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3年中期，盟军最终挡住了德国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2月下旬出现了战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德国军队，结束了一场伤亡超过100多万人的五个月的血战。三个月后，美英两国在中东和北非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丘吉尔写道：“在伦敦，人们的精神状态在战争中第一次振作起来。”

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选择将西西里岛作为他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这个行动将为盟军1943至1944年在意大利发起的进攻奠定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同意向英国派驻更多的美军，以准备在下一年发起期待已久的反攻西欧大陆的计划。

当他们开始规划“D日行动”时，英国的总参谋部决定，他们长期以来不把它当回事的特别行动处将在这一至关重要的进攻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参谋长们想要抵抗运动的战士们在进攻方向上的地区和邻近的国家中，通过破坏敌方的军力和设施，特别是运输和通讯设施来支援盟军的突击部队。特别行动处开始狂热地在荷兰、比利时，尤其是预计将在那里发起“D日进攻”的法国境内扩展势力。但是有一个军方的将军们所不知道的，而且特别行动处的领导人所不愿承认的问题：那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几乎都已陷入混乱的困境。

22岁的利奥·马克斯（Leo Marks）是了解这种混乱状况的人。他于1942年初作为特别行动处的新任密码部门负责人来到了贝克街。马克斯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试图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在英国战时最明显的政府掩盖行动面前碰了壁。

马克斯的父亲本杰明是伦敦西部著名的古董书店马克斯公司的老板，书店的常客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查理·卓别林（这家书店后来因同名的书和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而闻名于世）。当利奥八岁时，他的父亲给他看了刚买的一套丛书中的第一本，其中有爱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金甲虫》。利奥看了那本书，他被艾伦·坡故事里所讲述的破译密码和寻找埋藏的宝藏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想要自己来破解一个密码。他在刚刚看完的书的背面找到了一个密码。后来在他父亲买来的那套丛书的每一本书中，他都会找到一个编码器，并将书的价格以密码写下来。年轻的利奥往往只要几分钟就能找出那本书的密码，他也因此找到了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13年之后，通过家庭关系他在为布莱切利公园培养新的密码破译者的培训班里获得了一席之地。虽然没有人否认他很聪明，但马克斯古怪并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得他甚至在布莱切利公园也难以容身。他在1942年初被任命为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的负责人。他被告知他的主要工作是保障特工们的通讯安全。

马克斯对特别行动处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组织处于完全的混乱之中。他后来写道：“在我到访过的所有国外分部中，除了困扰之外，其他一切都很短缺。”他还感到震惊的是，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们似乎对在被占领欧洲工作的特工们所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特别是那些从事最重要并且最危险工作的无线电报务员们。

特别行动处的规划和运营负责人科林·古宾斯将无线电报务员描述为“整个运营环节中最有价值的一环……没有那些联系，我们将一直在黑暗中摸索”。通过伦敦和被占领国家之间的无线电联系，特工们用摩尔斯电报码发送并接收关于抵抗运动现状，即将实施打击的破坏目标以及向抵抗组织空投特工和武器的计划的信息。对于敌后战场和总部办公室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生命线。

它也很容易被发现。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大而且重。在收发报时需要架设室外天线，通常要将几十英尺长的电线尽量伸展开来，这就很容易被路人看见。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工作的特别行动处的报务员们在阁楼、酒窖和其他可以藏身的地方，偷偷地敲击着那些笨重的机器的键盘将他们的信息发送出去，他们争分夺秒，想尽快地完成工作。如果他们的信号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他们的信号就很可能会被德国人侦测到。

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盖世太保总部的职员们24小时不停地监视着那个地区的无线电信号。当他们发现可疑的信号时，会开着装有复杂定向侦测设备且无标志的厢型车，向在城市中巡逻的特工发出警告。然后，厢型车上的定向侦测设备将逼近目标电台。正如利奥·马克斯很快就发现的那样，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们并不知道，即便是经验丰富并经过长期训练的报务员，在这样的压力下操作无线电设备也是极其困难的。而特别行动处的大多数报务员只接受过初级的训练。

加入特别行动处后不久，马克斯就为减少危险开始行动起来。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抛弃特别行动处与他们的特工联系时一直在使用的来自军情六处的密码。在特别行动处建立后的前两年里，军情六处控制了他们的无线通讯，向他们提供了电台和密码。那些密码的编码规则过于简单，都是出于莎士比亚或其他人的经典英语诗集。“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对此非常熟悉，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识别出那些诗句并由此破解出密码”。马克斯对那种编码方式很不满意。

