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圣·尔敏酒店坐落在伦敦繁忙的威斯敏斯特市旁一条安静的小巷里，这里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阴谋策动暴力或革命的地方。作为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贵妇式建筑，以其绿树成荫的庭院而闻名，壮观的大堂设有一个洛可可式的石膏天花板和弧形阳台。在上世纪之交的时期，客人们可以在这儿享用下午茶，同时聆听室内乐团舒缓的演奏。

40年后，当法国已经投降而希特勒准备将他的轰炸“霹雳”掷向英国时，好几名政府官员集聚在圣·尔敏酒店四楼的一间房间里，试图找出一种反击的方式。很显然，英国人不可能很快返回欧洲大陆。他们的军队太弱了，他们几乎没有重武器，而他们的盟友——富足并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希望加入冲突的任何迹象。在1940年那个绝望的夏天，英国薄弱的进攻性武装力量只有两种：始于1939年的皇家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和刚开始的皇家空军对第三帝国的轰炸。圣·尔敏酒店里的那些策划者们又加上了第三种进攻性力量——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内部策动一场针对敌人的破坏运动。

因此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最为机密的政府机构——那个无人知晓的“特别行动处”，并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占据了圣·尔敏的整个三层楼。特别行动处的任务就是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内部组织破坏、颠覆和反抗。它的创立者们希望树立的这个目标将破坏并最终帮助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温斯顿·丘吉尔是这个想法最热心的拥护者，他对特别行动处的昵称是“非绅士战争部”，并指示其首任长官“在欧洲放一把大火”。

然而，在尝试这样做之前，特别行动处不得不首先面对令人不愉快的现实——除了丘吉尔和少数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外，英国政界的高层人士几乎没有人希望这一机构存在，更不用说获得成功了。被国际社会赞誉有加的英国军情六处（MI6）的上层人物更是如此。他们憎恨产生一个新的、不为他们所控制的政府秘密机构，尤其是这个机构的目标和行动方法与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基本上是相冲突的。

军情六处负责从大英帝国以外的国家搜集军事、经济和政治情报，他们素以保密和慎重为傲。一个兄弟机构因为实施破坏和其他公共暴力行为而不受欢迎的舆论和影响将连累自己（军情六处的行动）让局面令人难以接受。情报历史学家奈杰尔·西尔尼（Nigel West）恰当地总结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键区别。他描述了在目睹敌军穿过一座桥梁时这两个组织的特工人员将会如何反应：军情六处的特工将观察敌人的部队并估算出其数量；而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将炸毁桥梁，以阻止敌人通过。

特别行动处的官员不久就发现，军情六处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它是一个全世界闻名，享有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间谍组织的盛誉。丘吉尔认为英国情报部门是“世界上最好的”。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高层，包括德国党卫军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希姆莱的血腥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也是这样认为的。被称为“金发碧眼的野兽”的海德里希以军情六处为楷模，创建了党卫军令人恐惧的情报和保卫组织——党卫军保安局和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甚至用字母“C”签署了一些信件和备忘录，而字母“C”是军情六处长官在其正式信件中使用的签名缩写。

然而，尽管海德里希和他的纳粹同伙们对英国情报部门满怀敬意，但实际上他们对军情六处是如何开展工作却知之甚少。海德里希浪漫的军情六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观点更多的是来自阅读充满盖世太保图书馆的战前英国间谍小说。而事实证明，所有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看法与他们所依据的小说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

自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小说家们发现要出名并赚钱的最快途径之一就是撰写虚构的英国特工在欧洲大陆的冒险故事。当间谍类小说在1890年那个时代开始发行时，小说中的敌人通常是法国人。但随着德国军事力量在20世纪初开始强盛，敌人就几乎全是德国人了。当然，英雄仍然是原来的那一个。

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英雄都是出生于英国的绅士，伦敦最好的俱乐部的成员，驱赶着猎犬，是美食和葡萄酒的鉴赏专家。然而，所有那些精英都愿意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面对巨大的危险和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自己的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罗伯特·厄斯金·柴德斯（Robert Erskine Childers）在1902年写的广受欢迎的《沙岸之谜》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根据柴德斯的说法，他是“一个外表俊美、穿着时尚的年轻人。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上等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可能在外交部有一个安全并辉煌的前程”。

几十年间，这些非专业的贵族间谍的冒险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而且还引发了年轻一代的英国人去追随他们的脚印。一名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在战后指出：“在国内外遇到的几乎所有的特别行动处官员都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是理查德·汉内（Richard Hannay）或桑迪·阿巴思诺特（Sandy Arbuthnot）。”这两位英国特工是约翰·巴肯（John Buchan）作品中的人物，《三十九级台阶》是巴肯著名的冒险小说之一。

