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赫尔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方才写完了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实，在案头工作方面，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快手。去年年底，他给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卡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篇幅虽然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报告的两倍，但时间只花了完成后者的一半。

这似乎与内容有关系。

在私人信件中，赫尔利以滔滔不绝的笔底波澜，描述了史迪威离职和他自己擢升的重要意义。那热情奔放的言辞，那斩钉截铁的保证，仿佛他比蒋介石还要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国民党的事业。对于中国政治冲突的性质，他则懒洋洋地说，共产党人不是问题的所在，他们不过同国民党人一样，是一批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权力争夺者。于是，他夸下海口道，不到一个月他就可以完成‘在现政府领导下统一中国’的光荣使命。

然而，大半年了，赫尔利的胸膛上既没有增加一枚勋章，肩膀上也没有增加一朵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国的行为和这种行为的性质，使美国舆论界产生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他是不是在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先斩后奏？他是否仅仅是一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笨蛋，一个最后招致不幸结局的冒充大人物的拙劣丑角？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赫尔利需要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反击。而写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便成了他紧紧握在手中的武器。因为至少在他看来，只要在报告中尽量突出谈判双方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不仅表明国共两党是相安无事的，而且表明中美关系也是相安无事的，从而最终达到表明自己简直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化身的目的。

不过，当愿望和现实并不是一码事的时候，做起来就十分困难了。赫尔利咬破笔杆，绞尽脑汁，始得以驻华大使馆的名义，在那份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谈判者同意他们将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复兴中国及制止内战而合作。双方同意支持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们又同意双方将拥护孙中山的学说，并将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民主的政府。共产党同意他们将承认国民党为控制政府的主要政党，并将在从目前的政府形式过渡到民主政权的时期内，与其合作。不少其他问题，包括释放政治犯，人身、言论、出版、信仰、集会与结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协议。”

当然，说话得有余地。这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而且能够暗示出他在其间的艰辛与努力。于是，赫尔利继续写道：

“还有两个重要点，会谈者尚未取得协议，虽然双方对于使协议的取得有可能曾经作出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主张在某些省内有任命、选择或选举省长之权利，而政府则认为直至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时为止，任命省长和官员的特权应属于共和国总统。”

“另一点双方已达成一种协议，但并未最后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国和平时期国家军队内的共产党部队的数量。政府指出目前计划要求一个包括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国民党认为是少数党的共产党却主张大约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

当这份报告进入总结阶段的时候，赫尔利觉得有必要向国务院展示一种美好的前景。这种前景不仅是属于重庆谈判的，更是属于他本人在中国的发展的：

“谈判人员之间的精神是良好的，中国两大党之间接近问题似乎正在进步中，只要会谈继续，内战的讨论和流言是会消失的。”

“此次会谈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谈将是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谈，当予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既然报告是以大使馆的名义写的，最后这几句话，赫尔利就好说了：

“双方曾对大使的合作与帮助表示深切的感激。他们同意在他们所提议的最后决议中列入一节，对于大使在促成会谈和在谈判过程中以调解者的地位所给予的一般帮助方面对中国的巨大贡献，表示谢意！”

就这样，呈交给国务院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总算在今日上午以密电的方式拍往华盛顿去了，在重庆，作为一种公开的表示，赫尔利则给桂园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他在大使馆内备下的午宴。

少顷，当三位共产党人如约前往，驱车直抵大使馆门前的时候，赫尔利早已迎候在石阶之下，直挺站立如同路旁的电线杆。

他现在弯下腰，亲手为毛泽东拉开车门：

“哈罗！见到你们，总是这样令人高兴。今天嘛正好是谈判休会的日子，所以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我的家乡的烤鸡，地地道道的俄克拉荷马风味呢……”

毛泽东微微笑道：

“大使先生的饭，我们是一定要吃的。不过，有道是，饱食不如宽坐。既然我们和国民党方面谈不下去了，何不趁此机会，和你好生叙谈叙谈呢？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建议，想必不会招致你的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赫尔利高翘着八字胡须，伸出了他那长长的手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去客厅吧.各位先生，请！”

赫尔利以他惯用的夸张的手法，摆出了这里的主人架势。刚刚在壁炉侧旁的沙发上落下屁股，他便猛地昂起脑袋，用一种轻佻的煞有介事的语调说：

“方才，当毛泽东先生告诉我，重庆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朋友，老实说，我在良心上顿然承受了一种痛苦的自责。不是么？倘若我能够对上一轮谈判的过程进行研究，倘若我能够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那么，这种谈不下去的局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唉唉，可以避免的局面，结果偏偏出现了！什么叫做终身遗憾？这就叫做终身遗憾呀……”

毛泽东坐在壁炉另一侧旁的沙发上，望着赫尔利滑稽而拙劣的表演，不觉想起了这位美国将军以总统特使的名义访问延安的时候，那高叫着印第安人战争口号的声音，那全然出乎意料的歇斯底里的举动。

不过，与当时的惊讶和惑然相反，毛泽东现在对付赫尔利的，除了那淡淡的微笑，还有随之而来的轻言细语：

“大使先生，在最后的期望尚未破灭以前，其实是用不着终身遗憾的。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这就是说，如果不是能够与否，而是你确实愿意对下一轮谈判的内容提供线索的话，那么，我想，正好周恩来先生在这里，王若飞先生也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把上一轮谈判的过程和盘托出以便你进行研究，从而促使重庆谈判有所进展呢？”

