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富人和穷人的关系

欧洲盟友的重要性正在消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伦敦保留了两个大使馆。格罗夫纳广场占地半英亩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大约有700名雇员。在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大使的主持下，这个在美英关系中疯狂作响的神经中枢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团。24个电话接线员保证了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以处理每天进出的6000多个电话。

第二个大使馆开设在伯克利广场的一套公寓里，距离怀南特繁忙的领地仅有几个街区，那是为流亡的欧洲政府服务的。那套公寓主卧室的墙上挂着巨大的欧洲地图，那是大使的办公室。它的面积比其他房间大一倍，其余六名工作人员在客厅或较小的卧室里工作。门厅是大使馆的接待区，那里有一排狭窄的木凳，欧洲领导人和其他访客会坐在那里等候他们的约见。

粗看上去，美国驻被占领的欧洲大使小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比德尔（Anthony J. Drexel Biddle）就像他的使馆所占据的空间一样很不起眼。比德尔是一个从费城的两个最古老、最有关系的家庭中脱颖而出的有钱的社会名流，就像《生活》杂志描述的那样，“在财富和社会关系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

40多岁的比德尔经常出现在年度最佳穿着的美国男士名单上，他在多个公司董事会和20多个私人俱乐部拥有会员资格，迷人且有风度。他喜欢称呼他遇到的每一个人为“老运动员”或是“老男孩”，无论是否熟识。一位英国官员曾经讽刺地说道：“人们期待他能够飞到空中，跳一场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式的舞蹈。”

比德尔外交生涯的第一次提名是在1935年作为美国派驻挪威的大使，那是作为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总统竞选时的大笔捐款的一种回报。当时，这个任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一位记者写道，他“以前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线索可以与他未来辉煌的外交成就有上哪怕一丁点的联系”。

然而事实上，几乎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是比德尔证明了自己是擅长于外交“游戏”的人。虽然他的财富是百万富翁的很多倍，他却喜欢民主的、非正式的风格。这对倡导平等主义的挪威人，尤其是哈康国王很有吸引力，他们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虽然他热情活跃，但比德尔对待工作却是非常认真的。他努力掌握要点，向国务院发送的报告“因为具有权威性、准确度和全面的分析而与众不同”。

1937年，他被任命为驻波兰大使。当两年后德国人入侵时，他和他的属下在千钧一发的逃跑行程中开车跨越了波兰全境，经常在空中出现德国飞机时停下车来，跳进路旁的沟渠里躲避。在跟随新成立的波兰政府流亡到法国之后，他在1940年6月被罗斯福总统指派陪同逃亡的法国官员从巴黎逃往图尔，然后再到波尔多。一位观察家写道：“在五年长的时间里，比德尔从一个玩弄外交手段的社会名流演变成为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且最脆弱时刻的一名美国特工。”没有一名美国官员能比他更清楚地知道这场野蛮的新型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被任命为大使的那个国家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害又有多大。

他还知道，任命一个人作为派往多个流亡政府的大使是一种不合常理的做法。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工作，尽可能多地尝试，他也无法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并缓解他们的担忧。他还意识到他的任命对与他在伦敦相处的那些欧洲官员来说是一个信号——他们的国家在罗斯福政府的眼中并不重要。

让各国流亡政府更为担忧的是，曾经是他们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温斯顿·丘吉尔，也将很快与美国政府持有同样的看法。尽管丘吉尔很清楚，他对欧洲人为英国生存所作的贡献欠下了“债务”，但他更需要那两个新加入的盟国：苏联将解除英国在其海岸线与德军交战的巨大负担，而美国将提供进攻西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所需要的军力和工业支持。

当德国在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突然的闪电袭击时，伦敦仍然在努力从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德国轰炸袭击中恢复过来。与其他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一样糟糕，但没有一次轰炸造成的破坏接近5月6日轰炸风暴所造成的破坏程度。那次轰炸对伦敦的许多地标建筑，包括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议会大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并炸死了1436名伦敦人，突破了城市历史上每天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几乎找不到制止这种空中屠杀的任何方法。英军处于全面防守的态势，看不到一点点最终能获得战争胜利的希望。

