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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时分,散步行至延安南门外新市场的时候,毛泽东被人们自发的庆祝抗战胜利集会上的情景感动了:卖水果的农民把成筐的花红果子拿起来抛向空中,喊着让大家吃“胜利果实”;学生跑回学校,把枕头下的棉袄取出来,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在乡间小道游行……

触景生情,想到蒋介石既定的挑起内战的方针和行径,毛泽东不仅替农民和学生后悔,就是他自己,也不免憋了一肚子窝囊气。

收到蒋介石要他去重庆谈判的电报,如果说第一眼是吃惊,第二眼是疑惑,那么第三眼便看穿了这是个手法并不高明的缓兵之计。

于是,他再次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在那篇长长的电文里,他不仅更加彻底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而且更加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要求。然后,作为礼义上的答复,他在另一封短短的电报上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忍让了。

但,就在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电报刚刚拍走的时候,他从重庆电台里,收听到了蒋介石的发言人头天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在讲到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了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这位发言人居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

毛泽东忍无可忍了!他当即铺上稿纸,蘸着满腔愤怒,为新华社写了篇《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文章,然后立即通过延安电台广播出去:

“……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

文章的笔法是辛辣而尖刻的: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种无异于挖祖坟的无情的揭露与还击,有可能使蒋介石按捺不住。而蒋介石一旦有了咬牙切齿的动作,揭露与还击他的,就不止是自己的文章和延安的声音了。

毛泽东等待着。

四天以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等来了蒋介石给他的第二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电报是周恩来送进窑洞的。

他刚从重庆电台广播的中央社新闻电中,记录了这份电报的全文。

“主席,除此而外,重庆电台还广播了《大公报》社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

“又是这家《大公报》!”毛泽东笑了笑,显示出比蒋介石的电报更加浓厚的兴趣,“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性报纸,它又为蒋介石敲了些什么边鼓呢?”

周恩来回答说:

“它自然对蒋介石的哿电表示了全面的支持。不过,这篇社论的结尾是这样说的,‘最后,我们愿附带表示一点希望。大家既然都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前来重庆,就先要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与环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各方面都应该持重莫发’。”

“好哇,《大公报》的希望变成了巴掌,不偏不倚打到蒋介石的嘴巴上啦!一方面,他要我们的朱总司令‘恪遵军令’另一方面,他以一道大错特错的命令,扰乱了他所侈谈的军令统一、步骤一致;一方面,他邀请我去重庆共商国是,另一方面,他通过他的发言人,诅咒我们是‘人民之公敌’你看看,这就是蒋介石为我保持的空气与环境——”毛泽东忽然问周恩来,“《新华日报》怎么没有发表社论呢?”

“我已通过电台询问了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忿忿不平地道,“《新华日报》的社论已经写好,题目叫做《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可是尚未来得及送报社印刷厂,这篇社论就被重庆新闻检查所扣押了。为此,《新华日报》在今天的报纸上开了天窗。”

毛泽东将手臂猛力一挥:

“这个天窗开得好!国民党不是规定,报纸的新闻言论被扣押后,报社要另找材料填补空白,不准许开天窗吗?对不起,这个天窗今天我们开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恩来同志,请你通过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转告《新华日报》全体同志,就说我感谢他们,感谢他们针锋相对的勇气和决心……”

翌日,当周恩来再次走进毛泽东的窑洞的时候,他竟差一点和正走出窑洞的毛泽东撞个满怀。

毛泽东退回木椅,抢先说话道:

“我正要去找你哩,恩来同志。你说奇不奇怪,我今天突然收到胡适的一封电报。而且,这封电报是他请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代为发出的。因为如此,他给王世杰有过一封信,而这封信也被王世杰照样拍来了!”

周恩来接过两张电稿。

胡适给王世杰的信是:

“雪艇兄: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 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

胡适给毛泽东的电报是: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

周恩来把电报递还给毛泽东的时候,忍不住开了一句玩笑:

“主席,胡适教授如此‘大胆假设’这般‘小心求证’,倘若你又给他个未知数的话,他如何向他的蒋委员长报得了答案呢?”

毛泽东也笑了:

“这回我要给他个已知数。方便的时候,我将亲口告诉他,他的改良主义也罢,实用主义也罢,统统与中国的前途无缘。而他的庸俗进化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的天敌!”

“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在教授手里,而在我们的人民手里。”周恩来不无感慨地道,“主席,我来告诉你的,正是重庆的一位普通读者写给《新华日报》编者的信。我觉得,如同这封信的题目《解决问题的关键》那样,关于重庆谈判,我们的人民确实是很有见解的——”

周恩来边说边从衣袋里取出来自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电稿。

毛泽东捧在手里,读出声来:

“蒋委员长愿意和毛泽东先生共商国是,本来是很好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政府当局应马上实行各种民主改革,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给人民各种自由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谈判都将是空的,毛先生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政府当局 是 否 肯 实行民主,不决定于毛先生,如果政府当局肯真正实行民主,那么,即使毛先生不出来,问题也一样可以解决。一方面要求民主,一方面却要坚持专制,南辕北辙,是怎样也谈不好的,过去周恩来先生等出来,不是也谈过多次吗?结果不是越谈越远吗?”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读到,“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这里面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说,如果毛先生不出来,那么,就是毛先生的不是了,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破坏团结等等的罪名都往共产党身上推了。可是,我要请问一下那些说空话的先生们: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哪里?叶挺在哪里?廖承志在哪里?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连合法的地位都没有,在特务横行、老百姓连半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叫毛先生怎样出来呢?什么‘祥和之气’‘宽大之心’在这些事实面前,就完全暴露出它的血淋淋的原形了。”

读毕,毛泽东竟久久无语。

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见状,他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呵,人民把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可是,我们现在又能够告诉人民什么呢?”

毛泽东涨红着脸,一拳击在桌子上:

“按照我的脾气,我是打算把一切都公之于众的。包括杜鲁门的第一号通令中,指定蒋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的权力,这样,根据美国人的命令,我们就没有资格分享长期为之斗争的胜利果实了;包括魏德迈在给我的信里,摆出一副既要遏制我们,又要避免内战的伪善面孔,居然要让美军观察组附属于我们的部队,以检核我们的行动;甚至包括斯大林目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极端模棱两可的政策,以致已经使我们根本吃不准苏联人在战后的中国,究竟将扮演什么角色……”

周恩来点点头,神色也冷峻下来: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我们所预料到的。主席前几天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已经估计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当我们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时日,并预料以后的日子将更加艰难的时候,除了把情况如实地告诉给干部而外,我们没有必要让人民来替我们承担压力。就是说,我们必须忍辱负重,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潮流的。”

“你说得很对,恩来同志。我们必须忍辱负重,但同时必须轻装上阵。因为前者毕竟是被动的,而后者才是一种主动的进攻——”

毛泽东雍容镇定地说:

“就重庆谈判而言,我们固然不可能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然而,如果这正是避免发生内战的一种办法,而且,如果能够与国民党达成某种协议,以保证解放区不受侵犯并得到合法承认,那么从长远的观点看,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再有,美国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已经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可能性,举行谈判,也许可以使华盛顿感到它应当放慢调遣国民党军队的步伐,并限制对蒋介石援助的数额。甚至我们有理由告诉杜鲁门,如果可能的话,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们始终是愿意与美国合作的。”

周恩来稍有思忖道: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那么,蒋介石给你拍来的第二封电报,我们该怎样答复,在什么时间答复呢?”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道:

“要去的话,我意还是先由你去为好。复电就这样告诉蒋介石。至于何时复电,我看是否稍候一两天,等宋子文返回重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