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不久，一组苏联历史学家就问过德军西部战线的司令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元帅，他认为哪一次战役是整个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列颠之战。他宣称，如果德国空军摧毁了皇家空军，那么德国人就会首先入侵并击败英国，然后再转向苏联。那样的话，只有当时军事上仍然薄弱的美国，才会挡在希特勒的路上。

从短期效应来看，英国在空中的胜利还产生了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它在手足无措的被占领的欧洲的民众中引发了心理革命。在一封1940年底从法国偷运出来的给BBC的信中，一位马赛的市民写道：“没有人会想到你们英国人居然能够对德国进行那样顽强的抵抗。这使人想到如果我们的统治者在去年6月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态度，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了。”

由BBC新的欧洲广播电台向欧洲大陆播发的英国对德国顽强抵抗的新闻，抚慰了上千万因纳粹占领所带来的震惊、屈辱和恐惧而受到伤害的人。德国电台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向法国大众广播道：“法国人，不要以为世界会与你同在！这个世界绝对是我们的！”现在，大家认识到这样的吹嘘是不现实的——纳粹德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新闻播报帮助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开始摆脱孤立、宿命、无奈和绝望的感觉。由于英国和 BBC，他们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进入反纳粹的精神世界”，并相信未来可能是有希望的。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说过：“在一个充满毒药的世界里，BBC成了出色的防毒剂。” 他被维希政府交给了德国人，并于1943年被送到了布亨瓦尔德的集中营。

在一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中，一位女孩写道：“几乎没有钱买面包的人现在有了收音机，他们需要它。一个人告诉我，‘肚子虽然饿，但灵魂更饥饿。伦敦是唯一能喂饱灵魂的地方’。”一位法国记者报道说：“英文缩写的 BBC很快成了法国民众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在不列颠之战开始前一年，把BBC作为欧洲所有地方的自由灯塔的念头会被人嘲笑。这是因为它坚决支持了张伯伦政府安抚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不对受到德国威胁的其他国家承担任何军事义务。BBC成立于1922年，在当时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广播电台。BBC是一个有趣的合成体：虽然它获得政府资助，最终须对议院负责，但它拥有节目编排的独立性。然而它的第一任董事长，约翰·赖斯（John Reith）爵士——一位身材高大、脸庞线条分明的苏格兰人，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假设BBC是为人民工作的，而政府也是为人民工作的，那么 BBC就必须是为政府工作的。”在赖斯的领导下，BBC扼杀了所有让内维尔·张伯伦感到不快的消息，它的新闻广播几乎完全依赖于官方的消息来源。它不提供任何分析，不深入具体内容，也没有不同观点。

当政府对报纸和BBC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希特勒和德国的报道更为平和，对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问题不能被公开讨论时，BBC遵循了政府的指令；当张伯伦在1938年要求少报道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后，BBC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英国战争准备不足和纳粹德国对捷克人威胁的严重程度的报道。在慕尼黑危机之后，BBC一名高级官员向他的上级写了一份保密的备忘录，指责他们玩弄了“沉默的阴谋”。

那些不同意绥靖政策的人，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几个议会议员，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上BBC的广播节目。1938年9月初，被禁的一名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被告知，BBC不能播放他准备好的一篇演讲，因为他在演讲中敦促英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在BBC的播音室里，“极为生气”的尼科尔森被迫发表了一次“无害的”讲话。但即便是这样，仍有一名无线电工程师站在他的旁边，如果他胆敢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话，就立即中断他的广播。

在英国远征军赴挪威作战失势期间，BBC因为本身没有驻外记者，就完全依赖政府的通报来报道英国军队取得的一连串“成功”。一名采访挪威战斗的美国记者莱兰·斯托在一天晚上听到一名BBC的播音员宣布：“英国远征军正在挪威的所有登陆地点稳步推进。敌人的抵抗被打破了……英法军队正在乘胜向前推进。”一位与斯托一起采访的美国摄影师看着他感叹道：“耶稣啊，那些家伙怎么了，他们疯了吗？”

