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400多名英国陆军突击队的士兵在几十名由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挪威人的伴随下，在北极圈以北两个偏远的挪威岛屿上登陆。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他们迫使这个小岛的德国驻军投降，并摧毁了港口内的德国和挪威船只，炸毁了四个鱼油工厂。

在挪威北部沿海，崎岖的洛芬顿岛链上，那些生活在被积雪覆盖的岛屿上的居民们欣喜若狂。他们大都跑出来欢迎袭击者，引导他们到达目标。据一位观察家说，许多岛民“几乎想通过打架来决定谁应该回答英国军官提出的问题”。几个小时后，当突击队准备回到英国去时，100多名年轻的洛芬顿居民，大多数是渔民，坚持要跟他们一起走。大多数人想加入参加了袭击的特别行动处挪威支队，它的官方名称是挪威第一独立连。人们通常称它为林格连队，这是以其强硬并气势汹汹的指挥官马丁·林格（Martin Linge）的名字来命名的。战前，林格是奥斯陆的一名演员，他参加了1940年的挪威抵抗战斗。

在军事上，被称为“克莱莫尔行动”的袭击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美丽的洛芬顿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几乎看不到德国人对那里的占领，对鱼油厂的破坏也不是一个大的转折。尽管如此，英国人仍然称“克莱莫尔行动”是一场胜利，“一个突击队完美执行袭击的经典案例”。没有人提及英国迫切需要某种胜利来支撑门面，无论其大小或意义如何。

1941年春天是英国战局局势的低点之一。虽然英国在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了下来，但德国仍然在向它的城市扔炸弹。大西洋的商船运输损失已经上升到了天文数字，英国平民将遭受饥饿也正在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同时，英军遭受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在那几个月的艰难时期中，德国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腊，赶走了部署在那里和克利特岛上的英国军队。在中东，当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赶来救援意大利人以后，早期英国在利比亚对意大利人的胜利已经变成了尘埃。只有十几天工夫，德国人就重新收复了英国人先前占领的几乎所有地方。

令人担忧的一连串失败使温斯顿·丘吉尔及其政府在议会所遭受的批评激增。意识到“国家的沮丧和失望”后，丘吉尔想要采取行动——任何反对德国人的行动，以向全世界证明英国没有被打垮。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亚历山大·贾德干在他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期，所有一切都出了问题，在权位上的人觉得自己必须要有所作为。”

丘吉尔一直是洛芬顿袭击行动的指导者。他对冒险和危险有着天生的爱好。他的一生一直被一种大胆、壮丽、超越常规的事情所吸引。此外，“克莱莫尔行动”只需要一支相对较小的攻击队伍，几乎没有或不大可能有严重伤亡的风险。

在为袭击的成功而传播的自我赞扬声中，英国政府认为这是“联盟合作的完美典范”。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合作：在行动之前，英国人既没有咨询挪威流亡政府，也没有征求新生的被称为“军事组织”的地下抵抗军队领导人的意见。就在挪威战败后不久，“军事组织”就成立了，并一直在缓慢而谨慎地扩张着。“军事组织”是由多个在1940年与德国人战斗过的年轻挪威人组织的小型、非正式的团体联合组成的。他们只有很少的武器、很少的安全保护意识，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虽然许多挪威人用“公民不合作”的方式来抵制德国占领者，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参与破坏或其他形式的直接抵抗。他们认为那样做是自杀行为。由于希特勒坚持认为英国计划在战争期间的某个时刻进攻挪威（丘吉尔鼓励让德国人保持这种恐惧），所以德国人把挪威变成了一个武装的堡垒，沿海部署了强大的炮兵、军舰、潜艇和飞机来防范进攻。30多万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德军驻扎在那里，人数比例相当于一个德国人对10名挪威人。

认识到它的成员缺乏秘密活动的准备和经验，“军事组织”的领导者们只有一个目标：逐步建立一支秘密军队，参与解放挪威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战斗。然而，这对不断加入的像马丁·林格那样不能忍耐的年轻挪威人来说并不理想。林格在占领开始的时候就越过北海逃到了英国。那些年轻的挪威人急切地想拿起武器反抗德国，很多人自愿加入了由林格领导、英国人统一指挥的特别行动处挪威志愿者队伍。