这些小说也反映了英国人对外国人本能的不信任。小说中的敌方特工形象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不刮胡子、穿戴不整、鬼鬼祟祟并两面三刀。小说的整体道义准则似乎是凡涉及外国和外国人的事情都是一项危险的任务，而英国——按一个虚构的英国特工对他的祖国的描述，“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应该尽可能地对那些外国保持清醒的头脑。

考虑到英国间谍小说中的仇外心理是如此强烈，像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外国人对那些间谍小说如此着迷确实令人称奇。海德里希对英国间谍小说上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德国海军服役期间开始的。他认为大英帝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军情六处的出色工作，而英国的每一个正人君子都“随时准备帮助秘密情报局，把它当成自己的应尽职责……党卫军把这种间谍工作是绅士应尽职责的英国式看法当成了它自己的智慧结晶”。为了效仿英国人，海德里希专注于为自己的特工行动招募来自好的家庭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德国人。

甚至希特勒也加入了对军情六处赞扬的行列。元首在战争初期对纳粹情报官员说过：“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而德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因此，每一个德国人的成功，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传统，这需要具备更大的决心……英国军情六处的狡猾和精湛是闻名于世的。”

然而，纳粹这样的称颂，与真实状况相去甚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情六处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因资金、人手不足，在人才和技术两方面都极为匮乏。当1935年希特勒上台两年后，当时的军情六处长官休·辛克莱（Hugh Sinclair）上将沮丧地表示，他的机构的整个年度预算仅是维护一艘英国驱逐舰一年的费用。虽然辛克莱从富裕的亲戚那里掏钱来维持军情六处的运作，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期间，他没有钱为他在欧洲的少数几个特工买无线通讯装备，以便他们能直接与伦敦联络。

军情六处确实倾向于聘用有天赋的人为情报人员，更喜欢“天生的特工”。军情六处避免招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未被大学教育的溶剂所染色的”智者。许多在“二战”期间的特工人员都是前军事人员，有很好的个人收入。著名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伯（Hugh Trevor-Roper）是一名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军情六处工作过。他注意到：“这些大城市的年轻绅士的早期教育……曾经是昂贵但功底不深的，这对他们思维没有什么用处。”他补充说，“那些人大体上都很愚蠢，其中有一些人非常愚蠢。”

然而在另一个方面，真正的情报官员与虚构的人物有很多共同之处：两组人群都是在休闲式的、绅士做派的非专业气氛下运作的。在1930年，当一位名叫莱斯利·尼科尔森（Leslie Nicholson）的军情六处新人询问他将会接受哪些训练时，他被告知“不需要专业知识”。当尼科尔森坚持寻求“如何成为间谍的技巧”时，军情六处维也纳基站的主任回答说：“你必须为自己找到答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想我没有任何能教你的东西。”

事实上，在1939年开始担任其长官，在整个战争期间指挥军情六处的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从来也没有任何秘密特工的经历，不管是训练还是实战。孟席斯是苏格兰的一个极其富有的威士忌制造商的孙子，他曾在伊顿上学，后来加入了著名的英国陆军救生队，其中的许多军官都是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授予一枚杰出服务勋章和一枚军队十字勋章。在经历了毒气弹攻击之后，他加入了陆军情报部门。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转入了位于伦敦的军情六处总部，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余生。

作为主宰了英国几个世代的上层社会的“老男孩关系网”俱乐部的特许成员，孟席斯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都是保守的，并且对外国人高度警觉。他曾经说过：“只有起了外国名字的人才会犯有叛国罪。”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纯英语名字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也是一个“老男孩”，就在他自己的军情六处内犯下叛国罪。

50岁的孟席斯身材瘦长，是博福特公爵赞助的“精选的狐狸猎人博福特狩猎组合”及伦敦最排外的男子俱乐部“怀特”的成员。在那种地方，没有一瓶未曾标明产地和年份的特制葡萄酒会被送到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被允许进入。孟席斯在“怀特”的酒吧里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军情六处招聘工作，受聘者主要集中在像他自己那样在封闭的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

孟席斯是社交场合上一个和蔼亲切的老手，但在军情六处的高层官员中，人们通常认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分量太轻。他缺乏情报工作的实际经验，并且在需要决断的时候喜欢拖延。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nck）是战时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的高级别的小组负责监察英国的所有情报活动。他回忆说：“孟席斯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许多人认为真正掌控军情六处的人是孟席斯的副手克劳德·丹西（Claude Dansey），一个隐身于阴影之中的隐秘且带着伪装的人物。正如作家本·麦金太尔（Ben Macintyre）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最令人不快的人，一个最有经验的间谍”。在军情六处上层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异类。丹西没有上过伊顿公学，也没有在军队的贵族部队中任过职。相反，他早期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是在非洲担任军事情报官，他曾在那里组织过间谍网络，搜集情报并帮助镇压当地的武装叛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丹西曾经在伦敦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在他的多项职责中包括将有嫌疑的外国人抓捕起来，并在英国和西欧进行反间谍活动。