他自己写了诗来替代原先的编码，从幽默诗歌到温柔的爱情诗。他将一首名为“我的生命”的爱情诗给了一位21岁名叫维奥莉特·绍博（Violette Szabo）的特工。绍博在1942年被空投到法国，后来被盖世太保逮捕，受尽折磨之后被杀害。

我的生命

是我的仅有

而我的生命

是属于你的。

我的爱

和我的生命

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属于你的。

我应该睡一下

我应该休息一下

死亡只是一个暂时的停顿。

我多年梦寐以求

在长长的绿草地上的和平

将是你的，将是你的，将是你的。

自那以后，这首诗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它被用在关于绍博经历的电影之中，出现在诗歌选集中，在“9·11受害者”的网站上重新展现，并在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和马克·梅兹文斯基（Marc Mezvinsky）2010年的婚礼上被诵读。马克斯后来说过：“每个密码都有一张人性的脸。”

虽然他的诗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性，但马克斯仍然感到不满意。他转而采用更为复杂的方法：向特工们提供多个印在易于隐藏的方形丝绸上仅使用一次的密码片，每次使用之后就将密码片割断并销毁。事实证明马克斯的密码片非常成功，特别行动处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OSS）使用这种方法直至战争结束。

他还把注意力和充沛的精力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编码错误或传输错误而无法读取的无线电信息被称为“不可译密码”。在他到特别行动处工作之前，伦敦会指示敌后的报务员重新发送所有无法解读的信息，从而大大增加了报务员被侦测到并遭到逮捕的风险。马克斯认为：“如果有一些报务员被定向车所包围，而那些汽车像嗅探狗一样正在寻找他们，他们会感到害怕而难以从容地编码。如果特工没有权利犯编码错误且被指令重新发送全部信息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权利称自己为编码部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聘用了几十位职员，大多是年轻女性，经过特别训练之后专门来猜测那些不可译密码的意思。按照马克斯的说法，那些新来的密码破译者很快就“以接力赛的精准表现，将不可译密码的赛棒从一个人急速地传给下一个人，几个小时之内就成功地破译了其中80％的信息”。

从他在特别行动处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机敏并直言不讳的马克斯就感觉到与他的老板和官僚同事们相比，他跟和他一起工作的特工们更为亲近。他20刚出头，和他的官僚同事们相比要年轻十几岁，而且还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特别行动处那种老男孩俱乐部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认为，那些运作特别行动处的人没有真正了解他们的特工在敌后所面对的境况，以及战胜德国人所需要的勇气、技巧和钢铁般的意志。

在一名特工被派往欧洲之前，马克斯花了很多精力来了解他或她。所有的特工，即便是那些没有被指定为无线电报务员的特工，也必须接受摩尔斯电码基本课程的训练，以备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充当无线电报务员。马克斯想要确保他们能理解讲授给他们的编码方法。同时他也想了解他们的个性，那可能有助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解读他们将来可能会发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可译密码。

当那些特工在他们被派遣去的国家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他对每一个特工的浓厚兴趣使他更加为他们担忧。在特别行动处工作的第一年里，他最担忧的是被派往荷兰的特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

特别行动处在所有国家的分部在将其第一批特工送到敌后时都遇到了困难，而荷兰分部的派送则特别困难。一个原因是荷兰的地理位置。荷兰距离英国不到200英里，乌鸦也能飞过去。然而在许多方面，它是西欧最孤立的国家，也是最难开展抵抗运动的国家。

夹在德国和风雨如晦的北海之间，荷兰就像是一座监狱。和法国不同，荷兰与被英国政府用来作为走私和进出被占领国家路径的西班牙或瑞士等中立国家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它的国土平坦，被高度耕作，几乎没有诸如森林和山脉，或一大片少有人迹的地区那样天然隐蔽的地方，可以作为武器和特工的临时空投地点。

用潜艇或小船运送特工登陆也同样困难重重。荷兰的海岸线笔直，没有隐蔽的海湾或海港。与此同时，海滩上布满地雷、铁丝网、巨大的十字形混凝土水马和一群群的德国哨兵。

荷兰也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员移动是很难不被看到的。荷兰优良的铁路和道路系统意味着德国部队和警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任何地方，甚至是最小的村庄。在欧洲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荷兰人被枪杀或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的人口比例之高仅次于波兰人，这绝不是偶然的。