当事后被告知洛芬顿袭击时，“军事组织”和挪威流亡政府都感到很不高兴。挪威官员对英国人说，在他们国家的土地上进行一次行动至少应该先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并至少有50个以上的挪威公民参加。而更令他们感到愤怒的是德国立即对岛屿的居民进行了报复。几十所房屋被摧毁，70多名居民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军事组织”认为，就行动本身而言，袭击对工厂和拖网渔船的破坏对于岛民生计的伤害比德国的战争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特别行动处对挪威人的诉求不予理睬。特别行动处的挪威分部把“军事组织” 贬低为“一所周日军事学校”，并强调破坏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必须给在挪威的德国人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并迫使他们在那里保持大量的驻军”。特别行动处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挪威人没有说话的资格。

为了证明这一点，英国突击队员和林格连队的成员在第一次行动的九个月后，于1941年12月底在洛芬顿附近的海滨小镇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突击。近15000吨位的船舶被炸沉、德国人的装备和枪炮被摧毁、150名德国人被杀死、98名德国人被俘虏。

在向当地居民保证这一次他们将留下来之后，突袭者们又一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居民们将突袭者迎入家门，并举行了公开的集会支持突袭者，帮助指认当地的德国合作者。然而，他们突然被解放的快乐却像它的到来一样迅速地消失了。袭击之后的第二天，德国飞机轰炸了洛芬顿，英国情报部门警告说，德国部队正在挪威北部进行集结，显然是打算进行反击。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收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疏散英国和挪威的人员。

当突袭队员们走回到他们的船上时，岛民们开始咒骂并唾弃他们曾经的救世主。在挪威人看来，那些家伙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就逃跑了。正如特别行动处后来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地居民愤怒地说，英国人再次获得了自己几乎没有伤亡的重大胜利的宣传资本，而挪威公民则面临着“德国报复的恐惧”。报复是迅速的，党卫军到达洛芬顿之后，摧毁了大批房屋和当地的企业，并将几百人抓去了集中营，其中许多是早先逃到英国去的挪威年轻人的亲戚。

挪威流亡政府的愤怒又一次爆发了。这一次，20多名林格连队的成员也表示了他们的愤怒。连队的领导人马丁·林格是这次行动中很少几个阵亡的盟军成员之一。他们因为林格的死亡和他们同胞所遭受的德军的报复而感到压抑，他们宣称除非事先得到挪威流亡政府的许可，他们将拒绝参加今后的任何行动。面对这种不服从的情况，英国政府意识到不可能再对挪威方面的不满置之不理了（特别行动处所不知道的是，洛芬顿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从缉获的德国船只上夺取恩尼格玛机器和操作手册。那些资料将在后来布莱切利公园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中发挥重要作用。——作者注）。

挪威流亡政府并不是唯一对英国感到不满的流亡政府。因为习惯于在自己国家内行使权力和下达指令，所以所有的欧洲流亡政府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时期，以适应他们对庇护国家的依赖。对于每个政府来说，它与英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然而对他们的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英国来说，这些关系只不过是无数的问题和责任之一而已。

尽管流亡政府仍然在努力应对失败所带来的屈辱和创伤，但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也爆发了激烈的争斗。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后来回忆说：“政治移民是一群奇怪的人物。他们脱离了自己国家的政治环境，他们的政治基础已被剥夺，但他们仍然为获取权力而相互争斗。”

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是非常不稳定的。这反映为每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战前的欧洲各国政府是从多个政党中拼凑而来的联合体。政府成员往往持有分歧的观点，这样的共同执政是脆弱并短命的。它们的存在一直伴随着频繁的危机和幕后的交易。

这些内部的压力和诉求由于失败和流亡的双重冲击而更为激化。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注意到，“阴谋诡计就像伦敦温室空气中的病菌一样兴盛，许多带有个人和政治宿怨的人借此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官方和政党的内部辩论中，当谈及哪个官员或政党最需要为他们的国家被德国人打败而负责时，诽谤和指责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那些设法摆脱了德国统治的年轻欧洲人而言，政府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和仇视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失望。在谈到荷兰流亡政府时，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稳定工作和工资，定时晋升和涨薪的世界里，对我们这些经历了15个月的被占领之后的逃亡者来说，那些东西是虚幻无形的，就像牢狱和行刑队对他们而言那样……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落在现实后面了。”

英国官员对他们的欧洲客人内部的派系、仇恨和内斗也越来越不耐烦了。很少有英国人像首相的小女儿玛丽·丘吉尔一样对他们表示同情。她后来指出：“对于英国人来说，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了。当我们去战斗时，我们认为我们会胜利，但不管是否会胜利我们都会去战斗。我们没有遭受欧洲人忠诚的分裂和问题的复杂所带来的痛苦。”