矮小、秃顶、戴眼镜的丹西，脸上长着密密的白胡髭，用本·麦金太尔的话来说，他有一双尖锐、透彻、“像活跃的白鼬那样的眼睛”。他过于机智，尖酸刻毒，很多人不喜欢他。记者兼作家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像休·特雷佛-罗伯一样，在战争期间也曾为军情六处工作过。他说：“每个人都害怕他，他是上层里唯一真正的专业间谍。其他的都是一些有着二流头脑的二流人物。”但特雷弗-罗伯对丹西却有成见，他把丹西描述为“一堆彻底的狗屎，腐败和无能，但有一定程度的低级的狡猾”。

尽管孟席斯和丹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保密和隐蔽工作极度投入。这让麦金太尔、特雷弗-罗伯以及在战时加入军情六处的其他年轻人感到有些过分。按照麦金太尔的说法，军情六处的座右铭似乎是“如果有曲折的办法可以去做，绝对不应直接去做”。就像小男孩玩秘密特工的游戏一样，军情六处的老手们经常在不需要的时候仍然使用密码名称，用密码编写不需保密的信息，并将那些编码信件放在诸如花坛、工棚之类不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将它们直接投入家门口的邮箱之中。

当麦金太尔发现自己轻手轻脚地走过孟席斯在议会广场旁百老汇大街54号——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办公室时，他意识到自己也已经感染上了对保密工作的痴迷。麦金太尔回忆说：“保密对情报工作来说，就像法衣和熏香对一场弥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不管那是否有助于达到任何目的。”

虽然使用无意义的密码或其他形式的保密措施对像麦金太尔那样的新来者显得有些滑稽，但军情六处固守不变的保密措施对于上层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这与保护国家的安全毫无关系。那些措施对保护个人更为有用，它将有助于那些有权力的人免受议会、英国公众或政府其他部门的盘问。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短时期为军情六处工作过。他指出，军情六处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自我保护的暗中活动，不惜使用官方保密的外衣来掩饰无能、上层特权和令人错愕的盲目轻信”。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里，在军情六处发生的事情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暴露出了无能的人或事需要加以保护的事实。

在1939年11月某个阴沉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了与德国默兹河隔河而对的荷兰小镇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两名留着修剪整齐的灰色胡髭，带着单片眼镜和小圆帽的中年英国人走出了汽车。他们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芬洛来执行一项最高密级的秘密任务。如果他们能成功，那可能会导致推翻希特勒并结束已持续了两个月的战争。

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毗邻纳粹德国的中立国荷兰就成了欧洲主要的间谍中心之一，它不情愿地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难以计数的情报人员。与大多数外国同行一样，两名留着胡髭的军情六处官员——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和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 Stevens）也待在海牙。英国情报部门使用海牙作为其非官方的欧洲总部所在地。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军情六处在对基站主任的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愚蠢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36年，以使馆护照管理官员身份为掩护的基站主任 H. E. 达尔顿（H. E. Dalton）自杀了，他被发现贪污了犹太难民为获取英国签证而支付的额外费用。后来又发现，为达尔顿的继任者工作的两名荷兰特工已被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招募为双重特务。

意识到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基站已被德国人渗透，军情六处没有选择采取通常使用的合理步骤，关闭基站并重新开张。相反，它在整个欧洲创建了第二个非官方的情报组织，它将与原有的组织一起存在，但与之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代号为“Z”的组织由克劳德·丹西负责，他选择了各种职业的非专业间谍来充当他的特工：那里面有商人、企业家、记者、政客和其他一些在欧洲生活或经常出访欧洲的英国人。

丹西为海牙选择的基站负责人是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荷兰制药和化学公司的老板，他传递给丹西的几乎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他申报了很大一笔经费作为他声称的由他指挥的13名特工的开支，后来发现其中九人完全是虚构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贝斯特接到伦敦的命令，与新任命的军情六处海牙基站主任理查德·史蒂文斯联合，这就让先前建立的替代情报组织的计划完全作废了。新上任的史蒂文斯早先曾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服役，与贝斯特一样，他在新的岗位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史蒂文斯后来承认，在去海牙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间谍的工作，更不用说当一个间谍头儿了。我完全没有经验，根本不是干那种工作的人”。当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军情六处的高层时，他们向他保证，海牙的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这完全是一个误导。几个月后，史蒂文斯会发现他和贝斯特被卷入了一个还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境地。

在1939年10月，德国入侵波兰的一个月后，内维尔·张伯伦在私底下放出消息：如果希特勒被推翻，英国政府将考虑与德国和平共处。与此同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也得到了这样的情报：一个第三帝国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正在谋划摆脱希特勒，并与英国开展和平谈判。在与来自这个反叛集团的几名代表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之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在张伯伦和外交部的批准支持下，同意于11月9日在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举行会谈，与领导反叛运动的德国将军见面。

