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整天，徐州“剿总”撤退的人流，仍然在萧县境内移动，离开徐州也不过50华里。已经乱得不像话。

文强好不容易在人流中发现第十三兵团的李参谋长，又是一问三不知，既不知司令官李弥所在地，也不知殿后留置的一个主力师是否仍驻在山头。接着，文强又在人流中发现李弥兵团的第九军军长黄淑，他是负责派出殿后留置部队的，一问，也同样张口结舌。只说没有发现共军追击部队，殿后留置的主力师可能撤走了。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杜聿明也摇头表示无可奈何。

舒适存和文强同坐一辆车，晚上躺下睡觉，他仰天长叹，低声对文强叫苦：

“命该如此！”

第三天又奔波了一整天，算是赶到了孟集宿营。这是个较大的集镇，据说是中共的“半解放”区，他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尽管总部已靠拢了第二兵团，有了第五军作为依靠，他们的心情轻松了些。

但是当晚却接连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

日落黄昏，总部准备在一户地主院落中借宿。第二处处长李剑虹、政工处长简洁、特务营长杜宝惠等人在检查周围环境时，发现后门外一座五层古塔（杜聿明记忆中是一座碉楼）内有人，便包围搜查，结果抓到七个农民模样的中共武工队员。

此事顿时惊动了总部。经过审讯，这几个人不承认是共军，只说是一小股游击队。李剑虹等人认为罪证确凿，主张立即处决，报告杜聿明后，杜聿明也当即批示“就地枪决”。

李剑虹与军法处长一起拿着杜聿明的批示来找文强签字执行。文强问明情况后，却认为这样轻易处决七个俘虏不妥，若按“图谋不轨”定罪，也还只是“未遂”，依法理应减刑，何况杀害俘虏还违反了国际公约。文强不顾有杜聿明批示在先，说服了李剑虹等人，毅然签了“暂缓执行”四个字。

以后，文强又以带着俘虏行军撤退不便为由，瞒着杜聿明，找机会把那几个俘虏放了。

——文强的这个处理，杜聿明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讨论释放第一批战犯时，杜聿明榜上有名，却因“杀害七个解放军俘虏”一事受阻。杜聿明懊丧地向文强提起此事，文强才含笑向他说出了真相。杜聿明这才知道，文强帮自己减少了一桩罪行。

就在这天深夜里，文强又被枪声从梦中惊醒，闻报是共军摸营打来了。

于是，特务营．监护营便朝着人声嘈杂之处乱枪射击。文强冒着严寒走出去，立在高墙下上下左右观察，只见星光点点，什么也没发现，只听到自己一方乱枪扫射的声音，却听不到对方反击的枪声，他断定是一场误会，才下令停止射击。不过已足足打了两个时辰了。

后来查清楚了，是由于通信兵查线，在黑夜中向业务兵取联络，业务兵高声喊叫：“来了！来了！”被人误听为“共军来了！”一场虚惊，直闹到东方发白。在集外露营的坦克兵、辎重兵被打伤了不少。

经这一折腾，杜聿明通夜未眠，邱清泉则红着眼睛大骂通信兵，并且威吓说要枪毙几个示众。

他还在杜聿明和文强等人面前夸口说，他吸取了在黄泛区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只要部队一进村镇，就把村民男女老少集中管制，谁想拉屎撒尿，也要喊报告，得到批准才能出去。他还说，有时把村民集中在几间大屋子里，反正两三天也饿不死人，否则谁知道哪个是八路哪个不是八路？

邱清泉一个劲哇啦啦，满口浙江温州官话，没有翻译，谁也不易听懂。

又走了两天，才到了河南永城东北的青龙集，已临近陈官庄，距黄维兵团被围的双堆集不满百里了。

在他们进军青龙集的途中，南京派来空军侦察，把侦察情报空投下来，指出共军追击部队正在与国军齐头并进，并说共军夜行军的速度快，预计一夜就能超越国军多少里，要他们谨防被共军“咬”住不放，或者被共军拦腰一击。

果然，第五军的郭寄谦师被“咬”住了。邱清泉对自己的嫡系部队是决不肯放弃的，为了解救这个师，不惜全力以赴，这又影响了三大兵团撤退转进的速度。否则，很可能先头部队早已靠拢黄维兵团了。

他们更感到遗憾的，是眼望着蒋纬国亲自领导训练出来的“铁牛”学校机械车辆，不能冲锋陷阵，却也杂在撤退大军中逃难，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械车辆在田野上爬行。有时遇到大河沟小桥梁无法越过，便在麦田里开路乱窜，甚至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只好丢掉了。现代化的武装，反而成了累赘的包袱。文强心想，前途更是小河纵横，机械化部队的命运已经未卜先知了。

6日傍晚，在休息的时候，舒适存为大军前途占卦。他不用牙牌和金钱课，而是用扑克牌“接龙”，接断了沉默不语，接通了笑容满面，认为大吉大利。

文强不屑地说，你这是苦中作乐，能依靠扑克牌决定命运吗？

从青龙集到双堆集，就是凭双脚跑，一天的急行军也可以赶到。要是交给机械化部队，最多不过两个小时的行程。

但是，此时却成了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

因为解放军进展神速，再加上原包围着黄维兵团的解放军，已对徐州“剿总”的撤退部队形成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