有趣的是，尽管挪威人对洛芬顿的袭击感到不快，但他们与英国人的合作成为战时欧洲所有被占领国家与英国关系中最为稳定的一个。由于挪威资源丰富，它是战争期间能够自主支配资源的少数几个被占领国家之一。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商船队的收入。船队运输了英国近60% 的石油和一半的食品，从而也在英国的生存斗争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与其他流亡政府不同，挪威人不把复杂的政治议程摆到桌面上去，这也就让英国人与他们更容易相处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他们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从未对英国或即将加入盟军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强国产生任何战略利益分配上的问题。

几乎在所有各个方面，挪威人都是不需“精心”招待的客人。虽然挪威的官员在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总要站起来说话，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坚持与英国的同行们密切合作。在1942年中期，这种合作得到了回报，对洛芬顿袭击的愤怒也平息了。英国官员同意没有挪威流亡政府的批准就不再对挪威领土进行任何袭击。从宣布那时起，他们将在特别行动处、挪威高层指挥和“军事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合作关系。特别行动处挪威分部的负责人认识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意识到并行运作两个独立的准军事地下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双方互相‘切割对方的喉咙’”。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新的合作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在1943年2月，这种合作导致了可以说是战争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大胆的盟军破坏行动——破坏部分生产用于制造核弹的重水的挪威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法国人在1940年3月从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撤出了所有现存的重水。而德国人在占领挪威之后，大大增强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到了1942年底，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的工作人员通知盟军，他们的德国主人即将向第三帝国发送大量的重水。

根据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一小队经过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林格连队成员被空投到挪威最险峻、最寒冷，也是最荒凉的地带之一——挪威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附近的哈当厄尔高原。克服了厚雪、大风和零下低温所带来的困难，挪威人挣扎着向工厂挺进。那是一座像中世纪城堡一样的七层楼建筑，坐落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通向它的唯一通道是一座严密守卫下的75英尺长的吊桥，吊桥跨越了一条600英尺深的峡谷。

破坏者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贴着悬崖溜向谷底，走过谷底后从另一边再爬上去。避开了工厂里众多的德国警卫，他们放倒了两名挪威守卫，并滑到了墙里面，在重水的水箱周围放置了定时炸弹和引信。当炸弹爆炸时，挪威人已经消失了。他们通过同一条路径撤回，没有一个人被德国人抓住。

虽然爆炸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损失了大约500公斤重水，但德国人在几个月内就恢复了生产。最终由盟军的空袭和另一次较小的特别行动处组织的破坏行动才完全结束了德国人的重水生产。事实证明，第三帝国从未花过大力气来制造核弹，这个事实是盟军在战后才发现的。当然，反复破坏不让德国人获得重水也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袭击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的成功增强了挪威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也使哈康国王在英国人民中更受欢迎。挪威君王的影响力也由于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密切关系而得以增强。乔治六世曾经告诉他的女儿——未来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他叔叔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勇气和决心，让他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得到了支撑，令他振作”。作为团结本国人民的精神支点，哈康也被证明是生活在德国统治下的挪威人和他们在伦敦的同胞之间的重要桥梁。

与每个被占领的国家一样，在战败之后离开挪威的人和没有得到这种选择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鸿沟。自1940年以来，许多留在国内的挪威人公开批评眼下在伦敦的政府官员，认为是国家防务的低劣导致了德国的胜利。

曾经有一个时候，相当大的压力压到了哈康身上，指责他把政府推到一边，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他强烈地驳斥了这一想法，正如他摒弃了挪威合作主义者们早先提出的放弃他的王位的建议一样。他指出：这两个建议都是公然违反挪威宪法的。哈康声明他支持现任的政府，并宣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相互信任对于为挪威的自由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在1942年8月，当哈康年届70岁高龄时，他在挪威的臣民与伦敦的同胞们一起，为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团结的象征——哈康国王举行了大量的庆祝活动。在挪威各地的城市中，成千上万手持鲜花并戴着“H7”（哈康七世）徽章的民众都出来游行以荣耀他们的国王；在伦敦，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5000多名挪威人，游行走过哈康和他的儿子面前，他们都参加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这是在战争期间举行的最大的一次挪威人的聚会。

像哈康国王一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也成了她的国家战争事务中的主要角色。她受到了英国官员和英国公众的高度尊重，她也是连接流亡政府成员和仍在荷兰的同胞之间的桥梁。但与哈康不同的是，好斗的威廉明娜并不是试图缓解并超脱流亡政治以寻求和平的人。恰恰相反，她推开一切阻挡，直接跳进了斗争的旋涡。

