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夏之交,文强因公于祁门历口镇赴武汉述职。
途中在南昌停留时,他会到了两位老友王薄臣、谢厥成,但他们说因“老板”(戴笠)有令,不便邀请文强去他们住处欢聚,甚为抱歉。
文强不知他们故弄什么玄虚,心中有些不快。
后来一位从浙江警校毕业的女生来旅馆看他,才悄悄告诉他,王、谢等人驻地秘密囚禁着杨虎城一家及其秘书等人,里外布有双层警戒,所以不能请他去玩。
文强绕道回长沙乡间白箬铺松木塘文家支祠,看望了住在那里的周敦琬与儿子。
他儿时的母校——杨林文氏育英小学,已在两年前于国难声中,经文氏家族六大房公议,为纪念文姓始祖文天祥(号文山),以激励后代爱国精神,正式立案改名为文山小学校。
母校师生听说文强回来了,特地请他去讲演,讲演后,他乘兴为师生们表演了枪法。
他在后山古树林中做好人头靶,站到300米外,以驳壳枪瞄准连发五枪,枪枪命中靶心,引来师生们一片欢呼。
他在家只住了三天便匆匆离去。他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与爱妻周敦琬的永诀!
不久,文强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夏秋之交的一天,文强在安徽省祁门历口镇接到从南昌江西省政府打来的长途电话,请他即日星夜赶到南昌,有要事相商。
文强乘自备车于当晚8时动身,次日拂晓赶到了江西省政府。省府交际处长已在大门内恭候着他,一见面就告诉他,省主席熊式辉已在百花洲西湖饭店为他安排好下榻处,请他先去那里洗澡、用餐,好好休息,熊主席到时会来找他。
文强按照安排,在饭店休息了两个小时后,熊式辉独自一人来了。
熊式辉迈着几年前因飞机失事致残的跛腿走进屋来,一见满腹疑惑的文强,便开口笑道:
“恭喜恭喜!你的校长已批准你为蒋经国公子的‘友教’,请多多帮助我完成对经国的**,好让他早日出来为国效力。”
原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25年底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后,蒋经国以一个共青团员的革命热情,公开发表了与父亲蒋介石决裂的声明。
以后,他在苏联参加了工作,还同一位苏联姑娘芬娜(中文名蒋方良)结了婚。1936年斯大林对赞同或倾向托洛茨基观点的党内反对派进行大清洗时,蒋经国因有“托派”嫌疑,也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只因他是蒋介石的儿子,而斯大林又需要中国这个盟友,才没有进一步加害于他,将他当作了一个特殊的“人质”。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请中共帮忙将蒋经国送回国来,周恩来答应了。
1937年初,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经国终于携妻、子回到中国。
亲身经历了苏联共产党内残酷镇压反对派斗争的蒋经国,对共产党的信念已彻底破灭,回国后即转而加入了国民党。但蒋介石对他这个共产党“托派”儿子不放心,特地将他安排到江西,交给政学系头头、被誉为“智多星”的熊式辉“**”。
这时,熊式辉已发表蒋经国为江西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同时让他在开办于南昌郊区梅岭的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所担任军训总队长。熊式辉对这位“太子”,感到重不得也轻不得,加上对共产党的所谓“托派”问题又一点不摸底(其实当时连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也弄不清楚“托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蒋经国的父辈,熊式辉又难以同他深入交流,感到很是难办。
一次,熊式辉听戴笠谈起经他推荐提拔为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如何能干,又得知文强与蒋经国同辈,年长蒋经国两三岁,也是从共产党转变到国民党方面来的……熊式辉便马上报告蒋介石,获得批准,决定由文强来对蒋经国进行“友教”。
文强明确了熊式辉交给的这一任务后,表示一切听从老前辈指点。熊式辉告诫他,这个饭店里开的房间对外保密,只供文强和蒋经国二人见面使用。熊式辉还具体布置了每月定时在这里见两次面,由文强给蒋经国讲解国内外政治历史和形势,也可先由蒋经国提出有关问题,文强针对问题作好准备再作讲解。熊式辉最后说:
“总之,就是要防止他胡思乱想,误入歧途,危害国家的抗日大计。”
熊式辉已安排好了一桌宴席,除去担任“**”的熊式辉、担任“友教”的文强外,还有受聘担任“科教”(专门讲授科学知识)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冶专家孙越崎,连同蒋经国,共两老两少四人入席。
席间,孙越崎老先生向蒋经国问起归国感想。蒋经国叹道:
“我在苏联十年有余,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却被斯大林打成托派,受尽苦难,一言难尽。其实,托派究竟是什么?我全然不知。回到国内,父子全家团聚,我的妻子儿女也被父亲视为亲生骨肉,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蒋经国还谈起他在苏联特别是在“红都”莫斯科的一些见闻。他认为,所谓“托派”,完全是斯大林为强化独裁地位、排除异己而加给反对派的罪名。斯大林所谓的马列主义,只不过是幌子,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彼得大帝大俄罗斯主义的野心,称霸世界。
在座诸人听得感慨万分。
宴席后,文强即兴题诗一首赠给蒋经国:
烽火连天此独幽,几多欢乐几多愁。
百花洲上玲珑月,西子窗前笑语稠。
国事蜩螗天尚暑,河山破碎日长忧。
举杯欲问归来客,十载红都何处优?
以后,文强便每月两次到南昌为蒋经国讲授中国党派史、政治史、抗日战争史等课程。前后共讲了十多次。每次课后,文强都得写出汇报。这些汇报他都留存了副本,但以后在战乱中都散失了。
因年龄相近,两人在漫谈式的讲课中渐渐成为朋友,蒋经国对父亲不敢讲的一些话,也对文强讲。
文强没有对蒋经国隐瞒自己曾是中共党员的事实。
蒋经国曾在中山大学挨过王明一伙的整,文强也在中共党内遭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两人因而在许多方面更有共同语言。
在与蒋经国的交谈中,两人探讨了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所反映出的问题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蒋经国讲起苏共党内对反对派的大清洗,谈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例时,仍有不寒而栗之感。这给文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些交流,自然使文强从感情上更加远离中国共产党了。