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到达陵川县城，刘进已准备好了招待所。让他们一行大吃大喝，开流水席。一开就是几十桌。连孙殿英也称呼着刘进的字号“建一”叹道：

“刘建一人小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文强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的游击队，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无非是来求见求官。名片有印黑字的，有印红字的，官衔一大堆。有的名片大到5寸见方。文强忍不住问刘进：

“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以用于封锁隔离，又可以多制造些麻烦。使八路军睡不上好觉。你不知道，这些大小头目都是地头蛇，比部队的南方人有用。吃掉点，喝掉点，算什么？”

文强这才明白原来如此。

第二天，刘进借口为副军长李蓬仙就职举行阅兵式，请孙殿英上台讲话。

孙殿英对着台下官兵，像个滑稽演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诸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孙麻子，又叫孙老殿。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你们军长叫我讲话，我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话讲多了不好，讲少了也不好。大道理你们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来啰嗦。我是老粗，也讲不成忠孝节义，就不讲了。”

说完，他以一个滑稽姿势行了举手礼，引得全场官兵哈哈大笑。

当晚，陵川党政军民各界头目在县教育局开会欢迎孙殿英，又多次鼓掌请他讲话。

他不得不起来讲话，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这些人面前竟变了样子，大讲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讲的竟是东陵盗宝的丑事，但他却把这事说成是“革命壮举”，是为祖宗报仇，为大汉同胞出一口冤气，说得慷慨激昂。听众最关心的是陵墓中宝物的情况，他却只字不提。

在回临淇的路上，孙殿英与文强谈起购办粮食的钱款时，无意中说：

“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指拨的专款一文不来也没有关系。我已交给建一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去支配……”

文强感到有些意外，追问孙殿英究竟送去了多少钱，孙殿英却不愿说，在文强问得紧时，他也只搪塞说那是新五军应摊垫之数，还转移话题说：

“建一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筹款不算一回事。”

直到孙殿英降日之后，文强才知道了这笔钱款的秘密。

回到临淇没有几天，文强就得知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汉奸报纸刊载了有关他和孙殿英此行的消息：《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

文强奇怪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才知道是孙殿英与日伪已有勾结，日伪在山上有特务电台。

孙殿英这次在陵川呆了一个星期，与刘进拉上了关系。回到临淇镇后，又不断与庞炳勋和刘进函电交驰，一会儿报喜一会儿报忧。

刘进自认为二十七军与新五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颇为得意，因而对孙殿英深信不疑。庞炳勋看到刘进无形中成了孙殿英的“尾巴”，也就自叹不如，遇到重大问题都要看孙殿英的眼色。

山上的重心不知不觉间移到了孙殿英身上。

就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中，1943年4月，日军对国民党军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第二次大扫**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