威廉明娜与其政府部长们的斗争几乎从1940年5月大家都抵达伦敦时就开始了，包括首相迪尔克·扬·德·海尔（Dirk Jan de Geer）在内的好几位内阁成员根本就不想来英国首都。作为一个热切的和平主义者，德·海尔认为德国将赢得战争，他最初希望荷兰政府能够接近希特勒以寻求妥协下的和平。在寻求妥协失败之后，他担心伦敦将遭受德国人的入侵或被炸弹摧毁，他认为应该把政府搬出伦敦，迁往7000多英里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只有几个部长反对离开英国，女王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对她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的失败主义情绪感到震惊和愤怒，威廉明娜决心在伦敦战斗。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她计划跨越大西洋，与她的女儿——加拿大王妃朱利安娜会合。如果那样做不可能的话，她下令让她的私人秘书在德国人抓到她之前先开枪打死她。她告诉德·海尔：她不会去东印度群岛，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这么漫长的艰苦旅程。她还做了一个大胆且前所未有的举动，她告诉荷兰首相，她已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他立即递上了辞呈，她也立即接受了辞呈。

这样的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在荷兰国内实施。她在那里没有真正的权威，国家由内阁和议会统治着。但是在伦敦没有议会的牵制，内阁现在不得不考虑接受她的意见，任何想要采取的行动都需要得到她的批准。她如果不签名，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可以超越她的权威取而代之。

对于威廉明娜来说，流亡即意味着权力，她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德·海尔辞去首相职务后，认为他将被指派担任财政部部长。然而，女王并没满足他的要求。她任命了内阁中唯一分享她对纳粹的深仇大恨，并决心与纳粹斗争到底的成员担任首相——他就是司法部长彼得·格布兰迪。格布兰迪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法律，最近才进入了政治圈子。

从外表来看，格布兰迪毫无出众之处——身高只有4.8英尺，长着一脸胡子，就像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像一只海象的胡须一样，从圆形的小脸上不协调地长了出来。”他的英语也很糟糕。在与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会面时，他伸出手说：“再见。” 丘吉尔感到很有趣，他开始喜欢起这个被称之为“樱桃白兰地”的男人。他回答说：“先生，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会议都能这样简短并且开门见山。” 就像威廉明娜所了解的而丘吉尔也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格布兰迪并不有趣，而是毫不畏惧并勇往直前。他认为必须将最大的力量投入战争，他以他的国家的所有资源坚定地支持这场战争，其中包括了荷兰的商船队和富庶的东印度群岛。

威廉明娜在帮助荷兰坚持进行反抗德国的战斗之后，她也开始力求改变自己的生活。由于搬到了伦敦，她所讨厌的“笼子”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她已经不再与现实世界隔绝了。在英国首都，她获得了她一直渴望的机会—— “真正地与老百姓见面，他们也不需要像参观宫殿一样正规着装”。

虽然她在伦敦的社交和官方生活很繁忙，但女王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她留在荷兰的子民上。她坚持要求会见每一个逃到英国的荷兰公民，经常邀请他们到她在切斯特广场的小房子里一起喝茶。那些被称为逃生者的人们告诉威廉明娜，她那充满激昂斗志的BBC广播节目对她的同胞有多么重要，她现在已经成为荷兰希望和自由的首要象征！

一位荷兰作家说：“对于女王来说，只有一种人是好的荷兰人，即‘英国旅行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英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也许是最著名但也是最叛逆的“英国旅行者”。他指出： “她对来自鹿特丹的最底层的水手比流亡政府中最高层的官员更加关注。”

罗尔泽马在1941年6月从荷兰出逃后不久就见到了威廉明娜。高大、金发、英俊的前法律系学生对荷兰社会的僵硬结构以及他的大多数同胞保守的生活方式都是叛逆的。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曾搭乘招手便车或铁路货车完成了跨越美国的旅行，随后根据他的经历写了一本畅销书。

当他和另外一名出逃者彼得·塔泽拉（Peter Tazelaar）抵达伦敦后，就在流亡的荷兰政府的不同部门寻找加入抵抗行动的机会，但却四处碰壁。按照罗尔泽马的说法，他们很快“就在官僚机构的‘粥’里窒息了。可能是我这个人，也可能是我肮脏的衣服、我提出的问题或我据理力争的态度，我让大家看上去都很紧张……如果我用了‘职业’或‘秘密联系’这样的词语，他们害怕得好像我有麻风病后期的症状一样。”当荷兰战争部长告诉罗尔泽马他因为太忙而无法跟他谈话时，沮丧的年轻出逃者把他的拳头砸到了官员的桌子上，打翻了他的茶杯。罗尔泽马回忆说： “他感到非常惊讶，匆忙地终止了会见，打电话叫来了宪兵，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然而他和塔泽拉与女王的见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我们不再是内心失衡的冒险家，而是突然被视为特殊的人……在最近几个星期被在伦敦的同胞们羞辱之后，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接受别人的尊重，更别提赞扬了。”