但特别行动处荷兰分部的官员们似乎并不了解他们的特工和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所面临的地理环境上的困难。他们对展开秘密战争有关的各种事项似乎也很陌生。荷兰分部的第一任领导人理查德·拉明（Richard Laming）在战前曾在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然而这并不是他有资格任职的最好证明，只要想一下1939年的“芬洛事件”中他那些军情六处的同事们表现得有多糟糕就能明白。他看起来就像他那些同事们一样无知，对战时荷兰的情况了解很少。

拉明及其同事可以轻松地咨询在伦敦的荷兰情报部门，来填补他们在荷兰的地理、历史和政治以及社会状况方面的许多知识空白。然而，他们从来没有那样去做。荷兰情报部门扮演的唯一角色是作为招聘机构为特别行动处官员确定潜在的特工人选，特别行动处的官员将作出最后的选择并监督特工的训练。荷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在特工离开前几天才接到通知，他没有机会来研究下达给特工的命令或对他可能不同意的部分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面临着所有那些困难，荷兰分部发现自己在渗透第一批特工的行动中比其他国家的特别行动处分部滞后了好几个月。最初，有几名特工计划在1941年夏天离开。但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上演了一场兵变。他们在写给特别行动处高层的信中表示，他们准备去荷兰工作，但不能在拉明的指挥之下。特工们在信中指出，他们本不应该知道相互间的真实身份，但荷兰分部的官员在和他们讲话时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还注意到，他们将在荷兰穿戴的衣服都是在英国的商店里买的。虽然都缝上了荷兰的商标，但衣服的式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英格兰”的。而掉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特别行动处没有向他们提供在荷兰的联系人和安全隐藏地点的清单，他们被告知必须自己去找到它们。

担心特工们的不服从可能会为公众所知，特别行动处将他们送到了苏格兰的一所偏远的房子里，并把他们软禁在那里不准与外界接触。在荷兰流亡政府提出抗议之后，他们在签署了一份保证对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的文件之后，才于1941年12月被释放。

1941年9月，两名新的特工终于到达了荷兰，他们的任务是招募荷兰公民加入抵抗运动。按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在几个星期后由船只接应经海路回到英国。但预先安排的会合并未发生。特工们别无选择，只能待在之前的地方。没有无线电台与伦敦联络，他们不久就消失了。

到了11月份，特别行动处再次尝试派出了另外两名年轻的荷兰移民——哈博斯·劳威（Hubertus Lauwers）和塞吉·塔卡尼斯（Thijs Taconis）到海牙去。当德国入侵荷兰时，劳威正在菲律宾做记者。他立即离开那里去了英国。他和乘渔船逃离荷兰的大学生塔卡尼斯在伦敦被特别行动处招募。作为无线电报务员，劳威的任务是在荷兰和伦敦之间建立起一个无线电通道，而塔卡尼斯的任务是建立新的抵抗组织，并对其成员进行展开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

劳威和塔卡尼斯去荷兰后，特别行动处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动静。最后，在1942年1月，劳威发回电报，并从那时起定期报告他和塔卡尼斯的工作进程。然而，马克斯在3月份发现在这个看似成功的行动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他发回的电报中，劳威略去了他的安全检查密码，这本来是他用来证实他没有被捕的信号。在他和其他报务员被派往敌后之前，他们一再被告知，如果没有将安全检查密码插入发送的电文之中，伦敦将会认为他们正在德国人的控制下工作。

但是当马克斯把电文缺少安全检查密码的情况提请荷兰分部注意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向他保证：“整个事情都已经调查过了。特工们没事。”

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刻，那个特工正坐在海牙的盖世太保监狱里。对于劳威和塔卡尼斯来说，他们离开英国后碰上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顺利的。在他们最后一次向特别行动处通报情况时，他们发现荷兰分部没有提供最新的安全隐蔽地点和联系人的信息。当劳威要求试一下他将使用的发报机时，他被告知那台发报机已经被测试过了，在任何情况下，德国人是不可能追踪到它的。荷兰分部向特工们提供的假身份证件很明显是伪造的：使用的纸张比用于真实文件的纸张要暗得多。承认没有为两人做好准备工作，理查德·拉明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去，没有人会责怪你们的。”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前景并不看好，但还是决定继续前行。

当他们到达荷兰时，两个人的穿着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不是荷兰生产的衣服。他们第一次去饭店就餐时试图用银币付款，但他们很快就知道银币从一年前起就不再流通使用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设法逃避了德国人的安全检查，开始了组织相对较弱的抵抗运动的工作。

