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8日，一名年轻的BBC制作人接到指示，在当晚为刚刚抵达伦敦的一名将军安排一次对法国的广播。对于这位制作人来说，这是一件令他感到疲乏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没有人对又一位法国将军有多大兴趣，况且他还是当时的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大多数英国人根本不知道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是怎么一回事。”在广播大楼门口见到了不断吸烟的法国人后，这位制作人将他带到了播音室。他们都不知道在英国政府的高层，为让戴高乐向法国广播一事已经爆发了一场难以言表的争斗。

就在前一天，贝当元帅向他的同胞们宣布了他将与德国寻求停战的计划。刚刚抵达伦敦的戴高乐曾问丘吉尔是否可以使用BBC广播来挑战贝当对德国人的投降。首相马上就同意了，但这却把他的战时内阁带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在丘吉尔不在场的一次会议中，内阁成员得出结论是：“戴高乐将军是不受现任法国政府欢迎的人，因此目前不应该让他上广播。”当丘吉尔知道了他们的意见后，就派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去说服那些部长们，让他们改变主意。

正如英国战时内阁所担心的那样，戴高乐的讲话无非就是驳斥贝当政府并呼吁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宣布：“我是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吁请所有现在在英国土地上，或可能在将来来到英国的法国官兵们与我联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都不应该，也不会熄灭。”戴高乐后来把这次广播看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说出那些不可收回的语句，我内心深处感到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他指出，在BBC电台发表讲话，为他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战争手段”。

回想起来，他的想法是真实的。然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接受戴高乐这次广播重要性的看法。那天晚上，没有多少法国人听到他的讲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兴趣跟随他去任何地方。

根据停战协议，法国被分割成两个区域：德国占领的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由贝当和他的人在维希管控的法国南部。大多数法国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地区，都很敬重年老的贝当，并将他视为他们的领袖，相信他的智慧和坚定的指向将有助于治愈法国崩溃所留下的创伤。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Henri Michel）说过：“所有人都接受元帅的权威，他们并不仅仅是顺从他。他提供了安慰和希望。”

尽管戴高乐最初缺少听众，但仍继续在BBC广播。从1940年7月起，他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每天晚上都有五分钟的广播时间，节目的名称是“荣誉与家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军将在法国鼓动起许多人投入抵抗和反叛的运动。但在1940年，BBC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为深感沮丧的法国人提供鼓励，并给予希望。通过每天半小时的“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BBC完全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在BBC的所有节目中，“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是制作和播出最为精巧，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甚至在英国听众中（至少在能听懂法语的人中间）兴起了一股“邪教式”的追捧。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写道：“这是一场原汁原味并最为出色的无线电广播的盛宴”。用艾伦·布洛克的话来说，在BBC电台上播音的“是历史上最有魅力、最为杰出的一群播音员”。

几乎从1940年7月开播的那一天起，这个节目就在法国掀起了一阵疾风暴雨。在停战几个月之后，一位居住在法国城市尚贝里的英国人报告说，到了晚上9点“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播出的时候，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鬼城。他说：“以前通常在晚上的这个时候，人们都会外出散步。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原因就是无线电广播。”

虽然“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工作人员全是法国人，但这个节目是BBC法语部的谈话节目制作人、年轻的英国女士塞西莉亚·里夫斯（Cecilia Reeves）设想出来的。里夫斯从剑桥大学新罕布什尔学院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 BBC，担任国际部的联络员，协助非英国人的播音员使用BBC的设施将他们的故事或其他材料传播给自己国家的人民。

在那些外国人中，有一位就是30多岁的爱德华·R. 默罗，他与里夫斯和BBC的其他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他和他的英国同事对广播事业中的真相和独立性有着同样的看法。一位BBC的编辑曾说：“我们报道的都是坏消息，就像来自地狱的通报。但这与爱德华要说实话的渴望是完全相融合的，即便那是一个困难并令人讨厌的真相。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为默罗安排广播时段，并在播出之前检查他稿子的里夫斯与默罗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1937年的一个深夜，她在播音室里见到了当时刚从被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回来的默罗，他看上去“衣衫不整并且非常疲惫”，他向她描述了纳粹对奥地利犹太人施行的种种暴力行为。在广播结束之后，他请她一起回到他的公寓。在那里，就着威士忌酒杯，他继续向她讲述他所见到的纳粹暴行直到天亮。她说：“我的脑海里至今还有那些可怕的影像和画面，以及他叙说时的痛苦表情。”