在赖斯掌舵的时期，BBC与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在被战争**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一样，都是脱节的。正如一名雇员所记得的那样，在战争开始之前，那是“一个愉快而舒适、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远离商业和冲突的世界”。为了确保这个高调的气氛，那些嗓音中往往带有“一种精致、平稳、无可挑剔的牛津口音”的BBC播音员们接到指令，要穿戴晚礼服坐在麦克风前播音。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爱德华·R. 默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刚刚抵达伦敦后与赖斯会晤时明确表示，他和他的美国广播公司无意采用BBC自说自话的态度。“我希望我们的节目不是只为读书人的，我希望它们脚踏实地，并能被街头的人们所理解。” 赖斯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回答说：“那你就得把收音机拽到海德公园演讲者那种水平了。” 默罗点了点头，说道：“就想那样干。”

BBC象牙塔式的态度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不久就改变了。最直接的改变是看得见的：沙袋堆积在BBC总部和广播电台的四周，手持步枪的哨兵守卫在巨大的青铜大门两边；建筑大楼内典雅的艺术装饰被钢隔板和气密门分开了，错视画派的壁画也被厚厚的隔音挡板遮盖起来了；音乐厅的座位被拆除了，建起了一个巨大的雇员宿舍，舞台和坐池地上放满了床垫。播音员也不再戴着黑领结播新闻了。一位BBC的文字作者说：“这是礼服衬衫广播电台传统的结束。”

与表面上的急剧改变一样，BBC在态度和风格上的转变也是革命性的。当赖斯于1940年初被任命为政府的新的信息部门的负责人之后，公司开始了非同寻常的变化。当战争即将结束时它已经成了英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

在新闻编辑室里，聘用了一大批新的制作人和编辑，其中许多人原来是报纸记者，他们带来了一股能量和对新闻的**。克拉克（R. T. Clark）是一位传统型的学者和《 曼彻斯特监护人》的前编辑，他被指定负责国内新闻服务。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嘴唇上老是叼着一根香烟的克拉克，在向他的工作人员通报时说明了BBC新闻政策中的一波震**。当时他说：“弟兄们，现在战争来临了，你的工作就是说实话。如果你不能确定那是否真实，那就不要用它。”他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在我看来，增强士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他们真相。没有其他东西，只是真相，即便真相是可怕的。”

克拉克的理念不仅受到新员工们的欢迎，还受到一批被称为“战争贩子”并已经在BBC工作的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公开批评他们的雇主在操纵新闻————拒绝广播针对张伯伦政府的负面消息。可以说最直言不讳的“战争贩子”是一个高大、黑发、精力充沛的人， 名叫诺埃尔·纽瑟姆（Noel Newsome）。用BBC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的话来说，作为公司新的欧洲电台的负责人，他是“所有战时BBC工作人员中最勤劳、最活跃、最具想象力的人”。

34岁的纽瑟姆是来自萨默塞特的乡村医生的儿子，他曾在牛津学习，并在那里获得了现代史的一等学位。在《 每日电讯报》担任版块编辑，并为《每日邮报》担任驻外记者多年之后，他成为《每日电讯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并立即公开反对张伯伦政府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纽瑟姆在战争开始前两天被BBC雇用。他反对政府将广播新闻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而当时广播新闻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英国官方的观点。像克拉克一样，纽瑟姆主张准确的报道。当政府在关于挪威发生的情况上误导了BBC和其他媒体时，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说：“我不得不强烈地反对，我们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

在敦促BBC和政府让欧洲电台具有编辑独立性的同时，纽瑟姆指示他的下属在工作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拥有了编辑独立性那样。纽瑟姆的战时助理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说：“纽瑟姆设定了风格，并定下了调门。”布洛克后来成了英国最著名的战后历史学家之一，他援引纽瑟姆的话说：“我们在这个战争时期必须做到的就是当英国处于防御的时候，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誉。如果那是一场灾难，我们会在德国人宣布之前加以广播……而当潮流转向，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将会相信我们。”