像挪威一样，荷兰有一个多世纪未被外国侵略或占领过。它的公民没有地下活动的经验，而大多数人也不倾向于加入这样的行动。至少在荷兰被占领期间，德国人对待荷兰人还是比较温和的。尽管如此，即便在占领刚开始的时候，也还是爆发了分散的反抗活动，包括支持威廉明娜女王的大型聚会，以及学生和工人反对德国迫害荷兰犹太人的抗议活动。

随着占领的压迫程度不断增加，荷兰人的愤怒和反抗也在不断增加。与法国的情况相似，未来的抵抗运动成员开始举行小型非组织的聚会，通过地下报纸和传单招募新成员。但是，由于缺乏纪律、资源和集中的指挥，其中的许多人很快就被德国人抓捕并被送往集中营。

塔卡尼斯的任务和跟在他后面而来的那些特别行动处特工的任务都是将分散的组织团结到一起，并将他们融合成一支在盟军进攻欧洲之前和进攻期间可以依靠的战斗力量，以牵制在荷兰的德国人。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然而塔卡尼斯和劳威在到达荷兰后，有十个星期无法与伦敦联络。那台特别行动处官员声称测试过的无线电台在劳威第一次使用时就不能工作。他把电台拆开后发现是一个制造缺陷，需要几周时间来修理。

当劳威终于设法和伦敦联系上以后，他向伦敦解释说：修理发报机、找到足够安全的房屋和评估荷兰抵抗运动状况几乎用去了他和塔卡尼斯所有的时间。没有一个抵抗组织准备采取行动，没有人受过他们所需要的武器和爆炸训练，他们也没有做任何安排来隐蔽和分发特别行动处极其渴望向他们提供的武器装备。

荷兰分部对这个消息很不满意。由于第一批荷兰特工的反叛，不幸的理查德·拉明已经被替换了。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布利泽德（Charles Blizzard）少校是一名没有秘密工作经验的职业军官，他从来没有见过荷兰的两名特工。为了提高荷兰分部在特别行动处高层和军队将领中的声望，布利泽德不理睬劳威报告的悲观现状，命令他和塔卡尼斯准备一个空投区来接收弹药和武器。

布利泽德的命令只是1942年冬天劳威所面临的几个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他向伦敦无线电发报的安全性。在英国时没有人告诉他需要使用一个长而且非常显眼的外部天线来发送信息，他也很担心发送信息所需的冗长时间会暴露自己。特别行动处的官员看不起德国人的反间谍活动。他们曾多次告诉他，德国人没有追踪他的无线电设备的技术。但在荷兰度过了几个月之后，劳威对这一点已不太确定了。

1942年3月6日的傍晚，劳威坐在海牙的一间公寓里，准备开始他每两周一次的向伦敦发报，伦敦总是在同一时间用两个预定的频率之一与他联络。他扫视了一下他将要发送的三条信息，打开电台准备开始发送。就在那时，公寓的租约人，一个秘密掩护他的荷兰律师突然打开房门，通知他有四辆警车停在外面的街上。

劳威将他的密码本放入口袋中，匆匆离开了公寓大楼，试图尽可能平静地走过大雪覆盖的街道。几秒钟内，他就被十几个挥舞着手枪的男子包围了。他后来写道：“我诅咒自己的愚蠢，游戏结束了。”

在人行道上，一个长着蓝眼睛、高鼻梁和短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看着劳威被快速地装进了车里。45岁的少校赫尔曼·吉斯克斯是荷兰阿勃维尔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他追踪劳威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作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一名门生，吉斯克斯在他以前的任区——巴黎就已经在追踪盟军派遣的特工方面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与特别行动处对赫尔曼·吉斯克斯及其同事的评价相反，荷兰历史学家路易斯·德·荣（Louis de Jong）曾说，他们是“非常老练并危险的对手”。

阿勃维尔和党卫军之间在柏林和欧洲其他地方公开的激烈争斗也同样地在荷兰发生着。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赫尔曼·吉斯克斯设法与海牙党卫军反间谍机构的同行约瑟夫·斯瑞德（Joseph Schreieder）建立了时好时坏的合作关系。至少在目前，阿勃维尔将与海牙党卫军反间谍机构合作，定位、抓捕并审讯伦敦派来的特工。