威廉明娜被两个年轻人的大胆和冲动所迷住了，他们竟胆敢和荷兰官员对着干。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反抗并打败纳粹的决心。带着女王的祝福，荷兰政府的情报总监将他们安置在切斯特广场女王住宅后面的一间简易房里，并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在荷兰抵抗运动与英国、荷兰的情报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和几名同事多次运送无线电设备、特工和轻武器到荷兰。塔泽拉在一次上岸与地下组织联系时表现出了特别的大胆。

1941年11月的一个早晨，一艘渔船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海滩悄悄地抛下了锚链。塔泽拉下水游到了岸边，上岸后脱掉了他的防水服，露出了里面穿戴整齐的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轩尼诗 XO 干邑，晃了几下，洒了几滴在他雅致的晚礼服上。这样做了以后，他才与一群德国军官一起懒懒散散地漫步走过一个豪华的海滨酒店，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就好像是又一位帅气的年轻荷兰人经过了一整夜的派对之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塔泽拉的大胆行动启发了詹姆斯·邦德电影《金手指》的开场，邦德在他的礼服外面套上了防水服游到了岸边。——作者注）。

实际情况是塔泽拉和罗尔泽马在见到他们的女王时比见到德国人更为紧张。罗尔泽马记得，当他第一次见到威廉明娜时紧张得有些张口结舌。在他的一生中，荷兰那位高高在上的傲慢的君主一直是“我之所以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像她一直为其他荷兰公民所尊崇一样。他说，她也是一个人那样的念头，从来也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就女王方面而言，她最初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她想伸出手去，但又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合适。威廉明娜后来说，从她小的时候就害怕，“如果我对别人表现出了太多的善意，人们是否会取笑我？”她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这使得她对别人会显示出保留的态度。但是在伦敦，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点，特别是在与像罗尔泽马那样年轻的“英国旅行者”相处时。

过了几个月，罗尔泽马和女王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就荷兰的战争现状进行了几次讨论。罗尔泽马注意到，“我产生了一个印象，她喜欢我们那种非正式的民主化的关系，喜欢尝试普通人交谈的方式”。在一次谈话中，她拿出一盒英国香烟，问他是否想抽烟。罗尔泽马大吃一惊。他后来说道：“荷兰人都知道女王是极力反对吸烟的，甚至不允许在她住的地方有香烟。”但她继续向着他递出烟盒，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起了一根香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意识到她的举动所包含的意义：“那都是过去了，她已经和过去告别了。她现在知道如何像普通人一样行事了，她再不会将个人的喜好强加到别人身上了。”

当威廉明娜和哈康在英国伦敦的流亡生活中慢慢站稳了脚跟时，同样在英国首都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内什，却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至少在战争的前两年里是这样的。作为签订慕尼黑协议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内什在签署协议五天后就在德国的压力下辞职了。他先到了英国，然后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学。当1939年夏天战争即将爆发时，他又返回伦敦，争辩说德国在几个月前已经占领了捷克全境，他应该被恢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领导人（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德国人把它分成了两部分。西部2/3的地区被作为第三帝国的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与被德国直接占领的其他保护国不同，斯洛伐克地区被允许分治，成为纳粹的卫星国家。它的政府由斯洛伐克人组成，但只是充当德国人的傀儡。——作者注）。他辩称，尽管接替他管制的捷克政府最初是合法的，但因为现在已成为德国统治的傀儡，已没有任何合法性了。

贝内什和包括捷克前总理扬·马萨里克在内的一些同事要求英国政府承认他们是捷克合法的流亡政府。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下属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他们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告诉贝内什他们不会给予他政治庇护，除非他承诺不在英国进行任何政治活动。

然后，英国政府尽可能地不再提及他曾经背叛过的那个国家以及居住在伦敦郊区的一座红砖小房子里，被隔离在公众视线之外、已被人遗忘的贝内什。前英国外交官兼新闻记者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曾是贝内什和白厅之间的非官方联络人，他说道：“在慕尼黑的那些人不得不找出一只替罪羊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顶罪，贝内什博士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洛克哈特补充说，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人们对他们曾冤屈过的人不满意而表现出来的一幕悲剧”。英国在慕尼黑会议时要求贝内什不进行抗争，而现在英国官员则指责他对希特勒让步太多。