战争爆发后，里夫斯被派到了BBC的巴黎办事处工作。在法国陷落之前她回到了伦敦，被指派组织一个法国人的团队，专门向最近被占领的法国领土进行广播。她在开展工作时借鉴了与默罗共事时的经验和他的广播风格，比BBC的播音员更非正式化和口语化。默罗想要的就是让听众的脑海中浮现出画面，摒弃死板传统的新闻写作和广播规则。他在广播节目中始终保持冷静的对话方式，有时以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和另一个朋友在聊天。

在战前，里夫斯还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新的欧洲新闻综合报道节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其他记者的报告和分析。鉴于法国人对讨论和争辩的热衷，里夫斯认为类似的形式对于向法国的广播而言将是极其完美的。

她选择了一位颇具魅力的法国戏剧导演米切尔·圣-丹尼斯（Michel Saint-Denis）来监管整个节目。圣-丹尼斯在法国成立并领导了一个前卫剧团，于1930年来到英国。到1939年时，圣-丹尼斯已被公认为是伦敦最具创意的舞台导演之一，他与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和亚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等戏剧界的杰出人士有着密切的合作。他在1937年导演的，由吉尔古德、佩吉·阿什克罗夫特（Peggy Ashcroft） 和迈克尔· 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 主演的契诃夫的《三姐妹》，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戏剧的标志性作品。战后，圣-丹尼斯帮助建立了两所重要的戏剧学校——伦敦的老维克剧院中心和纽约的茱莉亚艺术学校。然而，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他战时在BBC的工作。当战争爆发时圣-丹尼斯已经42岁，但他还是从伦敦赶回法国，重新加入了他旧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在的团队。作为英国远征军的随队联络官和口译员，他在敦刻尔克撤离后回到英国。他对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极为愤怒，决心将竭尽全力解放他的祖国。然而，那并不意味着他将加盟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像许多在伦敦的法国人一样，圣-丹尼斯对他所认为的将军的傲慢和独裁的领导风格敬而远之。当里夫斯劝说他可以通过在BBC工作帮助法国的时候，他正考虑加入英国军队。

尽管他缺乏广播的经验，但圣-丹尼斯本能地看到了无线电作为这场战争中一种强大武器的潜力。据BBC的一位同事说，他“从一开始就把麦克风当作老朋友”，并训练了他为法国节目团队聘请的六个人——漫画家、演员、艺术家、诗人和两位记者做相同的事。为了保护他们在法国的家属不受德国人的报复，团队的几名成员包括圣-丹尼斯（他有妻子、一位情人和与那两名妇女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用了假名。他所选择的名字——雅克·迪歇纳（Jacques Duchesne）曾经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劳工阶级支持者和发言人的名字。

在与塞西莉亚·里夫斯就直接的宣传不会说服任何人取得了共识之后，圣-丹尼斯就把政治变成了娱乐，运用富有想象力的复杂的方式，通过幽默、戏剧和音乐来讨论和分析当今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一位BBC的行政人员回忆说：“法国人经常不遵守官方指示……如果他们遵守的话，他们的广播听起来就像是官方的指令。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说出听众本能地想了解的事情。”另一位BBC的官员对圣-丹尼斯的工作评论说：“有一个信息要传送，有足够的剧场经验来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方式去传送，与我听过的任何其他广播节目相比，半小时的节目在他手中变得更加激动人心。”

从1940年7月至1944年10月的每个工作的晚上，卷起袖子的圣-丹尼斯小组的成员会在布什大楼一间小而闷热的地下播音室里围着麦克风而坐。在播音室里偶尔会听到附近炸弹的爆炸声，但是“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从未停止过广播。在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圣-丹尼斯会以一个假想的法国劳工阶级代表的形象对听众讲话。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精明能干的爱国主义者，他试图提升他同胞的精神状态。节目的每日新闻部分报道了盟军的挫折、损失以及胜利。他们遵循着BBC的信条，说实话而不是说谎话，将会赢得更多的听众。

也许，在每周一次的“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中最受欢迎的那一部分，是圣-丹尼斯和团队的其他两名成员将自己变成了“三个老朋友”。这些人据说是一群在英国的法国老朋友，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酒吧、餐馆、公园或多弗的悬崖边上（所有这些都具有适当的音响效果）聚会，谈论当前的事件，当然也包括德国人最新的愚蠢表现。在一个典型的“好话好说”的时刻，其中的一个朋友试图为他离开法国的决定辩解，他说道：“我宁愿到他们国家去见英国人，也不愿在我们的国家看到德国人。”