在他的审讯技巧中，吉斯克斯喜欢采用类似击剑术的手法——平静但接连不断地提问以施加言语压力，而不是党卫军反间谍机构或盖世太保通常使用的酷刑。吉斯克斯向劳威许诺他将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向他施加压力，让这个疲惫不堪并备受惊恐的特工同意“回放”他的无线电设备——也就是继续向伦敦发送信息，假装他依然是自由的。起初，劳威坚决拒绝了。但在长时间的审讯之后，他终于同意了。他相信正如他曾经被反复告知的那样，如果在他的电文中一再缺少安全检查密码，特别行动处将会意识到他已被逮捕。

作为特别行动处在伦敦招募的特工，劳威以为他将为军情六处工作，而高度秘密的特别行动处从未纠正过这个错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对军情六处怀有敬仰之情，他认为那是一个极少犯错误的精英情报机构。劳威后来写道，他和他的荷兰特工伙伴们有两个共同点：“对我们国家深沉的爱和对我们上级盲目的信任。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在全世界所享有的声誉以及我们所接受的特工训练使我们的信任达到了几乎是神秘信仰的高度。”

抱着特别行动处将不会受到伤害的信念，他在吉斯克斯的监视下恢复了对伦敦的发报。他预期当特别行动处意识到他的处境时，他们会切断所有的联系。在接连发出的四次信息中，劳威都空缺了他的安全检查密码，但是特别行动处似乎没有理解他的警告。他开始陷入绝望。他还在电文中插入“CAU”和“GHT”的字样，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多年以后，马克斯会说：“在我所见证的特别行动处的运作中，没有任何特工比劳威更努力地让我们知道他被抓住了……可怜的家伙，他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

事实上，特别行动处的收报员已经注意到了劳威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并向布利泽德和他在荷兰分部的下属做了报告。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反复出现安全检查密码的空缺并不足以证明劳威已被逮捕。不久之后他们通知他，另一名特工将被空投至荷兰加入他和塔卡尼斯的队伍。当那名新的特工在3月下旬跳伞降落时，吉斯克斯和他的士兵到场“迎接”了他。

这就开始了“英格兰游戏”，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阿勃维尔反间谍行动。共有50多名伦敦派遣的荷兰特工（其中好几人是军情六处派出的特工，由于特别行动处特工网的破裂而被捕）被阿勃维尔逮捕，且不提数百吨武器和炸药。这是特别行动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灾难，它实际上将荷兰的抵抗运动带入了谷底。

从1942年3月起，接连不断从英国涌入的特工和武器都被送到了阿勃维尔和盖世太保手中。像劳威一样，那些后来的无线电报务员也同意“回放”他们的电台，相信特别行动处会马上注意到他们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然而一次又一次，没有人在乎空缺的安全检查密码。就像劳威所说的那样，新来的特工们对“这种持续的最严重的疏忽”的反应是“愚蠢的困惑”。

起初，吉斯克斯也感到困惑。像劳威一样，他把特别行动处与军情六处混在一起了。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军情六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机构，“以其长期进行的地下战争的经验和无懈可击的技能而闻名”。但是，随着“英格兰游戏”的进行，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写道，这些特工是“业余爱好者，尽管他们在英国接受过培训”，但他们在为“艰巨的任务”做准备时却极为草率。

吉斯克斯在审讯中让好几位特工相信，他们立即被捕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特别行动处的巨大失误，而是由于特别行动处总部中的双重间谍将他们出卖给了德国人。由于这个谎言而受到震惊和失望，加之吉斯克斯向他们允诺在战争结束时给他们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默默地接受了吉斯克斯的条件，说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没多久，吉斯克斯、斯瑞德及其下属就积累了大量关于荷兰分部的信息，其中包括有关官员、教员和训练学校的详细信息。

到1942年6月，15名特工被派往荷兰。在荷兰分部的官员看来，他们在组织荷兰抵抗运动的工作方面进展顺利。然而，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为了监督这一扩大了的工作，下一个要被空投的人是乔治·詹布罗斯（George Jambroes），他是抵抗运动的前领导人。他在1941年年底逃到英国，与荷兰流亡政府有紧密的联系。

詹布罗斯的任务是集中对荷兰所有抵抗团体的指挥权，并将那些抵抗团体组建成一支能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下军队，做好准备在盟军进攻欧洲时发挥作用。为了帮助他完成这个巨大的冒险任务，特别行动处还将向他派送20名特工，其中10人将担负组织抵抗运动的任务，另外10人是无线电报务员。他还将与各个抵抗团体的领导人密切合作，在一个被称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大伞”底下统一起来。

