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军情六处忙着收获“超级”的丰硕成果时，他们在白厅的竞争对手——特别行动处，仍然在挣扎着展开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行动处的支持者们所描绘的宏伟的未来成就，客气地说在当时还为时过早。
丘吉尔在与欧洲流亡政府领导人会晤时宣布：“我们将帮助并发动所有被占领国家的民众进行抵抗和革命，不能让希特勒有和平、有休整、有停顿的地方和妥协的机会。”负责特别行动处的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Hugh Dalton）承诺到1940年底，“受德国奴役的被占领国家”将奋起反抗，纳粹占领将像“春天的雪花一样消融”。
但是当1941年春天到来时，德国人在欧洲的占领仍然相当稳固，而实际上特别行动处只向那里派出了少数几个特工。这个新的机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大串严重的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是设置了这个机构的大多数官员对他们该干些什么没有一丝清晰的概念，除了极个别突出的例外。特别行动处根本就没有人们所期望的指挥这样一个大胆、创新和高起点的组织的领导人。休·道尔顿是工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公开地对英国的绅士和贵族不屑一顾。因此，他尽可能避免与军情六处内那些出身良好、相互关系密切的人发生交集。但他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像孟席斯一样，道尔顿的父亲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还是国王乔治五世的老师，道尔顿自己也曾在伊顿公学受过教育。他在伊顿公学念书时建立的老关系帮助他招募了特别行动处的核心工作人员。特别行动处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伦敦，由前“伊顿人”和其他精英公立学校毕业生所组成的非正式的社交圈子。
与军情六处从军队大量招募不同，特别行动处主要从法律、银行或其他工商界的各行各业中招募成员。但是，正如他们曾经上过的学校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庇护并享有特权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背景经历，他们对英国或英国以外其他地方的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作为一个在800多年来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的岛国的公民，他们根本不知道占领者会是多么的残忍。
法国记者伊芙·居里说过：“只有一个奋起抵抗外国入侵的国家才真正懂得战争意味着什么。”英国人所遭受的持续不断的轰炸与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空袭虽然十分可怕，但轰炸机来了又走了，并没有与敌人的近距离接触。用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话来说，被占领国家的百姓不像英国人，“不准备来扮演绅士角色”。基根补充说，德国人对“违背所有的法律和公约来打压那些敢于对他们提出异议的人”丝毫不会感到愧疚。
一名法国人在回想起他的国家在四年多被占领的日子时说道：“恐惧一直在那里，会为自己感到害怕。害怕被宣布为有罪，害怕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跟踪。当黎明时听到或者以为听到敲门声，或者有人上楼梯，会害怕这是‘他们’来了。也会为家人感到害怕。最终就陷入了感到害怕并无法克服那种恐惧的感觉。”
关于特别行动处具备迅速成功的潜在优势的错误估计，来源于在德国入侵期间曾在波兰担任英国军事使团成员的几位特别行动处官员的个人经验。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特别行动处首席行动和训练总监科林·古宾斯（Colin Gubbins）准将。由于他的军事背景，古宾斯与特别行动处的大部分同事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有着主动并大胆的思维，广泛阅读并四处旅行，能流利使用两种外语——法语和德语；他曾经参加了对爱尔兰独立运动游击队进行的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参加了部署在苏维埃俄国的联合军队与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战斗。在那两次战斗经历中，他对敌人的快速攻击和快速撤退战术印象深刻。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写了一本关于这种游击战术的小册子，敦促英国军事机构对此进行研究并学习。但他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呼应。
在1939年亲眼见证了波兰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后，古宾斯对波兰军队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勇气十分钦佩，但他更加钦佩波兰人在德国控制下仍然坚持反抗。在波兰战败之前，波兰官员已经为广泛的武装抵抗打下了基础。有900名波兰人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炸药、手榴弹、步枪和手枪存放在全国各地的300个地下掩体之中。
与被德国占领的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波兰拒绝合作的态度是最坚决的。它的救国军是欧洲最大、最精练、最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势力，而且它清楚地表明，所有波兰人都将可能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抵制德国的占领——从不合作到彻底的破坏活动。
