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解放之后，盟军的大部队继续在法国横扫德军。在北方，由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展开了一条60英里宽的前沿战线，四天内推进了250英里，解放了一连串的法国城镇。下一个目标该是比利时了。

9月初，包括英国、加拿大、波兰、比利时、捷克和荷兰军队在内的由蒙哥马利指挥的多国部队开始向比利时的城市进军。9月3日，威尔士卫队解放了布鲁塞尔。一位英国记者在看到兴高采烈的居民向盟军的吉普车和卡车上投掷鲜花和瓶装啤酒后写道：“与这个盛会相比，巴黎的欢乐显得有些苍白。”

第二天，安特卫普被解放了。这个胜利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欧洲第二大的深水港，战前每个月要装卸1000艘船只。在解放安特卫普之前，盟军只有法国北部瑟堡一个港口可用来卸载继续驱赶德军所需的物资。在当时，盟军三个集团军的物资供应都已相当短缺，汽油的供应尤其紧张，这使得安特卫普对盟军的影响比巴黎或任何其他被解放的城市更为重要。

由于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蒙哥马利的部队得以完整地占领了这个占地数千英亩的庞大港口。在他的多国部队抵达安特卫普之前，比利时的抵抗战士包围了港口的德国驻军，阻止德军士兵引爆他们在整个港口设施中预先安装的炸药。抵抗组织成员还引导英国坦克绕过了安特卫普外围坚固的德国阵地，沿着一条防御较差的路线穿行进入了城市。

通过保护码头、仓库、船闸、闸门和其他机器免遭破坏，抵抗组织为尽快结束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轮到蒙哥马利的多国部队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尽管这个港口不再受德国人的控制，但除非盟军也控制了40英里外连接安特卫普和北海的斯海尔德河河口，否则安特卫普港口实际上是无法使用的。因为当河岸上仍然部署着德国人的大炮时，盟军的供应船只是无法通过河口的。

蒙哥马利接到过来自皇家海军、比利时抵抗运动领导人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多次警告，指出将敌人驱逐出河口入港地区的重要性。英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声称：“除非清除了德军的堡垒，占领了斯海尔德河河岸。否则，安特卫普将像马里的廷巴克图一样一无用处。”

在当时，清扫河口是相对容易的。德国人正在逃跑，他们的防御非常脆弱。英国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曾写道：“在那一刻，如果英国人选择继续进攻，他们可以向前推进40英里直至海岸线……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

但是，1942年在埃尔阿拉曼为英国人赢得了第一次战场胜利的蒙哥马利决定不这样做。他认为没必要这么着急。德国人已接近彻底失败，安特卫普防御的清扫可以在盟军有空闲时再来完成。此外，他疲惫的部队在横扫法国之后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改装、加油并休整”。事实证明，他的决定竟然是一次战略性的灾难，是盟军在战争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当时，蒙哥马利正专注于他所认为的更为紧迫的问题：如何穿越85英里以外的莱茵河，成为第一个进入德国的盟军指挥官。他在9月7日告诉伦敦，他希望在三周内抵达柏林。他显然没有考虑像这样的攻击所需要的食物、汽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只能通过安特卫普等主要港口才能完成。后来，蒙哥马利的一位高级幕僚承认，他和他的上司一样，从来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攻占河口的必要性。将军说道：“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死盯在莱茵河上了，其他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

公平地说，蒙哥马利和他的下属并不是唯一持有那种看法的盟军高层指挥官。沉醉于他们在法国的成功，其他的战地指挥官和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官员们也相信，德国人即将崩溃，无法恢复元气了。胜利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确信胜利也许会在圣诞节到来。9月1日，艾森豪威尔的总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对记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战争已经胜利了。”

尽管正在溃退，但德国人并不这样认为。当英国人还在安特卫普欢庆的时候，德国人正在移动。在安特卫普西北方向几英里的地方，曾在诺曼底受到重创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八万多人，在损失了他们大部分的交通工具之后，正在离安特卫普河口南岸不远的加来海峡地区休整。那时，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蒙哥马利的军队困住。意识到盟军进攻的突然停顿，第十五集团军的指挥官们迅速地将他们的人员撤过了安特卫普西北部的水路。一部分被留下来加强河口的防御，大部分逃往了荷兰。

直到安特卫普解放九天之后的9月13日，蒙哥马利才把清理港口进出通道——一个他认为是“次等优先级别的任务”，交给了他指挥下的加拿大和波兰军队。由于德军防御能力的迅速增强，加拿大人和波兰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这次行动又被推迟了，直到有更多的部队到达后才发起进攻。最后，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德国人清理干净。如果这项任务在9月初就开始，估计几天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安特卫普港口仍然关闭着，瑟堡仍然是整个盟军远征军唯一的供应港口。汽油和其他物资供应日益稀缺，盟军的进攻势头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蒙哥马利总是不愿意承认错误，但他在战后却承认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低估了开放安特卫普港口的困难”。“极大的错误”并不是对他处理安特卫普战事上的失败的一个全面的评价。那个错误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盟军无法在1944年攻入德国并结束战争。

安特卫普战事失败的直接结果，将有更多的士兵和平民死亡。对于荷兰来说，后果将会特别严重。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被解放之后，荷兰的解放似乎再过几天也将最终到来。9月初，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荷兰城镇和村庄的居民们高兴地看着德国军队惊慌失措地走过，他们全都是向东走的。一名目击者回忆说：“这是一群肮脏、疲惫、 沉默的稻草人在行走，还有一些在卡车上睡觉。希特勒攻无不克的师团已经变成了一群受到惊吓，正被追赶的人。”