大多数英国决策者们认为BBC应该传播政府的声音。帝国国防委员会是白厅的一个协调国防战略的小组，它在1935年宣布，在战争时期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广播和 BBC”。有趣的是，这个观点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尽管作为一个绥靖政策的敌人，他在战前的那些日子里一直被禁止上广播。但他却在1939年9月成为张伯伦的海军大臣，重新加入政府之后成了让 BBC充当政府宣传工具的最热心支持者之一。事实上，作为海军大臣，他应对报纸和BBC发出的虚假、乐观的挪威军事行动报道负直接责任。

当他成为首相以后，丘吉尔继续反对BBC应保持独立的想法。在担任首相初期时他曾告诉下属，BBC“是大门里面的敌人，造成更多的是伤害而不是益处”。在另一个场合，他把BBC称为“主要中立者之一”。然而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抱怨，丘吉尔最终还是决定政府不应对BBC进行控制，这主要归功于首相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在1941年7月被任命为新闻部长的布伦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的影响力。布莱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BBC的独立性，由他全面负责新闻事务之后，白厅对BBC的控制就相当宽松了。虽然白厅任命了两名顾问来监管所有的娱乐和新闻节目，但他们的监管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

在后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在BBC的新闻工作者、信息部和英国战时宣传机构的政治战事执政官之间，毫无疑问会有激烈的斗争。但尽管如此，总的来说BBC成功地在以后的战争期间与政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在BBC的欧洲电台里，创新和激奋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广播方面的新手，赶上了这次盛大的试炼，为纳粹统治下的数百万人民带来真相和希望。英国人与被剥夺了家园的欧洲人齐聚一处。记者、小说家、诗人、演员、大学教授、商人、哲学家和前军官等，都在一个战前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中一起合作。在去BBC之前曾担任过丘吉尔研究助理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艾伦·布洛克记得，这就是他活过的时代。他补充说道，在欧洲电台工作就好像“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活着见证历史，在历史中活着”。

当布洛克加入BBC时，欧洲电台只建立了两年。在1938年之前，由于英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事务的漠视，BBC仅用英语播出。当1938年9月BBC开始向欧洲广播时，播出的节目第一次使用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播出的是内维尔·张伯伦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表达的中心意思还是英国不会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与纳粹德国开战。

当战争爆发时，BBC的国际业务仍然相对较小，只播出七种语言。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它就爆炸式地成长为45种语言，其中一半是面向欧洲的。较大的语种，如法语和德语，每天广播五个小时，包括流亡的国家元首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的讲话或访谈。但对于这些部门而言，新闻是广播的核心部分。艾伦·布洛克回忆说，那就是“摇滚”—— “当人们经受着非常大的危险和困难来收听你的节目时，他们想要听的就是新闻。”

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欧洲电台的“特立独行者们”投入了一场战争。一位旁观者曾说道：“他们唯一的武器是机智、信息、**和他们赢得胜利的信念。”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即便是在伦敦大轰炸的混乱情况下，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直到1940年底，欧洲电台是建在广播电台大楼里的，那栋大楼成了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主要标志和目标。1940年10月中旬，一颗炸弹落入了BBC总部，炸毁了音乐资料室和几间工作室，造成七名员工死亡。不到两个月后，大楼又被炸中了。除了设置在广播电台大楼底层的国内新闻服务部外，BBC的主要部门都撤离到了伦敦或英国其他地区的建筑物里。