当他们的占领者关闭了法院和国家立法机构等政府部门以后，波兰人又重新创立了它们；同样被德国人禁止的学校和文化机构也与前者一样，继续作为一个异乎寻常的地下社会的一部分存在。在全国各地，管弦乐队和室内四重奏的演出得关起门来举行，专业和业余演员的演出也是如此；同时，为100多万儿童和青少年举办了秘密的教育课程。还有像其他主要的波兰高等教育机构一样，波兰最受尊崇的大学——位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为其所有的科系提供了地下学习的机会。包括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未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内的800多名学生，上了地下雅盖隆大学的课程。
科林·古宾斯想在类型和规模上把波兰作为他想要在整个欧洲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的样板。但他很快就发现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波兰人进行反抗的决心是独一无二的。战后不久，古宾斯曾告诉听众，德国占领的震撼使西欧各国人民感到惊愕，“但只有经历了几个世纪压迫的波兰人在精神上没有被压垮”。
与波兰人相比，当别的欧洲国家被入侵和占领时，那些国家的公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更不用说反击了。正如一位法国人指出的那样：“法国人没有秘密生活的经验，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保持沉默或如何隐蔽。”在占领的早期，德国人对他们认为也带有雅利安血统的西欧人没有像对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那样野蛮血腥。当所有的波兰人一直生活在遭受逮捕、酷刑和死亡威胁的恐惧之中时，驻扎在荷兰、挪威、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的德国军队对那些国家的非犹太人群体总的来说还算是纪律严明、很有礼貌的，前提是他们没有任何反抗德国统治的行为。
对于大多数被占领国家的欧洲人来说，首要的目标就是活下去。尽管德国人表面上彬彬有礼，但他们的占领政策是无情的。他们把欧洲的大部分食物和能源，特别是煤炭，运去了第三帝国，这对他们控制下的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大多数欧洲人专注于如何获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急于保护家人和自己免受与敌人对抗的危险，所以他们没有把抵抗放在自己日程的首位是不足为奇的。
战争结束多年后，战争期间住在被占领的法国，还是个孩子的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对那些批评被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人民没有对德国人进行抗争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士，提出了温和但深刻的告诫：“对那些人来说，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突然的彻底失败，几乎一夜之间原有的政治精英都消失了，他们从未在外国的占领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纳粹的压力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未必须整天关心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活下去……必须注意这个事实——不要对他们过于苛刻。”
重要的是，虽然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战争期间从来都不是积极的抵抗者，但他们也不是积极的合作者。大多数人与他们的占领者是对立的，通过沉默和不参与其中，来表达出他们的仇视。有一位观察者说过：在巴黎，“人们在德国人身边走过时装作没有看到他们。他们被沉默包围着……在火车上、在地铁上、在街上……每个巴黎人都想着自己的事，就这样你会感觉到一种敌意”。
到了1941年中期，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克服了初期的震撼和无奈感，开始表现出像 BBC“V字运动”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被动抵抗的迹象。然而，主动反抗的事件依然极为罕见。在欧洲人民愿意自行采取直接行动之前，特别行动处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很少的。
实际上，在战争初期没有形成普遍的地下活动可能并非坏事。如果抵抗运动一开始就成了气候的话，特别行动处就将无法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保持反抗活动能持续下去。
新机构所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是创建这个机构的官员们并没有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特别行动处被迫依赖于其他政府机构为它提供诸如通信和交通工具那样的基本条件，而那些机构中的大部分人是反对它存在的。
毫不奇怪，军情六处依然是特别行动处最激烈的竞争对手。在整个战争期间，两个组织在英国的欧洲军队和每年逃亡到英国的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外国人中招募特工方面，相互苦苦争夺。为了将他们的特工运送到欧洲去（在特别行动处武器、弹药和其他设备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还为使用稀缺的运输资源，特别是皇家空军的飞机而相互争斗。除了对德国进行轰炸以外，皇家空军不愿意将飞机另做他用。但是如果一定要不情愿地接受分配来的其他任务，那么皇家空军将更倾向于为军情六处工作。他们和军情六处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特别行动处是“一个非绅士的组织，最好跟它划清界限”。