当丘吉尔听到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进军，开辟了一条沿着黑海延伸到波罗的海的广阔前线时，他很高兴，那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尽管苏联在1939年8月以后就与德国建立了准联盟，并向德国提供石油、粮、棉、铁矿石等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物资。然而丘吉尔没有和他的任何欧洲或英联邦盟友商量，就直接发表了广播，许诺将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和他的国家。

尽管他藐视所谓的斯大林的“邪恶政权”，但丘吉尔看到的是苏联不情愿地加入了盟军是救赎英国和他自己的一个奇迹，让他们能够喘一口气并重整旗鼓。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也加入了战争，这最终完成了对英国的救赎。苏联和美国曾尽一切可能想避免加入冲突，但在丘吉尔看来，一旦他们被卷了进来，盟军的胜利将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前景似乎非常不可能成为现实。当德国人横扫苏联直冲莫斯科时，苏联一路上节节败退，而美国加入战争以后也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面对珍珠港失去了大部分美国舰队的震惊之后，是日本对关岛、维克岛和菲律宾的占领。对于英国来说，情况更糟。上一年在法国、希腊和克里特岛被德国人打败之后，他们现在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又败于日本。香港于1941年圣诞节陷落，接着是新加坡、缅甸和马来西亚。特别是以前被视为英国在远东的无敌堡垒——新加坡的陷落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英国人无法理解驻守在新加坡的85000人的守军为什么这么快就投降了。在下议院讲话时，情绪激动的丘吉尔把它称之为“我们历史上英国武装力量遭受的最大灾难”。

不幸的是，新加坡几乎不是1942年春季和冬季出现的一系列似乎是无休止的英国军事灾难的最后一场。在北非，隆美尔将军在利比亚发动了一场对英国军队的新的进攻，夺回了刚刚被英国夺取的城镇。到了6月份，在长期被围困之后，位于利比亚东部的一个主要的英国堡垒托布鲁克港陷落了，30000多名英国士兵向一支相对较小的德国部队投降了。与新加坡的损失相比，这次失败的战略意义更加重大。夺取托布鲁克使德国人扫清了通往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它威胁到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存在。

自从1940年4月以来，除了不列颠之战以外，英国人遭受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随着1942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英国公众的情绪越来越恶化。在公众和议会中，他们对政府在战争事务的处理上普遍持有怨言。议会中的一名议员甚至建议解雇所有的英国将领，由波兰、捷克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军官取代他们，“直到我们能够培养出自己的训练有素的指挥官”。

在1月份和7月份，丘吉尔在下议院两次遭遇了对他领导的战争方向的不信任投票。虽然他两次都获得了大胜，但对他的领导能力的攻击也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伤害。1942年初，他的女儿玛丽在日记中写道：“爸爸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他在接连不断的高压事件下遭受磨难。”

当无情的战争还在进行时，丘吉尔并不想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争论他们对较小的欧洲盟友所持的轻视态度，这些盟友是被作为小人国来对待的。1942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象征性地签署了建立联合国的协议。总统把参加盟军的26个国家戏称为联合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承诺将全力投入战斗（除了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以外，联合国主要由被占领的欧洲、英联邦和中南美洲的国家组成——作者注）。罗斯福宣称：“联合国将是一个由享有同等尊重和同等重要性的独立的人民所组成的协同组织。”然而，只有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曾称为主要盟友的国家的首脑，在事先被征求了对文件起草的意见，也只有苏联和中国大使接到了正式的邀请，见证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白宫的签字仪式。其他盟国的大使只是被告知，他们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白宫来签署宣言。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扬·切哈诺夫斯基指出：“如果联合国还能被看作是一个国际大家庭的话，那它里面肯定存在着有钱人和穷人的关系。”

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谈论小国命运的习惯，就好像他们的命运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一样。例如，在1942年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曾说苏联需要在北方有一个不冻港，并建议苏联将挪威沿海城市纳尔维克拿下来。大为震惊的莫洛托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声明他的国家“对挪威没有任何领土或其他的要求”。

几个月后，在白宫与英国生产部长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的谈话中，罗斯福提到了比利时两个主要民族之间的分歧：讲荷兰语的佛兰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他宣称佛兰芒人和瓦隆人“不能在一起生活”，他提议：“战后，我们应该建立两个国家：一个叫瓦隆国，一个叫佛兰芒国，我们应该把卢森堡与佛兰芒国合并在一起。”这种迫使欧洲盟友自行分裂的想法令人难以置信。利特尔顿后来是这样写罗斯福的：“他会将他对动**而困扰的世界的想法，以轻松的、不考虑后果的方式在谈话中说出来。一个握有如此之大权力的人这样说话，真是令人害怕！”

