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前后，尽管连日阴雨未断，日军仍调集了三至五个师团的兵力，号称20万人，集结到国民党军所在的太行山东南端山麓，严密封锁公路铁路线，沿两年前对山上完成的封锁墙，封锁了山上的隘路。

大约经过一星期周密部署，日军于21日拂晓开始了对国民党军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分进合击”。

蒋介石十分关心这次反扫**战役。曾直接电令二十四集团军：

“须以必要兵力守备既设阵地及重要据点，依此侧击消耗敌人，并以有力兵团分别控制适当地点，相机实行逆袭，击灭突入之敌，确保太行山根据地为要。”

战斗打响前，文强随新五军军部驻在临淇镇。因对孙殿英不大放心，暗中作了一些应变准备。

20日，下了几天阴雨的天空忽然放晴了。正午，临淇镇上空出现了日军机群，前后三次盘旋侦察。文强预料到这是开始进攻的信号。

午饭后，他将带到山上来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大组：第一大组由宋波、孙义珍率领，带电台一部和足够一月的粮食、物资，到北山上潜伏。该组行踪对孙殿英绝对保密；第二大组由他亲自率领，准备随孙殿英行动。

为了对新五军前方情况有真实了解，文强还秘密派人在新五军军部通前方的电话线上搭了一个耳机，随时窃听孙殿英及其参谋长冯养田与前方指挥官的通话。

当晚，情报科长孙耕南和会计主任熊杰向文强汇报，他们从孙殿英一个姓谢的军需处长口里得知，孙殿英在离临淇镇不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坑，将军部禁押的十多个犯人活埋了。据说都是平日与孙殿英作对的人，大乱之时，不埋掉不行。

这个消息，像给文强心头压了一块石头，使他更加警觉和紧张起来。

21日拂晓，日军轰炸机群飞到临淇镇进行了一次盲目的投弹和扫射，但对新五军军部驻地却没有惊扰。

不一会儿，文强得知四天前向他领了经费并携带电台去平津地区建立情报组的李国安又回来了。文强正对此事生疑时，孙殿英已派了两个卫士骑马到北河沿村找到他，说前方情况紧急，要他立即到军部去会面，并要他带着所有人员一道到军部随他们行动。

文强带着他那一组人员到了孙殿英军部，见面后孙殿英却又说情况并不紧急，说他已接到塔岗口前线指挥官的电话，前方部队与日本兵拼刺刀，已将敌人几次冲锋打退，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和十几个日本兵。

文强听着他胡吹，表面上装作十分高兴的样子记录下来，拟就给洛阳、重庆汇报的电稿叫人发出去。实际上，文强已从窃听电话中得知，孙殿英已向前线指挥官杨明卿等人下令，不作抵抗，只对空放几枪，然后向预备阵地后撤。并告诉他们，李国安已经回来，已“接好了头”，等撤退到了预备阵地再听他的指示。

接着，孙殿英叫出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来见文强。这位据说曾做过天津《大公报》记者的李国安，装腔作势地对文强说，他在汤阴车站被日本兵扣留，花了一笔“运动费”才得以脱身。因而去平津的任务没有完成。

孙殿英在一旁说：“亏得李秘书机警，密电码没有被日本人搜出来，电台也另托人送走了，没有受到损失。花点运动费又算什么？算在我名下好了。”

孙殿英又告诉文强，为了躲避轰炸，决定军部连同文强的中央人员一起搬迁到离镇不到10华里的关帝庙。他又故作神秘地对文强说：

“真奇怪，山上刚打响，与彭城庞总部的电话就不通了，与二十七军也无法联络。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不是被汉奸特务破坏，就是有人故意割断。庞瘸子向来只顾自己。潞王坟车站他派代表与日本人开过会，还到处打电报洗白自己。我看现在这情形，不能说与潞王坟车站会议无关。老弟，你是聪明人，这样想过没有？你对庞老总怀疑过没有？平日没有听你说过呀！”

孙殿英这一居心叵测的发问，使文强联想起战斗打响前夜神秘的活埋案，不禁毛骨悚然。但他不让心头的恐惧感表露出来，镇定地以和缓的语气说：

“要防止日汪破坏山上的团结，以免动摇军心。华北敌后唯一根据地如果不保，你我都是有责任的。在目前情况下，要冷静来考虑问题。电话不通，要派员前往联络，还要限时接通。总部、军部相距不过五六十里，骑马半天也可打个来回……”

话没说完，孙殿英就不愉快地打断说：

“老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对庞老总没有成见。电话不通，我已派了联络参谋前往，一早去到正午还不见回来，不会是遇到了不测吧？”

说完，大概是鸦片烟瘾发作，他丢下文强独自钻进一间小屋里去了。

文强趁机赶到新迁驻地，作了一些应变准备，做好干粮袋，规定夜间行军联络办法等。还没有准备完毕，孙殿英就派来一个王参谋，送来一份前方“捷报”，要文强迅速转报洛阳、重庆。

文强早与译电员王鸿骐约定暗号：凡是没有签上文强的别号“念观”二字的电稿，一律不发。文强看了看王参谋送来的这份“捷报”，假意签上“限一小时内译发”，但未签“念观”二字。王参谋不知其中有诈，欣然离去。

这时，文强又收到庞炳勋与刘进来电，说电话联络中断，估计山上汉奸敌探不少，要文强设法清除。

这是战斗打响后文强收到的庞、刘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