据传言，盟军正在迅速地接近荷兰边界。在布鲁塞尔解放之日的9月3日，荷兰首相彼得·格布兰迪在BBC的广播中正式宣布：“我希望在我们的土地上热烈欢迎我们的盟军……解放的时刻已经来到了。”BBC的橙色无线广播电台报道说，盟军已经夺取了距离边界仅几英里的布雷达镇。而艾森豪威尔虽然小心谨慎，但也确认荷兰人的自由即将到来：“荷兰民众等待已久的解放现在已经为时不远了！”

成千上万的人手捧鲜花，高兴地聚集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和其他主要城市的郊外，等待着迎接他们的解放者。欢呼的人群挥舞着荷兰国旗、高唱国歌，并高呼“女王万岁！”然而，盟军部队没有到达，人群纷纷抛弃了鲜花和旗帜，散开回家了。BBC对之前的广播节目改了口，称盟军没有进一步有关进军荷兰的官方消息。布雷达镇还在德国人手中，那里的英军可能是一支意外越过比利时和荷兰边界的巡逻队。

荷兰的民众很快就发现，尽管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情报显示，德国人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迅速发动进攻的盟军，但是蒙哥马利却让他的部队在荷兰边界停了下来，并让他们留在了那里。

荷兰抵抗运动军队总司令、威廉明娜女王33岁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于9月7日，给在布鲁塞尔总部的蒙哥马利打电话，向他通报了上述情报。但蒙哥马利对这位身穿荷兰军队制服、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的年轻军官的情报却置之不理。伯恩哈德从蒙哥马利助手那里得到的是敷衍了事的回复。实际上，蒙哥马利的回复还包含着一种彻头彻尾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但王子自从与朱丽安娜公主结婚以来，早已习惯于被忽视了。他一直在为赢得周围人的尊敬而奋斗着。

正如伯恩哈德本人所承认的那样，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对他不利。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他在学生时代曾加入过纳粹党。1937年，在允许他与朱莉安娜结婚之前，曾对他真正的政治倾向进行过官方的正式调查。最后，在他放弃了德国公民身份并且证明他反对希特勒之后，威廉明娜和荷兰政府才允许他和朱莉安娜举行婚礼。威廉明娜向荷兰民众保证说：“这不是荷兰和德国的婚姻，这是我女儿和她所爱的男人的婚姻。”

在荷兰皇室狭隘、沉闷的圈子里，伯恩哈德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因此获得了一个冒失鬼和“花花公子”的名声。他的朋友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曾说：“他有一种采取行动和进行冒险的气质。”他以高速驾驶他的法拉利著称，他差一点在1938年的一场车祸中死去。

1940年，当荷兰女王和政府逃到英国时，朱莉安娜和她的两个小女儿都被送往安全的加拿大，伯恩哈德则和他的岳母一起留在了伦敦。他在伦敦和英国皇家空军一起训练，通过考核成了一名飞行员，并参加了荷兰轰炸机中队对被占领的欧洲国家进行的轰炸行动。他的严肃认真并且目标明确的新形象给威廉明娜女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成了她的主要顾问之一。1943年，她任命他为荷兰军队和国内复兴抵抗力量的联络官。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抵抗运动军队总司令。伯恩哈德后来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战争，“我将是又一个站在国家船头喝得醉醺醺的皇室傀儡”。

尽管他的任命曾引起很多人的疑虑，但那些疑虑几乎立即就烟消云散了。正如伦敦《每日电讯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伯恩哈德“在把荷兰的军队和无形的抵抗运动整合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却又不为人知的作用。那支武装力量最终成了盟军向荷兰推进的先锋”。他的参谋长说，抵抗运动成员们“崇拜他并跟随他。能把那些勇敢但又易于嫉妒，理想主义但却颇为自负的人团结到一起，伯恩哈德王子完成的这件事情近乎是一个奇迹”。

伯恩哈德在会面时告诉蒙哥马利，根据荷兰情报人员的报告，在通过荷兰直达德国脆弱的北部边界的路径上，现在相对而言还没有形成坚固的防御能力。如果蒙哥马利的军队立即行动起来的话，他们可以一直推进到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地区，从而彻底打垮第三帝国。

几名德国军方领导人后来也同意了这一评估。根据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的总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的说法，如果盟军“发起进攻并在任何地方取得突破的话”，德国将马上崩溃。布卢门特里特确信，盟军将横跨荷兰并进入鲁尔。伦德施泰特在战后数年曾说，他当时确信战争将在两周之内结束。

在会面时，伯恩哈德告诫蒙哥马利这个进攻的机会很快就会消失。德国军队正在放缓在荷兰的撤退，增援部队正从德国赶来，而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的德军防御工事正在重建。但蒙哥马利回绝了王子告诉他的每一件事。他说：“我认为你们的抵抗运动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伯恩哈德后来说，很显然， “蒙哥马利不相信我在荷兰的特工送来的任何情报”。

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荷兰分部的头目赫尔曼·吉斯克斯玩弄的“英格兰游戏”，曾使军情六处在荷兰的间谍工作遭到重大挫败。同时，在英国官员心中对荷兰抵抗运动的士气和情报可靠性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蒙哥马利将军的反应也代表了许多英国高层军官对欧洲较小盟友那种狂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在蒙哥马利指挥下的有着成千上万士兵的欧洲多国部队里，对他不了解并轻视盟友的态度尤其反感。有一次，他在访问属下的一个波兰师时，他问部队的指挥官，波兰人之间是说俄语还是说德语？当他知道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时他惊呆了。谈到关于他指挥的欧洲多国部队时，他曾写道：“我宁愿一个也不要他们。”