当利特尔顿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报告罗斯福的评论时，伊登认为总统是在开玩笑。但是当伊登自己在1943年3月访问白宫时，罗斯福又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伊登说：“他看上去似乎在摆布许多国家的命运，不管那是敌人还是盟友。我对那个想法礼貌地泼了一点冷水，总统就没有再提那个问题了。”

罗斯福对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小国盟友的态度，揭示了他极其复杂的个性中的一些矛盾。他真诚地相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务将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为公正的世界。然而，他也认为，美国、苏联和英国有权对那些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进行控制，不仅在战争期间是这样，而且在战后也是如此。

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公开场合上继续倡导所有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像其他较小的盟友一样，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都被排除在所有重要的战争计划之外。例如，流亡政府的军事人员被禁止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而那个机构是负责对盟军未来的军事行动进行规划的，其中包括在欧洲各国自己的领土上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日本人在1942年3月夺取了荷兰的东印度群岛，但让荷兰政府极度愤怒的是，在与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的所有高层决策中荷兰都被排斥在外。

由于美国和苏联加入了盟军，所有流亡在伦敦的欧洲人的影响力都被削弱了。但是自由法国运动、波兰和捷克的抵抗组织都清楚他们的战争努力和他们国家的未来受到了急剧而深刻的影响。

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戴高乐和法国。他对那个被打败的、受到创伤的国家的情况的复杂性很不了解，对法国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同情。他所了解并在意的是法国导致了盟军的失败。他认为法国在投降德国之后已丧失了它在西方列强中的地位。他宣称：“法国已经不存在了。”他坚持认为只有在解放之后法国才会再次存在。

就戴高乐个人而言，罗斯福认为他是微不足道、荒唐可笑的，一个有着宏伟野心的英国傀儡。总统在一开始就蔑视这位将军，“他从一个被打败的军队中逃脱，但却在大谈‘不可剥夺的权利’，‘长期的辉煌业绩’和‘不朽的法兰西’”。一位美国官员写道，罗斯福认为“戴高乐的野心对盟国和睦和法国民主都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作出了决定，而他的决定一旦作出是再也不会改变的——美国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来帮助戴高乐实现他的野心。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在法国投降德国后几乎立即就承认维希是法国的合法政府。罗斯福还派出了他的一位好友，前美国海军作战总指挥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海军上将前往维希担任大使。随着战争的进行，贝当的维希政府加强了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并更严厉地镇压自己的公民。美国政府与维希政府的密切关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

罗斯福并没有把那些批评放在心上。正如丘吉尔曾试过的那样，他认为他可以说服维希政府，不让德国插手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和剩余的舰队，也许有朝一日可以把法国拉回到盟军阵营来。为此，美国通过向北非运送粮食和其他急需的物资来大力吸引维希政府。然而，维希政府虽然接受了美国的礼物，却没有表现出会遵从美国政府的意愿，就像它曾经无视了英国的提议一样。而这并没有使罗斯福动摇，反而使他决心加倍努力来赢回维希政府。

英国人对戴高乐的支持和罗斯福对他的强烈反感之间的冲突，在1942年中期的时候第一次浮出了水面，当时这两个新结伙的西方盟国开始计划对德国发起他们的第一次联合进攻。美国的将军们设想入侵欧洲大陆，但英国人抗议说英国的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进行这样一场高风险的行动。盟军最终在英国提交的替代方案上进行了妥协：于11月份通过两栖登陆，进攻北非。

罗斯福认为由于维希政府对美国持友好态度，只要登陆时美军在前，英国军队随后，而自由法国的军队不被看到，维希在北非的部队就不会对地面进攻进行任何抵抗。在1942年初时，戴高乐将军已经有了50000多人的军队，一支有1000多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空军和几十艘舰船。对罗斯福总统来说，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对丘吉尔说，将军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在北非和法国的解放和治理中发挥任何作用”。总统还坚持要求不让戴高乐知道任何有关进攻的计划。