欧洲电台先搬去了位于伦敦西区麦达谷附近一个有着整片玻璃屋顶的废弃的溜冰场。在轰炸袭击时，置身于玻璃屋顶底下令人感到害怕。诺埃尔·纽瑟姆曾说过，“我们像挤在圈棚里的牛一样，在一个随时可能成为屠宰场的”凑合的小办公室里工作。三个月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搬到了布什大楼，那是在伦敦金融中心附近的一座白色砂岩“巨兽”，这才让他放下心来。BBC的欧洲电台从此就留在那里了——而BBC的世界电台也在1958年搬到了那里，一直待到2012年（欧洲电台转移到布什大楼两个月后，麦达谷的溜冰场被炸弹直接命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作者注）。

布什大楼的外观十分壮观。巨大的柱子和拱门，高耸的中央大厅，大理石的楼梯和铜门的电梯，是1920年代世界上最昂贵的办公楼。可悲的是，BBC的工作人员没有机会享受其楼层里宽敞的房间和优雅的装饰艺术。由于轰炸的威胁，他们被迫挤在地下室里，在兔子窝般的走廊里穿梭，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工作。

沉闷的临时播音室也很小，通常笼罩在香烟的烟雾之中。为了改善音响效果，帆布覆盖的屏幕被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一盏油灯被放在门边，以防万一炸弹切断了电源，熄灭了灯光。有一天，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带到了布什大楼的地下室准备作一次广播，他惊讶地看着四周的破败不堪，问陪同他的BBC工作人员：“人们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工作的吧？”

但实际上人们一直是在那里工作。而且看上去大多数人都喜欢那种沸腾的、带一点混乱嘈杂的气氛。战争期间在那里工作过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把它描绘为“介于女子学校和疯人庇护中心之间”的气氛。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和客座广播员进进出出，根本无法追寻他们的行踪。有一天当哈康国王到那儿准备进行一次广播时，见过无数要员的接待员问他：“对不起，亲爱的，你说你是哪儿的国王？”

那些为欧洲电台工作的人标榜自己是“布什人”，认为自己是与BBC国内新闻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同的一个种群——那些人“看上去似乎非常闷闷不乐”。BBC制作人兼执行官罗宾·斯科特（Robin Scott）是在欧洲电台开始为公司工作的。他说：“我们是如何独立于总部的会令人好奇。我觉得他们在广播的游戏中不及布什大楼的人那么聪明。布什大楼中的人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塑造了广播的未来。”

每个国家部门都有自己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通常是英国人和那个国家的人编在一起。英国人负责编写新闻稿并担任语言主管，以确保新闻稿的翻译准确无误，而翻译和播音员通常都是来自他们正为之广播的国家。为了确保播音不会偏离讲稿的文字，语言主管把手指放在控制室的一个开关上，随时准备切断广播，以防万一发生像艾伦·布洛克开玩笑地说过的情况，一些播音员“会突然喊出‘嘿，希特勒’”。

那个切换开关几乎从未使用过。尽管如此，具有独立思想的外籍员工和他们同样努力的英国主管之间经常会在广播前就广播的内容或其他与新闻无关的事情发生冲突。一些流亡政府被允许设置自己的广播节目，但他们必须提前提交脚本。布洛克说：“我们非常非常地小心他们会说些什么。我们强制执行的与正常的审查制度（为了安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政治审查。”布洛克补充说道，因为不满这样的控制，一些欧洲来的工作人员对英国人极为蔑视，他们认为英国人“不知所以，对欧洲一无所知。但最终，所有的分歧和争议都消失了。与每个人都有的共同目标相比，那些分歧是微不足道的，而伦敦的广播也终于开始了”。

对于国家元首和被占领欧洲的其他政要，BBC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与他们的同胞重新建立联系。在某些国家里，他们国家的民众对他们的信心由于他们在德国入侵后的突然离去而受到严重的冲击。哈康国王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当一批挪威议员在德国占领者的压力下要求哈康退位，将权力移交给由德国控制的管理机构时，哈康于1940年7月在BBC发表了广播讲话。在向挪威播出的BBC广播中，国王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就像他在4月曾经拒绝希特勒将权力转交给维德孔·吉斯林的最后通牒一样。