对像贝内什这样的老牌政治家来说，这种冷漠的态度既是一种打击，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侮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和托马斯·马萨里克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创建中发挥作用，说服了胜利的盟军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独立。然后，他又帮助让它改造成为东欧最工业化和最民主化，同时也是最繁荣的一个国家。

这位曾经住在布拉格一座华丽的15世纪宫殿里的人现在局限于伦敦郊外普特尼的一座狭窄的平房里。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罕见地被邀请参加官方外交晚宴或其他聚会时，他们总是被安排坐在最不重要的席位上，排在等待接见的宾客队伍的最后面。每个星期天晚上，当英国广播公司播放所有在伦敦设有政府机构的盟国国歌时，捷克的国歌总是不在其列。

当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接替张伯伦时，贝内什和在伦敦的捷克人都很高兴，作为对慕尼黑协议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新首相将会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丘吉尔承认了贝内什及其部长们是临时流亡政府，但他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因而使他们无法享有与其他欧洲流亡政府平等的地位。

因此捷克人不得不继续忍辱负重地生存下去。在第一次盟国联合会议上，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是临时流亡政府的缘故，他们被排在其他流亡政府名单的最后一位。在1940年的捷克独立日那天，出席捷克临时流亡政府官方招待会的唯一盟国政府官员是罗伯特·布鲁斯·洛哈特和挪威的临时代办。

捷克临时流亡政府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奋斗以争取获得完全的承认。态度保留、说话严厉的贝内什待在了幕后，让位给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让他到前台表演。马萨里克发起了一场出色的捷克抵抗事业宣传运动，在他不停地游说英国官员时，其中有好几个人还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不得不用连哄带骗、车轮大战的方式来进行争辩。他声称贝内什是在纳粹胁迫下辞去总统职务的。他认为慕尼黑的协议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捷克的批准。他指出他的国家的飞行员和部队目前正在英国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他直率地问道，几名捷克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期间的牺牲是否和他们的政府一样也只是临时的？

当丘吉尔于1941年4月在伦敦附近的训练营地视察捷克军队时，马萨里克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知道丘吉尔对英国最近的军事挫折感到非常沮丧，他建议捷克士兵们在首相到来之前学唱几首英国的爱国歌曲。当视察完毕，丘吉尔正要跨进他的汽车回伦敦时，军队大声唱起了英国海军军歌《大不列颠万岁》。那首鼓舞人心的大英帝国颂歌可能产生了所希望的效果：丘吉尔的眼睛里满含泪水，走出了他的汽车和士兵们一起唱了起来。那天，当贝内什再次提出完全承认捷克流亡政府的问题时，丘吉尔宣布：“必须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会亲自来过问这件事情。”三个月后，在得到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伊登于1941年初取代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成为英国的外交大臣。—— 作者注）的强烈赞同后，英国正式承认了贝内什及其内阁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流亡政府。1942年8月，英国政府撤销了在“慕尼黑协定”上的签字，宣布那个协议无效。

虽然贝内什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他从来也没能从他的同事们称之为“慕尼黑情结”的阴影下走出来。由于英国和法国对他的国家的背叛和自己所遭受的屈辱，他越来越痴迷于为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赢得声望和影响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将会导致短期内的悲剧，并对他的国家的长远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戴高乐来说，声望和影响力也是关键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独立性。尽管如果没有英国在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戴高乐和他的人将无法幸存下来，但戴高乐决定不对地主的各种愿望和要求唯命是从。以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他的非官方的座右铭是“极端的虚弱需要极其强硬的态度”。他在抵达英国两个月后就宣布：“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有一个任务并且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解放我的国家而进行战斗！”

尽管英国人偶尔会在捷克人和其他欧洲流亡者那里遇到困难，但没有人比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和他们傲慢的领袖更令他们恼怒了。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的总部不间断地出现诉诸暴力的纠葛、对抗和权力争斗的场面。仅有的一致之处就是对戴高乐的忠诚，他在伦敦的追随者来自法国政治的各个角落，反映了困扰法国几代人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分歧。

丘吉尔政府中的一位官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40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 “所有的法国人都固执己见。所有的人都来见我，告诉我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糟糕。”戴高乐的同事之一曾经说过：“一个人必须有点疯狂劲才能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

戴高乐傲慢和专制的态度，使在伦敦的成千上万法国流亡者们更加极端化——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是在法国战败之后逃离法国的流亡者外，大多数人在战前就已经在伦敦了。包括许多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在内的战前法国社区的人，他们往往是亲近贝当和维希政府的。但即便是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继续战斗的人们也对那位晦涩的将军没有多少信任或信心。尽管戴高乐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但他却坚持认为他是不败法国的唯一领袖。一位英国官员曾说：“我们不断为被他在伦敦法国社区最杰出的成员中所激起的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感而感到震惊。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主要是与法国人，而不是和英国人有麻烦。”