那个部分，以及整个节目都在呼唤、塑造法国人的文化身份，而那正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受到破坏的时候。听“三个老朋友”节目就像是在法国咖啡馆里听人说话。英国作家雷蒙德·莫蒂默（Raymond Mortimer）评论说：“我们发现他们的欢乐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精神状态。”一封从法国偷送给“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信宣称：“法国机智的灵魂已经逃到伦敦去了。”另一封偷送出来的信中说：“只有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听你们的广播。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偶尔有时候，“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气氛会严肃一些。那是在1940年10月21日，当丘吉尔第一次出现在向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播放节目的现场时。首相让圣-丹尼斯帮助他准备广播稿。那天，伴随着德国轰炸机的噪音，圣-丹尼斯和丘吉尔在白厅地下的战争工作室里，由圣-丹尼斯将他的演讲稿翻译成口语化的法语。

丘吉尔对圣-丹尼斯再三强调，“我想让它听上去像是我在讲话，不是你在讲话，甚至不是像用法语讲话。不要让它听起来过于正确。”当翻译完成后，丘吉尔用他特别的法语腔调大声朗读了讲稿。圣-丹尼斯觉得这有点做作，丘吉尔自己后来也承认了。他喝了一口白兰地说道，“如果我会说完美的法语”，法国人“就不太喜欢听了”。

圣-丹尼斯向“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的听众们介绍了丘吉尔，并在整个广播中与他待在一起，那是在战争办公室的一间衣橱大小的播音室里。因为临时播音室太小，在英国首相发表他在战争期间最雄辩的演讲之一时，圣-丹尼斯就坐在他的膝盖边。他用法语开场：“这是我，丘吉尔，在和你们说话。”丘吉尔重申了他对法国重生的强烈信念，他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法国的灵魂已经死去，我永远不会相信它会永久地失去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解放，就像第二天的黎明一样一定会到来。”在此之前，他建议法国人“去睡觉，为黎明的到来积聚力量……光明将照耀着勇敢和真诚、善待所有正在为事业而受苦的人，荣耀将撒在英雄的坟墓之上，这将照亮黎明。法兰西万岁！”

法国人的反应是群情激奋。丘吉尔的朋友，法国画家保罗·马兹（Paul Maze）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救命输血时的一滴滴血。” 在广播当天，巴黎附近的城市莱切的一位教师给他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不寻常的作业。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收听盟军领导人的讲话。广播将会被严重干扰，你们每个人都要把听到的每一句话好好记下来。明天，我们将把它们一句一句拼凑起来。”第二天，整个班级成功地重新整理出了丘吉尔的演讲稿。

考虑到压倒性的拥戴盟军的公众反应，这可能不是巧合。就在丘吉尔发表演讲一周之后，在对公众的遏制方面曾比法国北部的德国政权更宽松一些的维希政府，对收听外国广播节目下达了更加严厉的禁令，将罚款提升了四倍，达到了10000法郎，并加两年监禁。

“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团队和BBC其他法语部门所面对的最头痛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对待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当里夫斯在1940年夏天监察批判贝当的一次广播时，发现这样的话题非常敏感。她事后告诉默罗：“在伦敦的法国人有一半因为攻击贝当而攻击我，而另一半则想变本加厉，认为对他的攻击还不够。”默罗建议她暂时不要攻击。他说：“法国现在还需要贝当。你可以批评他的政策，但如果对他进行个人攻击，那将是灾难性的。”

当谈到维希领导人时，“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团队的成员与他们的法国同胞一样也是存在对立看法的。团队中的一个人对贝当激烈地反对，他不惜向BBC里亲近贝当的同事挑战要求进行对决。相比之下，圣-丹尼斯对于元帅持有敬意，并认为太匆忙地谴责他会疏远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与从一开始就攻击贝当是“我们的失败之父”的戴高乐不同，圣-丹尼斯在广播的头几个月里拒绝批评贝当。他的谨慎以及他早先拒绝加入法国自由运动激怒了戴高乐。戴高乐多次试图让BBC放弃“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的节目，但没有成功。这两个人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和个人争斗。但在法国，他们的听众却不知道在伦敦的法国社区陷入了深刻的分裂和对抗，还以为他们两个是亲密的盟友。

由于维希政府与敌人的持续合作以及德国对法国人压迫的不断升级（“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法国公众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了。1940年10月24日，贝当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蒙托里会见了希特勒。不久之后，他就宣布他和他的政府将奉行与德国进行正式合作的政策。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就可以依靠法国当局的帮助在法国南北两个地区执行他们的政策，这很快就导致了将法国的犹太人抓捕起来并送进集中营的行动。

在蒙托里会议之后，贝当的人气在法国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尽管仍然是少数）表示完全反对他和他的政府，这其中包括了米切尔·圣-丹尼斯。在法国投降九个月后，他终于决定对贝当采取行动。他在1941年3月19日告诉他的听众，“今天晚上，我必须和你们谈谈可怜的元帅……他让自己受到围绕着他的一群寄生虫的影响，他采取对敌人有利的立场。”他告诉他们，现在是对维希政府和德国人进行抗争的时候了。

