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寓所坐落在嘉陵江畔的一条深巷子里,连客房都和他的身材一样,那么单薄,那么瘦小。然而,初夏时节,窗外但见白帆点点,屋内更有高朋满座。
这天清早,客人一下子来了六位。六位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脸圆而微胖的是黄炎培。穿一身浅色中山装,虽年逾花甲,但显得神采飞扬,精力旺盛。这位满清末年的秀才,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专攻教育,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了江苏省教育司长,以后赴美考察,回国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从而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派别——职教派;
蓄胡子穿长衫的是章伯钧。大革命前曾任安徽宣城中学校长,以后留学德国,与朱德相识,遂加入了共产党。武汉“清共”后,参加南昌起义,随叶挺、贺龙南下湖汕,失败回沪,继而脱离共产党。再后拥护邓演达,在柏林组织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数年之后,首先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将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冷遹又高又瘦,亦着长衫。安徽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大元帅府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两广参议厅厅长、广东政府内务次长。他同黄炎培朝夕相处,也是职教派的领导人之一;
傅斯年是个矮胖子,西装革履,一副学者派头。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还被国民党聘为三青团中央评议员;
同样西装革履,却显得迂腐老成的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大革命时期,该党曾与东北军阀勾结,残害进步力量,直到抗日战争中期,左舜生的政治态度始得渐转开明。各抗战党派联合组成民主政团同盟时,他当选为负责人之一,此同盟改名民主同盟后,他担任代理主席;
王云五的穿着稍显特别:长袍马褂在身,鼻梁上却架有一副金丝眼镜。这位昔时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还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佥事、代理司长,以后才出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编辑直至现在的总经理。
此刻,客人已经坐了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主人今日既没有客套寒暄,也没有吩咐茶水。反倒背对众人,独自伫立在窗前。
黄炎培紧锁愁眉道:
“慧僧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呵。其实,见了《中央日报》所载《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后,我想,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大敌当前,国共对立却如此尖锐,怎不教国人无所适从,惶惶然不可终日!当然,我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有的,至于什么办法才好,吾等特意登门求教。”
“我料到诸公今日要来的,可是来有何用呢?”褚辅成慢慢转过身,叹了口气道,“该说的都说了,民主同盟还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可是说了人家不听,你有什么办法!”
褚辅成面朝黄炎培:
“就说你任之(黄炎培字任之)兄吧,调停国共关系的事情还做少了么?去年与诸公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今年又联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尤其是近期由你个人名义发表的《致国民党诸友好的公开信》,我以为便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章伯钧频频点头道:
“好就好在任之兄关于‘三大合作’的规范:国民党与各党派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政府与全国民众合作。这就打破了国民党一手遮天的格局,为结束一党专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至于当局听不听的问题,我想,我们讲话得有个场合,人家听话也得有个机会呀!”
“这个机会你就不要等啦。”傅斯年的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不错的,我也相信将来国民党必须同各党派合作但是合作来合作去,总是得由国民党居领导地位。这对于有的党派来说,可以接受,甚至巴心不得,可是对于共产党,嘿嘿,事情恐怕就不那么好办啰?”
左舜生微微笑道:
“我倒很同意盂真(傅斯年字孟真)兄的说法。因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里头,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诸位听清楚了吧,这圆桌会议的意思,就是不分上下前后,大家平起平坐。而且尤其需要明白的是,协议成立之前尚且如此认真,等到抗战建国成功之后,那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还不晓得怎么排个座次出来哩!”