同时，有几位法国的政治人物，因无法忍受多刺的将军，决定去美国。他们中包括了让·莫内（Jean Monnet），一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在法国战败之前，他一直致力于促进英法间的经济合作。在1940年夏天抵达伦敦后不久，莫内就离开伦敦去了华盛顿，他在那里成了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

甚至连戴高乐最忠实的支持者们也被他的粗鲁和傲慢惹恼了。一名下属回忆说，那些想加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常常“在会见并面试以后，由于他们所受的对待，在走出去的时候都变得心灰意冷了”。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对在卡尔顿花园所遭受的冷遇感到非常失望，他回到了法国，最终成了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尽管在戴高乐的周围政治动**频繁，但年轻的法国人继续不断地加入自由法国运动的军队。到1940年8月底时，已有7500多人穿上了军服。当位于赤道的三个法国非洲殖民地乍得、喀麦隆和法属刚果抛弃了维希政府，转而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时，这个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尽管那些殖民地人口稀少、自然资源缺乏，但为他提供了英国以外的领土基地——这是漫长而艰巨的迈向成为独立政府实体的艰难道路上的第一步。

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与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不同，首相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坚定支持者。为了不让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舰队摧毁了在北非米尔兹比克港的法国舰队的大部分。首相对戴高乐在公众面前所作的冷静反应心存感激。7月3日的袭击使1200多名法国水手丧生。虽然戴高乐私下对他同胞的死亡感到震撼和愤慨，但在BBC广播中他告诉法国人，他在反对袭击的同时也理解那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取得立足点之后不久，丘吉尔就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他下令预告现在是让自由法国运动加入战争的时候了。这一举动的灵感源于1940年仲夏，英国驻法属西非首都达喀尔的总领事发来的一份电报。那位总领事认为，如果英国和自由法国运动的联合部队出现在达喀尔，很可能就会促使驻扎在那里的法国军队发动反维希政府的起义。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他希望并需要尽可能快地发动一次成功的盟军军事进攻，而这个设想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此外，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将确保德国无法将达喀尔强大的堡垒和重要的海军基地纳入其控制之下。达喀尔是距离美洲最近的一个非洲港口城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认为，达喀尔就像是“指向大西洋的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完全有可能成为德国部队的屯兵之地，德国人可以从那里把军队运送到巴西东海岸，然后向北直达巴拿马运河。

按照丘吉尔所设想的这一行动，皇家海军将运送英国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军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将在那里“召唤在西非的法国人加入他的事业”。然而当丘吉尔在1940年8月向戴高乐提出这一想法时，将军的态度最初是很犹豫的，他注意到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达喀尔的法国部队和军官实际上是倾向于支持他的。他最终对丘吉尔坚持不懈的哄骗屈服了，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他的人在那里遇到任何反抗，“他将不会考虑继续行动”。

然而，一旦戴高乐同意了这次行动，他在规划行动计划时就没有任何话语权了。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那个行动的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像五个月前“挪威行动中出现的最糟糕的混乱”。英国人几乎没有关于达喀尔及其沿海防御力量或在那里的维希政府军队实力的任何情报。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与分配给他们的部队合作的经验，而那些部队也没有经过登陆作战的训练。丘吉尔设想的大型舰队也被缩减到两艘旧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几艘驱逐舰和运输舰。

整个行动中还有几个大的安全漏洞：法国军官们在伦敦的好几家餐厅里大声嚷嚷“为达喀尔”干杯，说行动的出发港口是在利物浦；英国的情报官员在伦敦的旅行社收集关于达喀尔的信息时公开谈论了这次行动的目的地；而利物浦码头的工人在为远征船队装载时也听到了同样的谈论。运送登陆艇的卡车穿过了英格兰，在利物浦被装载到运输舰上，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伪装。

远征部队成功的机会几乎从一开始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在8月31日，部队从利物浦出发几天之后，五艘维希政府的战舰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驶向了达喀尔，在直布罗陀的英国舰队没有发现它们，因此也就没有能够阻止它们。当丘吉尔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知道了这个最新的情况时，他们曾想立即取消这次行动，但戴高乐和正在接近目标的远征军的英国指挥官强烈反对。最后，战争办公室在犹豫之中许可了他们继续前进。