英国空军司令、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子爵在1941年初写信给特别行动处一位高级官员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为了杀死敌对势力成员的目的，而将穿着民服的人空投到对方的区域不是皇家空军应该参与的行动。我认为你会同意，历史悠久的空投间谍的行动和空投一个只能称之为‘暗杀者’的全新计划执行者之间在伦理道德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有趣的是，波特尔子爵在公立学校学到的关于杀戮伦理的严谨描述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轰炸机司令部后来执行的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的对德国城市区域的轰炸。）
让特别行动处陷入更大困境的是它的创造者们决定它必须使用军情六处的信号和编码系统与它的特工进行联络。此外，特别行动处所获得的所有情报都必须直接发送给克劳德·丹西，以确保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要远多于特别行动处对军情六处的了解。丹西和斯图尔特·孟席斯都是官僚体制下内斗的高手，他们把对特别行动处的知情权用于不断的内斗之中，试图将那个新设的机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或者就让它失败，从而将它置于死地。
在余下的战争岁月里，被特别行动处的人称为“百老汇街的混蛋”的军情六处与特别行动处展开了一场，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白厅官僚机构以前从未见过的全方位的危险的争斗”。目睹了这一官场秘闻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后来写道：“虽然特别行动处和军情六处名义上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通常他们相互之间的厌恶比他们中任何一个对德国人的厌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1941年2月15日特别行动处成立八个月后，它的第一批特工才渗透进入了被占领的欧洲，目标国家是波兰。在经过与军情六处和皇家空军几个月的争执之后，特别行动处终于获得了一架飞机的服务——一架低速、操作复杂、过时的惠特利轰炸机。它在飞行900多英里之后，将三名波兰特工和几箱武器装备空投到离华沙不远的一个地点。正如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往返14个小时的旅程“要在没有地面导航的情况下，在严寒的冬季穿越被占领的欧洲，找到空投的区域，然后再飞回英国，实在是飞行技术和意志的成功典范”。
休·道尔顿和流亡的波兰政府都因空投特工和武器的成功而感到高兴。道尔顿和波兰人开始策划一系列定期的航班，向波兰救国军提供特工、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让他们加紧对德国人进行破坏行动，并为战争后期的公开反抗做好准备。
然而，尽管他们情绪高涨，道尔顿和波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飞行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它突显了空中飞行去波兰的巨大的后勤障碍。为了飞到波兰，英国的轰炸机不得不飞越几百英里被德国占领的区域，在整个飞行航程中承受德国高射炮和战斗机攻击的威胁。另一个重大障碍是气候，当轰炸机起飞时在英国和北海上空天空晴朗，但在波兰经常会出现云层或下雨，这给空投或着陆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由于轰炸机的燃料储备非常有限而飞行时间长达14个小时，使得最小的导航错误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科林·古宾斯与他的规划和运作人员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波兰人是那时欧洲最活跃的抵抗者，为了给他们提供物资供应而要安排频繁的航班，实在是太难了！后来，处于政治考虑也迫使英国的决策者们最终决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行动将集中于更靠近英国的地区，主要是法国和低地国家，以及后来的南斯拉夫。
古宾斯的传记作家写道，虽然古宾斯理解但并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决定，但他无法去“阻止波兰人计划更大规模的行动”。结果，波兰救国军继续为反抗德国人进行着大规模起义的准备，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放弃了帮助他们的所有念头。灾难即将来临。
尽管特别行动处在第一年开展的敌后破坏活动进展缓慢，但在扩大它的官僚机构方面却毫不迟缓。在1940年10月，人数快速增长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从圣-埃尔姆酒店搬到了位于贝克街64号的大型现代化办公楼，就在虚构的福尔摩斯住所的同一条街上。一个月内，那个地方就已经人满为患了。五个邻近的建筑也被征用，住进了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的所有部门，其中不仅包括了西欧和东欧的国家，还包括了巴尔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有几块大面积的乡村土地被征用作为训练特工的营地。特别行动处涉及的各个国家部门还一直使用伦敦西部街区，如南肯辛顿和马里波恩的一些公寓，在那里进行特工招募面试、情况通报等等。有时候，住在那里的特工甚至不知道特别行动处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哪里。
与军情六处一样，特别行动处的活动被浓厚的秘密光环所包围着。除了极少数政府高官之外，甚至几乎没有组织外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名称从来没有在伦敦的电话目录中出现过，它的重兵守卫的大楼外装饰着含有模糊假名的黄铜牌匾，上面写着“国际服务研究局”，它的办公室门口也没有铭牌。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分部都在同一座楼里，但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特别行动处的规定是禁止在各分部之间分享信息。