然而，当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入咖啡馆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德国将军并不在那里，等着与他们会面的官员实际上是党卫军情报人员，其中一个是瓦尔特·谢伦伯格（Walter Schellenberg），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副手；另一个是长期的英国间谍小说的“瘾君子”和军情六处的粉丝。在打死了陪同英国特工的一名年轻的荷兰军事情报人员后，谢伦伯格和他的同伙就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捆绑起来扔进汽车，飞快地驶过边界进入了德国。

情报官员被绑架是军情六处历史上最丢脸的事件之一，而他们在被绑架后的行为使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完全罔顾了伦敦的指令——特工只能承认其作为掩护的工作的名称和地址。他们在身体没有受到折磨的情况下，即与德国人完全合作。史蒂文斯被绑架时身上带着一份完整的在荷兰的英国特工名单，他还向德国人交待了军情六处在西欧和中欧所有基站站长的名单，以及他们下属的外国特工的身份。此外，他和贝斯特还提供了有关军情六处在伦敦的层次结构的大量信息，包括部门主管的姓名以及他们在百老汇总部内的办事处的具体位置。

由于芬洛的灾难，军情六处在西欧的间谍网在1940年德国发起伦敦大轰炸时已成为一堆废墟。尽管遭受了如此重大的失败，孟席斯和丹西仍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和他们的情报机构。

作为向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兰、比利时、荷兰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的特工组织提供财务、通信和运输支持的交换，军情六处获得了对那些组织大部分特工活动的控制权。而那些外国特工几乎提供了英国在战时所获取的在被占领欧洲的德国人活动的所有情报。

虽然孟席斯并不是谍报天才，但在白厅经常发生的残酷的内斗中保护并提升自己和军情六处的地位方面却是非常出色的。他在官场内斗中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军情六处的情报来源，甚至不向丘吉尔透露。通过这样的运作，他和丹西就可以将报到他们那儿的任何成功的情报活动都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事实上，正在与军情六处配合的欧洲流亡政府的情报机构取得了很多次成功。然而，在军情六处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美国新成立的间谍和破坏组织——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大卫·布鲁斯是一个例外。于1942年抵达伦敦的布鲁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军情六处的情报能力“相当糟糕。他们发送给我们的大多数报告只是重复了我们从欧洲秘密情报组织收到的情报内容”。

首先抵达伦敦的外国情报组织来自捷克。就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捷克享有盛誉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弗朗齐谢克·莫拉维克（Frantiek Moravec）就和他的十名高级官员携带数十箱文件逃到了英国。莫拉维克的到来是一个意外的特别礼物，因为他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盟军情报来源之一的报告。那是一个不满纳粹的德国阿勃维尔官员——保罗·图默尔（Paul Thümmel），代号为 A54。作为阿勃维尔布拉格基站的站长，图默尔向捷克人提供情报，因而也间接地向英国人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关于德国军事计划的情报长达两年之久。由于图默尔提供的情报，军情六处了解到德国计划在1940年通过阿登入侵法国，并在1941年春季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而英国和法国在获得德军将在阿登入侵的情报之后无所作为。这证明了尽管情报可能很好，但除非采取与之对应的行动，否则那些情报就没有多大用处）。在1940年秋天，图默尔还报告说，希特勒至少暂时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挪威的情报部门也向军情六处转达了从挪威数百名海岸观察员那里收集来的报告，他们监视着德国潜艇和军舰的出动情况。1941年，一位挪威海岸观察员通知伦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峡湾发现了四艘德国军舰，这些情报导致了德国“俾斯麦号”战舰的沉没和重巡洋舰“普林兹·欧根号”的重创。数百名普通的挪威人报告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机场、军营和部队运动的情报。

不过在战争初期，法国是军情六处情报搜集的焦点。由于被占领的法国最接近英国，这就成了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跳板——德国空军从那儿起飞轰炸英国的城市，德国海军从那儿出动潜艇击沉英国的商船。法国也将成为德国陆军入侵英国的出发地。因此，关于德国军队、军舰、潜艇、船舶和飞机的运行及位置的情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搜集这些情报，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个情报来源的“聚宝盆”。“聚宝盆”的来源之一是戴高乐刚刚建立，由安德烈·德瓦弗兰（André Dewavrin）领导的情报部门。安德烈·德瓦弗兰是一名年轻的军官，法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学院圣-西尔（Saint-Cyr）的前教授，他同意在英国指挥下派遣秘密特工到法国去。第一个被派去的是吉尔伯特·雷诺（Gilbert Renault），他是一名法国电影制作人。当法国战败时，他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电影。他逃到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六个星期之后，他秘密地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开始了一次极为成功的长达两年的间谍活动。

雷诺的第一次任务是收集详细的最新的法国地图并将它送回英国（与在挪威时一样，英国于1940年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中使用的都是他们从旅行社收集到的地图）。完成了收集地图的任务之后，尽管雷诺完全是一个情报新手，却成功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被称为“巴黎圣母院”的间谍网，它最终覆盖了被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全境。这个间谍网所提供的情报导致了盟军军事行动的成功。例如1942年，英国突击队对法国西北部港口布吕内瓦尔和圣-纳泽尔的袭击。