当远征军船队于9月23日接近达喀尔时，戴高乐通过电台广播向当地的法国军队和居民发出了呼吁，希望他们发动反对维希政府的起义并加入自由法国运动。作为对广播的回应，达喀尔炮台的岸炮和港口里的军舰向英法联合舰队开炮，严重损毁了两艘巡洋舰。不到48小时，形势便已很明确，在达喀尔的法国人无意改变站队，戴高乐和英国海军司令撤销了这一行动。

从开始到结束，企图夺取达喀尔的远征被证明又是一次军事失败。那次行动被维希政府和德国的宣传机器所嘲笑，并受到了英国媒体的抨击。《每日镜报》表示，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然而，尽管英国官员几乎完全应该为失败而负责，谴责的目标却指向了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肆意造成的安全漏洞。事实上，法国和英国的安全漏洞与在达喀尔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英法联合舰队接近港口之前并不知道那次行动。然而，这对白厅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戴高乐的批评者们来说，这并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的态度仍然坚定不移。面对几位英国议员提出停止与自由法国运动联系的要求，他向下议院宣布，他的政府“不会抛弃戴高乐将军的事业，直到它成为——它必将成为更加壮大的法国解放事业为止”。而戴高乐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英国人有任何责备。由于他的克制和丘吉尔的大力支持，舆论界的谴责浪潮慢慢消退了，怒吼声最终消失了。

尽管如此，戴高乐和丘吉尔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性后果。戴高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和他的运动都迫切需要一次成功以向批评者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这个公众高度关注的军事失败事件只是增加了反对派人士的疑虑，但对于自傲且脸皮很薄的将军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个人羞辱，他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担心他可能会试图自杀。他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说：“在达喀尔军事行动失败之后，他再也没有彻底高兴过。”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中的戴高乐的诋毁者们声称，自由法国运动成员在敬酒时泄露了达喀尔的机密，这表明不能信任他们掌握的任何秘密信息。安全失误成为不让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成员知道未来将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的一个借口。这次行动的失败也让白厅里那些仍然渴望与维希政府建立更密切关系的人更加来劲了。

事实上，英国和维希政府之间的秘密商谈在法国被占领之后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美国报纸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Helen Kirkpatrick）在1940年末曾报道过的一个事实。谈判得到了丘吉尔的批准，虽然丘吉尔在尽一切努力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但他也不愿放弃说服维希政府背弃对德国的顺从，将其军队和国家转向盟军的希望。

当然，当戴高乐知道了那个“商谈”时感到非常不满。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试图把自己和自由法国运动建成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至少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他警告丘吉尔及其政府说，商谈一定不会成功，而最终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丘吉尔与戴高乐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注意到“不断反复出现的回绝和失望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压力”使将军暴躁的脾气更加恶化，对英国人的怀疑更为深重了。另一位观察者说道：“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活着被剥了皮的人。”

戴高乐冲着斯皮尔斯大声说道：“我认为我应该永远不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你们都是一样的东西，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对别人的要求熟视无睹……你认为我对英国赢得这场战争有兴趣吗？我没有。我只对法国的胜利感兴趣。”当颇感震惊的斯皮尔斯回答说“胜利都是一样的”时，戴高乐大声喊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1940年底时，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密切关系开始出现了摩擦，并在1941年的困难时期加速恶化。英国首相非常理解戴高乐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他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身处流亡境地，依赖于我们的保护，但他对英国人的不礼貌是在向法国人证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然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个性的理解并没有使他进一步忍受法国人不断升级的暴怒。

他的耐心终于在1941年夏天到头了，当时戴高乐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在对英国的抱怨中包含了对丘吉尔的个人抨击。戴高乐对丘吉尔为他和他的事业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恩之心深深地伤害了丘吉尔，首相的愤怒爆发了。他在给安东尼·伊登的信中写道：“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命令他的内阁成员切断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所有联系，禁止他们在BBC上广播。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的态度太烂了，他在私下和公开的讲话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首相对他极其厌恶！”

戴高乐后来声称记者错误地引用了他在采访中说的话，丘吉尔这才平静下来，撤销了他对将军和其支持者的禁令。但是，两个领导人从此心存芥蒂，而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之间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

随着英国和戴高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其他的流亡政府也开始对此日益关注。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在各自不同并独特的利益驱使下，一直相互争夺着东道国的青睐。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内部更加紧密团结所带来的优势。由于他们国家在战前的无力或秉承中立而遭受的失败，在伦敦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员开始探讨通过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从而为他们这些小国获得更大的安全和实力的可能性。威廉明娜女王回忆说：“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之间开始有了一种要真正团结起来的感觉。”

在1941年，由于两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欧洲人就更需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随着这两个巨人加入战争，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之间早期的亲密关系让位给了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