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陵川停留了三四天，与刘进和乔家才都约定了密电码，才到孙殿英驻扎地林县临淇镇。

自重庆接受到太行山的任务后，历时十个月，文强这时才真正到达了执行任务的目的地。

从重庆出发以来，文强对与孙殿英的会面一直怀着神秘而又兴奋的好奇心。

孙殿英本名孙魁元，殿英是他的字号，反被人们当作了正名称呼。他是河南永城人，这年50多岁。此人流氓土匪出身，做过豫西有名的封建会道门“庙会道”的道长，在军阀混战中起家。在华北五省私造“殿英牌”毒品，私造军火、印制伪钞，可以说是无恶不作。1928年驻防河北蓟县时，他率部盗掘清东陵墓葬珍宝，更是轰动一时，无人不知。1933年他率部参加热河抗战，又博得了“抗日英雄”的美名。

他生性反复无常，久跑江湖，不讲什么政治原则，一切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因而经常脚踏两只船甚至三只船。他曾在参加热河抗战后，聘请共产党人宣侠父当他的秘书长；在率部移驻青海途中，得知蒋介石密令马鸿逵将其消灭，被迫滞留包头，为了联合陕北红军和西北军杨虎城部以求自保，他又曾聘请共产党人南汉宸当过他的“高等顾问”。他可以同时与国民党广东反蒋派的代表、汪精卫改组派的代表、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甚至伪满皇帝溥仪的代表挂钩拉关系。所以，国民党中央对他一直存有戒心。

那天上午，文强被孙殿英的副官带到了一个小院。

走进院门，只见一个瘦高个子的老人正背对着门，站在院内一堵照壁前，抬头看着墙上挂的一柄红绸裹着的宝剑，口里在讲着什么。

副官告诉文强，那就是孙殿英。在孙殿英左右两边站着几个长袍大褂的彪形大汉，正俯首低眉地在听讲。副官对文强说：

“孙大爷正在讲道。请稍等一会儿。他已知道高参要来，今天一起床就要我们准备茶点水果招待你呀！”

这时孙殿英扭头瞥见了文强，赶紧叫弟子们退下，他抢步上前，那张因幼时患天花而留下了一些麻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十分热情地挽住文强的手道：

“高参老弟，昨晚就听说你要来。我今天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跟雨农来了一样。以后仰仗的地方还多着呢！”

孙殿英将文强请进一个大厅堂，在一张红漆大桌前坐下。上方屏风前有一长条案，其上摆着一张嵌在镜框里的蒋介石半身放大照片。孙殿英向文强热情介绍：镜框左边横摊着的，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影印件，右边摆着的，是一部岳飞手书《出师表》石刻拓本。

后来文强才知道，凡是蒋介石派来的国民党要人，孙殿英都要摆出这些东西来，以示炫耀。他还听说那封影印信，是孙部一个副师长靖任秋在重庆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让他带给孙殿英的。虽然靖任秋已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入狱，但孙殿英仍以此信为无上光荣。

孙殿英唯恐文强没有注意到那封信，特地在讲话中提起说：

“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棠、副师长靖任秋等人都是共产党，当时庞炳勋庞老总趁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了共产党想造反。甚至说李锡九老先生也是共产党——李老先生可是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呢！我是个老粗，哪里分得出青红皂白？只好将靖任秋扣押起来。邢肇棠听到风声，先带着副官、勤务兵一起逃走了。直到于今，庞老总还说是我有意放走的。天晓得，我孙老殿一生不做这样的事！三尺土上有神明。欺骗长官是要遭雷火烧、五雷殛的。李锡九老先生现在洛阳，住在七里河我的办事处里，要人有人，什么时候也不会跑。他究竟属何党派，我是分不清的……可恨的是调到重庆受过训的靖任秋，委员长是何等爱护他，从我保存的这封信上就可以看出来。人心难测，谁料到他会是共产党？真是该死的东西！……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很好。如果发现部队中有杂七杂八不顺眼的东西，该杀该剐，只要你说一句，我就照办。还希望会着庞老总时，或是去信洛阳、重庆时，为我好言一句。我孙老殿决不再做狗屁倒灶的事！”

孙殿英哇里哇啦说完这一大通话，两眼盯着文强，眼皮像猴子一般不停地眨动着。

文强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的神态，想摸自己的心思，便顺着他的话，把蒋介石如何重视太行山敌后根据地，戴笠如何看重其与孙殿英的关系等等好听的话说了一遍，还说：

“今后山上有什么困难，都请实言相告。如有用得着的地方，小弟愿供驱策。”

孙殿英十分高兴，当晚就摆了盛宴为文强洗尘。他对文强的称呼从“高参老弟”改成了“老弟”，把文强当成了自家人。

这以后，文强与他几乎是隔日一见。他给“庙会道”的徒众们讲道也不再避开文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