当雷诺（代号雷米上校）于1942年6月离开法国时，他带上了由他的一名特工偷来的德国在诺曼底海岸防卫设施的计划副本。这些蓝图后来被证明是英美军事行动计划者们策划“D日计划”的宝贵资源。

虽然雷诺和其他自由法国运动的特工是军情六处的重要资源，但也有一些法国人在为贝当的维希政府工作。战时，在法国与军情六处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中就有战前法国情报部门的人员，其中许多人是为维希政府工作。在法国向德国投降之后不久，法国军队中的一批反德军官组成了一个称为军队抵抗组织（ORA）的地下情报组织。他们接受贝当为法国的国家元首，企图共谋推翻德国对法国的占领。

事实上，法国最重要的盟军间谍网是由上校乔治·卢斯托诺-拉科（Georges Loustaunau-Lacau）组织的，他曾担任过贝当的最高军事助理。当上校被维希警察逮捕时，他的前任秘书——一名弱小、高雅、30来岁、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玛丽-马德琳·霍卡德就成了被称为联盟间谍网的领导人。特工中包括了几百名从法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复员的军人。霍卡德间谍网（由于成员使用动物作为他们的代号而被盖世太保称为“诺亚方舟”）的活动在法国各地都很活跃，总共有3000多名特工。在战争期间，其中的500多人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拷打，并被枪决。霍卡德自己也曾两次被捕，但两次都逃了出来。有一次，她曾被脱光衣服，被迫赤着身子从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铁栏间隔中挤过去。

英国人当然永远不会接受让一个女人来主管一个重要情报网的事实，霍卡德一直隐秘着她的身份。1941年底，她藏身于一个外交邮袋中走私到了中立的西班牙，与她的军情六处联系人会面。她不需要担心会面的结果会怎样。她的联系人被她那“埃及皇后奈费尔提蒂般的美丽与魅力所吸引了”，虽然多疑的克劳德·丹西抱怨说，“让女人管任何事情都违反了他的原则”，但他无法否认霍卡德领导的间谍网所取得的成功。军情六处继续向她的联盟间谍网提供资金、无线电设备和其他装备，英国人的投入收获了巨大的回报。联盟间谍网提供了大量顶级的情报，包括在“D日”前提供的有关德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和德国军队移动的情报。

与法国人一样出色的是波兰人，他们在战争期间提供了英国和盟军获取的大部分情报。英国政府于2005年承认，盟军在战时从欧洲所获得的情报的近50％来自波兰的情报组织。在战争期间曾与波兰情报人员合作过的英国情报官员道格拉斯·多德斯-帕克（Douglas Dodds-Parker）说：“波兰人有着欧洲最杰出的特工组织。”事实上，波兰人的表现比那种赞誉更为出色。美国军事情报部副部长在1942年曾说过：“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它对我们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

被三个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并分割了一个多世纪，波兰人长期以来就是秘密活动的大师。多德斯-帕克指出：“经历了几代人的秘密行动之后，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们。”

当1918年波兰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后，它就把间谍活动和密码破译作为它的当务之急，特别针对的是它的两个主要宿敌德国和苏联。用前波兰情报总监的话来说：“如果你在磨盘的两个转盘之间生活，你就必须学会如何不被碾碎。”波兰领导人在1939年时无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在逃去西方之前，他们确实在波兰留下了精心构造的情报和抵抗组织网络。

从位于时尚的伦敦西区骑士桥附近的一栋大型市内住宅里，波兰情报官员与遍布波兰的特工网络保持着紧密的无线电联系，那些特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包括德国工业生产和德国陆军、海军部署的统计数据。作为回报，英国让波兰人和捷克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权。与伦敦的其他流亡情报机构不同，这两个东欧国家被允许在没有军情六处控制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培训机构、代码、密码和无线电网络，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提供所有与盟军战争相关的情报。

据波兰历史学家扬·切哈诺夫斯基（Jan Ciechanowski）在战后的估计，有多达16000名的波兰人，其中大部分是抵抗运动中组织严密的波兰救国军的成员，参与了在波兰境内搜集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活动。切哈诺夫斯基说：“在波兰，任何有一点重要性的地方，都在救国军情报人员的监视之下。”事实上，救国军的情报网超出了波兰国境。通过联络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情报网，甚至在科隆、不来梅和柏林的前哨基地，以及被迫在德国工厂做奴工的波兰人，他们获得了关于第三帝国的大量情报。

尽管波兰人在情报搜集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常才干让德国情报官员头痛不已，但也得到了他们的钦佩。在1939年截获了波兰情报文件两天后，瓦尔特·施伦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情报的数量之大，尤其是关于德国军备生产的情报，是令人十分吃惊的。”他后来说过：“人们必须一直准备好面对波兰人造成的令人不愉快的惊愕。”