伯恩哈德得到的印象是，蒙哥马利和他的工作人员“认为我们是一群敢于质疑他们军事行动的白痴。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因为我知道每过去一天，德国人的军力就会增长一分。但是我的话没有任何作用”。在伯恩哈德离开之前，蒙哥马利告诉了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说：“我像你一样也想马上解放荷兰，但是我们打算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做……我计划在我的部队进攻之前先进行一次空降行动。”

事实上，蒙哥马利已经向艾森豪威尔请求批准他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将要求美国、英国和波兰的伞兵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的桥梁和运河，从而为穿越莱茵河进入德国的盟军步兵部队建立桥头堡。“计划”中最后一座将被英国第一空降师夺取的大桥，在荷兰阿纳姆镇横跨了莱茵河。

这个名为“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很多困难。首先，由于蒙哥马利未能打开安特卫普港口，盟军在欧洲进攻中需要的汽油实际上已经用尽了。不同部队的战地指挥官们正在为剩下的燃料而争斗，他们都“痴迷于这样一个想法，只要再有几吨物资供应，他们就能冲破敌阵赢得战争”。刚刚被丘吉尔晋升为元帅的蒙哥马利告诉艾森豪威尔，剩下的资源应该都是他的。他坚持认为，在美军的支援下，由英军领头向东北方向大胆地推进，将比任何其他方案有更大的机会攻入德国并结束战争。

艾森豪威尔最初认为这个提议是荒谬的。他说：“蒙哥马利，你疯了。你干不成的！”他命令蒙哥马利把进攻重点放在打开安特卫普港口上。但是蒙哥马利不断地向他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开始软化了。有一股政治暗流也影响到了他们之间的争吵。几个星期之前，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在欧洲的所有盟军部队，取代自诺曼底登陆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的蒙哥马利。马歇尔认为，不管丘吉尔、蒙哥马利或其他英国人会如何抗议，现在应该是确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了。

蒙哥马利元帅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军事人物，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所有英国人都因他的“降级”而愤愤不平。但是没有人比那个多刺且傲慢的元帅自己更为难过的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艾森豪威尔一直批评不断，从来也没有完全接受马歇尔的这一举动，在战争结束前一再挑战艾森豪威尔这个最高指挥官的权威。

虽然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蒙哥马利，但他觉得尽可能地安抚他是很重要的。但他反对“市场花园行动”态度的软化却是出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对那个行动计划想得越多，就越被“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大胆性而吸引。他认为这个计划极可能会像蒙哥马利所预见的那样，可以恢复正在减弱的盟军攻势。像他的批评者和对手一样，艾森豪威尔也被德国军队已经溃败，以至于不能也无法对其本国进行强大防御的想法所吸引。他于9月10日签署了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

“市场花园行动”是在敌后进行的一次最大的伞兵和滑翔机步兵作战行动，比诺曼底登陆前一天晚上的空降兵行动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而计划那次行动曾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市场花园行动”却只给了计划者们七天时间去制定“行动蓝图”。要让这个计划有成功的机会，所有的一切行动安排都必须进行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空降部队巨大的后勤供应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同样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实是，大批为掩护伞兵而前去支援的坦克和地面部队将被迫只使用一条公路——一条长达60多英里，狭窄，穿过沼泽与防波堤相连的乡村道路。在战前，荷兰军队进行过一次演习，使用同一条道路模拟对阿纳姆的进攻，而演习的结论是那将导致一场灾难。但是，英国人在为这次行动做准备时从未咨询过荷兰人。当荷兰的将军们听说英国人计划采用这条路线时，他们试图加以劝阻，但没有用。

与此同时，荷兰情报人员传来了德国人在阿纳姆周边地区加强防御的情报。据说有两个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已经被派往伞兵的着陆点附近，而不是计划制订者所期望的只是一些分散、薄弱的部队。这些新增的部队配备了重型坦克，是德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即将与之对抗的英国伞兵部队没有坦克或重型武器，弹药供应也非常有限。情报机构证实了荷兰人的情报时，“市场花园行动”的首席情报官布莱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少校试图让高层官员们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但他们拒绝相信他。厄克特说：“让他们面对现实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个人对投入行动的渴望使他们在行动结束之前完全瞎了眼。”当他坚持提出意见之后，他被指责为“歇斯底里和神经紧张”，最终被解除了职务。历史学家拉尔夫·本内特（Ralph Bennett）后来写道，在阿纳姆出现坦克“是一个与愿望不合的事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藏到地毯下面去”。

33岁的英国第四空降旅指挥官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准将也对“空降行动计划者们的轻率和缺乏经验”感到失望。第四空降旅的任务是参加夺取阿纳姆大桥的攻击。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并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的哈克特被人们称为“大山”。他在第四空降旅组建时就开始率领这支部队，并带领它参加了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斗。他以“剑客”的智慧以及“对错误，尤其是上级军官错误的零容忍”而著称。虽然这位年轻的旅长在他的部队里非常受欢迎，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经常提出不同意见，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与他们不合拍。

在他所坚持的“自己的想法”中，有一个就是“市场花园行动”将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哈克特说：“在西欧战胜敌人后，盟军指挥官和工作人员往往以为他们已了解了一切。我们这些曾经有过与德军作战经历的人……知道，不管他们现有的力量看上去是如何的薄弱，当我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产生真正威胁时，他们将会作出迅速而激烈的反应。”