丘吉尔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尽管他与戴高乐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但他在1940年6月曾作出了庄严的承诺，支持这位将军，他现在无法收回他的承诺。他也完全不同意罗斯福的看法——认为法国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地位。当丘吉尔听到罗斯福带着讽刺的口吻告诉他，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圣女贞德的后裔时，丘吉尔并没有感到好笑。这个想法对他来说似乎并不荒谬。英国首相无奈地指出：“没有军队的法国不是法国，戴高乐是这支军队的精神支柱，他可能是幸存的最后一个勇士。”

同样地，丘吉尔也认为自己是罗斯福的助手，并向他的工作人员下令：“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妨碍他与总统友谊的事情。有那么多事情都依赖着这段友谊。”英国人最终把进攻北非的计划全交给美国人去办了。但是，就在进攻发起的前几天，丘吉尔恳求罗斯福至少让他告诉戴高乐：“你记得我曾经……承认他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我相信他的军事荣誉是可以信赖的。”当罗斯福拒绝了他的要求时，丘吉尔坚持说：“我还是感到对戴高乐很抱歉。但我们将接受你的决定。”

1942年11月8日，30000多名美军和英军涌上了北非海滩。丘吉尔后来承认他自己和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侮辱是极为严重的”。然而，当天晚上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中支持了对北非的进攻：他号召“法国的领导人、士兵、水手、飞行员、公务员们和北非的法国定居者们，站起来吧！帮助我们的盟友！加入他们的战斗，不要有任何保留！战斗的法国要求你这样去做……不要听信那些试图说服你的卖国贼，说盟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去占领我们的帝国。伟大的时刻来到了！”

私底下，戴高乐对自己和他的部队被排斥在进攻之外大为震怒。在写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一封酸楚的信中，他说他对“美国政府对与盟国并肩战斗的唯一法国人的不礼貌态度”尤为不满。但是他把最尖锐的矛头留给了17个月前曾热烈欢迎他到英国来的人。他在与丘吉尔的一次会议中大声嚷道：“我无法理解你！你从第一天开始就投入战斗了。甚至可以说你个人就是这场战争的象征。然而，你却让自己被美国牵着走，那些美国士兵还从未见过德国人。领导这场战争的道德取向取决于你。欧洲的公众舆论将会支持你！”戴高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话对丘吉尔先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到他在颤动。”

然而，尽管他内心可能同意将军说出的真相，但丘吉尔很清楚自己无能为力。在与苏联和美国人的合作中，他发现自己与欧洲人的处境一样，正在迅速成为斯大林和罗斯福的次等合伙人，正如其他欧洲小国领导人曾经从属于他一样。

当盟国的领导人为了北非和法国不断争吵时，法国民众在经过了长期的观望以后，终于开始躁动起来。最初，公开抵抗的想法在法国被接受的程度似乎远远低于其他被占领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正在与德国积极合作。只要法国的警察和政府管理人员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去做，维希政府就有权自行运作，希特勒保证他将以德国人尽量少出现的方法来控制法国。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相比，没有一个其他被占领的国家曾对纳粹统治初期的效率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并不是只有法国官员在与敌人合作，法国许多最富有和最著名的公民——工业家、贵族、作家、电影明星和服装设计师，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占领者保持着社交往来，并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从他们的现身中获益，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据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估计，约有22万法国公民可以归类为德国人的战时合作者。

然而，绝大多数法国人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做。虽然大多数人从未对公开抵抗显示出任何兴趣，但在战争期间，公众舆论的调查报告显示了公众强烈的亲英反德态度。早在1940年8月，一份德军备忘录指出：“作为一种手段，德国士兵对法国民众友善和施助的行为并没有换来法国民众的同情。”