这个新开张且运行缓慢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在没有秘密行动的经验和了解如何开展秘密行动的情况下，大多数特别行动处的员工都自以为是地在做他们的事情。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人员说：“虽然那是业余的水准，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的业余爱好者，没有人是专业的。”当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一位同事问到为什么他以“白兔”为代号时，那位官员回答说：“我为他妈的‘疯帽子的茶会’在工作。你能想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吗？”
除了科林·古宾斯的小册子之外，特别行动处在“非绅士战争”的特工培训中没有任何可遵循的指导方针。正如在1942年取代了休·道尔顿成为特别行动处行政监督的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所说的那样：“地下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门尚无人知的艺术……对新手来说没有教科书，没有有经验的老手可以帮助新人学习上一场战争的经验……人们必须在艰难的实践中吸取教训。”
由于需要保密，特别行动处不能采用广告或其他公开的方式来招募“潜在”的特工。相反，工作人员通过梳理新移民的名单，谨慎地让他们的英国朋友或熟人向那些至少流利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外国人询问他们是否可能对“特殊的海外服务”感兴趣。历史学家 M.R.D. 富特注意到：“进入特别行动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外，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称呼所谓的招募系统。”当与潜在的特工接触时，他们几乎不会被告知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一位特别行动处的高级官员说：“进行面试的官员接到命令不得披露特别行动处的职能，甚至不能谈及它的名称。”
毕业于剑桥，会说法语的弗朗西斯·卡马斯（Francis Cammaerts）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的儿子。他回忆说，在接受特别行动处面试时，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曾经暗示他可能会在北非使用他的法语。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进入被占领的法国，我不知道有人会干那样的事情。”后来成为特别行动处在法国的顶级特工之一的卡马斯补充说道：“从来也没有提到过特别行动处这个名字。我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听说 SOE 这个缩写的。”事实上，很多新人都以为他们正在加入的是军情六处。
当对特工进行选拔和训练时，对那些将被派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的处理方式与那些将被派往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的特工的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特别行动处创立之前都已有活跃的抵抗运动组织在活动，因此特别行动处对那两个国家的特工活动的控制就相对较少，仅限于提供运输和通讯装备，以及空投武器和进行其他专门的训练。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负责挑选来自他们国家的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其中大多数都曾是他们国家中各军事部门训练有素的老兵。
对挪威而言，特别行动处负责挑选特工，他们都是挪威人。在挪威那种小型、亲密并封闭的社区里，任何外国人，哪怕挪威语说得再好，也是有危险的。在苏格兰的山区进行的对挪威人的特工训练基本上是准军事性的，重点是突袭和野外生存训练。在与特工们自己国家类似的恶劣、偏远的寒冷地带，如果不能生存几个月的话，至少也得几个星期。观察者们评论说：“甚至连强硬的挪威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觉得生存艰难。没有几个英国的特工能通过这一训练。”
挑选出来在荷兰和比利时工作的特工大多数也都是本国的当地人。相比之下，派往法国的特工则是一个惊人多样化的团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背景，从皮条客到公主，还包括了商人、教师、记者、时尚艺术家、旅行杂技演员、《巴黎时尚之都》的前负责人以及伦敦西区酒店的接待员等。除了会说法语之外，像大多数挑选他们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一样，几乎所有人都是战争事务的业余爱好者。
通过第一阶段筛选的特工被派往各种偏远的乡村房舍（每个国家分部都有自己的房舍）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如果他们通过了这个门槛，就会被派往另一个乡村房舍进行军事训练，学会如何使用手枪、手榴弹和其他小型武器。在这个节点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他们可能被指派去干什么。只有当他们进入第三轮训练时，他们才会被训练如何在敌方控制的国家里生存的基本技能，并被告知他们已被选中空投进入被占领的欧洲。
当特别行动处让这些特工人员准备过秘密生活时，训练他们的那些人对被占领的欧洲的现状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关于德国人采用何种方法来甄别并镇压反对他们的人的信息也非常之少。弗朗西斯·卡马斯说过，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人员因此只是对“他们正在指导我们的各种事情”进行猜测，“他们试图教我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卡马斯后来在法国被盖世太保逮捕，在将被处决前几个小时才被特别行动处的一名女特工救了出来。战后一切真相大白，绅士做派的英国人并没有让特工们做好准备以应对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敌人。在最后一轮训练期间，卡马斯像其他未来的特工一样，半夜被从**拖起来，特别行动处的训练人员穿着盖世太保的制服对他进行审问。他说：“回想起来，这种训练根本没有用。你不能让他们做盖世太保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如拔掉指甲。”卡马斯补充说，那些假装的德国审问者们“非常严厉，并提出了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并不是生活中的现实。那些很可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什么的人几乎不会幸存下来”。