将在阿纳姆作战的波兰第一空降旅的指挥官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Stanis?aw Sosabowski）将军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听取了计划者们的乐观看法后，索萨波夫斯基大声说道：“那么德国人呢？那些德国人！他们会干些什么呢？”

索萨波夫斯基的军队是为了解放波兰的战斗而创建的。当时救国军还在为解放华沙而不息战斗，波兰第一空降旅却被派去执行这样一个草率任务的事实让波兰将军感到特别愤怒！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却不为英国参谋人员所接受，他们嘲笑他的浓厚的口音，在他发表意见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正如伯恩哈德王子指出的那样，英国军方“不喜欢让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他们错了”。或者像后来所证明的那样，不喜欢任何其他人告诉他们错了。

9月17日是星期天，在阿纳姆是美丽的一天，阳光沐浴着繁华而宁静的度假小镇，并为邻近的莱茵河镀上了一层金色。那天下午许多居民外出散步，希望享受夏季末的温暖日子。阿纳姆以其舒适的旅馆以及保存完好的房舍和花园而为世人所知。有一个居民感到，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爱。接下来人们听到了飞机接近的轰鸣声，看到几千名士兵从天而降的惊人场面。对阿纳姆及其居民来说，一切都将改变了。

约翰·哈克特和他的部队也在那些像田园牧歌般的地面徐徐而降的伞兵队伍之中，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那儿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炼狱。在离开英国之前，哈克特告诉他的参谋和营指挥官，忘掉“市场花园行动”高层指挥官的乐观谈话内容。他说，鉴于“德国人能够迅速并猛烈地应对任何真正的威胁”，他的部队应该准备“投入最艰难的战斗并面对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伤亡”。在得知由于运输机和滑翔机的短缺，伞兵不是一次集中被派往阿纳姆，而是要在几天内被梯次送到那里这样一个事实后，他的原已很强烈的悲观情绪变得更加具体了。更糟糕的是，他自己的部队将在离他们的主要目标阿纳姆大桥几英里外的地方降落。

哈克特所有的可怕预见，以及索萨波夫斯基和荷兰人的预见都成真了。德国的装甲师的确就在阿纳姆构建了工事，并且很快就作出了回应。尽管伞兵在阿纳姆大桥附近降落时或在接近阿纳姆大桥的路上会遭受很大的损失，但那些损失与他们在那场战斗中的实际伤亡人数相比还是很小的。原定的计划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英国人在降落后12小时内，发现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夺取那座桥梁。他们现在面对的唯一战斗就是如何生存下去。

与此同时，英美地面部队的推进非常缓慢。正如荷兰人所预计的那样，沉重的坦克和卡车在荷兰湿润的土地上陷入了困境，部队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很快就被抛锚的车辆阻挡住了。盟军的步兵遭到两侧德军的火力袭击，而那些德军中有许多人是两星期前从英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河口留下的空隙中逃出来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士兵。

正如一位英国军官对这次“史无前例、一团糟”的行动的描述那样，另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战斗打响之际，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尤其是第一空降师的通信系统遭到了巨大的损坏。发报机在空投时或是被丢失了，或是损坏不能再工作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协调组织起系统化的有效攻击。实际上，英国人确实可以有另一种通讯方式——荷兰的电话系统仍在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抵抗力量告诉英国指挥官使用荷兰的电话系统，但英国人对荷兰人持有怀疑，所以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还拒绝使用由荷兰抵抗运动提供的向导和有关德军组成及方位的重要情报。一位抵抗战士后来说：“我们愿意去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必要时牺牲我们的生命。但结果是英军不需要我们，我们什么也干不成。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关于“市场花园行动”的重磅史书《遥远的桥》的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认为，英国人“如果接受了荷兰人的帮助，他们就可以使用那支出色的力量，从而很可能完全改变英国第一空降师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少数接受了荷兰人帮助的英国人则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例如禁卫装甲师的德里克·库珀（Derek Cooper）少校，接到命令赶去位于奈梅亨大桥的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司令部，他在抵抗组织成员的引导下赶到了那里。他后来说，那些抵抗组织成员“绝对是无价之宝”。

在战斗最激烈的阿纳姆地区，几十名荷兰平民冒着枪林弹雨将死亡的英国士兵拖回来，将伤员送到在附近房屋里和酒店里临时搭建起来的救护站。在同一时刻，阿纳姆居民凯特·特尔·霍斯特（Kate ter Horst）——用哈克特的话来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她在家中救护了200多名受伤的英国伞兵。而其他阿纳姆的居民也纷纷将英国军官藏在他们的家里，避免被德国人抓捕。

在阿纳姆的战斗是野蛮和血腥的，在德国人的炮击下，这个小镇成了一片废墟。许多建筑物都被烧毁了，到处散落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瑞恩写道， “荷兰风景最美的名胜之一阿纳姆”现在成了“微型的斯大林格勒”了。

9月25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八天后，第一空降旅的大部分残余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撤离了，而许多伤员则向德国人投降了。可能因获得了胜利或其他原因，德国人对待英国战俘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好起来。一名英国军官称抓他的德军对他“友善、礼貌，甚至还宽慰他”。但他们并没有对荷兰平民表现出那样的“友好态度”，德国人处决了所有他们发现的曾帮助过英国人的人。一名英国上尉说：“这真是令人痛苦的时刻。当德国人给我们食物、水和香烟的时候，在广场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打死他们认为帮助过我们的荷兰人。”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总数超过17000人。在阿纳姆的10000人的部队中，只有不到3000人逃脱了死亡、受伤或被俘。据估计，平民的伤亡人数高达5000人。在城镇的废墟中，幸存的居民躲在酒窖和其他临时的避难场所，挣扎着活下去，没有汽油、电力或水，食物也很少。英军投降后几天，德国人下令阿纳姆和附近村庄的所有荷兰平民都必须离开。