一般来说，法国人以漠视他们的占领者并拒绝与他们有个人接触来表现出他们的敌意。一位法国人在1943年2月写道：“我垂下了我的脑袋，你看不见我的眼睛，我不会让你得到彼此对视的喜悦。你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物体，处于一片寂静和冰封之中。”这样做既能满足蔑视敌人的情绪，对他们来说也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更积极抵抗的想法当时却是遥远而陌生的，而且会让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在法国战败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孤立的反抗活动：有人向德国的巡逻队开枪；德国人的布告和汽车轮胎被划破；当希特勒出现在新闻电影屏幕上时电影院里会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在1940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数以千计的法国学生聚集在巴黎的星形广场上高唱“马赛曲”以抗议德国的占领。这是法国的第一次大型反德国示威，德国人决心使其成为最后一场抗议活动。德国警察和军队冲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学生。德国人对抗议活动的反应震惊了整个法国，并阻止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尽管如此，几乎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反抗的余烬开始慢慢燃烧起来。整个战争期间在法国生活的苏格兰作家珍妮特·特西斯·杜·克罗斯（Janet Teissier du Cros）曾这样写道：法国的抵抗“就像蘑菇自然而然地在落叶中长大一样。起初，它是没有组织的运动。在城市、乡镇或农村，那些怒火中烧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邻居中哪些人和他们持有相同的看法。在不清楚如何将他们的感受转化为行动的情况下，他们聚集在一起，开始时只是为了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许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就像夜间的一个小偷一样”。

渐渐地，这些小小的未来抵抗者们的团体与其他同样未经组织的团体联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分散的运动。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其他组织的存在。他们所做的同一件事，也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印发秘密报纸，意在抵消德国人的宣传，向法国公众提供关于战争及在他们国家所发生的情况的准确信息。

对于每个被占领国家来说，地下报纸是抵抗运动存在的核心和关键，而在法国这个对言论和说辞视之极高的国家里尤为重要。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在战争期间法国共出版发行了1000多种地下刊物。

像BBC对法国的广播一样，报纸的目的是用希望和蔑视的精神来取代绝望和无奈的感觉。一位地下刊物的编辑在战后说：“我们明确地展示积极的抵抗活动正在进行并日益增长。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他们看不见哪些人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那个阶段，唯一的标志就是我们的两页印刷品。”报纸本身就是法国人反抗的有力证明。制作和分发地下报纸，将它们留在邮局里和火车上、送进各家各户的邮箱都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那样的行动最终成了更加公开和危险的反抗的温床和训练场。

当他们收敛了自己的自尊之后，在那些早期的抵抗者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在法国社会几代人中——也许是几个世纪之久一直缺乏的社会感。跨越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隔阂之后，来自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记者、教师、铁路工人、店主、学生、装卸工、工程师、文员和农民被一位抵抗运动成员称之为“对我们祖国的热爱”的东西团结在了一起。甚至世袭贵族也有人参加：让、菲利普和皮埃尔·德·沃默古（Pierre de Vomecourt）三人是来自洛林的富豪兄弟，也都是男爵，他们成了特别行动处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法国南部主要抵抗运动之一“南部解放”的创始人，身为记者和知识分子的埃玛纽埃尔· 达捷斯· 德· 拉· 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写道：“在我们的战争中，灵魂被救赎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抗，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漂泊，为失散的兄弟们敞开大门。我们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尽管别人并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同样欢欣鼓舞的状态之中。”

对现状的另一个挑战是抵抗运动欢迎犹太人和其他过去被视为法国社会外的人们的加入。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抵抗运动中犹太人的比例大于他们占整个法国人口的比例。地下运动成了另一个社会，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了犹太人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犹太人不需要改变他们身份的任何部分就可以加入行动。”

正如接受犹太人加入抵抗运动一样，促使社会现状改变的另一个挑战是妇女在抵抗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在法国是这样，而且几乎在每个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她们作为传递员，搜集情报、运送武器；陪同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抵达安全地带；在家中隐藏抵抗运动成员，甚至带领武装的抵抗运动成员袭击德军目标。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将妇女称为“抵抗运动的命脉”。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妇女抵抗运动成员在法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人对妇女所持的刻板印象。出于传统和保守的社会观念，德国人把妇女看成主要是在传统的家庭中操劳的妻子和母亲。至少在战争初期，德国人很少怀疑她们是间谍和破坏者。安德烈·德·容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女子，她可以说是最勇敢也是最为人所知的抵抗战争中的女英雄。她曾说过：“女人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无辜，她们看上去决然无害，德国人不能接受妇女可以有自己意愿的念头。”

在法国战败一年多之后，法国新兴的抵抗运动专注于建立联系和发展成员，出版报纸、搜集情报、制造假身份证件及其他文件，并评估今后发起准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没人想过要与敌人直接对抗。一份抵抗运动的报纸告诫读者：“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孤立的暴力行动，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