特别行动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特工们被派往欧洲之前能通过他们所给予的假身份的检查。特工们得到了伪造的身份证和其他文件，以及他们将被送往的国家的居民所穿戴的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他们被告知，最重要的是他们决不能引起旁人对自己的注意。相反，他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融入周围的世界。
然而尽管如此，特别行动处本身有时也会让这种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变为不可能。一位刚到法国的特工乘坐火车时，旁边的一名法国女子转过头来说道：“哦，我喜欢你的鞋子。我哥哥在伦敦买了一双与你一样的鞋子。”那位特工后来说：“你能想象出我的感受吗？我到法国几乎才几个小时，因为我的鞋子太显眼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因为当时人们无法在法国买到这种鞋子。”
对于特工来说，保持低调的关键因素是他或她对所在国家的语言的掌握必须无可挑剔。然而，派遣到法国去的一些特工说着很蹩脚的法语，或者虽然法语流利但却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
虽然这种失误和疏忽部分是由于特别行动处的非专业化训练所造成的，但也有部分是由于机构内部越来越焦急、越来越狂热的气氛所引发的。特别行动处第一年的运行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成绩，他们受到了来自白厅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从竞争对手军情六处那里来的压力，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由于过于匆忙而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彻底并谨慎地来筛选和准备特工。事实上，有时被派遣的特工是根本不应该被派遣出去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一个被派往比利时的特工，他在训练期间被特别行动处的安全官员们评为“绝对差劲”。他们注意到他“喜欢喝酒”，挥金如土，并喜欢寻找“最可怕的女人”。但特别行动处的比利时分部忽略了这些负面因素，把这个人送去了布鲁塞尔。在几天之后，他找了一个染着金发的女郎，并带着她住进了一个“绝对会引起盖世太保注意”的高档酒店。他很快就被逮捕了。据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说，他的被捕导致了18名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的被捕和死亡。
另一个应该引起警觉的特工是一位名叫努尔·伊纳亚·汗（Noor Inayat Khan），具有异国情趣的26岁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官员。她的父亲是印度穆斯林贵族，母亲是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美国人。汗在莫斯科出生，在伦敦和巴黎长大。她曾师从著名的作曲家娜迪亚·布兰捷尔（Nadia Boulanger）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特 别 行 动 处 法 国 分 部 的 负 责 人 莫 里 斯· 巴 克 马 斯 特（Maurice Buckmaster）将汗描述为“一个敏感，带有点梦幻般的女孩”，对周围世界不屑一顾。在一份素质评估报告中，她的教练之一写道：“她倾向于提供太多的信息。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接受训练。”两位与她一起接受训练的特别行动处的同事提醒巴克马斯特不要送她去法国。负责对她和其他特工进行生存手段训练的官员写道：“她不适合成为一名特工，在执行任务时将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他的判断部分取决于布里斯托尔警察总监对汗进行的模拟审讯，总监的警队与特别行动处有合作。模拟审讯过后，总监告诉特别行动处：“如果这个女孩可以当特工，那我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了。”尽管有这么多的警告，汗还是作为无线电发报员被派往法国——那是分配给一个特工最困难且最危险的工作。她后来在战时特别行动处最大的一次失败中被盖世太保逮捕。
战后多年，可以说是对付特别行动处最成功的一位德国对手，战时驻荷兰的德国陆军情报局阿勃维尔负责人赫尔曼·吉斯克斯（Hermann Giskes）少校说了一些尖刻的话：“英国人在组织特别行动处时太不专业了。他们匆忙地搭建起架构，启动了一个太大、太雄心勃勃的机器来为他们工作。特别行动处需要专业的情报官员来当头儿，就像我们在阿勃维尔所做的那样，特别是需要擅长进行反叛战争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给我们送来的都是些‘菜鸟’，锐利并有意愿，但并不适合那样的战斗。”
对于特别行动处前三年的运作，吉斯克斯无情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至少就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地而言。后来，特别行动处开始从错误中学习，并最终对那些国家的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它为早期的盲目操作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几十名特工死亡，更不用说几百名欧洲人，因为遇到不合格并准备不足的特别行动处官员，在一起合作抵抗敌人的过程中常常失误因而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