住在阿纳姆镇三英里外的奥黛丽·赫本满怀惊恐看着撤离的人群。她后来回忆说：“每当我回想起那些场景时，我仍然感到像在生病一样。那是人类苦难**裸的显现——在移动的难民人群中，有人扛着他们死去的亲人，有人抱着在路边出生的婴儿，有几百人因饥饿而在路上倒下。”直到1945年4月盟军最终解放了阿纳姆地区之后，居民们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阿纳姆所有的混乱和屠杀中，有几百名受伤的英国伞兵设法躲过了死亡和被俘的命运。他们被抵抗运动成员从医院、救护站和战场上抢运出来，藏在几英里外的村镇里。奥黛丽·赫本的母亲为好几个伤兵提供了食物，而奥黛丽本人也曾充当信使，把抵抗运动的信息传递给了躲藏起来的伤员。

在获救的人中就有哈克特，他和他的部队在阿纳姆参加了残酷的肉搏战斗。当战斗结束时，他是他的10000人的空降旅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用他的话来说，之前两年建立的第四空降旅是“我一生的心血”。但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它就几乎被消灭了。哈克特被一枚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了腹部和腿部。他的伤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一名德国医生检查过他的伤势之后说，什么都不能做了，应该让他平静地死去。然而被俘中的美国第一空降师的一名南非外科医生不以为然。他为将军动了手术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几个星期之后，德国的高层指挥官下令将英国伤员送到战俘营去。几名抵抗运动成员将哈克特从阿纳姆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偷偷运了出来。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伤口仍然十分疼痛。他被带到了靠近12英里外繁华的埃德镇中心的一栋有着人字形瓦片屋顶的白色房屋里。他躺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床边挂着花边布帘、**铺着白色的床罩、墙上挂着一幅睡美人的刺绣。

他的护士和保护人是三位中年姐妹——安（Ann）、美恩（Mien）和高·德·诺伊（Cor de Nooij），她们以前从未参与过抵抗活动。但当地下组织成员请她们隐藏一名受伤的英国军官时，她们立即同意了。其中一个人大声说道：“感谢上帝，我现在终于有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了！”

当哈克特接受了几天的康复治疗，第一次有机会从一扇窗户向外看去时，他才意识到为了让他躲藏在这里，三姐妹承担了多么巨大的风险。在窗户下面的街道上，几十名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听得见说话的距离内走来走去”。距离莱茵河不到三英里的埃德镇上驻扎着相当可观的德国军队。除了驻扎在那里的一支庞大的特遣部队以外，埃德镇还是前线德军士兵短期休整的休假中心。事实上，诺伊家附近的许多房屋都被德国人征用了，后院毗邻姐妹住所花园的一栋房子里就住满了德国宪兵。

然而，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隐藏了一位英国将军似乎并没有让姐妹们或者是他们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来看望哈克特的成员感到不安。哈克特和其中一个姐妹的儿子约翰·斯诺克（Johan Snoek）——他也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还有约翰的妹妹玛丽成了好朋友。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事必躬亲、脾气暴躁、习惯于下命令、“自行其是”的准将，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日常生活的宁静节奏和细致而周到的照顾。他说道：“那已成了我的整个世界。”当他身体康复，可以下床走动以后，他就会在晚间来到客厅，与他现在称为“安姨”“高姨”和“美恩姨妈”的三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聚集在那里。当“阿姨”们在缝纫或编织的时候，哈克特会和约翰一起下棋，或者朗读安姨找到的英文版本的莎士比亚，或者和玛丽一起学习他每日必修的荷兰语课程。他有自己喝茶的杯子，并因为要往里面加牛奶而受到温和的嘲弄——诺伊称它为“更体贴的你”。在大多数晚上的9点钟，有人会从柜子后面隐藏的地方取出一台收音机，他们会收听BBC的橙色电台广播。在所有人互道晚安之前，一位家庭成员会诵读圣经中的几个章节。哈克特回忆说，那些晚上充满了“平静、勤奋和满足……我从来没有对在环境如此奇异和危险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多想过。这就是我眼下的生活，它已经成了我的每日常规”。

11月5日，哈克特与诺伊的家人们一起庆祝了他的34岁生日。玛丽告诉他说：“对任何远离家乡，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度过他的生日将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生日早晨的6点醒来之后，他被告知把他的卧室门打开，以便他能听到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下面的客厅里，家人们聚集在一架小风琴周围，用英语唱着“上帝拯救国王”的所有章节。安姨告诉他，他们本想在晚上庆祝，但那时德国人将在街上巡逻，“因为英国的国歌声而引起他们的怀疑将是不明智的”。几小时后，诺伊家的所有人都来到了他的房间，喝着咖啡，分享一个巨大的苹果蛋糕。做蛋糕的面粉还是战前留下来的，是阿姨们为在特殊场合使用而省下来的。在蛋糕上面插着一面小小的手画英国国旗，上面写着“不管是对还是错，这是我的国家”。

当即兴派对结束，家人们离开以后，哈克特禁不住哭了起来。他后来写道： “这些身处逆境的人以极大的谦和与勇气承受了如此多的危险，而对一个陌生人又是如此的慈爱，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也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那天晚上，他下楼去和现在已是“我的家人”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