圣-丹尼斯并不是第一个鼓励被占领欧洲国家的民众放弃他们的被动态度的BBC播音员。两个月前，BBC面向比利时节目的组织者维克托·德·拉弗莱（Victor de Laveleye）曾敦促他的同胞们，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墙壁上潦草地写上“V”字母来表现他们对德国统治的抵制。在来伦敦之前曾担任过比利时司法部长的德·拉弗莱告诉听众，这个字母将成为团结的象征，让他们分裂的国家重新聚合（比利时的北方人说佛兰芒语，那是荷兰语的一个变种，他们与荷兰有着密切的文化和宗教关系；而南方的比利时人则讲法语，与法国密切相关）。正如德·拉弗莱所说，“V”是法语“胜利”（victoire）和佛兰芒语“自由”（vrijheid）的第一个字母，更不用说英语 “胜利”（victory）了。

比利时人响应了德·拉弗莱的倡议，用粉笔在墙壁、大门、路面以及电报和电话杆上画上了数不清的“V”字。而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这样做了，许多法国人收听了BBC对比利时的广播之后知道了“V”字运动。虽然德·拉弗莱的倡议是针对比利时的，但是几天之内也在法国蔓延开了。在这两个国家里，粉笔的销售额成倍地飞涨。一封来自诺曼底的给BBC的信中写道：“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画上了‘V’字。”一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阿根廷记者报道说：“‘V’字像雪崩一样，甚至在车上或路上也到处都是。”一位马赛市民说，他的城市被“V”字淹没了，那儿“没有一处空出的地方”。

在伦敦，“法国人跟法国人说话”节目为“V”字母专门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其中包括一首流行歌曲，呼吁节目的听众使用业已成为字母表中最出名的那个字母。

我们不能

陷于

绝望！

我们不能

停止

抵抗！

别忘了

V 字母

写下来

高声歌唱！

到1941年初时，BBC的整个欧洲电台都投入了“V”字运动，他们也得到了广泛的呼应。不久之后，有人意识到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起始的前四个音符“dit－dit－dit－dah”听上去就像摩尔斯电码中代表“V”字的滴滴滴答。在水壶盖上敲击这四个音符就成了欧洲电台广播开始的呼号，而这也像野火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被占领的欧洲。人们轻哼或用口哨吹出这四个音符；在餐厅用餐的人们会在他们的酒杯或咖啡杯上用勺子敲打出这四个音符；火车司机会按这四个音符拉响他们的汽笛；学校的老师会用“V”的节奏拍手招呼他们的学生排好队。当一架英国轰炸机使用其着陆灯在巴黎上空打出字母“V”时，机组成员们看到从城市中汽车前灯和公寓窗口照射过来的“V”字。

正如历史学家汤姆·希克曼（Tom Hickman）所指，“V”字运动正是“欧洲第一次表现出来的抵抗姿态”，这帮助欧洲人摆脱了无奈的感觉，并一起向“在他们的街上散步，挤满了他们的餐厅，并抢劫了他们家园”的德国人显示出他们的藐视。维克托·德·拉弗莱指出：一名反复看到“V”标志的德国士兵将不会再怀疑他正被一群等待着他显现出第一个弱点的公民所包围着，他们正等着他的第一次失败。

事实证明，欧洲人并不是唯一疯狂追逐“V”字的人。在中立的美国，珠宝商出售“V”形胸针和耳环；伊丽莎白·雅顿则用“V”字符做成象征胜利的口红商标；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发起了一个“V”领带别针的运动。但最著名的“V”字象征出自温斯顿·丘吉尔，他高举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成象征“V”字的手势，指向上方，这成了他一生的标志性姿态。在1941年夏天，BBC向欧洲大陆播出的演讲中，丘吉尔称“V 标志”是“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不可征服的意志和纳粹暴政终将灭亡的象征。只要欧洲人民继续拒绝与入侵者有任何合作，那么可以肯定，入侵者将会灭亡，而欧洲将会得到解放”。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这个“V”字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指出：“英国广播电台正在对欧洲大陆发起一场文化入侵，而‘V’字符就是入侵的标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了抵消这一运动的影响，戈培尔和德国人开始宣传由他们定义的字母“V”。在挪威、荷兰和其他被占领国家，德国人控制的电台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小节来开始他们的节目。在阿姆斯特丹，一面印有“V”字的30英尺的旗帜，挂在威廉明娜女王宫殿外面，以表示德国在欧洲的各条战线上赢得了胜利。巨大的“V”字彩带装饰了奥斯陆的主要酒店，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也装上了一个巨大的“V”字。在布拉格，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被更名为胜利大道，并在路面上画上了巨大的“V”字。在波兰，“V”字被印在德国人印刷的报纸的头版上。

