——这可能是事实。但是，那件事和她于1943年7月开始在伦敦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都让她对军情六处确实感到失望。由于盖世太保在法国到处搜寻富尔卡德，丹西和他的人急于让她到英国来休息一下并当面汇报。而她也希望为自己受到打击的组织找到更多的资金和其他援助。
她在伦敦逗留期间，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逮捕浪潮席卷了整个“联盟”组织。“联盟”内部的好几个成员被捕，包括她的亲密的副手和朋友莱昂·费伊。富尔卡德感到心如刀绞，她写道：“自9月16日以来，我心爱的鹰（费伊的代号）已经掉下来了，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我们组织的150多名成员，包括许多抵抗运动老手。每次我把朋友的名字抹掉，我就会体会到看着刽子手挥动斧子的感觉。我正死于悲伤。”
富尔卡德和她失去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三年里冒着生命危险向英国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详细情报——从德国空军的状况、德国军队的位置到法国港口中的德国舰船和潜艇的数量及动静等。她指出：当盖世太保正在搜捕我们的时候，丹西和她见到的其他英国官员正在忙于另外一场战争，反对白厅的英国官僚或偶尔反对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和其他新来的法国公民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抵制过德国人，富尔卡德对伦敦官场里面对海峡对面生活的悲惨现状表现出的冷漠感到极为沮丧。“南部解放运动”抵抗组织的创建人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在谈到他自己在伦敦的感受时指出：“我所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在精神和空间的远距离上进行着战争。抵抗组织和它的敌人被缩小成了一份份文件，并被锁进了巨大的金属柜子里面。”
后来，达捷斯和富尔卡德都没有违背他们与英国人合作的承诺。他们的抵抗组织都对盟军进攻法国的成功给予了重大的帮助。然而，他们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伦敦官员的失望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富尔卡德后来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巨大的伤害。用我们提供的信息作为持续不断的争夺权力的一部分，似乎是非常不人道的……我们全都成了为英国搜集情报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