在与德·诺伊姐妹们住在一起的四个月里，哈克特一直对这些平静而温柔的女人对德国人的蔑视惊叹不已！在养伤的早期，他睡眠不好，更因为养在德国宪兵后院的一条成年阿尔萨斯犬的咆哮而变得更糟。当他向安姨提到这个问题后，她走到德国宪兵的房子里，对宪兵的头儿说：“我家就住在邻近的拐角处，我家有人病得很厉害。这个人无法睡觉，因为你的那只狗整晚都在乱叫。请你是否能发发善心在晚上把它关起来？”那个德国人被吓了一跳，不停地点头，狗叫声从此停止了。

作为哈克特康复治疗的一部分，姐妹中的一个会在傍晚时带他出去散步，借此增强他的体力和耐力。他回忆说，那些在“整洁的花园和古朴的小房子”间的漫步是他那一天的亮点。然而，尽管他喜欢看到“陡峭的山墙、地上的积雪、冬天透过柔和薄雾的霞光”，但他总是担心他和那晚陪着他的一位姐妹会被从他身边擦身而过的许多德国人中的一个拦住。

然而那些女士们似乎从来也不为此担心或在乎过。事实上，安姨看上去像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挑战危险。有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她和哈克特走到了埃德镇的邮局，她要寄信给其他城镇的居民警告他们与德国人合作是危险的。10多名德国士兵在大楼前闲逛，一边抽烟，一边说着话。安姨的手臂挽在哈克特的胳膊上，拉着他从那堆士兵群中挤了过去，哈克特几乎要晕过去了。她把信件投入邮局外面的邮箱里后，向德国人道歉说“打扰他们了”，然后继续和哈克特去散步。多年之后，哈克特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这位温柔谦和的女士”会如此勇敢地“直接走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完全不顾忌她身边的那个人如果被发现是英国军人，将是她的死亡判决——她甚至还让他帮忙拿着那些信件。如果她被发现送出那种信件的话，那也会要了她的命”。

受到姐妹们的鼓舞，哈克特决定加入抵抗运动。他和约翰创办了自己的地下报纸，一张单张纸印刷的周刊，他们取名《为了祖国》。它的发行量达到了200多份，主要报告战争的消息和荷兰的状况。哈克特是报纸的军事通讯员，在“西线战争评论”的标题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为了祖国》发行了将近一个月，他们那个地区的盖世太保开始关注它起来，哈克特和约翰不得不停止了它的发行。

尽管哈克特在诺伊一家人的庇护下生活得很舒适，战争的残酷现实还是越来越多地侵蚀进来。在战争初期，这个家庭曾经储备了一些食品来对付供应的短缺，但眼下这些储备都已消耗殆尽。她们不断地向哈克特提供一些小小奢侈品——偶尔的一个鸡蛋、一勺果酱，但她们自己从来不吃。他提出了抗议，但没有用。他说：“当那些女士们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当哈克特问姐妹们，她们是如何搞到配给食品来供养他时，她们向他解释说荷兰抵抗运动为他提供了配给卡，那是他们保护逃亡者活动的一部分。那些配给卡可能是伪造的，也可能是偷来的。但到了1944年底时，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来供应每月的口粮了。哈克特和荷兰人一样，一直感到饥肠辘辘。尽管食品店实际上也已空徒四壁，但人们还是排着长队想尽可能地多买一点东西。在埃德镇的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央厨房每天给每个人供应半公升的炖卷心菜和土豆。哈克特说：“我们家的一个人每天都拿着一个罐子在广场上排队。过了一段时间，那也停下来了。”有时即便他们找到了一点吃的，也没有燃料来煮，因为煤炭也消失了。在1944年至1945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诺伊家唯一的热量是来自客厅里的一个烧木柴的炉子，哈克特每天要劈开几根柴火来塞进炉子。早上洗脸的时候，他先得打破房间里水壶上的一层薄冰。

在阿纳姆的“市场花园行动”之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对荷兰人的压制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了。德国警察和士兵更频繁地搜查埃德镇的每家每户，抢走食品、毛织品、家具、瓷器、玻璃器皿、自行车、溜冰鞋和其他任何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镇外的农民失去了牲畜， 农场失去了机器。然而当德国人来敲德·诺伊姐妹的门时，他们每次都是败兴而去。有一次，高姨假装歇斯底里起来。听到楼下的尖叫声，哈克特向卧室窗外看去，两名德国士兵“几乎是从门口溜走的。他们的头上笼罩着一片失败的阴云”。

但是姐妹们不可能一直这样表演下去。更令人担忧的是，德国人正在加紧搜索这个地区的逃亡者。虽然诺伊家的房子还没有成为德国人搜查的目标，但她们还是在顶楼的楼梯下面建了一个装有暗门的藏身之地。姐妹们和哈克特每天都要进行演习，尽快躲进藏身之地以防万一发生搜查。想到他待在这里将使他所爱的这些人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哈克特就感到非常害怕。如果他被抓获的话，姐妹们和周围的居民将会遭遇到残酷的报复。“搜查、报复、扣押人质，所有可能的惩罚都是那样的可怕，以致想都不敢去想。”

1945年1月时，埃德镇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Bill” Wildeboer）来到姐妹家中告诉哈克特，德国人已经风闻在阿纳姆附近藏有英国伞兵的一位将军。维尔德布尔还提出了逃跑的建议。他提到隐藏在附近村庄和农场的数十名英军在阿纳姆战役的幸存者已经逃跑，回到自由世界。哈克特现在已经几乎完全康复了，他可以像他们那样“出行”。