不过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法国共产党人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早些时候，法国共产党遵循着斯大林的指导，在自己的国家被第三帝国摧毁时对德国人慷慨解囊。但是在1941年7月，苏联和共产国际下令法国共产党人对法国的弹药工厂进行破坏，与德军展开武装斗争，希望以此来削弱第三帝国在苏联的进攻。他们遵从了那个命令。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发生在1941年8月21日，在巴黎的地铁站打死了一名年轻的德国海军士官。维希政府企图安抚纳粹当局，下令枪决了与伏击无关的六名法国共产党人。然而报复行动没能停止共产党人的袭击，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暗杀。10月20日，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在南特被暗杀，接着在波尔多又有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被杀。在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中，有97名法国人质被枪杀。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400多名法国公民因德国人的报复而丧生。

法国人民已经受够了食物和燃料短缺的苦痛，从而对肆意杀害他们的同胞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到了1942年，有关法国人民对其占领者的态度的报道中通常使用的词语是“仇恨”和“愤怒”。那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几十名德军情报官员被告知：“99%的法国人对我们公开显示敌意。法国人藐视德国人，他们甚至不会因我们对他们那么宽宏大量而原谅我们。”

然而，激烈的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广泛的直接抵抗。只要德国人看上去似乎无敌天下，反叛的念头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走极端。1942年11月，无敌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感谢英国在埃及阿拉贡港的胜利，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几天之后，盟军开始进攻北非。

随之而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其中包括在北非遭受袭击的三天后，德国人于1942年11月11日对原在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国部分实施了接管。整个法国现在处于德国人的统治之下，北部的严厉镇压也蔓延到了曾经比较宽松的法国南部。接管也让维希政府与德国人的公开合作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为维希政府在人质枪决以及抓捕法国犹太人并将他们送进死亡集中营方面与德国人的合作，已经让贝当及其官员变成了希特勒的走狗。

但让抵抗力量得以增强的最大动力是德国在1942年决定征招几十万法国公民到德国工厂去从事强迫性的劳动。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纳粹犯了一个重大的计算错误：当他们入侵苏联时，他们预计那场进攻持续不会超过六个星期。然而一年之后，那场战斗还在进行，几百万德军在东方战线上战斗并死亡。这么多人被征招进了德国军队，希特勒发现自己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火炮、潜艇和其他迫切需要的物品的工厂里工人严重短缺。他决定从欧洲各地征招人员来填补差缺。

在1942年春天，元首下令将大约35万名法国公民纳入纳粹的战争工业。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呼吁法国人自愿参加，但几乎没有人响应。他发出命令，要求所有18?50岁的法国人和21?35岁的未婚妇女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两年。法国政府实行的劳动义务服务（或通常被称为“STO”）实际上是在法国征招服劳役的劳工。在战争期间被运送到德国去的100多万法国公民中，20多万人死于德国。

在奴役劳工征招令下达之前，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德国镇压的深重影响。然而，“STO”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人有被征招的危险。对许多人来说，继续忍受占领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地下报纸呼吁所有法国公民拒绝服从这一命令。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倍增。更重要的是，几十万名男子离开家园转入了地下——人口稀少、树木繁茂的法国乡村，以及法国东部和南部的山陵地区成了最受欢迎的藏身之地。在那些偏僻的地方，新成立的被称为马奎斯的准游击队队员们建立了根据地，开始准备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从那时起，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弱点，人们开始把抵抗运动看作法国的一个有真正实力的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各种抵抗组织都是独立运作的，有时他们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他们没有钱，武器又少，缺少纪律性，又缺乏目标和方向。直到1942年初时，他们与戴高乐和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从一开始，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相互支持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解放他们的祖国。然而有幸的是，至少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让·穆林（Jean Moulin），一个矮小、宽肩、男孩般英俊的法国官员。他在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没被邀请的情况下，不经预约就直接走进了戴高乐的伦敦总部。

法国战时抵抗力量中最杰出的人物穆林，在将各个分散的抵抗组织聚合起来，并组合成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相对有纪律的组织方面发挥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还给予了戴高乐所需要的合法性，以扩大他的远征军，让戴高乐得以从盟军的下属转变为公认的法国领导人。