冷遹望着左舜生:
“这就过分了,这就过分了!即便生意场中的买卖人,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就地还钱,中间还有个退让的余地嘛。依我之见,若是共产党能够高抬贵手,降低条件,说不定国共两党还真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矛盾,以达到团结抗战之目的哩……”
褚辅成忽地眼睛一亮:
“有了!有了御秋(冷遹字御秋)兄的提醒,我便有了新的办法——任之兄不是写了《致国民党诸友好的公开信》吗,我们何不请他再写个《致共产党诸友好的公开信》,把今日大家所议转告延安。抑或延安不便苟同,至少也能够让他们知道,有一部分参政员是始终愿为国共团结而努力的。”
“慧僧兄的办法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以为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黄炎培思忖片刻道,“其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应当致电延安,而不应当采取信函的方式。同时,电致毛泽东、周恩来二先生即可。其二,国共团结既为吾人共同愿望,电文自然当由在座诸公联名签发……”
“其三,电文宜短不宜长,细微末节,个中究竟,应由在渝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电告延安。”接话的是傅斯年,他朝黄炎培眨眨眼睛道,“任之兄和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共事多年。私交颇深,而王若飞正好是黄齐生的外甥,所以如何与王若飞商量,将是任之兄的事情。”
黄炎培故意正色道:
“孟真兄之命,泰山压顶不敢相违;奈何电文起草事,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代劳!”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傅斯年手快。笑声未落,他已拟定了电文全稿——
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巳冬
电报很快发出去了。
两周以后,正当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和左舜生再度聚集在嘉庐一号褚辅成寓所,为至今尚无延安复电而议论纷纷的时候,姗姗来迟的章伯钧手拿一张刚在路上买到的《新华日报》,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
“延安消息,延安消息!中共中央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黄炎培一把抓过报纸,望着赫然在目的通栏标题,禁不住大声武气地读起来:
“国民党政府决定今年7月7日召集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
“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
“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
“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黄炎培放下报纸,举目四望,满屋竟是千姿百态的情景:有人张口结舌,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唉声叹气,有人笑而无语,有人双目紧闭,似乎已经睡着了……
黄炎培只好用胳膊拐了拐身旁的左舜生:
“怎么不说话呢?你老兄的中国青年党不是被人称为‘醒狮派’吗?”
左舜生表情漠然地道:
“国共对立愈演愈烈,终于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事既如此,吾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按照国家主义的学说,此种情形还是可以解释的。那就是,中国已经山重水复……”
然而,两天以后,至少对于嘉庐一号的主人来说,是个柳暗花明的日子。这天清晨,褚辅成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给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复电——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政策,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欢迎我们到延安去……”喜出望外的褚辅成喃喃自语道。随即,他一拍大腿,满重庆奔走告人去了。
但是,好事多磨。
就在他们像打点行装那样,在国府路三〇九号中央研究院商量好带去延安的三条意见的时候,也不知是谁多了一句话,“既然我们是以参政员的身份去延安的,那么这三条意见就应该征得参政会议长,也就是蒋委员长的同意。”于是,他们拜托了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请他尽快把他们的意见面陈蒋介石。
第二天,邵力子如约到中央研究院回话,可是他的身后跟着王世杰。王世杰过去也当过参政会秘书长,现在却是新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邵力子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王世杰正好代替他回话:
“我先把你们的意见复述一遍。第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第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第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左舜生先生,听说这三条意见是你起草的,你看我复述当中有没有错误呀?”
“没有错误。”左舜生回答说。
“嗯嗯,既然复述当中没有错误,那么错误就在意见自身了。”王世杰脸色一沉,“你们也不想想看,这三条意见究竟是在替谁说话?若是替共产党,那么共产党的代表王若飞就在重庆,也轮不上你们。老实说,幸亏邵秘书长没有把事情直接面陈蒋委员长,不然的话,必大遭拂怒无疑!”
说完,王世杰扬长而去。
剩在国府路三〇九号的参政员们,或噤若寒蝉,或呆若木鸡,或咬牙切齿,或面面相觑……隔了半晌,左舜生才瓮声瓮气地说:
“散伙,散伙!妈的,这点意见都带不走,还去延安干什么?”
黄炎培摇摇头,自言自语道:
“碰壁须碰到壁,而今墙壁尚未见着,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裹足不前,撒手不干,岂不太小看了自己……”
褚辅成拍拍胸口:“对,法不治众,我们现在一起去见蒋委员长!”
黄炎培又摇摇头:“见蒋委员长之前,我们先去见赫尔利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