除了在波兰、奥地利和德国的间谍活动外，波兰情报组织还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国家， 以及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地区开展了特工活动。其中最成功的特工是哈利娜· 希曼斯卡（Halina Szymańska），她的丈夫曾是战前波兰驻柏林大使馆的武官。在柏林期间，谢曼斯佳夫妇与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将军成了朋友。卡纳里斯是“二战”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对希特勒的不满日益

增长，他在玩一场双面人的游戏。他一方面领导他的反间谍特工无情地追踪盟军的间谍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鼓励阿勃维尔组织里的其他人向军情六处传递情报。在波兰战败之后，卡纳里斯安排希曼斯卡夫妇逃到了瑞士，并让希曼斯卡与阿勃维尔在瑞士的负责人汉斯·贝尔德·吉塞维斯（Hans Bernd Gisevius）建立了联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希曼斯卡作为吉塞维斯、波兰情报机构和军情六处的通讯渠道，传递了有关纳粹高层决策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计划在1941年入侵苏联的情报。

波兰人在法国也组织并经营着几个重要的间谍网。当1940年6月盟军从法国撤离之后，几位留在未被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波兰军官撒下了法国间谍网的种子。他们的第一个间谍网称为“F-1”，为残留的波兰和其他盟军部队建立了一条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到英国的逃生路线。但“F-1”的主要努力是搜集有关德国飞机、武器和部队运行的情报。“F-1”的组织者招募了几十个特工，其中许多来自分散在法国各地的波兰移民大型社区。这些移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产业工人，他们能够提供关于生产军备工厂的产量、工厂的位置以及盟军感兴趣的其他项目的详细报告。

到1941年初，原来的波兰间谍网分成了几个新的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被占领的巴黎市中心租用的房间里运作的那些人。这个间谍网是由一位冲动并带有冒险精神，名叫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Roman Garby-Czerniawski）的原波兰空军军官组织并指挥运行的。切尔尼亚夫斯基是“F-1”的发起组织者之一，战前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1939年末，波兰军事情报部门招募了会讲法语的切尔尼亚夫斯基。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是一个“为当间谍而活着并思考的人”。

切尔尼亚夫斯基在巴黎的目标就是想为伦敦提供在被占领的法国的德国军队和设施的详尽情报。他把自己的间谍网命名为“盟军”，并宣称：“老板将是一个波兰人，特工大多是法国人，所有的人都将为盟军工作。”数以百计的全职和兼职的特工为他搜集情报，其中包括铁路工人、渔民、警察和家庭主妇。

特工的情报被送到位于巴黎各处的各种“接口”——这可以是标志性的巴雷特餐厅卫生间的一位服务员，贝立兹语言学校的一位老师，以及某个公寓大楼的一位门卫，或其他各种行业的人。然后，他们会将各种情报送到切尔尼亚夫斯基那里。在对情报进行了整理并打字之后（有些报告长达400多页，还包含了地图和图表），他将报告交给一名波兰信使。信使将登上一列开往法国南部未被占领区的波尔多的火车，并将报告藏在一等车厢洗手间的隐秘处。当火车抵达波尔多后，另一位波兰特工会将报告取走，随后转交伦敦。切尔尼亚夫斯基最终要来了几台无线电台，从而能够直接与伦敦通讯。他们向伦敦提供的情报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伦敦方面感到难以跟上他们的节奏。

与此同时，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军情六处很高兴地将从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间谍那里所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当作了他们的功绩。然而所有这些情报，尽管具有极高的价值，但都无法与破译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所取得的情报价值相比。就在不列颠之战开始之前，位于布莱切利公园国家密码破译中心的英国密码学家们就成功地破解了德国人认为像无解谜团一样复杂的恩尼格玛密码。从破译恩尼格玛密码中所获得的信息被称为“超级”，这些信息对于赢得大西洋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战役以及盟军的整体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

温斯顿·丘吉尔曾告诉乔治六世：“我们之所以赢了这场战争得归功于‘超级’。” 实际上，根据著名的情报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的看法，丘吉尔夸大了这一点。安德鲁认为：“情报并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苏联红军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盟军情报工作的成功无疑缩短了它的进程，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丘吉尔在内，知道英国对恩尼格玛密码破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法国人，而功居首位的是波兰人。参与“超级”密码的专家之一戈登·韦尔奇曼（Gordon Welchman）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波兰人的帮助，‘超级’将永远无法起飞。在很短的时间里，波兰人帮助我们了解了恩尼格玛编码机和使用编码机的操作程序这两方面的细节。”