尽管在过去18个月内，戴高乐已经向法国派去了20名情报人员，但在让·穆林走进卡尔顿花园之前，戴高乐和他的人并不知道法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抵抗组织。特工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德国人活动的情报，他们显然很少与地下组织联系。戴高乐的情报局局长安德烈·德瓦弗兰（André Dewavrin）在1941年1月写道：“我们知道分散在法国各地的那些人准备对德国人采取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就无法去组织他们。”

事实上，在穆林抵达伦敦之前，自由法国运动从来没有把法国的战线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戴高乐在1940年6月最初的BBC广播中，专注于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招募法国人——那些逃离法国或生活在北非和其他法国殖民地的人。德瓦弗兰说：“将军似乎对在国内建立一支秘密军队，或是由游击队力量进行有效攻击的可能性毫无信心。”

当戴高乐见了穆林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像以前一样，那位将军对别人十分粗鲁和冷淡，但他现在被他的访客折服了。一位在伦敦见过穆林的英国官员说，穆林凭着自己威严的气势和强烈的正义感，向我们展示了“他天生就有的权威和他过去的经历给予他的丰富经验”。

当战争爆发时，40岁的穆林正担任厄尔?卢瓦省的省长（或州长）。厄尔? 卢瓦省在法国的西北部，省会是沙特尔。与其他政府行政人员不同，穆林拒绝接受纳粹统治，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愿意与德国人合作。在占领开始几天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在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后遭受到了酷刑。担心自己可能会屈服于压力，他试图割喉自杀，但他被发现并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得以康复。然而，他的伤口让他说话时嗓音嘶哑，喉咙上也留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疤。当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会用围巾盖住那道伤疤。

虽然穆林因为不服从而失去了职务，但他仍然是自由的。在他活动在国内的剩余的短暂时间里，他致力于使法国抵抗运动凝聚成一股力量。在接下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走访了全国各地，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并收集各个组织的信息。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国地区的三大抵抗组织，他称他们为“抵抗入侵者的主要组织”。

穆林在离开法国之后向戴高乐提交的一份手写报告中，详尽地列出了抵抗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目标和对敌人进行破坏并开展军事行动的潜力。他对戴高乐说：“成千上万的法国年轻人掀起了一次希望参加战斗的浪潮。他们希望有人告诉自己，他们已经踏上了法国的前线。抵抗运动必须与加强组织和指引方向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妥善地加以指导并提供后勤支援，抵抗组织可以在法国解放之前，通过协助盟军，为结束德国的统治作出重大的军事贡献。他警告说，如果戴高乐不加入进去，法国的抵抗运动可能会屈从于共产党人的控制。

穆林的看法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穆林作为他的官方代表回到法国，与各个抵抗组织联系。穆林的使命是将各个抵抗组织团结到戴高乐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一个实体。作为回报，他们将会得到资金和武器的接济。考虑到出于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深刻分歧和相互竞争困扰着这些抵抗运动组织，要让他们团结起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到了1942年的夏天，当穆林威胁将不让他们得到任何援助的时候，他成功地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抵抗组织那里获得了支持戴高乐的承诺。

戴高乐对抵抗运动和法国公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1942年7月14日——巴士底狱日那一天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那天的广播中，他呼吁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民众举行反对维希政府的大规模公开示威游行。几十万人响应了他的召唤，沿着马赛、里昂和其他城镇的主干道迈进。游行人群穿戴着法国国旗颜色的服装、挥舞着旗帜，并高唱“马赛曲”（戴高乐同时指示，在德国占领区的法国人不要进行示威游行，以避免给德国人一个暴力报复的借口。而这再一次印证了戴高乐的影响力：绝大多数法国人听从了他的指示）。

戴高乐在法国的权威不断提升，现在正是最需要它的时候。当他的领导地位面临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多重挑战的时刻，这为他提供了合法性和政治基础。更具体地说，它让戴高乐能对罗斯福政府在战争期间作出的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进行反击：那就是1942年11月任命维希武装部队指挥官让·达尔朗（Jean Darlan），一个臭名昭著的德国合作者担任北非总督。