BBC的诺埃尔·纽瑟姆每周会以一个匿名的英国“街上人”的方式向欧洲进行三次广播，他大肆嘲笑了德国人试图将“V”字搞成他们自己标志的努力。纽瑟姆告诉他的听众，“也许很快，德国人将被迫假装字母 RAF（皇家空军）代表的是德国空军，而那个（代表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架是纳粹十字的一种新版本。”

到了1941年初，民众觉醒的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BBC的努力，大部分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终于从失败中清醒过来。当戴高乐在BBC的广播中呼吁法国人在1941年1月1日的某个指定时间待在家中作为抗议德国占领的标志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就这样做了。虽然这有些被动，但这是法国第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德国的示威。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在战时曾说：“（法国）地下运动是由BBC帮助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外界的帮助，BBC就给了我们帮助。”

与此同时，挪威的教师、神职人员、演员和剧院的导演们也针对德国的控制举行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在荷兰，几千名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纳粹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荷兰历史学家路易斯·德·容（Louis de

Jong） 指出，当德国人在1941年初开始抓捕犹太人时，“阿姆斯特丹和其他附近城市的几乎整个劳工阶层”都举行了罢工。虽然为期两天的罢工行动被德国警察强行镇压下去了，但德·容认为“这是荷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反叛的罢工”。

由于“V”运动的成功和其他一些迹象表明新生的抵抗运动正在壮大，诺埃尔·纽瑟姆和他的助手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希望能更进一步利用BBC点燃向德国人开战的烈火。早在1940年7月，纽瑟姆告诉欧洲电台的工作人员，他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听众“渴望来一场反纳粹的革命而不是恐惧”——这场运动最终将掀起“人民对一个在道德和精神上业已破产，其物质上的强大正在消失的暴政的起义”。

纽瑟姆是在BBC总裁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的带领下召唤欧洲被占领国家的民众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的。弗雷德里克·奥吉尔维是约翰·赖斯的继任者，一个月前，他要求BBC采用 “每一个爱国者都是破坏者”这句话作为它的一个口号。奥吉尔维认为，一群不积极阻挠敌人的民众实际上就是共同事业的叛徒。

英国情报官员迅速地扼杀了纽瑟姆和奥吉尔维不切实际的念头，强调在希特勒成功地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大轰炸之后几个星期内就号召欧洲人起来反抗他是十分荒唐的。当第三帝国在整个欧洲大陆上横行霸道，而几乎没有人看好英国还能活下去时，怎么能期待欧洲人会奋起反抗呢？

英国人在一年之后仍然没有倒下，纽瑟姆和奥吉尔维觉得重新激活由BBC催生一场欧洲大陆革命的时候到了。像纽瑟姆一样，里奇每周向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英语听众广播一次。他在广播中告诉他的听众，他们是“隐蔽的战士……几百万人的你们是一支伟大的不出声响的军队，等待着、观察着， ‘V’字就是你们的符号”。在给BBC高层的备忘录中，他提出了更加直接的诉求：“如果英国政府批准的话，BBC将在欧洲的每一个城市里制造骚乱和破坏。” 根据里奇的意见，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委员会，“协调英国对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的广播，以鼓励并发展反抗德国人的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对他们认为的欧洲电台的多管闲事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纽瑟姆和里奇正在侵犯特别行动处的职能。那是新设置的一个政府机构，专门负责促进在被纳粹德国占领欧洲的抵抗活动。此外，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大规模的欧洲反抗斗争的想法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德国人已经开始打击由“V”字运动引发的温和的反抗。在法国小城穆兰市，德国当局下达了禁令，对在墙上或其他物体表面涂抹“V”字或其他反德国文字的城镇居民将施以“严厉的惩罚”。1941年4月29日，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在向法国人的广播中播放了这样一条冷酷的警告，如果倾向于继续进行这样的运动，“你们这群傻瓜可以再次拿起你们的粉笔，以血红色的字母写下整个单词——‘受害者’”。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收到了从法国维希小镇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许多人在谈论反抗…… 但我们能做什么？尽管我们还有粉笔，但我们没有武器。”

这样的沟通使英国广播公司中的许多人更加焦虑，“错误地引导人们在不适合的时机开枪反抗”会给人们带来危险的事实。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 “我们不是那些如果出了问题，就会被追究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