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人心惶惶，已到处传说总部要撤退。

一位行政督察专员前来求见杜聿明，杜聿明不见，要文强代为接见。那位满面愁容的专员，一见文强差点哭出声来，他说：

“总部走不了的官佐和眷属，到处嚎叫哭诉，我身为地方官，既不敢管，又不知如何安插，特来请示。”

文强正在动脑筋应付这位专员，不料自称是张治中将军胞弟的张市长也来为民请命，带刺地说，他身为市长，竟事前不知总部要撤退，总部撤退是否说明徐州也要放弃？他说他多次找谭司令，可他尽打官腔，希望见见杜副总座。文强也只好说：

“杜副总座忙于军务，由我代见。你们的来意我一定转报，希望以国事为重，不要听信谣言，刘总司令从蚌埠电令我们，对造谣生事的以军法从事。两位都是地方高级官员，有些事情可以自行裁夺，但要保守机密，才是上策。”

文强照样是用一派官腔把他们搪塞过去。

待这二人走后，文强向杜聿明作了汇报，杜聿明不无愧色地说：

“徐州撤退势在必行……我的责任重，你的责任也不轻。准备工作要暗暗布置，明天一早我再通知你要快办的事情。”

蒋介石梦想凭借“徐蚌会战”扭转战局，谁料被解放军抢先一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吞掉主力黄百韬兵团12万人，为展开“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

这一点，舒适存是早已看清楚了，但他知道官小言微，说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一次，他冷冷地对文强说：

“南京的决策人只会吹肥皂泡泡。”

他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又犯急躁病，动辄呵责勤务兵。

他的情绪，杜聿明也注意到了，一天晚上，杜聿明对文强说，他对舒适存有点不放心，要文强好好劝劝，就给他说“英雄行险道”的道理。杜聿明说：

“我自己半生就是这样闯出来的。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百战百败，可是垓下一战成功，便将项羽逼死了。我们这次还是有希望闯过去的，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其实，杜聿明此时已认定国民党将在一年左右失去天下。心力交瘁的他，并无长远打算，只是想撤出徐州，转移兵力，同时把被困在宿县的第十二兵团黄维部解救出来。

他仍根据老经验，认为共军刚刚吞下黄百韬兵团12万人，没有三个月消化不了。他还给文强举例说，济南战役结束，共军就是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消化掉王耀武的全部“礼品”。因此他认为，出其不意地撤出徐州，救出黄维兵团，集中优势兵力，凭恃淮河天险，还是大有可为的。杜聿明还感慨地说：

“江西十年剿共，也是在屡剿屡败之后，才迫使共军万里长征，最后他们才剩下两三万人。如果不是张、杨闹起了‘双十二事变’，共产党可能早就被消灭了……”

黄百韬兵团被歼，犹如砍掉了徐州的右臂。徐蚌段早被解放军切断。杜聿明急于打通这条退路，同时也为了抢救黄维兵团免遭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调动了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并肩向南猛攻。

经两昼夜激战，仍如东援碾庄圩一样，寸步难进。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紧追狠打下，至双堆集附近已被围困得寸步难移了。

蒋介石一天数次电话，限令杜聿明严厉督率所部驰援，“克日会师于符离集”。文强看到，每来一次电话，杜聿明就满头大汗，不知该怎么回答。转眼就过了好几个“克日”，会师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27日，反倒传来了十二兵团一一O师师长廖运周率该师主力起义“投共”的消息。

文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国事如麻，忧心如捣，终日与适公相对无语，可堪浩叹！”

28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将焦头烂额的杜聿明召去南京，宣布了新的命令：放弃徐州，迅速转移兵力，尔后解黄维兵团之围，达成确保首都外围安全的任务。

杜聿明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私下商量，认为在局面困难，无法调拨援兵的情况下，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如果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而“放弃徐州，出来再打”，那就会使三个兵团全部完蛋。顾祝同答应杜聿明照他的方案（只管撤退，暂不管救援黄维）执行。

杜聿明特别叮嘱顾祝同不要在会上讨论，因他怀疑作战厅长郭汝瑰有“通共”嫌疑。

杜聿明当晚即飞返徐州。深夜（即29日凌晨），他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召来总部，当面下达了于30日晚全部开始撤退的命令。舒适存和文强在座。参谋处长口头宣布命令，三言两语便罢。

三位兵团司令急急忙忙而来，又急急忙忙而去。看来都早已等着这道命令了。

杜聿明又宣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编两个直属纵队，第一纵队由文强兼任司令，所辖有总部的特务团．驻徐的宪兵团、工兵团、通讯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装甲车团，跟随总部转进；第二纵队司令为谭辅烈，所辖有地方武装部队、警察、铁道兵，也跟随总部转进。要他们征用徐州市城郊所有公私车辆，供撤退之用；要将徐州市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还要他们在大军安全撤离之后，把火车站的车头集中彻底破坏……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忙乱中，李弥不知怎么会向文强提起了大革命时期曾在四川万县杨森的二十军共事的旧话。文强当天日记中记载：“李弥司令系廿年前在万州之老朋友，今日他首先说出，相对一笑。回忆当年之幼稚，而今又是两鬓白，青春不再，可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