这个属于最高机密的盟军合作项目始于1939年7月，当时英国和法国的首席密码破译者被波兰的军事情报部门邀请到华沙附近森林里一个伪装严密的地下混凝土掩体中开会。进入这个新建的无线电发射站和密码破译中心之后，波兰人就向他们展示了一台看上去像打字机的小型黑色设备，其键盘可以带动旋转几个直径为三英寸的转盘——这是德国人极为复杂的恩尼格玛编码机的精确复制品。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波兰人已经破译了德国人大量的军事和政治通信信息六年多了，而德国人估计人工破译那些通信要耗费九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来访的客人们被波兰人披露的秘密所震惊而陷入沉默。来自剑桥的脾气古怪的阿尔弗雷德·迪尔温·诺克斯（Alfred Dillwyn Knox，外号“迪利”）以前是一位传统学者，眼下是英国顶级的密码破译专家，他感到受了刺激。诺克斯是一位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儿子，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用他的一位同事的话来说，“是一位有点性格的人”。他把敏锐的智慧与忘乎所以的工作态度结合到了极致，以至于会让他忘了邀请他们三兄弟中的其他两位来参加他的婚礼，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学家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在他最亲密的朋友中，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和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等几位布鲁姆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里的著名成员。

诺克斯早期接受的解密古埃及纸莎草碎片的训练，帮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了德国海军总司令所使用的密码，从而使他成了无可比拟的密码破解专家。在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资金不足的英国密码破解机构——“政府密码学校”（GC ＆ CS）中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研究德国最新的恩尼格玛密码系统，但他们试图破译它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无法相信波兰人居然超越了他们，先破译了恩尼格玛密码。

根据负责 GC ＆ CS 工作并且也参加了波兰会议的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Alastair Denniston）的回忆，当诺克斯和其他英国和法国的与会者被通报了波兰人的成功之后，诺克斯坐在那里像“石头一样沉默。只是当我们回到汽车里并开车离开时，他突然说起话来，好像旁边没有人能听懂英语似的愤怒地咆哮道：‘他们在向我们说谎，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他不断地重复着， ‘他们从来没有做成、他们在几年前造假做了这台机器……他们必定是买了一台或造假做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脾气暴躁的诺克斯显然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波兰自从重新获得独立以来，一直把情报收集和密码破解作为当务之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位英国密码破解的带头人承认，他和他的一些密码破解同事“非常缓慢地承认波兰人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可以教我们”。

不过，迪利·诺克斯并不属于其中之一。在发过脾气之后的第二天，他平静了下来，见了第一个破解了恩尼格玛的数学家，33岁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同事。三名年轻的波兰人向诺克斯介绍了恩尼格玛编码机的复杂性和他们为破解密码所使用的称为机械组合理论的新技术。用雷耶夫斯基的话来说，诺克斯“对一切都很快就掌握了，快得几乎像闪电一样”。

丹尼斯顿曾经这样评价过诺克斯：“他不能忍受别人比他懂得更多。”但是英国的密码破译者们对雷耶夫斯基却另眼相看。诺克斯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马里安和迪利马上就成了至交——一种真正的心灵相通。”

丹尼斯顿回忆说，诺克斯很快就显示了他的才智并赢得了波兰人的尊重和钦佩。尽管酒精在波兰的密码中心是被禁止的，但还是找到了几瓶啤酒，每个人都为庆祝波兰人的成就喝了啤酒。那天，当他离开中心的时候，诺克斯用波兰语喊道：“我们将一起前行。”在返回英国以后，诺克斯用波兰语向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发了一封感谢信：“我真诚地感谢你们的合作和耐心。”随信附带了三条丝绸围巾，围巾上的图案是一匹赢了德比马赛的奔马——诺克斯婉转地承认波兰人在破解恩尼格玛的比赛中得了第一。

然而，这个功绩并不完全属于波兰人。如果不是一个矮小、厚实，名叫古斯塔夫·贝特朗德（Gustave Bertrand）的法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努力，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解开恩尼格玛的复杂谜团。1933年，法国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贝特朗德向波兰同行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并附加了一个提议。他告诉他们，他向德国军事密码部门的一名官员支付了大笔金钱，换取了与恩尼格玛有关的最高机密文件，包括操作机器的说明和四张构造图纸。

贝特朗德的法国上司对这些文件没有兴趣，声称即使有了这些文件，还是不能破解恩尼格玛。他又与军情六处接触，他们也驳斥回了这个念头。然而，当他联系波兰人时，他们接受了这些材料。按贝特朗德的说法，波兰人好像是“在沙漠中遇上了甘露”。

这些文件交给了波兰密码局招募的三位20多岁的新手。在这三人中表现杰出的人物是雷耶夫斯基，一位28岁的数学天才，刚刚在国际数学家的圣殿——德国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一年研究生学业后回到波兰。

凭借这些文件，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自己的恩尼格玛机器，以及他们称之为“蓬吧”的机电设备，让他们能高速扫描恩尼格玛密码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

到了1938年初，波兰人能够解密大约3/4截获的恩尼格玛密码。然而，德国人开始为恩尼格玛编码机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了两个新的转子，并对其编码方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由于缺乏资金和其他资源，并意识到战争正在逼近，波兰人决定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分享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之后，诺克斯等人就造访了华沙郊外的森林，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几天，波兰人向英国和法国发送了恩尼格玛的副本，以及如何使用恩尼格玛的详细资料。