1944年9月，美军越过了比荷边界，解放了荷兰最南端的三个省份。尽管包括所有主要城市在内的其他地区仍然在德国人手中，但被解放的地区为数百名仍藏在阿纳姆周围的伞兵幸存者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营救基地。这个名为“飞马行动”的营救行动是由军情九处组织并实施的。

实际上盟军在阿纳姆战役失败之后不久，就有一些逃生者在抵抗运动成员的帮助下，被一个一个地被带到瓦尔河畔，再被送往南方已经解放的省份。当军情九处发现了这条逃生路线之后，艾雷·尼夫被立即派往荷兰南部，策划组织更大的行动。当时，军情九处在荷兰的被占领地区已经有一个特工在活动了，他将联络隐藏的伞兵并组织他们撤离。他就是迪科拉斯·克拉赫特（Dignus Kragt，外号“迪克”），一个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荷兰人的英国人。他于1943年跳伞进入了荷兰，为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设立了逃生路线。他运作的从荷兰小镇阿珀尔多伦到布鲁塞尔的那条线路，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就被用来救出了100多名飞行员。

在荷兰抵抗运动组织、军情九处和英美军方的共同努力下，“飞马行动”的第一阶段于1944年10月22日晚开始了。散布在整个阿纳姆地区总共138人的英军伞兵，从他们藏身的农舍、谷仓、鸡舍或其他地方走了出来，悄悄地跟着荷兰向导去了一个集中地点。他们在那里上了卡车，被送到离瓦尔河岸约三英里的一处森林里。当伞兵到达森林的尽头时，他们不得不沿着一条排水沟走过一片旷野。德国人已经加强了对那个地区的巡逻。行走在一片毫无遮拦的旷野上，让人觉得前面的路途似乎是永无尽头。

他们没有碰上任何意外事件就到达了瓦尔河畔，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向导的能干。在河边与对岸交换了手电筒信号之后，伞兵们就上了由美国第一空降师的士兵们准备的橡皮艇，并划向对岸。几分钟后，第一批到达对岸的伞兵受到了艾雷·尼夫的欢迎，他们重回自由了。那天晚上，军情九处通过BBC向埃德镇的“比尔”·维尔德布尔发了一条消息：“一切都很好。我们衷心感谢。”

然而，“飞马行动”第一次大规模逃生的成功导致了第二次行动的失败。伦敦一家报纸的记者在知道了那次行动之后，写了一篇报道。德国人发现了逃生行动，从而加强了对瓦尔河的巡逻。尼夫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辩论过是否还应该继续进行第二次“飞马行动”，最终决定继续进行。11月18日晚，又有150名阿纳姆幸存者前往河边，但这次他们遭到了德国警察的伏击。这次只有五名伞兵获得了自由。

尽管德国人的伏击使得大规模救援行动被取消了，但英国人和荷兰的抵抗运动仍在继续尝试进行个人的逃生，有时候使用独木舟跨过瓦尔河。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又有40名伞兵被送往自由世界。英国人特别希望能完成帮助哈克特逃生的任务，他因为受伤太重而没能参加前期的逃生队伍。

哈克特预定在1月30日离开埃德镇。在他和诺伊家人共聚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她们继续平时的习惯，下棋、阅读、缝纫、听BBC等，以此来尽量稳住她们的情绪。在互道晚安之前，他告诉诺伊家人，从2月7日起每天晚上要仔细聆听BBC橙色广播电台。当她们听到“灰鹅已经飞走了”的信息时，就可以知道他是安全并自由的。

夜晚，当他在往包里收拾几件随身携带的东西时，哈克特环顾了那间曾作为他的庇护所的小小的卧室四周——蕾丝的挂帘、摆放着姐妹们为他找来的英文书籍的床头柜、**的白色床罩、墙上的睡美人刺绣等。当然，他很高兴“回家”，但是这种回家的快乐被一块“悲伤的重石”压抑了。与大多数英国人不一样，他现在亲眼看到了在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国家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理解并分享着被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贫困与危险、希望和渴望。尽管短暂，他已经成为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和这里的人们结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松开的纽带。

哈克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圣经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肉吃，当我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我本是一个陌生人，但你却把我带进屋里。”诺伊一家人为他做了所有的一切。而在做的过程中，她们让他见识了“一种罕见的美好，一个充满善良和勇气，坚定且无私奉献的榜样”。他曾经多次看到过战士在战斗中的勇敢；现在，他亲自体会并懂得了“不可征服的温柔的力量”。

第二天早上，哈克特在约翰的陪同下骑着自行车从埃德出发了。他穿着约翰的一套旧西装，拿着一张范·哈伦先生的假证件。他的外套上戴着一个表示他是聋子的徽章，如果万一被德国巡逻队拦住了，他有恰当的理由不回答任何问题。藏在他的小包里的是三份《为了祖国》报纸和诺伊家人给威廉明娜女王的一封信。哈克特后来写道，她们在信中“表达了对她的忠诚、信任和爱戴”。

在他们七天的旅程中，哈克特和约翰从一个安全屋转移到另一个安全屋。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由来自抵抗运动的向导陪同行走的。哈克特说：“这就像再次成为一个小孩，被一群人牵着手在走。我既没有力量来影响事件的进程，也没有好奇心去探究那些人究竟是谁。我很高兴能够这样继续走下去。”

在一处农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换上了残破的血迹斑斑的旧军服，上面佩戴着伞兵臂章和战功绶带。在他的口袋里，放置了他的英国军队身份证和他的范·哈伦先生的假身份证。哈克特说：“我还是有两个人的身份，但自己感觉越来越多的是第一个人，而越来越少的是第二个人。”