1942年6月26日，詹布罗斯和一名无线电报务员以及数吨武器和炸药被空投到了荷兰。当然，迎接他们的是包括吉斯克斯和斯瑞德在内的一大批德国人。经过一整晚对詹布罗斯的审讯，阿勃维尔和党卫军反间谍机构完全掌握了他的任务细节。这些信息的意义对于吉斯克斯和斯瑞德以及他们在柏林的老板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次行动能成功地继续进行下去，“英格兰游戏”可能会提供线索使其掌握盟军进攻欧洲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但在短期内，德国人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荷兰分部向特别行动处高层报告了詹布罗斯“成功”到达荷兰之后，詹布罗斯接到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与荷兰最大且最有组织的抵抗团体“OD”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正如吉斯克斯所承认的，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OD”的领导人是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因此，继续发送虚构的成功报告将难以维持下去。吉斯克斯的解决方案是以詹布罗斯的名义向伦敦发送一份电报，告诉他们“OD”的领导层已经被德国的告密者所渗透，与“OD”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吉斯克斯向詹布罗斯提出了让詹布罗斯与地方的“OD”组织普通成员联系的反建议，特别行动处和荷兰流亡政府显然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荷兰分部同意了。

在1942年的夏天和秋天，特别行动处获得了吉斯克斯、詹布罗斯发来的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报告：詹布罗斯应当联系上的抵抗团体在训练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现在非常需要更多的教练和武器。吉斯克斯后来写道，伦敦以“传送带”的方式作出了回应：派出了27名特工和数百台额外的设备和用品。到1942年12月，共有43名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的特工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

另一个问题是伦敦不断要求特工们采取行动。特别行动处在收到了关于荷兰地下军队发展情况的报告后，要求看到有关其发展状况的证明。吉斯克斯记得，伦敦“对造船厂、船舶和船闸展开攻击”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别无选择，只好调动他们的创造力来编造正在对德国目标进行积极破坏的故事来说服特别行动处。

吉斯克斯调用了布鲁塞尔的一个阿勃维尔破坏小队，在荷兰铁路线上制造了一起作秀的爆炸事件。那次爆炸没有造成真正的破坏，但被荷兰新闻界广泛报道，并在荷兰铁路工人中被大量谈论。又有一次，一艘运载飞机零件的驳船在大白天驶向鹿特丹港时被炸毁。亲眼目睹了爆炸事件的鹿特丹民众一片欢呼，然而他们却不知道那艘驳船是一艘将被遗弃的破船，飞机零件也都来自失事的飞机残骸，已不可能再次被使用了。

有一次，伦敦下令炸毁几个发电站和一个由德国人使用的关键的无线电发射塔，这种破坏行动显然不能伪造。对破坏发电站的任务，吉斯克斯联合詹布罗斯向伦敦解释说三名破坏者在完成任务之前误踩了一个雷区。至于对无线电塔的破坏，在荷兰新闻界传播着一个“不明身份的犯罪分子”试图炸毁无线电发射塔但却没有成功的故事。荷兰分部接受了他们的解释，没有做进一步的追究。

到1943年初时，“英格兰游戏”已经扩展到了非常巨大的规模，吉斯克斯被迫采取控制措施。他写道：“我面临着与伦敦保持联系……提供近50名特工报告的多方面活动信息的问题。我们想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的解决方案是通知特别行动处，令人遗憾的情况发生了，有几名特工遇到了致命的事故或被德军抓捕并杀害了。

尽管荷兰分部似乎并不怀疑吉斯克斯称之为“童话故事”的“事实”，但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开始对整个荷兰行动产生了怀疑。威廉明娜女王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告诉英国人，他的政府担心荷兰发生的“一切都很不好”。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的几名官员指出，荷兰特工的电报缺少安全检查密码。一名官员坚持不懈地发出警告，结果他的上级告诉他，如果他再敢提起这件事的话，他将被征召进英国陆军并被送上前线。

还有一些将荷兰特工运送到空投地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也对此产生了怀疑。飞行员们指出，他们在飞到荷兰或进行空投时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没有看到过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或高射炮炮火，着陆区完全展开并有很好的照明。按照一名飞行员的看法，“这过于完美了”。当飞机开始回家时困难就出现了。一名皇家空军中队的队长回忆说：“看起来飞机很容易飞进去，然后在出来时飞机就消失了。不是所有的飞机都这样，但很明显飞出来时非常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二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被击落，德国战机就等在他们从荷兰回家的路上，损失远远高于在法国或其他西欧国家执行类似任务时的损失。