诺克斯和他的团队马上就在他所说的“波兰宝库”中工作起来。在此之前，“政府密码学校”已经为密码破解工作招收了各个学科的专家。但像波兰一样，它开始更关注包括戈登·韦尔奇曼和艾伦·图灵在内的数学家了。经过对恩尼格玛编码机的设计和细节深入研究之后，容易害羞的图灵根据他所学到的东西造出了一台功能更强，更为精确的解码机器。他把那台机器称为“蓬比”。

1940年5月，在丘吉尔上台的几天之后，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解者们开始使用“蓬比”破解德国人的恩尼格玛密码。几个月后，他们使用“蓬比”破解了德国海军和陆军的恩尼格玛密码。英国历史学家 M.R.D. 富特（M.R.D. Foot）写道，从这些破解的密码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品质。甚至希特勒下达给他的最高指挥官们的命令，在被送到接收者的手中之前，就已经被他的敌人反复读过了”。

由于布莱切利公园是由军情六处监管的，斯图尔特·孟席斯有幸每天向丘吉尔展示一个旧的浅色皮盒子，盒子里装着从破解的恩尼格玛密码中收集到的最新的无价的信息——丘吉尔掌握着打开盒子的唯一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那是他们当天的一个兴奋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指出：“正如孟席斯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只要他在早餐时间给首相带去了一些有意思的情报，他就不用担心会遭受批评或被削减预算。”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曾这样评价过孟席斯：“如果没有布莱切利公园，他不可能在那个职位上待上一年。如果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早期促成了‘超级’起飞的年轻的波兰密码学家们就不会来到布莱切利公园与诺克斯、图灵等人一起工作，产生丘吉尔所说的‘金蛋’ 情报了。”

在波兰战败之后，马里安·雷耶夫斯基与两名同事逃到了罗马尼亚，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则留在了华沙。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三名波兰人与英国大使馆联系，但被告知眼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忙，没有人能来处理他们的事情。数学家们随后去了法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在一两天内就提供了他们前往法国的旅行证件。

当迪利·诺克斯和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得知波兰人的出逃以后，他们就要求法国人将他们送到布莱切利公园来。丹尼斯顿告诉法国人：“这些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缩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任务。”然而，他的要求被古斯塔夫·贝特朗德拒绝了，他回答说波兰人提出建议，邀请英国密码学家们到巴黎去一起工作。贝特朗德虽然激烈地反对德国人，但他也不太喜欢英国人。他对英国人“从相互信任长达八年的法国与波兰的友谊中无偿获利”感到特别愤慨。尽管波兰人更愿意到布莱切利公园去工作，但贝特朗德决定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国家。

在法国投降之前，波兰的密码学家们与贝特朗德及他的密码破解小组合作，在位于巴黎东北约25英里的一座漂亮城堡里的法国军方无线电情报和解密中心工作着。尽管贝特朗德对英国人很冷淡，但他的密码破解小组与布莱切利公园合作密切，每天都会交换解密的成果以及其他的信息或想法。当德国人进入巴黎时，贝特朗德没有将他的密码破解小组撤退到法国以外的某个安全的地方，而是采取了一个大胆、惊人并且危险的举动，把小组撤退到了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乡村的一个僻静的城堡里再次建立了他们的工作室。那里成了一个地下的活动中心。贝当和他与德国人合作的政府高层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贝特朗德的团队每天都面临着被检测到的威胁。虽然普罗旺斯在未被占领的法国境内，但维希政府在停战委员会的幌子下让德国的特工在未被占领的法国境内自由活动。维希政府中反德国的情报官员对密码破解小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他们会在德国的特工或维希政府的警察将在该地区巡游时向贝特朗德发出警告。尽管如此，小组始终得保持警惕，观察是否有顶上装有球形天线的厢形货车或汽车驶过——这是车里装有无线电定位设备的标志。

在炎热、闷湿的1940年夏天，密码专家们很少离开城堡，一楼的窗户被装上封栏并一直关闭着，这使得工作环境令人更加难以忍受。作为进一步的防范措施，有三辆汽车昼夜待命，如果德国人或维希警察突然来检查，他们就会将小组成员和设备迅速转移。然而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法国和波兰的密码破译者们从未失去与布莱切利公园的联系，他们源源不断地为英国人提供第三帝国在法国和其他占领地区的空军、陆军和海军的运行状况、位置以及装备的情报。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一直担心德国人会发现他们的恩尼格玛密码被破解了。尽管有大量迹象表明英国人在事前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许多军事计划，但第三帝国的官员们拒绝承认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机器可能已经被破解了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全能”的军情六处的特工以某种方式获取了德国有关计划和战术的信息，并将它们交给了丘吉尔和他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