2月5日晚上，哈克特在埃德下游几十英里的瓦尔河畔等候着。一场大雾正在降落，刺骨的寒风不停地吹着。突然他看到几个黑暗的人形从浓雾中出现。一位女士用英语低声说道：“祝你好运！”一个男人握着哈克特的手，另一个人用荷兰语嘟哝道：“祝你好运，英国人！”第二个女人上来摸到了他的手臂，然后把一个包裹放在他的手中，说道：“瞧，这里有一些为你的旅程准备的饼干。”

一个船夫把他带到一艘独木舟上，两个人沉默而又紧张地沿着瓦尔河划行了一段行程。几个小时后天亮了，他们在已解放的小港口拉赫兹瓦吕沃靠了岸。当哈克特满身寒气从独木舟中爬出来后，他听到了一个高兴的英国口音向他问候：“大山，你好！”那是他的老朋友，第十一轻骑兵团的军官托尼·克兰克肖（Tony Crankshaw）。克兰克肖说道：“我们一直在等你，来一口白兰地吧！”

哈克特被带到了一所满是身穿卡其军服的军人、弥漫着烟草烟雾的房子。他坐在了一把椅子上，“再次被熟悉的英国军队那种舒适而又混乱的气氛包围了起来”。第二天，他被召到蒙哥马利的总部参加晚宴，他在那里享用了牡蛎和葡萄酒，然后乘飞机回了英国。他到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伦敦的BBC打电话。那天晚上，当诺伊家人在收听橙色电台的节目时，听到了她们急切等待的消息：“灰鹅已经飞走了”。

在阿纳姆战役之后，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男孩”弗雷德里克·布朗宁（Frederick Browning）将军被授予爵士头衔，这一举动让第八十二空降师司令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中将感到震惊，他也曾参加了“市场花园行动”的战斗。加文说，布朗宁“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3/4的部队”，但是“回到家里却成了一个英雄，还受到国王的亲自嘉奖！毫无疑问，在我们美国的军队里，他将会被马上解职并蒙受羞辱”。

如果布朗宁和他的下属不想因这场惨败而遭受指责，他们就必须找到一只替罪羊。他们选择了斯坦尼斯瓦夫·索萨波夫斯基将军，他对那次行动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迈克尔·佩斯克（Michael Peszke）指出：“下属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质疑命令，而后又被证明他是正确的。索萨波夫斯基与众不同的独立态度和他战前发出的警告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使他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他是一个外国人也是因素之一。尽管攻击他的理由似是而非，在阿纳姆失去了他的大部分部队的索萨波夫斯基还是被解除了职务。

在“市场花园行动”的灾难之后，直到1944年10月，清除安特卫普河口的战斗才终于开始了。本来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伤亡获胜的攻击，最终耗时85天，盟军付出了死伤30000人的代价。与此同时，西线的战事也陷入了僵局。德国人加强了防御，深挖工事，并在山林地区构筑了一条把德国与西欧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防线。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说：“在我们的前线和莱茵河之间，一个个决心坚定的敌人固守着每一寸土地，他们不会退让。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糟。我们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之中。”

解放荷兰的失败也意味着希特勒可以在1944年9月对伦敦肆无忌惮地发起他的“V2”进攻。当德国人失去法国时，他们将“V2”火箭的基地搬到了海牙和荷兰其他城市附近的地点，所有这些城市都离伦敦不到200英里。在整个冬季，“V2”的发射区一直在德国人的手中，伦敦人继续看着他们的房子被新的恐怖武器所摧毁。但他们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也受到了“V2”火箭的严重打击。

安特卫普因为有一个港口，所以成了特别重要的攻击目标。1944年12月15日，一枚“V2”火箭弹穿透了坐落在市中心拥有1200席座位的电影院的屋顶，“砰”地爆炸了……救援人员花了一周时间，使用起重机和推土机清除瓦砾，挖出死伤人员。一名救援人员救出了一名美国士兵，他蹒跚地从瓦砾堆中走出来，怀里抱着两名死去的孩子。他曾坐在他们母亲的旁边，那位女士的头被炸飞了。最终找回了近600人的尸体，其中一半以上是盟军的士兵和水手。

在“V2”攻击期间，共有4000多名比利时人死亡。仅在安特卫普地区，就有超过67000座建筑被摧毁，这占了城市所有住房的2/3。

对于荷兰人来说，他们敢于为了自己国家的解放而站在盟军一边，因而也就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当9月份荷兰全境都即将解放时，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曾通过BBC橙色电台发出命令，要求荷兰铁路官员停止所有的铁路服务，以“阻止敌人的军队集中”。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是要求荷兰人作出对抗纳粹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

这个命令让所有的荷兰人都感到惊讶，这对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内阁来说也是如此。荷兰内阁事先并不知道盟军部队的行动，首相彼得·格布兰迪是唯一一位看到并批准这一命令的荷兰官员。他并不担心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告诉一位同事：“别担心，到了星期六，我们将在阿姆斯特丹了。”

当然，首相的预言并没有发生，但罢工命令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在30000人的荷兰铁路员工中有超过90％的人服从了罢工的命令，不仅停止了德国士兵的运输，而且停止了供应到阿姆斯特丹、海牙和荷兰的其他主要城市去的所有食品和煤炭的运输。为了对罢工报复，德国人禁止在荷兰的所有航道上航行民用船只——而那是运送食物和燃料的唯一途径。

当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相继庆祝自由的时候，曾如此令人心碎地接近了自由的荷兰人，现在将面临饥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