在对特别行动处在荷兰的活动持怀疑态度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比利奥·马克斯更坚定执着的了。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再向查尔斯·布利泽德和其他荷兰分部的官员发出警告，指出他们的特工缺少安全检查密码，但每次都被回绝了。他回忆说：“他们对我提出的关于特工安全的询问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他们一切都很好。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来检查他们的安全。’我无法追问特工们到底处在什么状况之下。”

马克斯最终把他的怀疑交到了特别行动处总裁查尔斯·汉布罗（Charles Hambro）爵士手上。但他的证据似乎也没有引起汉布罗的重视。当特别行动处总裁要求更为确凿的证据时，马克斯将注意力转向了一项对荷兰报务员在过去几个月内发来的不可解密码信息的研究上。他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段时期内从荷兰发来的信息中没有一次出现过不可解密码。他问自己，“为什么唯独荷兰特工从未在编码中犯过错误呢？难道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如此安全，让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为他们的信息编码，而不必担心德国人在搜寻他们？”为了测试他的理论——德国人正控制着荷兰的无线电通信，他发送了一个信息给荷兰。以“嘿，希特勒”的缩写“HH”作为电文的结尾。当他收到一个也以“HH”结尾的即时回复时，马克斯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德国人回复的（随着“英格兰游戏”的扩展，德国的无线电报务员已经开始接替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了）。

试想一下“被关在荷兰的监狱里，却希望在伦敦仍然有人是清醒的”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位特别行动处的密码总监终于感悟到了荷兰特工的“苦心”。1943年1月，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 研究了荷兰与伦敦之间交换的所有电报。当他结束研究之后，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四页报告。他说，那四页报告只用一句话就可概括：“让上帝保佑那些特工。”

在他的备忘录中，马克斯提到了从荷兰发来的几条详细描述了敌后特工遭遇的各种危险和致命事故的信息。他继续说道，然而“尽管遭遇溺水死亡、误踩雷区、空投事故，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挫折和沮丧，但是居然没有一个荷兰特工会紧张到在他的编码中出错”。他补充说，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个特工被德国人抓住了，或是某个特工现在还是自由的”这么简单了。

当马克斯向特别行动处密码部门负责人、马克斯的顶头上司弗雷德里克·尼科尔斯（Frederick Nicholls）上校报告他的结论时，尼科尔斯说：“这肯定不能不予以重视！”他将把报告转交给特别行动处的高层官员。几个月后，新任为特别行动处总裁的科林·古宾斯召见了马克斯。古宾斯告诉马克斯，由于他的报告，对荷兰特工的安全将进行独立调查。但古宾斯又说，在调查的过程中，除了尼科尔斯或古宾斯以外，禁止马克斯与其他任何人讨论他的怀疑。

同意保持沉默，马克斯等待着调查的开始。但是随着1943年的冬天转为春天，他没有看到任何行动的迹象。马克斯终于得出了结论，古宾斯已把他的报告压在箱底，因为他担心报告里那些烫手的内容可能意味着特别行动处的终结。古宾斯知道，特别行动处在荷兰显而易见的成就被认为对于“D日计划”和特别行动处在白厅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几个月前，汉布罗 就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发过电报，承诺说： “特别行动处将在1943年2月前准备好，至少可以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展开行动，我相信这将标志着欧洲抵抗运动的转折点。”马克斯后来写道，当他看到那份电报时，“我尽力克制住自己不要大声喊出来，‘难道汉布罗不知道低地国家特工们的安全系数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吗？’”

1940年组建特别行动处时，它的创建者们规定：如果特别行动处怀疑它的组织网络中的任何一部分已被德国人控制时，应将这部分的行动转交给军情六处去处理。古宾斯确信，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克劳德·丹西将会把这样的信息看作是杀死他们认为的军情六处最大敌人的完美武器。因此，最好尽可能长久地对这样的“情报”保守秘密。

不过，在马克斯递交了报告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查尔斯·布利泽德被撤销了荷兰分部负责人的职务，改由在荷兰长大的英国商人西摩·宾汉姆（Seymour Bingham）取而代之。宾汉在战争开始后曾在伦敦为军情五处工作，在1941年中期因酗酒而被解雇。后来理查德·拉明把他拉进了特别行动处。在他领导荷兰分部的11个月时间里，他将和他的两位前任一样近视并且继续误导大家。

而更令人不安的发展是马克斯被告知，特别行动处已决定非但不取消向荷兰继续空投特工，反而要增加空投的数量。1943年3月至5月，又有九名特工空投到了荷兰。而他们一落地，就都被吉斯克斯的人抓获了。到了那年5月份，关押特工们的荷兰监狱变得如此拥挤，每间牢房中挤进了三名特工。