美国对达尔朗的选择是在北非的维希部队欺骗了罗斯福，让他相信他们欢迎美军的进入之后发生的。事实上，法国人几乎在每一个登陆地点都显示了强硬的抵抗。为了消除这种抵抗，美国的军事指挥官打电话给达尔朗，他在美军进攻时碰巧在阿尔及尔探访他的儿子。达尔朗曾担任过维希政府的总理，在维希政府中地位仅次于担任首脑的皮埃尔·赖伐尔。由于他与德国人同谋迫害法国的犹太人，大规模逮捕维希政府的反对者，向隆美尔的部队供应食物和物资，他是所有维希官员中最遭人咒骂的一个。

作为达尔朗让抵抗停火的交换，盟军承诺将任命他为北非的高级专员或总督。在经过先同意然后抵制交易的反复之后，达尔朗在盟军的强大压力下终于下令停火。然而一经上任，他仍然坚持反犹太人的法律，并把戴高乐的支持者们，包括许多帮助过盟军行动的人关进了监狱。

对他的任命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抗议的风暴。罗斯福不为批评之声所动，他对访问华盛顿的一位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说：“就我而言，我不是伍德罗·威尔逊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最关心的是效率。我有问题需要解决。那些帮助我解决问题的人将受到欢迎。今天，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我会高喊‘达尔朗万岁！’如果吉斯林给我奥斯陆，我会高喊‘吉斯林万岁！’赖伐尔给我巴黎，我会高喊‘赖伐尔万岁！’”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愤世嫉俗的实用主义贬损了盟军事业崇高的道德立场。CBS 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后来写道：“英国人在1940年第一个给予这场斗争以积极的理想主义的意义。而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第一个要取消这种意义的是美国人。”塞瓦雷德补充说道，对达尔朗的任命显示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将不择手段来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即便那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机构，他们不会考虑基本的原则将遭致混乱，而未来将陷入危险”。

欧洲抵抗运动的成员们公开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他们的生活一直处于不断的危险之中，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像达尔朗那样的合作者的所作所为。根据特别行动处的一份报告，盟军与达尔朗的勾搭“在被敌人占领国家的地下组织中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反应已经产生了爆炸性的并令人窒息的效应”。

在法国，归顺戴高乐的行动加速了。1942年11月17日，让·穆林转达了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一份声明，呼吁任命戴高乐这位“无可争辩的领导人”为北非总督。这一声明也获得了法国大部分政党代表的签字——这是向盟军发出的一个信号，即对将军的支持不仅来自抵抗组织，也来自传统的政治力量。

戴高乐也获得了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全力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担心美国人既然已经与达尔朗合作，他们很可能也会与自己国家的德国合作者们进行合作。大多数英国公众、大多数议员和英国媒体也加入了对他的支持。即便是一些英国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的几名官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1940年，面对外交部的反对，丘吉尔支持了这位将军，现在这个部门的官员正在保护他免受丘吉尔越来越多的敌意。他们相信戴高乐已在法国获得了合法地位，抛弃他将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丘吉尔当然和几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很清楚对达尔朗的任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需要采取行动来纠正这个错误。不久之后果然有人采取了行动：在1942年圣诞节前夜，一名20岁的法国军队训练士官冲进了达尔朗在阿尔及尔的总部并将他枪杀了。有人怀疑美英秘密安排了这次谋杀，但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为了取代达尔朗，美国军方挑选了一名名叫亨利·吉劳德（Henri Giraud）的法国将军，他曾在与德国的战斗中被捕，并从德国的监狱逃跑出来，然后参加了维希政府。他在被任命后继续了前任对犹太人和维希政府反对者的迫害，因此吉劳德也非常不受欢迎。除了罗斯福政府之外，盟军中很少甚至没有人支持对他的任命。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在吉劳德和戴高乐之间，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吉劳德在法国不是一个好名字。而戴高乐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在那时已经很清楚了，罗斯福正在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关于戴高乐的战斗而战。让·穆林宣称：“法国人民将永远不会接受让戴高乐将军屈从于吉劳德将军。”他呼吁“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由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临时政府，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将永远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除了来自法国的对将军的支持以外，成千上万的维希法国士兵在北非转换立场，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使戴高乐的运动拥有了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罗斯福最终作出了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必然的让步，尽管是很小的一个让步。他承认戴高乐不应被完全排除在北非政府之外，他授权让戴高乐与吉劳德协调，而吉劳德邀请了他的对手到阿尔及尔分享新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权。然而尽管有了暂时的停战，但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充满敌意的对抗仍然持续着，这将带来长期有害的后果，直至今天仍然回**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