赫尔利的面孔刷地变得通红。为着遮掩尴尬之色，他在仰面大笑之余，竟一巴掌打在沙发扶手上：

“好事情，好事情！既然你们如此地信赖着我，那就让我试试看吧。当然，基于对国共双方利益的深刻的理解，关于上一轮谈判的过程，我只消知道部分议题的商谈情况就行了。譬如说，对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方面曾经告诉我说，可以新增加的代表名额确实有限，若重新遴选之名额中，除去妇女界与新闻界及其他团体请求增加之名额外，所余者为数极少。不知道这个问题上轮谈判涉及没有？如果涉及了的话，请问中共方面又是什么意见呢？”

赫尔利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转移到壁炉对面去了。他看看周恩来，又看看王若飞。然而，回答他的，依然是死死地盯住他的毛泽东：

“上轮谈判涉及了国民大会问题。中共代表提出两点意见。其一，国民大会势须延期召开；其二，国大代表应重选，并要求修改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实行民主自由与普选。不过，大使先生，这个问题只是上一轮谈判的五个议题之一。如果说这个问题，以及政治会议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双方仅作了一般性的商谈，从而不足以构成中断谈判的威胁的话，那么，上轮谈判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是否承认解放区。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上，你难道不愿意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么？”

“愿意，当然愿意，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愿意！”在毛泽东的无法抗拒的目光的逼视下，赫尔利显得烦燥与不安了，“可是国民党方面至今未能接受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案，事既如此，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你们又能够告诉我些什么呢？”

周恩来现在开始答话了。他双臂平放在沙发扶手上，越发显得徜徉恣肆，挥洒自如：

“是的，大使先生，正因为联合政府的方案不为中央所采纳，而委员长先生又一再指示我等应以革命精诚坦白之精神切实解决问题，所以便在一轮谈判中，直率地提出了有关解放区的几点意见。诚如你知道的那样，这几点意见早已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谈判方案的条款，并无任何字句上的增删，放在此间不必向你赘述了。然而，需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国民党方面强调的是——”周恩来抬起右臂，稍有晃动，却使得他那不卑不亢的语调顿时落地有声：“现在，在本党控制之下有十九个解放区，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民选政府。那么，我们对此一事实上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前次，为顾及事实，并本着互相让步之精神提出建议，而张治中先生则谓我等要求数省之主席乃为封建作法，我等实不能同意。虽然如此，吾人为顾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国其他地区未实行普选以前，不单独实行普选，所以才有了这次切合实际的提案，即主张某些地区已由中共负责者，由中共推荐主席，而其他党派仍可以参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如此，则即可促成彼此之团结与国家之统一。”

赫尔利托着腮帮，愣愣地听着。上身全然不动，下面高翘着的二郎腿，却极不耐烦地踢来踢去，仿佛在寻找对方的要害部位似的：

“那么，请问：中共方面的重划省区之议，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这才是有关解放区能否得到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王若飞说话了。他没有毛泽东的进攻的目光，也没有周恩来的稳健的手势，但他同样是敏锐而机智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他只有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方才能够像此间这样不失时机地启开那厚厚的嘴唇：

“大使先生有所不知，关于解放区问题，并非我方要求政府重划地区或分割省区，而是我方已有此种区划存在，且其所实行的减租减息与民选制度，亦已为当地人民所拥护。有鉴于此，王世杰先生曾主张有功之文武人员，政府也可以任用一点，犹不足以满足人民之期望。所以，我等以为欲解决解放区问题，惟有两种办法：一为普选，请中央承认人民所选举之地方政府；二如中央以为不能有少数省区实行此种特殊之制度，则惟有采取我等现提之办法。尚不知你以为然否？”

赫尔利哧哧地喘着粗气，一时无语。他先盯了王若飞一眼，继而转了转自己的眼珠，最后拉长脖子，声嘶力竭地道：

“国民党方面不是有过建议了吗！在各收复区成立一个人事整理机构，这难道就不能成为解决地区问题的一个办法吗？”

“这个办法既然来自国民党方面而并非大使先生的建议，我们就无须乎在这里讨论什么地区问题了。因为本党重划省区之议，亦已向中央有过提案——”

周恩来不无揶揄地朝赫尔利笑了笑。为着顾全这位外交官的面子，他试图用极为平静的语言，来缓和一下大使馆里的气氛：

“当然，我还是以为我方的办法切合实际。中央如能采纳，自不必形诸文字形式，有一致的协商与决定即可。总之，关于解放区问题，我党在尽量让步，以期依据中央统一之政令，求得问题之解决，以促成两党之合作。”

殊不料赫尔利无言以对之余，竟得寸进尺，恼羞成怒起来：

“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至少在我看来，政治是与军事相联系的。一省一区之内，有政治问题，也有军事问题。而军事问题能获解决，则其他问题也必然能获解决……”

赫尔利的吼声突然被毛泽东的笑声打断了。当他圆睁双眼、定睛看时，才发现这位共产党领袖早已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

“你笑什么？”赫尔利问毛泽东。毛泽东依然打着哈哈道：

“我笑你太不了解我们了，大使先生。老实说，如果恫吓可以征服我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区啦！当然，这兴许不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在于，当委员长先生政治上已陷入被动，甚而至于已经掉入不能自拔的旋涡的时候，你却彻底地拉下了‘居中调停’的假面具，硬要去充当什么救命稻草。须知，你是救不了什么人的。中国人的事情，全靠中国人自己来办！”

赫尔利浑身颤抖着，脸色由红转青，眼圈由青转黑。隔了半晌，他才从牙缝里迸出一股冷飕飕的声音：

“好，好，毛泽东先生，这句话可是你亲口讲出来的！以后若是要追究究竟是何人破坏了重庆谈判的话，请你不要推卸属于自己的责任。至于我的责任嘛，我想，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需要尽快地回国述职了。因此，从明天开始，但凡谈判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们不要来找我，也不要去找委员长先生。谈与不谈，谈这谈那，都请直接和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张群先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