在离开伦敦之前，每位特工都会来见马克斯，以进行最后的密码通报。那些会见对马克斯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虽然他知道那些特工很快就会遭遇他们的厄运，但是他的上司禁止他警告他们。

1943年7月，在古宾斯承诺进行调查四个月后，尼科尔斯上校终于通知马克斯，调查即将展开，他将被召见充当见证人。但他也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他向调查人员提交自己的报告或怀疑，那些进行调查的人必须独立地确定在荷兰发生的事实真相。当尼科尔斯问马克斯是否有任何问题时，他回答说：“只有一个问题，先生。这是一次真正的调查还是一次内部的掩盖？”对马克斯来说答案是十分明确的。

正如马克斯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特别行动处已经成为一个对自己在荷兰的特工和荷兰抵抗运动中许多成员的真正威胁，他们的“生命被不必要地抛弃了”。利用阿勃维尔审讯被捕获特工时收集到的信息，与德国人勾结的荷兰合作者渗透进了许多抵抗团体，这导致了抵抗运动成员被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

1943年3月，一名德国的合作者伪装成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与荷兰前首相柯斯·伏林克（Koos Vorrink）进行了接触，伏林克当时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合作者告诉伏林克，荷兰流亡政府想知道伏林克创建的地下组织成员中一批著名的荷兰政客的名单，前首相向他提供了名单。到了第二天下午，伏林克和150多名关键的抵抗运动成员就都被关进了监狱。

至于那54名被德国人监禁的伦敦派往荷兰的特工，党卫军并没有履行吉斯克斯曾经作出的承诺，让他们活下来。1944年9月，随着入侵的盟军逼近荷兰，大多数特工被运送到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在抵达后不久，他们就在营地内的一个花岗岩采石场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在原来被捕的54名特工中，只有四个人，包括劳威幸存了下来。

德国人的“英格兰游戏”的胜利也瓦解了荷兰的抵抗运动。分散的残余抵抗组织继续活动着，然而没有武器和有效的指引，他们几乎无法完成任何有效的打击。吉斯克斯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指出：“盟军试图在荷兰建立武装进行破坏，以期在入侵的关键时刻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但被我们阻止了。”

战争结束以后，在荷兰流行着各种谣传。有人指控“英格兰游戏”事件实际上是特别行动处荷兰分部中的某个叛国分子的作为；也有人指控那可能是英国人故意牺牲荷兰特工，以误导德国人认为是盟军可能在荷兰发起入侵。尽管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在战时造成了所有这些令人震惊的失误，但是英国秘密特工的绝不会失败的神话仍然在荷兰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广泛流传。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英格兰游戏”所造成的损失居然是因为某些愚蠢的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所致。在战争结束四年之后，英国要求荷兰政府对“英格兰游戏”中“掩盖事实的回应”进行调查，使得这个故事更加模糊不清。当荷兰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949年10月抵达伦敦进行调查时，已经成为特别行动处战时记录监管机构的军情六处管理机构声称，大部分荷兰分部的档案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根据一位特工的说法，这些报告以及其他许多特别行动处的记录都是“一些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们于1946年初在一场神秘的火灾中被烧毁了。在这些失踪的文件中包括利奥·马克斯在战后撰写的关于“英格兰游戏”和荷兰分部在战争前三年里整体表现不佳的长篇报告。马克斯几年后说：“我为特别行动处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我不相信火灾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许多前同事有着和他一样的看法。

在寻求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书面证据方面受到阻挠之外，荷兰调查委员会也曾被允许与参与荷兰秘密行动的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官员进行过几次正式接触。不幸的荷兰分部第一任领导人理查德·拉明是唯一提供官方证词的前官员，他的证词主要是解释英国官方保密法案的复杂性。在不做记录的情况下，有几位前特别行动处官员，包括科林·古宾斯也同意与荷兰调查委员见面，所有人都否认特别行动处与德国人非常成功地捕捉了他们荷兰特工的行动有任何瓜葛。

荷兰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宣布，“判断错误”应对“英格兰游戏”造成的后果负责——而那些“错误”是英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想尽力保密的。委员会补充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英国或荷兰方面的背叛”的指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M.R.D. 富特所说：“真相是更为现实的：那些特工是在伦敦无能的协助下，成为德国警察高效工作的受害者。”

1943年在法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不幸场景，而其影响甚至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