在向他的人民解释了他和他的政府并不是因为恐惧或怯懦出走，而是为了继续战斗之后，哈康带着几分**，以浑厚而冷静的语调宣告：“对我来说，挪威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是宪法规定的第一条诫命……作为国王，我的余生将遵奉这条诫命。我今天是这样说的，我一生都会这样说：一切为了挪威！”

成千上万的挪威人听到了国王的广播讲话，他的讲话稿复制件被秘密地散发给了那些没有收音机的人。面对哈康拒绝退位，挪威议员们退出了与德国人的谈判，国王再次成为挪威抵抗德国的焦点。在那次广播讲话之后不久，年轻的挪威抵抗运动就将代表哈康的字母组合作为反对德国人的象征。到处都是“H7”（哈康七世）的涂抹——在政府大楼、学校入口、谷仓、监狱牢房的墙上，甚至在山崖的峭壁上。一封名为“挪威人的十大诫命”的地下传递信件在挪威各地广为流传，其中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尔等必须服从你们选出的哈康国王”。

由于BBC，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年轻的荷兰法律系学生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的感受代表了许多荷兰人当时的想法。他回忆说，威廉明娜无处不在，“自从我们出生那天起，她就成了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当她在1940年5月出逃到伦敦时，罗尔泽马的第一反应是对她的愤怒：“匆忙地抛弃了我们。让她下地狱吧！”当他开始收听女王在BBC的荷兰频道橙色无线电台上的广播讲话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女王离开这个国家显然是正确的。我们认识到她作出那个决定的智慧，并对我们当时对那个消息作出的带有暴力色彩的第一反应感到抱歉！”

像哈康一样，威廉明娜迅速成为她的国家抵抗运动的灵魂。当挪威国王在BBC发表的讲话严肃并庄严时，威廉明娜的讲话则火热而**，充满了强烈的人性。荷兰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遥远的、见不到的、统治了他们40多年的女人。威廉明娜在她抵达英国后第一天在白金汉宫制作的第一个广播节目中就明确表示：她永远不会与那个被她称之为“人类的敌人”——希特勒妥协，更不用提他的“犯罪团伙 ”或与德军合作的那些荷兰“歹徒”。

荷兰作家亨利·范·德·泽（Henri van der Zee）回忆说：“她的演讲是我们生活中的亮点，尤其当她抨击德国人和荷兰的纳粹时更是如此。”在荷兰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威廉明娜年幼的孙女们被禁止在收音机上听她的演讲，因为她在谈到纳粹时使用了粗俗的语言。据德文翻译透露，当德国当局没收了荷兰女王的宫殿和其他财产以报复她的反纳粹攻击时，威廉明娜在下一次广播中以“令人震惊的恶毒言语”发泄了她的愤怒。

作为与奥兰治家族保持一致的一种象征，橙色成为荷兰民族的主要色彩——服装、旗帜、海报，甚至鲜花（万寿菊是无所不在的）。1940年6月29日是女王的女婿伯恩哈德（Bernhard）亲王的生日，数千名海牙民众不畏纳粹的高压，唱着向王子表示祝贺的歌曲，在女王宫殿前面的奥兰治的威廉雕像前放下鲜花。

对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来说，BBC的广播明星不是前国家元首爱德华·贝内什，一位冰冷、严肃的原哲学教授，而是54岁的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在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曾经担任过捷克外交使团的负责人。他比战争期间在伦敦的所有欧洲流亡者都了解英国，他后来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部长。扬的父亲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 Masaryk）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父和首任总统，他在1918年将捷克斯洛伐克放到了地图上。在20世纪30—40年代，扬的工作一直是在公众眼中确保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着“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传染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身材高大、秃顶的扬·马萨里克是伦敦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之一。他吸引了众多的记者、社会名媛和外交部的高层官员们，并让他们着迷。他年轻时在美国生活过好几年，曾和芝加哥一位富有的制造商的女儿有过短暂的婚姻，说英语时带有美式口音。他是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家和讲故事的高手。他温和、机智、放言不羁，女性对他似乎难以抗拒。他的一位英国朋友曾说过，“只要扬一走进房间，社交界就全倒在他的脚下了”。然而，在那个彬彬有礼并显得轻松的外表下，是一个认真、敏感、高素质的政治家和播音员。事实上，许多人认为除了丘吉尔之外，他是战时最有影响力的盟国播音员。

扬·马萨里克对他的同胞的第一次广播是以这些充满斗志的话语开始的： “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消灭纳粹的战斗已经开始！我以我们家族的名义向你们庄严宣告：我们将赢得战斗，真理将最终获胜！”他使用简单、亲切的语言，即使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也能够理解。他在接下来的广播中使用了同样的语调将希望、鼓舞和幽默感混合在一起。在提到纳粹领导人个人时，扬·马萨里克并不拒绝使用粗鲁的语言。在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访问了布拉格的一个剧院后，扬说，他希望“剧院的某位老勤务会在戈培尔用过的包厢里点燃一支有香味的蜡烛，在他离开之后对那个地方进行熏蒸”。

扬·马萨里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昵称是“洪扎”，这也是著名的捷克童话故事《洪扎的故事》中的主角的名字。在他广受欢迎的广播开始之后不久，在布拉格的墙上就出现了带有这样字眼的海报“今晚九点半收听洪扎的故事”。德国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海报的真实含义。

在1938年，扬·马萨里克对英国在慕尼黑协议中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愤怒。他告诉内维尔·张伯伦和外交部部长哈利法克斯：“如果你们牺牲了我的国家就能维护世界和平的话，我将会是第一个站出来赞扬你的人。但是，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先生们，让上帝来拯救你们的灵魂吧！”然而尽管被出卖，马萨里克从未失去对英国的爱。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中，他一再向英国人民的勇气、决心和崇高的理念表达敬意。在一次广播中他告诉他的同胞们说：“英国人有焦虑，但他们绝不害怕！”

尽管德国在每个被占领的国家里都禁止收听BBC的广播，但至少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在对西欧国家——挪威、比利时、荷兰、 法国和卢森堡的违法者们进行的处罚上，他们还是相对宽松的。然而当一切变得十分清晰，收听BBC的广播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国家的全民爱好时，德国人就开始施行打击了。销售和使用无线电被定为非法的行为，并对被抓到的人施加越来越高的罚款和监禁刑罚。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对违反了销售和使用无线电禁令或其他禁令的处罚更为严厉。在纳粹看来，波兰人和捷克人像其他斯拉夫国家的人一样，是低劣的次等民族。希特勒的观点是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只是为了让 “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能扩展疆土。在这两个国家里，收听BBC广播将被判处死刑。在捷克斯洛伐克，禁令的执行至少在战争的初期并不是那么严格。但在波兰，这个与德国结怨几百年的宿敌国家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恐怖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曾说过，没有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像波兰那样“承受了德国人施加的如此可怕的残暴、酷刑和完全没有人性的对待”。

对于第三帝国来说，消灭波兰这个民族及其国家，摧毁他们的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是它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占领者关闭了波兰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及广播系统，所有的收音机都被没收了。然而，有几千架收音机被藏了起来，大多数在波兰抵抗运动成员的手中。他们仍坚持收听BBC的广播，即使知道如果被德国人发现会被立即枪毙。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新闻节目，他们记录下新闻后，印刷在150多份地下报纸上，在整个波兰境内秘密传递。

当知道许多听众是冒着生命危险打开收音机收听他们广播时，这就成了在整个战争期间BBC欧洲电台面临的重大挑战，也让播音者们感到了身负的巨大责任。然而在1940年，让他们进退维谷的最直接的挑战是如何对待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和备受羞辱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